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有一个爱人，他一生看不见海》

今夜，在海边走路

海平线上，暗色的宝石自有鞭痕

不知源头的引力透窗而入

海无羞耻地涟漪

夜不涨潮，只是遣下暮云

我行走却伫立着，恍惚不可言说：

我曾有一个爱人，他一生看不见海    

生出语言的村庄，你裸脚在路灯下    

等待与母亲共度原谅的良宵

有一个女诗人，她的诺言是湖

走入冬天，走入他没到过的冰上

2021.1.16

 Monica（化名）是笔者大学的第一个室友，热爱诗歌和写作。她2023年春天停学了半年，回到北京工作，在两个杂志社《Q》和《R》分别实习了几个月，同时还开办了文学沙龙、慈善美育和独立杂志。《Q》是美国某报社旗下的著名中文时尚文化杂志，《R》是国内领先的传记类刊物。笔者听Monica讲述了《Q》的工作经历之后，甚为震撼，于是对她做了更深度的采访，希望借这篇文章展现文化自由工作者的生活经历和中国大陆高档文化杂志的工作情况。

“在去《Q》杂志实习之前，我自己做独立杂志，但那不算工资。19年的时候，我去过一个省级官媒。决定去《Q》杂志实习是因为我这一年来一直在思考「时尚」的意义。之前觉得时尚是社会阶级分化后的产物，但后来越来越欣赏时尚对于社会审美、城市空间、个人精神的意义。所以我想去时尚行业里看看是如何运作的。就这样我去了《Q》杂志。

《Q》的办公室很高级，在朝阳，有一点点偏，但是离我家很近，走着就可以上班。在《Q》工作时，我最喜欢的是主编会给我足够的机会去发展自己的才能，因为时尚行业比较需要员工的文字敏感力、视觉审美直觉、文化视野、创造力这些技能。但是这些技能在其他公司或者行业其实是软性技能。至少在中国，市面上的大部分实习都是让人当螺丝钉。但《Q》相对来说能给予我很多好的资源，让我在这之上发挥价值。

虽然有这些好处，但我也免不了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当螺丝钉，且不给工资。我觉得劳动必须要有报酬的。我本人的实习是没有薪酬的，只能靠稿费拿钱。实习三个月，我大概靠写稿拿了1万5千人民币。这在媒体行业的实习来说，应该算是很高的。其他正式文化编辑的话，我听说工资差不多是税前1万3（编者注：月薪），挺低的。4月的时候，公司还扣了我们编辑部成员30%的工资，原因是公司绩效不好。但这不是扯淡吗，因为一个公司绩效不好，当然是归因于销售部门或者管理者，编辑部只是接活的。这件事情应该是伤害了一些员工的心，导致很快两名员工就辞职了。

另外他们倾向于预设受访者的价值观，然后思考这个价值观符不符合这个杂志的调性。和我想象的非虚构产出不一样，我想像的非虚构故事是以「人的故事」为主展开，主要在于呈现人的复杂性。但我发现《Q》不是这样做的。大家更喜欢有社会价值的东西，具体的故事是什么，不过是社会价值的载体。

在《Q》的时候，我经常中午12点到公司，晚上10点下班。因为整个编辑部都喜欢熬夜，不喜欢早起。但是同事们（编者注：正式雇员）需要早上10点就到公司，晚上10点下班，有的时候甚至凌晨才下班。这样的作息也不能说好还是不好，毕竟我也喜欢熬夜，不喜欢早起。只是10点下班，有的时候的确太晚了，在办公室里也不可能讨论工时这个问题。

我跟《Q》的大部分编辑部成员关系都很好。感觉同事们大部分是海内外高校硕士毕业。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去那里工作。他们每个人也都在扪心自问。但大家达成的共识是《Q》是有魅力的，虽然有很多初创私企的臭毛病。主编是比较文学专业毕业的，编辑部主任是翻译系毕业的，还有一个编辑是经济/传媒专业毕业的。不清楚其他人的情况。整体来说，《Q》很像中国人认知中的「外企」氛围，在思想交流方面，办公室氛围相对扁平化。不过，主编有的时候还是会骂人，给员工安排过量的工作，并且完全不体谅员工的工作强度。

大部分的员工是女性，可能是担心找不到新的工作，付不起房租，所以高压的工作环境也没有让很多人离开。我的老板算是自我PUA[1]吧，可以说是她自找的。我感觉在中国的工作环境有一种共识，就是你不能改变环境，你只能改变你自己。中国员工大部分来说都比较勤劳，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你只能比别人卷，才能「成功」。这种自卷人，通常会自认为他们选择的道路是对的，而那些期待朝九晚五上下班的人，都是懒、不上进，肯定要被淘汰的。我的主编看起来很忙很累，同时管了三本杂志，连轴转。有一天晚上两点，我看到她坐在马路边上哭，地上还摆着电脑在工作，很快出租车来了，她擦干眼泪收拾好东西，回家接着加班。

说实话，我真的不是很在乎什么薪资待遇。宏观来说，中国的工作环境没有几个人是不被亏待的。那么多清洁工、外卖员、工人的权益都没有得到保障，我至少能坐在空调房里上班，拿稿费。说实话，卑微地认为，如果我要去争取劳动权益的话，也是为那些更惨的人去争取，我的这个境况相对来说太轻了。而且我的家庭还是可以给我经济补贴，给我提供住处，生存对我而言不是一个紧迫的事情。所以我更多是在考虑为自己积累工作经验吧。以上是最真实的想法。但是，工作没有基本工资，长久下来，我还是比较受挫的。

我最终决定走了，并决定以后也不在任何一个公司或者行业长久地待下去（顶多是走走看看，积累不同行业的经验）。我还是想在这个资本主义的主流体系之外做一些事情，不想被它压得喘不过气，而是想绕着资本主义的外围，与其周旋。

《重写〈静夜思〉》
步行，在没有路灯的郊外，从众幽灵中

我涌而探头，看见，在远古，曾有事物

完整地存在：月 

摊开自己，袒露的

却是黑夜的内心。 

再低头，空旷无垠的大地

无论我坐在何处—— 

总有一道裂缝

从脚底，撕开。

2022.12.19

 离开了第一份实习，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休息。主编后来有邀请我回去工作。同事也邀请我偷偷回去工作，只要不和老板说，还是可以拿稿费，但是我婉拒了，说以后毕业再说吧。薪资暂时对我来说真的不重要。而是说，我已经知道这个公司的运作模式了。我已经掌握了这个行业给我的一些技能，我学到了很多，在完成学习之后，那就真的成了纯打工了。这不是我的目的。

休息这段时间我做了很多想做的事情。我很想全职做公益，但到头来没有勇气，或者说，还没到时间。来世界一趟，我还是想多走走看看，再决定做一件事情。我觉得我的时间没有平衡，主要靠拖延。但莫名其妙，明明每天都在拖延，但还是做了比较多的事情。

2021年的春天，机缘巧合我在云南支教了3个月。后来觉得有必要做一些事情，去改变中国的教育现状，于是开始做乡村美育，虽然涉及的范围很小。我们每年夏天7-8月都会带二十个老师到云南保山做美育。这个很花时间，在《Q》工作的时间里，我甚至想放弃公益了——这个社会对我这么不公平，我凭什么还要去帮助别人？但思来想去，还是选择了继续做公益，现在正在去云南的路上。我知道很多人因为社会总亏待他们，所以放弃了公益行业。这真的不太好。如果中国——更具体地说——文化创作这个大环境的工作环境是健康的，我想会有更多的人投身公益或其他能够创造社会价值的非商业活动，帮助社会缝合它的伤口。

《新的世界》
昨天

我度过了无数日子中的其中一个

回家的路很轻

我抬头看向夜空

来自外世界的刀

在夜的幕布切开一道裂缝

大把的光渗流进来

我叹道：社区又新添了一盏路灯

夜晚 大雨

我如往常一样早早睡去

梦里

世界的那一边

阻断了所有回家的路

因此宁静

梦醒了 我又开始在创作时凝望

摆在客厅角落的茶花树

和她的花盆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

正用自己的颜色作为语言

与阳光交谈

他们的对话中诞生了另一种

我从未见过的

安静的颜色

我还没找到人们已发明的词汇来形容

眨了下眼却消失了

我被悬挂在屋子的角落

或者正中

不过这一切都不重要了

我预见到

新的世界 就要来了

2018

五月的时候，我开始在《R》杂志实习。《R》的办公室很朴素，在朝阳的另一边，交通很方便。工作氛围就比《Q》友好多了。我感觉很轻松，因为这个公司以及这本具体的杂志，编辑部较为庞大，有12-15人。所以每个编辑出稿的频率不需要特别高，尤其是和我前公司比起来。《R》聘请的撰稿人和编辑这么多，每个编辑的工作量就合理很多，大家可以周期性地专注于创作自己的稿子。我感觉大家还是在健康、有机地工作的，且有一定的内驱力。

《R》只要求我每周一到公司线下开会，其他时候线上工作就可以。没有每天例行公事的工作，有稿子就写，没稿子我就可以忙别的，工作时间很健康，我还不需要做机械的工作，只需要写稿。

我在《R》采访过一些互联网大厂的员工，Coco Lee去世后，给她紧急整理了生平资料。我现在在关注商业方向，因为我自己实在觉得在中国媒体行业挣的钱太少了。虽然说我不指望实习可以给我很多钱，但是实话说，谁不想要钱呢？的确，认真写非虚构的公司，内容做的再好，本身也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经济效益，只能靠偶尔的商务来赚钱。我觉得这太被动了，我是文学专业，我喜欢为了自己的创意写作，而不是为了目标读者的新闻或者非虚构写作。做媒体本身就不是我的理想行业，本来就是我想开始挣生活费才做的，如今发现没什么钱，我还是需要转到一个稍微有钱一点的行业。任何能赚钱的行业都行，虽然那个行业可能更加偏离我喜欢的内容和我暂时擅长的技能。

但是我很少有当主笔的机会。参与的文章不会写我的名字，这些媒体貌似总有这些规矩，就是不能轻易写上实习生的名字。

我在很多中国的文化生产行业里也做freelance。我觉得也不能算是freelance，就算个兴趣小组，因为又没有什么钱赚。但我觉得在一个更理想的社会，这些工作应该是有更多资金可拿的。美国就比中国的机会多很多。

不写稿子的时候，我会写诗。写诗是没有观众的；写稿子要面向编辑部的审美、面向客户的需求、面向读者的欲望。写稿子是技术活。写诗类似于跑步、排泄，憋得慌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写一写，没有什么KPI。

公益之外，我也会做独立杂志、在城市里办文化沙龙。19年年底，我开始在中国办沙龙，群众基础比较牢固，所以比较活跃。由于多年的社交网络搭建，我已经可以找到大把的文化空间去合作。但在美国不行，办沙龙很困难，要重新建立群众基础。人家不认识我和我的组织，还得慢慢来。另外，我真的很想在美国多办一些中文沙龙。我觉得现在美国的留学生交流氛围太差了！都在打德扑、剧本杀。怎么不聊点有用的！

毕业之后我真正希望的是成为独立撰稿人，我真的不想让一个资本主义的运作机构告诉我，我的故事是不是有价值的。他们根本不是想看到好的文章，而是看到能够维护他们品牌形象、带来商业价值的文章。这有违我接受的文学教育。但我想我还是会偶尔给杂志写稿，赚稿费。我现在偶尔还在给《Q》写稿，因为稿费很高。我还是得赚钱养活自己。”

[1] 笔者注：Pick up artist的缩写，原意为“搭讪艺术家”。最初通常指男性通过提升自我修养和沟通能力来成功搭讪女性，后来演变为指一些组织或个人通过种种手段诈骗。在网络用语中也泛指各种形式的说服自我或别人接受不合理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