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63：二重生活的悲哀

2021 年 9 月 23 日

麗儀較早就從我口中知道消息，所以聽傳達不感奇怪。荒謬的是，她聽了傳達，還被交帶不能告訴香港來的老公。其後傳達到小學，兩個女兒也被交帶不能告訴來自香港的爸爸。小女兒卻不理警告，我週末回深圳，她就偷偷告訴我「林彪變灰」了。

九一三事件發生在1971年，正好是中共成立第五十年。林彪與妻兒乘飛機從山海關逃向西北方，在蒙古國的溫都爾汗墜毀，機上九人全部死亡。身為中共第二號人物、並在兩年前九大通過的黨章指定為毛的接班人，何以會「叛逃」？五十年來一直是謎。

這是毛澤東第二次打倒黨的第二號人物。前一次是1966年發動文革打倒國家主席劉少奇，再之前也打倒過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崗。不過林彪事件太奇特，各種解釋撲朔迷離，歸根到底，就是反映了所有的政治亂局都集中一點，就是糾纏在最高權力的繼承問題。這是政局的關鍵要害。

九一三事件發生後一個月，香港和海外已經有報導林彪出事了。中共一直隱瞞事件，只在官媒上不再提「林副主席」，然後就拼湊出一個林彪謀刺毛澤東和密謀「武起義」（林的兒子以「五七一」為代號）的文件，自上而下逐級傳達。到1971年底，傳達到深圳中學的教職員工大會上。據妻子麗儀說，當時有一個對黨非常忠誠的年輕教師，在等候上級領導來傳達文件之前，就帶頭叫口號，繼續喊「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還講一通林副主席當接班人對革命事業如何有保證的話。講完後，領導來傳達林彪謀叛，大家看這位老實人的臉色，一直變紅變藍變綠。

香港報紙炒作這新聞許久，但在左派陣營中，都不公開談這件事，就像沒發生一樣。這明明是影響黨國命運的大事，而左派依附黨國而存在，可說同自己的命運相關，怎能對房間裡的大象視而不見、見而不提呢？

1972年我應邀去北京參加國慶，那時的接待幹部以「林賊」稱呼林彪了，但不講詳情。直到1973年八月底中共召開十大，政府報告中講到林彪「叛逃」，事情才公開。已事隔兩年矣！

林彪事件的奇特，和事件發生後的隱瞞，即使傳達到人所共知，卻仍然不公開，知道的也避免談論。這是非常典型的中國政治社會氛圍。

我前文講的「二重生活的悲哀」，就是指個人的思想、價值觀、人生追求，與自己所處的生活環境，周圍的人，不僅志趣相悖，而且完全相反。但為了生活，為了生存，你又不能不與所處的環境和人群融合，否則你就被孤立、被排斥，沒有話題也沒有合作空間。二重生活的一重是指個人的思想生活，另一重是與他人交往的社會生活。人在他人面前被迫過自己不情願的另一重生活。這是廚川白村所指近代人的悲哀之一。

廚川白村是日本文學評論家。他生於1880年，1923年在日本大地震中喪生。次年，魯迅從他的遺稿中翻譯了《苦悶的象徵》。我從《苦悶的象徵》中認識他，並在1966年編寫的《哲學與人生》中，引述他所提出的近代人在生活中的四種悲哀。儘管這是100年前的「近代人」，但文革後那幾年，我對他的說法特別有感。

他所提的四種悲哀，第一種是「理想破滅的悲哀」。人類在對現實的不滿中，創立了各種各樣的理想社會的學說，不同的人群不斷努力去追求理想的實現，但追求的過程和實現的結果，是理想的破滅。對那時追求社會主義平等的我來說，開始感到這種悲哀。但未料到更悲哀的是，追求理想的結果，是不斷發生比原來所不滿的現實更可怕千倍的慘劇。

第二種是「由懷疑傾向而產生的悲哀」。懷疑，是指對自己信仰的懷疑，科學的進步動搖了許多人對宗教的信仰，但科學發展又使人類出現新的大問題：戰爭更殘酷，道德更墮落，科技公司和政權對個人的監控更甚。對科學的懷疑，對制度、對道德、對法律也產生懷疑。懷疑可以是人們鑽研問題、解決問題的動力，但對信仰、對道德、對價值系統的整體懷疑，卻是人生的悲哀。

第三種是「二重生活的悲哀」。上文已經談過，這是一種很普遍也延續至今的悲哀。

第四種就是在找不到出路，感到世界一片灰暗，個人完全沒有力量的情緒下，覺得不想活了，於是產生「厭世主義的悲哀」。

我在闡述廚川的「四種悲哀」時，仍然鼓勵「自學叢書」的讀者，要積極面對這四種悲哀，不要被悲哀淹沒，而應該努力實現理想，從懷疑中找出路，以及深入社會黑暗中去改變它。但那幾年，我發覺我這種樂觀說詞的虛妄。我自己也沉溺在前三種悲哀中，尤其是「二重生活的悲哀」。不過我還年輕，不想被悲觀情緒掩埋，想在當時處境下找出路。於是有了《七十年代》月刊。

（原文發佈於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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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者回憶錄》此前在《蘋果日報》連載，現正在Matters持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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