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终结——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1962年，杨德昌入读台北建国中学，前一年，学校附近发生震惊全台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成为那个低沉压抑年代喧闹一时的痕迹。几十年后，导演杨德昌想起这桩往事，赋予杀人事件完全不同的动机，塑造出一个孤独倔强的少年小四，为他安排了一个镜中世界，如愿表达出那个动荡年代的全貌，其中有对威权社会的讽刺和不满，有对大时代下普通家庭挣扎向前的温情，有对少年残酷青春的凝望和反思，联结起一切的则是一个理想幻灭的悲剧。

影片主要通过三个人物从不同角度映衬出小四理想世界的形成与崩塌。

一、父亲——威权下的蛋

父亲是小四理想主义的最初来源，这个跟随国民党迁台的知识分子，凭借公家微薄薪水养育三女两子，妻子是上海时期的同学，现在台北教书，长女入读名校，二子没能考取四处游荡，三女和小四均为高中在读，幼女还在小学，当时常见的公务员家庭。

他性情执拗，坚持原则，来台十二年兢兢业业，始终无法升职。对此他并不在乎，更加关切的是为孩子们创造好的榜样和环境，因此当小四考试“失常”进入夜间部后，终于拜托一个很有办法的老同学汪狗帮小四转到条件环境更好的日间部，他为此感到不安，连妻子补办教师资格证的事也没好意思讲，没想到汪狗不但一口答应，还促成他的升职，“都是老朋友，应该互相帮忙”。

很快汪狗就来找他，希望从他经手的办公桌椅采购中获得好处，他拒绝了，“怎么好意思对我讲这样的话？”不久，他被警备总部带走。当时的警备总部有权力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带走任何一个人，成为那个年代所有台湾人最为普遍而深刻的记忆伤痕。影片通过两处对比生动表现出国家机器表面上的彬彬有礼与背后的冰冷强硬，一处是冒雨前来邀请小四父亲到警备总部时为难谦恭的神情与要求他交代情况时居高临下的姿态，一处是负责审讯的艺术系后辈随意更张步步紧逼的藐视与弹钢琴忘情歌唱《红楼梦》的沉醉。

在这里，小四父亲完全失去自由自主权利，要求交代什么就必须交代什么，要求什么时候写完就必须什么时候写完，一次又一次的书写、斥骂、修改，已经让他对一切合理不合理的指示要求条件反射似地服从，有阵子看起来，这样的生活似乎永远不会停止。一天凌晨，就在他通宵书写即将完成又一份审查报告时，从耳旁传来一句话，“你可以走了”，他错愕回头，只看见空空荡荡门外，一幅苍翠欲滴的美丽景色。

他神情恍惚回家，久久伫立，不敢推门而进，似乎那里正潜藏着一个早已忘却无法理解的世界，于是转身到店里喝粥，试图平复心神，抬眼间，正迎上下班回家妻子久久凝视着的怜爱忧虑，相对无言。这是整部影片最让人动容的几个镜头之一，生动呈现出一个人，当他的原则被击碎后，无处可去的惶恐惊惧，像一把被折断的弓，尽管修复好了，只要一用力，就能听见裂痕吱吱呀呀地响。

父亲的崩溃不仅因为让人窒息的威权主义作风，还有和汪狗的友情，通过妻子之口，我们知道他刚从广东到上海，是汪狗带着他到处见世面，家里常年使用的老式收音机做为影片的重要道具之一，正是那段时期的见证。妻子怀疑是汪狗导致他被警备总部带走，他愤怒斥骂女人不懂得男人之间的友情，镜头摇出去，转过来，他抱住妻子哭着说，我只剩下你和几个孩子，不要再吓我了。

小四亲眼目睹父亲的前后转变。起初，当小四因为试卷被同学抢走抄袭导致两人同时受罚时，父亲到训导处为他不平，正气凛然，斥责老师官僚主义，对孩子太不公平，回家路上，他大声告诉小四，一个人的未来是可以由自己的努力来决定的：“如果有人要为他没有犯过的错去道歉去讨好的话，那这种人什么事也做不成”。而从警备总部回来后，父亲焦躁易怒，时时感觉自己遭受迫害，在半夜出现幻听，并将自己的愤怒发泄到孩子身上，他疯狂地抽打老二，不住地骂他，你有没有出息 ，还要不要脸。显然，这句话也是对自己说的，考虑到老二在汉语方言中的含义，杨德昌也许是有意为之。

小四无法接受父亲这种转变，因此当他再一次挑战权威被带到训导处后，看到自己的父亲完全失去锐气，唯唯诺诺地求情，反过来被面有得色的老师斥责奚落时，再也无法忍受心中的愤慨，抽出棒球棒狠狠击碎了电灯泡。

这时在小四心里，哈尼已经取代了父亲曾经的理想主义英雄形象。

二、哈尼——游侠的悲歌

哈尼实际出现的时间很短，身影却从头到尾笼罩全片。他是建国中学附近两大少年帮派之一小公园帮的老大，主要据点是家名为小公园的冰店，主要成员都没有口音，看不出原住民还是大陆移民后代；另一帮派217有着鲜明外省符号，主要据点在眷村附近一家桌球室，内部夹杂各省方言，非常尊重政府权威，显然是跟随国民党来台的军队后代，小明最早就住在这里。

哈尼是小明公认的男友，据说曾为小明和217帮的老大红毛决斗，杀了人跑到台南。从一开始影片就在表现哈尼走后江湖深处的变化，每个变化都在提醒我们哈尼的存在，首先是小公园帮内讧，滑头和哈尼弟弟争当老大；其次滑头通过父亲关系租用小公园附近的中山堂开演唱会赚钱，217瞧上这块肥肉，威逼利诱和滑头达成同盟；最后是一次医务室的巧遇，小四护送扭伤脚的小明回教室，两人开始来往，小明试图在小四身上找回哈尼走后失落的安全感。

因此当哈尼回来，首先面临的就是帮派与爱情的双重背叛。在这场哈尼、小四、小明、滑头同时在场的群戏里，先是小明冲上去迎接哈尼，旋即哭着跑开。另一边滑头正聚众欺压小四以维护哈尼的“面子”，哈尼走过来解围，骂滑头人多欺负人少太丢脸，并放小四离开，“我看你不是混道上的”。接下来滑头向哈尼半挑衅地提出不要让个人恩怨影响到帮派合作共同赚钱后离开，面对剩下的成员，哈尼表示要让几天后中山堂一场组织很久的大型演唱会“更热闹一点”。

哈尼的打算落空了，217帮已经为演唱会做好周密部署，哈尼请小四找来和217帮有联系的老二，确认了这一消息，决定让已经安排好的各帮派成员先不动手，然后让小四单独留下，“小明告诉我说很喜欢你”，他将小明的变心归咎于自己的逃亡，大度接受这一事实，并由此谈起自己的理想，说自己在台南时看了很多武侠小说，很羡慕里面的世界，“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真的很像，有一个老包，大家都以为他吃错药了，全城人都跑光了，到处被放火，他要一个人去堵拿破仑，最后被挑了穴道，《战争与和平》，其他武侠书名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这本”。（即第四卷拿破仑占领莫斯科后，皮埃尔感觉自己受到神启，有义务终结一切，拿了一把枪去暗杀拿破仑而被捕）。这个细雨绵绵的夜晚，昏黄的灯光下，哈尼说话时露出的无限憧憬的笑容堪称全片最为温情的一抹亮色。

这抹亮色很快就熄灭了。次日晚，中山堂人潮如织，歌声飞扬之时，哈尼如同皮埃尔一样，一个人去找217现在的老大山东谈话，217帮集体簇拥着哈尼朝黑暗角落走去，哈尼无所畏惧，在他的观念里，以多打少、以强欺弱不应当也不会发生，却被山东趁着漆黑浓重的夜色一把推到疾驰而过的车轮底下。

实际上，影片展现出来帮派间的几次争斗，都是以众凌寡，滑头被217帮堵在学校，是小公园帮带了更多人来帮滑头解围；小虎的篮球帮分别打过滑头和小四；以及217去堵小虎和小四，同样是一群人，说明这种行为已经是帮派冲突的常态，哈尼早就落伍了，正如他一回来就问怎么台北现在到处都在捞钱，这个江湖已经不是他的江湖，于是他也就怀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为此殉葬。

三、小明——无根的浮萍

每个青春期男生心中都有一个小明，她也许不是最漂亮的，一定是最具有诱惑力的，杨德昌赋予这种形象更为丰富可悯的内涵，她既是这场悲剧最为直接的推动力，也成为受害者。

小明成长于一个贫苦单亲家庭，母亲跟随当兵的兄弟一起来台，兄弟兵饷无法养活一家老小，母亲身体不好，也不得不替人帮佣勉强度日，并随着雇主更替四处搬家，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状态也是对当年无数来台外省人真实境遇的生动展示和隐喻，沉重压力使小明过早对生活失去希望，造就她永远无法安定的漂泊感。

母亲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小明身上，作为一名刚进入青春期不久的花季少女，能倚仗什么呢？当她开始和哈尼交往，这个理想主义的游侠儿想必给过她不少安定和幸福的时光，但她还是会害怕，劝哈尼不要总是横冲直撞，“这个世界是不会被你改变的。”而当哈尼离开，她就迫切想从其他人身上寻找安全感，同时也享受着利用美貌和言语吸引、控制异姓的快感，她试镜时在哭笑间转换的自如流畅表明她控制情绪的天赋多么强大。

小明至少与滑头、小虎、小医生、小四、小马有过不同程度暧昧。滑头是哈尼走后小公园帮可能的老大，小明和他约会并不难理解，滑头害怕哈尼找他算账，拼命掩盖这个事实，由此被山东威胁而答应结盟。小虎是个自始自终求不得的角色，向我们展示了小明有多么危险，他失去魂魄，在篮球比赛中连进攻欲望都失去了。小医生作为痴长几岁的年轻人，被小明若有若无的情愫吸引，自以为小明还是孩子什么都不懂，却一直被她的暗示搅得进退失据，为她免去母亲的医药费，又出于嫉妒教训小四。小马是小四最好朋友，一个玩世不恭的公子哥，小明最后为了能让母亲到他家帮佣选择和小马一起，同时通过小马确定无疑告诉我们，为了生活小明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影片特意设计了一个小马带小四和两个女伴一起约会散心的场景，小马在和小翠接吻后怂恿小四交换女友。

这些人里，小四是唯一不大可能在生活上真正帮助到小明的，他代表着小明内心深处的希望，是她真实情感的流露。然而随着母亲又一次病倒，小明很快动摇，因此有意无意和小医生说起和小四的关系，并最终搬到能够帮助到自己的小马家里。最重要的是，小明对安全感的极度渴求是小四根本不可能满足的，小明已经形成根深蒂固的观点：不要试图反抗冷漠强大的现实，她已经成为世界本身。

从这个角度，小四从没能真正理解过小明，如同多数情窦初开的男孩一样，他把朦胧的理想形象安放在小明身上，他们最终都失望了，小四的悲剧更在于，他把这个理想形象等同于自己理想中的世界。

四、小四——世界的终结

“这就是世界结束的方式，并非一声巨响，而是一阵呜咽。”——艾略特《空心人》

小四的世界和父亲是相对应的，如同当时的台湾，建国中学内部处处涌动着高压气流，他面对的第一个挫折是考试失败进入夜间部，奇怪的是他成绩向来很好，其他科目都接近一百，只有国文考了五十几分，因此父亲到学校希望查卷，最后却不了了之，这也是影片第一个场景：小四父亲寂寥的背影与吱吱呀呀的风扇，校方官僚气十足的应对以画外音形式出现，隐喻了一个虚无之阵。

不同的是，年轻一代的小四成长的文化氛围更为复杂多元：和日本人打了八年仗，却住日本房子，听日本歌；二姐成为基督教福音派的信徒；小公园里经常举办舞会，年轻人穿喇叭裤、皮夹克，听西方流行乐，好友是主唱之一，被称为小猫王；大街上经常开着的坦克车，与附近打靶场的枪声又暗示着沉闷肃杀的社会底色。

继承了父亲严肃清高的道德准则，小四对觉得触犯到底线的行为不愿有丝毫退让，又不只是一味好勇斗狠。与滑头，与小虎，与217帮，他在几次冲突中展现出的勇敢、坚韧让人印象深刻，而他作为一名学生，始终无法接受学校专横、虚伪的一面：为了维护权威，不管对错，千方百计地打压学生，要求服从。

具体到小四身上，他和学校的冲突越来越激烈，第一次被记过，最大原因在于大声质疑老师凭什么自己考卷被抢走还要一起受罚，第二次被退学缘于小医生以长辈姿态劝他不要谈恋爱时积攒起来的怒火被莫名其妙冲进来指责他站姿不端正的女医生点燃，再也无法控制情绪，说粗口质问她，“你谁啊，警备总部吗？”事实的确就是这样，与警备总部一样，学校权威同样是不能反抗的，这是一整个时代的压抑。

小四不知道如何对抗这种压抑，他无法接受父亲的转变，希望如同哈尼一样守住原则，守住那晚哈尼谈笑间一并托付给他的小明。他在医务室看见一顶牛仔帽，戴上它仿效西部牛仔的浪漫风姿，一转身恰好看见小明，小明走过来问他是否能遵守承诺，那是哈尼死后小四大声对小明说的：“我永远不会离开你，我要做你一辈子的朋友。”小四笑着把牛仔帽戴在了小明头上——这是小医生的帽子。

最后当小四一点一点发现小明同时周旋在几个男人之间，觉得痛苦，不知接下来应该怎样践行承诺。小猫王曾在住的日本房子里找到一张女人相片和一把刀，小四很喜欢那张照片，将她贴在睡觉的柜子里。就在小四彻底了解小明过去的那个夜晚，二姐安慰他：“你要感激别人为你做的一切，你又何曾为别人做过任何的奉献呢？”小四露出和哈尼一样温情的笑，和她说，哈尼也这么说过，“他是我的好朋友”，同时灯光照亮了那张美丽相片。小猫王曾猜测，那把刀是那个女人用来自杀的，现在小四决定用这把刀守护小明。

第二天他去找小马，警告他再和小明来往就去堵他。他不容许其他人破坏这个理想形象，不想让小明被人瞧不起。当他遇到小明，和小明说，你所有的事我都知道了，但我不在乎，我会像哈尼一样保护你。

他的方式就是通过不让其他男人靠近小明来守护自己的理想，这是小明无法接受的，她一脸失望地斥责他：“你怎么和别人一样，想要改变我。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你以为你是谁啊？”

于是小四的理想彻底幻灭，他的世界被整个否定了，在意识过来前，手里的刀已经将他想要守护的人捅倒在地，他呜咽嘶吼着与崩溃的父亲一模一样的话，有没有出息啊你 ，还要不要脸！完美的呼应。

五、“A brighter summer day”

“A brighter summer day”是猫王《Are longsome tonight》中的一句歌词，被用来作为电影的英文标题，一个更加明媚的夏日，指向未来可能的美好。

小四的父亲开始以尽可能的隐忍姿态生存，先是决定戒烟，好节省开支为小四配一副眼镜，最后辞掉公职准备和台客一起经商。滑头退学后脾气变好了，抱着书本一副好好先生的干净模样。哈尼的台客朋友们拿刀杀死山东，为他报了仇，也宣告两大帮派的消亡。小猫王把自己唱的歌寄到美国，收到猫王的回信和一枚戒指。

小四呢？他初审被判死刑，后经高等法院改判有期徒刑15年，可以在30岁前出狱。影片最后两个场景，前一个是小猫王几次探狱想将自己录好的CD和信送给小四，被狱警敷衍着一把丢进垃圾桶，“他妈的”。后一个是小四一家打扫房屋准备迎接新的生活，母亲晾衣服时看到小四校服紧紧搂在怀里，那台老旧收音机掉到地上竟然好了，小妹抱着收音机保持平衡，里面正在播报新一年的大学录取名单。

他回来后将面对的，是哪一个未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