偷書集_《解放的悲劇》通往農奴之路

第十章　通往農奴之路

　　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當內戰勝利在望時，毛宣布中國將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毛主席解釋說，在列寧和史達林的領導下，蘇聯共產黨已經把蘇聯建設成了「一個偉大的光輝燦爛的社會主義國家」，因此「蘇聯共產黨就是我們的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他們學習」。蘇聯當時已經建成了集體農場，以滿足工業生產的需要。中國也要這麼做。蘇聯專家斷言：「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完整、堅固的社會主義。」毛進一步指出，這種改造將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

　　這項工作的確很艱難，但通往農業集體化的進程遠比大家預料的要快得多。

　　土改剛一結束，這一過程就開始了。當農民們差不多都平均分配到土地後，卻沒有足夠的牲畜和工具從事生產。在土改前，有些人以耕種為生，但另一些人則是將其作為副業。而且，那些專門從事耕種的農民通常也最多擁有一頭牲畜和很少的生產工具，隨著人口密度的增加，越往南方這個現象越突出。從檔案資料中我們可以發現，土改後這個問題變得非常嚴峻。例如：湖北宜昌的黨委報告說，窮人們光有土地還不行，他們缺少耕牛、工具、種子、化肥，甚至沒有足夠的食物度過春荒。這種情況很「普遍」，但在剛剛結束土改的地區特別突出，因此對貧雇農們來說，當年的產量難以提高，生活條件無法改觀，前景不容樂觀。集體化似乎是唯一的選擇。

　　因此，土改後，許多地區的農民開始幾戶人家共用牲畜和工具。但耕牛和農具的主人對此並不積極，因為除了他們自己，別人並不會愛惜這些工具和牲畜。幹部們不得不召開群眾大會，推動這些不太情願的農民參加集體化。開會時，通常會臨時搭起一個高臺，掛上紅旗以及中共與蘇共領導人的畫像。有人在日記中寫道：一名農業專家洋洋灑灑講了好幾個小時，快要結束時，他大聲說道：「因為缺少耕牛和工具，中央已經決定大家可以借鄰居的用。要是有人拒絕這麼做，地方政府會想辦法的。」

　　這是集體化的第一步。那些共用工具、牲畜和勞動力的家庭被稱為「互助組」，儘管事實上並不是真的互惠互利。以前，窮人們經常會在農忙季節互相幫助，但都是出於自願，而不是由地方幹部強迫。拒絕參加集體化的農民很可能被指責為「不愛國」、「國民黨走狗」或者「落後分子」。有時候，堅持單幹的農民不得不在背後貼上紙條，上面寫著「資本主義」或「單幹戶」。在四川省岳池縣，一名村民被迫在脖子上掛上一塊牌子，上面寫著「懶漢牌」，另一名村民的牌子上畫了一隻烏龜。在離此不遠的廣安縣，有一名堅持單幹的村民被迫在大街上一邊走一邊敲鑼，並對路人喊道：「大家不要像我，不該不參加互助組。」同在廣安縣的另一個村子裡，村民被迫做出選擇：當地幹部向他們展示了兩張宣傳畫，一張是宣示效忠毛澤東，另一張是效忠蔣介石，每個村民都得表態向誰效忠。更嚴重的處罰則是，那些拒絕加入互助組的村民從此再也得不到生產所需的貸款。

　　就算土改運動解決了之前農村中的所有問題，如今的農業集體化又造成了新的矛盾。那些在土改中倖存下來的牲畜，現在雖然可以借用，但大都得不到精心照料。當牠們被歸還到主人手裡時，經常又髒又病，有些甚至疲勞至死。在海南，水牛在村民手裡借來借去，根本不會歸還給原來的主人，以致耕牛的主人只能在未翻地的情況下就播種，最終結出來的都是空麥穗。有些船被借出去兩個星期還不歸還物主，致使別的船主不願再出借自己的財產。他們以各種藉口推脫，有人說自己的船經不起大風浪，有人則在船裡堆滿河泥。互助組共用的勞動工具經常壞掉，有些是由於使用不當，有些則是被故意毀壞的。物主與借用者之間的矛盾很快便改變了大家對私有財產的認識。窮人聲稱「一窮為榮」，要求平分所有的物品，「有飯要大家吃，有錢要大家用」。有錢人則害怕遭到別人的嫉妒，貧窮變成了大家追求的目標，「富有」這個詞本身就會導致可怕的結果。

　　有些貧苦的農民對一九五八年夏天在大躍進運動中成立的人民公社充滿了期待，有時候他們會提出非常過激的要求：無論每個人貢獻了多少，所有東西都必須充公。在海南省的某些地方，有百分之六的生產隊實行了這種激進的平均主義，在一個由五個家庭組成的生產隊裡，甚至連婚禮的費用也得大家平分。很快地，大家就開始疏遠那些出力比別人少的人，特別是孕婦，因為白吃不幹活而受到責罵。農民們都不願意去市場上買東西，因為害怕被罵偷懶。私人財產的界限變得很模糊，致使偷竊成風。有一份報告說，「社會秩序反常，所有村莊都出現了無政府的狀態，任何財物都可以任意取用。」

　　海南是最後一個被解放的地區，滿洲則是第一個。在東北，互助組的成立同樣耗盡了農村的資源，而且這種情況比全國其他地區出現得更早。因為不願與別人共用自己的資源，有人殺了家裡的牛，有人賣掉身強力壯的馬匹，換成老弱的病馬，裝著橡膠輪子的小車也換成了裝著木輪子的舊車。這種趨勢出現於一九五○年的春天。不到一年時間，東北農村三分之一的村莊都陷入了極端的貧困，沒有耕畜，沒有食物，沒有飼料，也沒有工具，有時候甚至沒有足夠的種子來播種。即使有足夠的種子，村民們對待播種也馬馬虎虎，把秧苗插得歪歪倒倒。一份遞交給人民代表大會的報告說，「群眾缺乏（生產的）熱情」。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其他的問題。土改本應改正過去的不公平現象，將群眾的生產力從封建主義的桎梏下解放出來，但是從全國的情況來看，土地分配完之後立刻就出現了買賣的現象。在浙江省，一九五二年就有貧窮的農民出售或交換部分土地。在建德縣的一個村子裡，有一半的土地經過買賣，有些被賣給富農或者城市裡的商人。在金華地區，有多達百分之七的土地被出租，這些土地上的產量占該地區全年糧食產量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其他地方的情況也差不多。在四川省閬中縣，多達六分之一的農民出售了部分土地，致使一年多之前進行的土改前功盡棄，有些人甚至交不起土地稅。土改的另一個目的是為了查找之前逃稅的土地。但是在江蘇和安徽的很多地區（其他省也一樣），許多土地依然沒有徵稅，這些土地被稱為「黑地」。在安徽譙城縣，「黑地」的比例高達百分之七十。有時農民和幹部會合謀隱藏最好的地塊，或者在土地註冊時把好地寫成荒地。安徽宿縣有一個村長在丈量土地時大膽宣稱：「量還不是馬馬虎虎，反正是瞞上不瞞下的事。」不過大部分「黑地」的受益者都是當地的幹部，他們現在成了群眾的主人——吉林省的情況就是這樣。據一個掌管數省的機構粗略估計，大約有一半的地方幹部是腐敗的。在有些地區，新的特權階級已經出現，約十分之一的幹部家庭達到了富人的生活水準，不僅僱傭勞動力，還收取高額的利息和倒賣土地。

　　土改後，每個人都獲得了一部分土地，所以人人都得上繳糧食作為賦稅。但是在解放前，並不是農村裡所有的人都從事農業生產，就算是以種田為生的人，也往往會在耕種之餘打些零工、做些手藝活來補貼家用。在有些地區，整個村子都會從事一項專門的手工生產，如製作雨傘、補鞋、做帽子、編籃子等，然後將產品拿到市場上出售。可如今，靠賣手工藝品賺來的錢大都被新政權榨乾，或被迫投入了互助組。革命前，生產工具的製作都靠鐵匠。他們通常把店開在水房或磨坊的旁邊，每天爐火通紅、鐵錘錚錚，可如今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不得不組成生產小組，在國家的控制下從事生產。在四川會理縣，鋤頭和耙子的產量增加了一倍，但品質卻下降了，有些用了一、兩天就壞了。

　　農村地區的工業已經全部廢除，蕭山就是一個例子。它本來是浙江一個很富裕的縣，當地一半以上的人口以造紙為生。這項工作技藝獨特，代代相傳，需要將苧麻、桑葉和竹子一起浸泡、捶打、洗滌，把它們變成長長的纖維，然後放在石灰水裡壓製成薄紙。解放後不到一年，當地的造紙業就因為賦稅過高而消失了。兩百多家小作坊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勉強堅持下來。大批失業的農民不得不靠挖竹筍、割草和偷木料勉強為生。蕭山並不是一個特例，私營企業在全國都被當成資本主義的產物。在湖北全省，至一九五一年十月，農村地區大多數人口的副業收入比之前減少了一半。農民們對農業的依賴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許多省，副業的產出直到一九八○年代才恢復到內戰前的水準。

　　土改後，雖然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越來越多，人均糧食產量卻出現了下降的趨勢。在湖北，土改委員會派出的工作隊報告說，全省所有的縣都出現了饑荒。饑荒的蔓延有很多原因，但大都是人為造成的。從北方來的幹部不顧當地的經濟條件亂下命令，有些參加群眾大會的村民遭到整晚關押，許多牲口餓死，生產工具也匱乏。有些村子挨餓的人口多達五分之四。沒人敢借錢給別人，因為人人都怕被貼上「剝削者」的標籤。饑民們求助無門，過去的慈善機構如今都被解散了。

　　一九五三年，饑荒蔓延到更多的鄉村。這一年春天，山東有三百萬人口忍饑挨餓，河南有五百萬饑民，湖北有近七百萬，安徽也有七百萬，廣東有超過二十五萬人沒有食物，陝西和甘肅的饑民超過了一百五十萬。在貴州和四川，絕望的農民連種子也賣掉了。南充縣有四分之一的村民就是這麼做的。湖南、湖北和江蘇也普遍出現這種情況。在湖南邵陽縣，饑荒迫使還算富裕的農民變賣了所有的財物。在許多地方，絕望的富農甚至賣掉了孩子。村民們不得不吃樹皮、草葉、樹根和泥土。天災更令饑荒雪上加霜。史達林死的那一年，全國各地出現了洪水、颱風、霜凍等自然災害，規模之大，前所未有。

　　但是，除了天災，許多報告都認為，高額的賦稅和部分地方幹部的無能（或者說麻木不仁）也是造成饑荒的重要原因。按國際上公認的最低標準，每人每天至少需要攝取一七○○—一九○○卡路里的熱量，為此每個月至少需要吃二十三至二十六公斤的糧食。然而，一九五二年山東每一個村民每個月的糧食配額大約是二十公斤，而且這二十公斤原糧當中還包括飼料、種子和用於其他用途的糧食。因此，農民們每年的口糧實際只有一百六十三公斤，即每個月不到十四公斤。一九五三年，國家把這一配額進一步減少到每年一百二十二公斤，平均每個月只有十公斤多一點，根本無法吃飽。山東並不是一個特例。正如第七章所示，在吉林，一九五二年韓戰期間，沉重的糧食賦稅導致了大範圍的饑荒。那一年，農民們每年的口糧只有一百九十四公斤。到了一九五三年，糧食徵收的份額卻從百分之四十二點五上升到百分之四十三點八，農民的口糧進一步減少到每年一百七十五公斤，平均每個月不到十五公斤。雖然偶爾會補充一些蔬菜，但這麼少的口糧根本不能填飽肚子。這些數字雖然無法揭示饑荒中的人為因素，但頗能說明問題的嚴重性。在貧窮的河北省南河縣，一九五○年後，窮困家庭出售兒童的數量出現了快速增長。一九五一年有八個小孩被賣掉，第二年十五個，一九五三年達到二十九個。我們無從瞭解那些父母為了換取一點糧食而賣掉小孩時的痛苦心情，但檔案中提到了當地幹部的所作所為：當放貸者向窮苦的農民索取高達百分之十三的月息時，他們不僅不聞不問，有時還參與其中，利用手中的權力向農民勒索更多的錢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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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所有這些問題，黨的解決辦法就是沿著集體化的道路繼續前進。建國以來，政府一直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社會主義的敵人施以無情的打擊，如今，所有的問題都被歸罪於投機分子、囤糧者、富農和資本家，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黨認為需要加強國家的權力。從一九五三年開始，互助組變成了合作社，工具、耕畜和勞動力都得長期共用。村民們可以保留對小塊土地的所有權，但必須拿出部分土地投入合作社與其社員共同耕作。合作社很快就主宰了農民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向農民提供種子、食鹽、肥料、貸款等，並可以決定農產品的價格以及收糧和賣糧的時間。

　　按照設想，集體化的第二步也是由農民自願實行的，但事實上幹部和民兵控制得如此嚴格，農民們別無選擇。很多地方試圖讓農民將更多的財產投入集體。有一份報告說，農民們開始「普遍」地屠宰牲畜，放棄省吃儉用積累下的財產。有一對夫妻把家中的五十公斤豬肉全部吃光。在吉林，孫鳳山寧願把自己的豬殺了，也不願交給國家，但是由於沒有冷藏設備，許多肉在夜裡被狗吃了，全家因此大哭了一場。村民們如今不再互相借糧，而是轉而向國家求助，但從未打算償還。對集體化比較積極的通常是窮人。在陽江，貧困的農民接受了國家資助的糧食後，公開宣稱並不打算歸還。有一個人運走了一千五百公斤的大米，在被問到如何償還時，他說：「一年兩年就社會主義了，還我條屁。」

　　農民們傳統的利益和習俗如今都被忽視或者摧毀。大家開始爭奪那些尚未在土改中被沒收和重新分配的公共資源，如牧場、荒地、鹽沼等，還有家長讓小孩去河岸和樹林裡撿拾柴薪，大家都想在集體化之前儘量多撈些東西。在廣東省化縣，兩百多人因爭搶樹林發生械鬥，導致多人受傷。茂林縣有個村子組織了三百人去砍伐鄰村的樹木。河流和池塘也成為爭奪的目標，致使許多農村地區「出現緊張和不安全的現象」。

　　隨著合作社的成立，耕地面積卻隨之下降了。雖然大家共用土地，但大片的土地卻被拋荒，因為大家知道這些地即將交給集體，而且個人得到的補償實在太少，因此對這些地都不再過問。在吉林省有四萬到五萬公頃的耕地在集體化的第一個階段即被拋荒，就連許多曾被精心耕作的土地，如今也無人照管。四川一個叫王子祥的農民任由他的梯田塌毀，他解釋說：「修好做啥，沒兩天就要歸公。」

　　儘管農民透過宰殺耕牛、隱瞞或毀壞財物、消極怠工等方式加以抵制，合作社成立的速度卻快得驚人，其原因是背後有政治因素在驅動，各級黨政官員都渴望用自己的突出表現獲得毛主席的嘉獎。例如在吉林省，一九五三年加入合作社的農民還不到百分之六，但一年之後，入社率就達到了三分之一，以致一份報告用「混亂」來形容當時的情形。全國各地的農村幹部都在迫使農民加入合作社。一九五三年全國大概僅有十萬個合作社，一九五五年便迅速增長到六十多萬個，有百分之四十的農民都入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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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農村最具破壞力的改變是一九五三年底實施的糧食壟斷政策。所有種糧者都必須將餘糧透過合作社賣給國家，價格則由國家決定。這是集體化的第三步。

　　這一重大決定的目的是為了穩定全國的糧價，消滅投機，確保城市的糧食供應，並為工業生產提供資金。一九五三年出現饑荒的時候，政府發現有私商哄抬糧價，他們囤積大米和麥子，試圖賺取更多的利潤。這種現象本不奇怪，但如今因為有了合作社，情況變得更糟了。為了抵制集體化，農民不僅宰殺了耕牛，而且把糧食也藏了起來，因為他們更願意把糧食賣給私商，而不是國家。此外，合作社有固定的上下班時間，完全不考慮農民的便利，而私營的糧店則隨時可以營業。正因為合作社經營得很差，所以農民們更青睞個體糧販，但在黨的領導者看來，這表明資本主義正在顛覆農村中的社會主義。

　　把饑荒的責任推到個體商人的頭上當然很簡單。除此之外，政府實行糧食壟斷還有一個更迫切的需要：為了應對巨大的財政危機。土改並未促進經濟的繁榮，相反地，商業開始凋敝，財政赤字飆升，政府開支是收入的兩倍。一九五三年七月，赤字額高達二十四億元。

　　造成赤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外貿萎縮。一九四九後，中國商品的出口對象從西方突然轉向了蘇聯，因此不得不依賴史達林來賺取外匯。中國竭盡全力想把更多的商品賣給蘇聯，但蘇聯人卻並不積極。負責外貿的領導人承認，他們不停地糾纏和騷擾蘇聯的外貿部門，但是一九五三年蘇聯只購買了中國計畫出口商品總額的百分之八十一，遠遠低於中國的期望。

　　令情況雪上加霜的是，史達林曾承諾從一九五三年開始援助中國進行第一個五年計畫，如今這個承諾卻大打折扣。一九五二年九月周恩來與蘇聯領導人會面時，曾提出向蘇聯貸款四十億盧布。史達林回答說，蘇聯「肯定會給一些，但具體的數位還需要計算，我們不能給四十億這麼多」。史達林同時還提出了許多要求。例如：他要中國出口大量的天然橡膠——「每年至少一萬五千至兩萬噸。」周恩來對此猶豫不決，史達林則威脅如果中國不答應就要減少對中國的援助。他希望得到更多的稀有金屬，包括鉛、鎢、錫和銻，並堅持用盧布來支付，實際造成了中蘇貿易的不平衡。

　　之後雙方又舉行了無數次會談。中方負責談判的是李富春，他是一個有書卷氣、不愛出風頭的人。李富春在莫斯科待了十個月，跟蘇聯人討價還價。一九五三年三月史達林死後，他的繼任者迫使北京做出了更多的讓步。史達林認為，中國設想的經濟增長速度過於「急躁」了，他提出要將增長率從百分之二十降到百分之十五，同時他還將蘇聯援助中國的工業項目從一百五十一個減少到九十一個，並否決了與國防有關的專案。正如李富春所說：「（史達林認為）我們想要就要，而且要得多、要得快。」毛和他的同志們別無選擇，只有在一九五三年六月接受了這個打了折的交易。

　　幾週後，毛要求財政委員會制定出一個增加糧食徵購量的辦法。陳雲、薄一波和其他人早在一九五一年就提出過由國家實行糧食壟斷，但當時地方上的幹部警告說，如果不讓農民到市場上自由地出售糧食，就有可能引起反抗，這一計畫最終被放棄了。現在，似乎實行這一計畫的時機成熟了，但少數領導人對此仍持保留態度。鄧子恢曾是華南地區的負責人，如今主管權力很大的農業委員會。他認為內陸省分土地貧瘠，不宜耕種，對這些地區不應過分增加糧食徵購的任務。就連當初提出增購計畫的陳雲也警告說，實行這個計畫有可能導致農民的反抗，但最終他還是站在了毛的這一邊。

　　國家對糧食的壟斷是從一九五三年十一月開始實行的。這個制度是這樣運行的：政府估計每畝田的產量——這個數字通常比實際產量高出許多，有時迫於上級的壓力，還會額外加碼。此外，每個人口糧的數量也由政府決定，大約是每人每月十三至十六公斤——這些糧食可以提供的熱量只比一個人每天所需的一七○○—一九○○卡路里的最低熱量稍高一點，因此村民們大都處於半饑飽的狀態。所有口糧、土地稅和留種都要從預先估計的糧食產量當中扣除，剩下來的則被當作餘糧。餘糧必須賣給國家，而且由政府確定價格。農民們可以向國家回購糧食，以彌補基本口糧的不足，但前提是他們得買得起，而且政府在用徵來的糧食供應給城市、支援工業建設和支付外債後，還有剩餘的糧食可賣。

　　控制糧食的收割就相當於對全體農民宣戰，黨的領導人對此完全清楚，他們因此避免使用「徵購」這個詞，因為這會讓人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人在華北的所作所為。政府使用了另一個說法，將國家對糧食的壟斷稱作「統購統銷」，而私下他們將這個制度稱作「黃色炸彈」。他們知道農民肯定會反抗，但即便如此，這項制度也必須得推行，因為在他們看來，如果不實行對糧食的壟斷，私人糧商就會繼續操縱市場，從中漁利——他們將這種情況稱作「黑色炸彈」。

　　「黃色炸彈」摧毀了中國鄉土生活的根基，大量的糧食耕作者變成了國家的奴僕，由此引發的抗議到處都有，但大多數都是私下的，甚至有些地方幹部也站在農民那一邊——不管是出於策略的考慮，還是真正地關心農民的利益。在廣東的部分地區，多達三分之一的幹部幫助農民隱藏糧食。在紫金縣，村民們召開大會，想出各種辦法來隱藏糧食，不讓檢查者發現。公開的反抗很普遍，在離澳門不遠的中山縣，十八名村民連續抗議了四天。許多地方還發生了縱火和謀殺的案件。

　　在江西，有些農民闖進幹部家裡，四處翻找，毫無節制地吃喝一番，最後只象徵性地付些錢，他們解釋說：「你們過去工作是到我們家裡來吃飯，也是給一千人民幣一餐，現在我也同樣給一千（一千為舊幣制，等於新幣制的一角錢）。」還有人闖到他們討厭的幹部家裡，賴著不肯走。傳單隨處可見，呼籲大家抵制政府對糧食的徵購。糧食檢查員在鄉下檢查時，身邊總是圍著一群群小孩，高聲咒罵毛主席和政府。

　　在湖北，農民們早在一九五○年就進行反抗了。有些村民攔住運糧船，堅持認為只有生產糧食的人才能吃這些糧食。有一個村子，上百名婦女擋住通往當地糧倉的道路。還有些地方，有三百名婦女拿著棍子和石頭阻斷了通往糧船的路，有些人甚至向幹部扔盛滿尿的罐子。在四川，出現了咒罵糧食徵收政策的標語和傳單。在漢源和西昌，路邊出現了「打倒毛澤東！」、「堅決消滅解放軍」的標語，有些地方還出現了諷刺共產黨的歌曲。

　　對於這些農民的反抗，政府以更為暴力的方式予以回應。眼看著糧食被民兵強行運走，有些人因害怕挨餓而流下眼淚。反抗者或沒有足額納糧的人還會遭到毆打。廣東省糧食局報告說，許多頑固分子被扒掉衣服站在寒冷的室外長達數小時，這種現象很「普遍」。廣東全省有數千人因為拒不賣糧給國家而被捕。在河北省保定，當徵糧隊進村時，會引起一片混亂。有人躲在廁所裡，有人假裝生病，少數敢於站出來罵幹部的則會遭到毆打。有些年老的婦女因為絕望和害怕而失聲痛哭。在邯鄲地區，幹部則簡單粗暴地宣稱：「你們報不出餘糧，就停止十天供應（食用油、鹽和其他日用品）。」在位於石家莊南邊元氏縣的二十四個村，幹部對村民們吐口水、推搡、捆綁和毆打，以迫使他們下田幹活。之後的一項調查表明，在元氏縣的兩百零八個村子當中，超過一半出現了暴力。幹部們使用在之前的運動中學會的方法來折磨農民，有人甚至公開說農民就是「奴隸」。有些地方還對村民執行「模擬死刑」。此外，還有孕婦被打暈，小孩被迫立正幾個小時——這種處罰方式「非常普遍」，自殺的事件也「不斷」發生。

　　有時候，村民與軍隊之間會爆發激戰。公安部長羅瑞卿曾提到，全國出現了數十起動亂和叛亂。在廣東中山縣，一九五五年初，有數千名村民造反，要求取消糧食壟斷。當局派了四個連的士兵前去鎮壓。這場血戰持續了數天，雙方都有人員死傷，最終有三百名農民遭到逮捕。在四川省瀘定縣，一個月內就發生了六起騷亂。四川米易十個村的村民奪取民兵的武器，包圍了當地黨委。除非檔案完全公開，我們無法得知當時到底有多少人遭到國家機器的鎮壓。

　　政府偶爾也會妥協。在藏族人口占多數的甘肅省部分地區，如夏河、卓尼和其他一些縣，當幾名地方幹部遭遇埋伏被槍殺後，糧食徵購政策被完全取消了。這一地區到處都是叛亂的傳言。有一個傳得很廣的口號是「與其等著餓死，不如起來造反」。政府被迫做出讓步，下令甘肅、青海和四川等省必須保證對藏民的糧食供應。

　　然而，在那些政治上不是那麼敏感的地區，政府施以了無情的壓力，甚至連最基本的口糧有時候也無法保證。在廣東清遠的一個合作社裡，除了兩名社員外，其他所有人都被迫賣掉了家中的全部糧食。有時候，黨的書記必須帶頭將自己的糧食賣給國家。丘森是公安委員會的一名成員，他賣了大約五百公斤糧食，以致全家五口人只剩下一百一十公斤口糧，連兩個月都支撐不了。當情況變得越來越糟，有些地方政府開始減少允許農民回購的糧食數量，並對「地主」、「富農」和「反革命分子」等成分不好的人施加種種歧視性的限制。在陽江，被劃作「地主」的人根本買不到糧食，在德慶，甚至連「中農」也買不到糧食。在海南，只有缺糧至少三個月的農民才能購買額外的口糧。在江西省豐城，只有足額納糧的家庭才能買到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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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割糧食僅僅是第一步，接下來還要篩選、去皮、洗淨、磨碎、儲存、運輸和出售。鳥、老鼠、蟲子和黴菌都是糧食的天敵，必須想辦法預防，而且糧食還得晒乾，否則會發霉。盛放糧食的最簡便容器是籃子，其大小形狀各不相同。去了皮的糧食通常儲存在陶罐裡，各地還為此專門興建了糧倉——解放前，大部分糧食只供應給當地的消費者，因此並不需要大面積的儲存設施。此外，糧食還可以裝在以草和土做成的圓形容器裡，為了避免受潮或發霉，它們通常放在水泥地或沙石地上。用得最多的則是麻布口袋，一袋袋堆在糧倉裡，或者在外面蓋上防水的油布。在陝西，糧食被保存在窯洞裡，在北方的黃土高原，人們把糧食儲存在圍著木板的地窖裡，有些地窖深達十二公尺。不論用什麼方式來儲存糧食，有一點是相同的：大家對賴以維生的糧食都會精心地保管起來。

　　如今，糧食被國家控制了，這樣做的代價是巨大的。農民、小販、糧商、磨坊主以及從事糧食生產加工業的所有人員都被當成了投機分子和資本家，不得不靠邊站，因此國家不僅要僱傭更多的工作人員來管理糧食，還得新建大量的場所來儲存這些糧食。根據壟斷制度的規定，即使某個地方的糧食只供應給當地的消費者，農民也得先把糧食賣給國家，然後由政府再出售給有購買能力的消費者。可想而知，國家並沒有足夠的設備來儲存這麼多糧食，這種狀況持續了數十年，政府為此支付了高昂的成本。一九五六年，據一名專家估計：「如果國家儲存這些糧食超過三年，其成本就與這些糧食本身的價值相當了。」

　　當糧食不再由私人或家庭保管，而由國家大規模地管理時，就會出現諸多問題。例如：一九五四年一月，華東各省報告說，儲存的糧食因溫度過高而受潮，僅上海一地就有四萬噸糧食發霉。地方幹部對這個問題並未足夠重視，因為相對於糧食的品質，他們更關心的是數量，他們的工作就是要向上級證明徵購了多少糧食，而不是證明多好地完成了這個任務。有時候，為了增加分量，他們還故意提高糧食的溼度，甚至往裡面摻水。有人參觀了華南地區的一個糧倉，當大門打開時，他見到以下這番情景：

　一群群的飛蛾和蟲子，還看到好幾隻像小兔子那麼大的老鼠在地上亂竄。地上鋪著石板，上面亂七八糟地放著各種各樣的容器，還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破袋子、陶罐子和木箱。在一個角落裡，放著一個很大的蘆席編成的桶子，裡面堆著麵粉。眼看蟲子嗡嗡叫著飛來飛去，還有桶裡那些蠕動的小蟲子，我就嚇得不敢往裡走了。有一個桶裡裝著麵粉，上面全是藍色的黴菌，散發出難聞的味道。

　　由於對糧食實施了壟斷，一九五四年國家控制的糧食總量達到前所未有的水準。山東省糧食徵購的數量從一九五三年的兩百萬噸猛增到一九五四年的近三百萬噸。即使在增長相對較緩的地區，其結果也是災難性的。例如：河北省糧食徵購的數量從一百九十萬噸增加到兩百零八萬噸，糧食徵購的比例也相應地從百分之二十三點五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五點九。在陝西省，被國家徵購的糧食從百分之十九點五增加到一九五四年的百分之二十五點五。糧食徵購比例最高的是吉林省，雖然一九五四年當地的糧食產量降至五百三十一萬噸，但徵購的比例卻高達百分之五十點七。結果，村民們的年均口糧只剩下一百四十五公斤。

　　當時，中央負責農村工作的是鄧子恢。一九五四年七月，在糧食壟斷實行了十個月後，他坦言道：解放前，農民每年的人均口糧大約有三百公斤，如今全國各地的口糧都減少了，每天只有半公斤或者不到三分之一公斤，而且其他食品也很缺乏。非城鎮居民每人每年食用油的配額大都不足三公斤。鄧子恢把政府對糧食的壟斷稱作「沒有辦法的辦法」，是為了「苦藥不均」。沒過多久，他就為自己的坦誠付出了代價。

　　「苦藥不均」的意思就是忍饑挨餓。一九五三年的饑荒過去後，到了一九五四年，許多農民依然吃不飽。一九五四年一月二日，中央委員會就曾警告說，國家對糧食的壟斷會造成農民的死亡。在河南和江西，有四百五十萬人陷入了困境。在湖南，多達六分之一的農民吃不飽飯。山東有三百萬人口沒有足夠的食物。在貴州和四川，有四分之一的山區人口糧食不足，許多人被迫賣掉衣服、土地和房子。全國各地都有人賣掉自己的孩子。僅江西吉安一個縣，兩個月裡就有三十二個小孩被賣掉。廣東也出現了這種現象。在普寧縣的一個村子，張大賴把自己的小孩賣了五十塊錢，他可以用這筆錢買米度過饑荒。在安徽，有多達兩百名的乞丐四處遊蕩，有些人最終被凍死。在甘肅寧夏，有些身體孱弱的饑民倒斃在逃荒的路上。省政府派出的檢查人員對此解釋說：「主要原因是當地幹部對去年歉收情況估計不足，在統購統銷工作中又發生嚴重偏差。」

　　大多數政府報告都指出，這些饑荒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為造成的。然而，一九五四年八月，中央決定將這次自一九四九年以來最嚴重的饑荒歸因為「自然災害」。政府並沒有幫助農民賑災，而是反覆強調，一定要按國家的命令生產足夠多的糧食、油和棉花，因為這些產品「關係到城市工業生產和農村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過了一年，當一九五五年春天再次出現饑荒的徵兆時，經過劉少奇和周恩來的同意，中央文件提出這樣一種說法：「叫喊缺糧的人，其中絕大多數並不是真正缺糧。」周恩來僅僅改動了一些數字，認為總的來說，糧食壟斷政策的效果很好。這項政策執行得很有力，以致到了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和一九五四年九月，油料作物和棉花也被納入統購統銷的體系。很快地，所有的主要糧食作物和農業原料全實行了統購統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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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日益加緊的農業集體化改造，有些農民選擇了離開農村。過去，在農閒季節，農民們通常會到城市裡打零工賺些外快，有些到工廠裡做工，有些販賣些小商品。有時他們會離開好幾年，從外地將收入寄回家補貼家用。在湖北省饒陽縣，一九五○年代初，農村裡有四分之一的男人會在冬天到城市裡打工。但是國家並不鼓勵農村人口流動。解放後不久，就有數百萬的難民、失業人員、復員軍人和其他閒散人員被下放到農村。這些人不斷地返回城市，雖然政府想努力遏制這種趨勢，還是有大約兩千萬的農村人口生活在城市的邊緣，從事骯髒、繁重、甚至危險的工作。與過去一樣，他們來城市是為了改善生活條件。此外，由於國家對私營經濟的打壓，大批商販也不得不離開農村，去城裡謀求生路。

　　不過，如今農民離開農村最主要的原因是為了逃荒。在國家對糧食實行壟斷之後，許多村民用腳來投票，成群結隊地離開了鄉村。一九五四年三月，有五萬多名農民湧入山東省的省會濟南。在大連，一九五三年秋，這座規模不大的城市一下子湧入了一萬九千名饑民，甚至有人向蘇聯的軍人求助。在東北的鋼鐵基地鞍山，有八千名農民來到城裡尋找工作機會。武漢的大街上也出現了數百名貧苦的農民，許多人靠乞討為生。有些人變賣了所有的衣物，有些則對城市感到失望，最終選擇了自殺，還有人徘徊在政府機關的門口，喊叫哭鬧或者等死。饑民最多的地方是上海。一九五四年夏，平均每天都有約兩千名饑民乘火車抵達上海，還有數百人因買不起火車票而坐船來到這裡。

　　一九五三年四月，政府通過了一項政策，試圖勸說成千上萬的農民返回農村，但效果並不明顯。一九五四年三月，國家頒布了更多嚴厲的政策，阻止農民到城市就業。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公安加強了管理，各地設立了檢查站以控制人口的流動，防止過多的農民湧入城市。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周恩來簽署了一項命令，決定將從一九五一年開始在城市裡實行的戶口制度推廣到農村。

　　這項制度類似於數十年前蘇聯實行的國內簽證。一九五五年八月，糧食開始實行配給制，所有糧食的分配均由每戶登記的人數所決定，到當地的糧站買糧必須出示購糧證，由此防止了大規模的人口遷徙。但是，國家只保證城市居民的糧食供應，農村人口的生存卻不得不靠自力更生。從退休到醫療、教育和住房等福利，政府只照顧城市裡的職工，被歸入農業戶口的人只能自謀活路。戶籍是隨母親決定的，因此即使一個農村的女孩嫁給了城裡的男人，她和她的小孩依然屬於「農業戶口」，不能享受城鎮居民的福利。

　　戶口制度對人口的流動也管得很緊，即使只在農村內部流動也不自由，任何人想要更改住址，都須得到政府的批准。在中國的歷史上，沒有哪一個政府曾經如此嚴格地限制居住的自由和人口的流動，除非是在戰爭年代的特殊地區。但是，一九五五年，中國的農民失去了居住和遷徙的自由，那些到城市裡想改善生活條件的人如今被稱作「盲流」——這個詞讓人不禁聯想到「流氓」。

　　戶口制度將農民綁在了土地上，迫使他們為合作社提供廉價的勞動力。這是農業集體化的第四步。農民們現在離農奴只差一步——至少在理論上，他們還擁有對土地的所有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