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知识人与中国文化的价值

野兽按：虽然天涯博客算是国内尺度最松的博客网站了，但是还是有不少文章发布后被隐藏。自2006年2月22日受李国盛邀请，要天涯开办【陈寿文专栏】，至今已经十四年了。不过自从2013年有了微信公号【心灵自由】之后，就很少使用这个博客，只是偶尔想起会去那里发一篇微信公号发布不了的文章。刚才看了一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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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总共有74篇文章被隐藏。今天开始，把这74篇翻出来。站友们，我又要开始刷屏了。

12.知识人与中国文化的价值

作者：陈寿文 提交日期：2009-1-2 11:10:00 | 分类:读书 | 访问量：684

《知识人与中国文化的价值》，余英时著，台湾中国时报文化出版，2007年三月初版一刷，2008年4月出版七刷，350元。

今天在读余英时先生的《知识人与中国文化的价值》一书，在看第十一篇时，发现余英时先生所表述的一些和超个人心理学有异曲同工之妙，有空时好好比较一下。在网上找了一下，只找到他的自序和受奖词，没找到该书目录，书录一下，分享给大家。

目录

自序

第一篇 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

第二篇 轴心突破和礼乐传统

第三篇 新春谈心

第四篇 中国现代价值观念的变迁

第五篇 价值荒原上的儒家幽灵

第六篇 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

第七篇 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第八篇 士的传统与其断裂

第九篇 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和意义

第十篇 试论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

第十一篇 接受克鲁格人文奖讲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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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於克鲁格奖

克鲁格奖：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诺贝尔奖

余英时教授荣获荣获二○○六年克鲁格奖（全名為「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消息传来，海内外华人同感光荣。克鲁格奖是以美国国会图书馆捐助人、媒体大亨约翰．Ｋ．克鲁格（John W.Kluge）命名，评审范围包括哲学、歷史、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研究、语言学、以及艺术与文学批评等，主要目的是奖励诺贝尔奖没有照顾到的学术领域。由於克鲁格奖著重於人文部分，所以也被称為「人文社会学科的诺贝尔奖」，因為诺贝尔奖只给自然科学，人文方面只有文学创作奖，而没有包括社会科学、哲学等在内的人文研究奖。

克鲁格奖的奖金高达一百万美元，而且评选过程相当严谨。首先自全球范围内邀请了二千多名大学校长、高等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以及相关学科的著名学者提名推荐。评选标準有三项：其学术研究被同行公认為对本学科具有杰出贡献、在人文科学界具有跨学科的意义，以及对公眾生活產生过重要影响。终审评委会由五位著名学者组成，自最后的九位入围人选进行讨论，再由馆长亲自决定谁能得奖。

二○○三年首届「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授予波兰出生的哲学家考拉克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二○○四年是由耶鲁大学歷史学家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和法国哲学家里克尔（Paul Ricoeur）获奖。二○○五年得奖者从缺。二○○六年则由余英时教授与美国非裔歷史学家约翰．霍普．弗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共同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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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这部《知识人与中国文化的价值》是偶然集结成书的，它的原动力来自时报文化出版社总编辑林馨琴女士。时报文化最初準备重新排印《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一九八四年初版），林总编辑则进一步提议增添新的内容，收入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所写的相关文字；她并且表示，能多收几篇更好。由於时间匆促，而我又恰好处於忙碌期间，最后捡出了十几篇近作寄去。经过林总编辑和她的同事们严格挑选之后，於是才有这部论集呈现在读者的眼前。我必须向时报文化编辑部致最诚挚的感谢。

在这篇短序中，我想对本书的性质作一扼要的说明。首先必须解释的是，為什麼在一部讨论文化价值的论集中要特别把知识人（註）放在与价值系统同等重要的位置呢？答案其实是很简单的。文化的价值虽然起源於一个民族的共同生活方式之中，但必须经过系统的整理、提炼、阐明，然后才能形成一套基本规范，反过来在这个民族的精神生活中发生引导作用。这一整理、提炼和阐明的重大任务，就中国传统而言，一直是由「士」承担著的。本书第二篇〈轴心突破与礼乐传统〉便试图揭示：先秦各派的「士」怎样开创出中国价值系统的原始形态。其餘各篇讨论「士」（「知识人」）的文字也无不与价值问题密切相关。我将论「科举」的新作也包括在本书之中，则旨在展示「士」如何通过制度化的途径把各时代的主流价值传播到整个社会。汉代的「孝廉」、「贤良」、「方正」等科目固然明白地标举出价值取向，明、清以后以《四书》取士也充分体现了程朱一系的价值系统。

我虽然强调近代以前的中国具有一套独特的价值系统，但同时也完全承认价值系统随时代变动而不断更新这一歷史事实。从先秦到清中叶，中国的价值系统已发生过几次重要的更改，但大致仍属於传统内部的调整。由於篇幅的限制，本书没有收入有关这一方面的论著。十九世纪末叶以下，西方文化全方位地进入中国，撼动了中国价值系统的基础，最后则导致其全面的解体。本书第四篇〈中国现代价值观念的变迁〉初步追溯了这一歷史过程。尼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名言在「五四」时代成為知识人的普遍信念；这句名言恰恰道破了中国现代价值危机的性质。与以往局部的内在调整不同，这一次是中国价值系统的整体面临著「重新估定」的严重挑战，而「估定」的参照标準则是西方近代的价值系统。在西方的对照之下，中国人究竟对自己原有的价值系统应该採取什麼样的态度呢？对於西方价值的引进又应不应该设立最低限度的防线呢？环绕这两大问题的争论当时便引出了种种不同的方案，从激进的、保守的到不同程度温和的，应有尽有。到了「五四」前后，争论的范围已扩大到整个中西文化与歷史之间的异同上面来了。所以中西文化的争论构成了现代中国人文研究领域中一个中心的「问题意识」（problematique），几乎没有人能完全逃得出它的笼罩，我在这里祇想强调一个论点，即所谓中西文化之争，在剥蕉见心之后，根本上仍是中西价值系统之争。这一争论虽然已进行了一个世纪之久，却依然没有结束的跡象。在民族主义激情的鼓盪之下，争论正在以不同的面貌展现在世人的眼前。本书所收〈价值荒原上的儒家幽灵〉，虽是一篇通俗性的短文，却也揭开了现阶段新争论的一角。从这一角度看，本书的主题并不是已逝的歷史陈跡，而是关繫著中国前途的活生生的大问题。但近二、三十年来世界人文研究也发生了新的转向，和本书主题的探讨息息相关。因此我又将近作〈试论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收在这里，提供读者参考。不用说，中西两大价值系统之间的纠结正是中国人文研究再出发所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

最后还要指出，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士」转化為现代的「知识人」（intellectual）大致是与二十世纪同时开始的，而以一九○五年科举废止為最具象徵性的年份（见第七篇〈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而另一方面，中国价值意识的大变动也发生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谭嗣同「衝决伦常之网罗」（《仁学》，撰於一八九六年）对中国传统的价值系统展开了最猛烈的批判；梁啟超的《新民说》（一九○二年）则系统地引进了西方现代的价值观念。这两个系列的歷史发展是一体的两面，更进一步证实了「知识人」与「价值」之间存在著不可分离的关系。

以上的短序旨在说明：本书虽由不同起源的论文集结而成，但全书集中在同一主题之下，各篇之间也是互相贯通的。所以这部小书自成一个独立的单元，并不是一本杂凑的文集。

余英时

二○○七年三月十一日

＊「知识人」即一般常用的「知识分子」，相当於英文的「intellectual」。我从二○○二年以后改用「知识人」，理由见本书第八篇〈士的传统及其断裂〉一文。但本书所收二○○二年以前的文字，除第六篇外，都曾沿用「知识分子」一词，现一律不改，以存其真。

第十一章 接受克鲁格人文奖讲词

成為二○○六年克鲁格奖（John W. Kluge Prize）的共同得主，我深感荣幸，并表示感谢。然而经过自我反省，我认识到今天我得以在这里的主要理由，是要透过我来表达对中国文化传统和作為一门学科的中国思想史的尊敬，前者是我终身学术追求的科目，而后者则是我所选择的专门领域。

在一九四○年代，我对中国歷史和文化研究开始產生浓厚的兴趣，那时，中国的歷史思考正陷於一种实证主义和反传统的模式中。中国整个过去都被负面看待，无论何种看起来像是独特的中国的东西，都被解释成是对於以西方歷史发展為代表的文明进步的普遍模式的一种背离。其结果，中国文化传统各个方面的研究，从哲学、法律、宗教到文学和艺术，常常等同於谴责和控告。毋须赘言，那时我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更要紧的也是对我个人的认同，处於一种完全的迷失中。幸运的是，我能够在香港完成我的大学教育，并继而在我现已入籍的美国攻读研究院。

当我的知识视野随著时间而逐渐开阔，我开始明白的真相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文化是一种具有自己明显特徵的原生传统。中国文化开始清晰呈现出她的特定形态是在孔子（西元前五五一至四七九年）的时代，这在古代世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代，在西方以轴心时代而著称。人们已经观察到，在这个时期，包括中国、印度、波斯、以色列和希腊在内的几个高度发达的文化发生了一种精神觉醒或「突破」。它所產生的形式或是哲学推理，或是后神话的宗教想像，或如中国那样，是一种道德—哲学—宗教的意识的混合体。这一觉醒直接导致了现实世界与超现实世界的区分。作為一种新视野，超现实世界使思想者—他们或者是哲学家，或者是先知，或者是圣贤—拥有必要的超越观点，从而能够反思与批判性地检视与质疑现实世界。这便是通常所知的轴心时代的原创超越，但其确切形态、经验内容和歷史过程则每个文化各不相同。这种超越的原创性在於它对涉身於其中的文化產生持久的塑造性影响。

孔子时代中国的原创超越的一个结果是出现了最重要的「道」的观念，它是相对於日常生活的现实世界的超现实世界的一个象徵。但是，中国这个「道」的超越世界从最开始便被认為是与日常生活的现实世界彼此相关的，这与处於轴心突破中的其他古代文化迥然不同。例如，柏拉图认為存在著一个看不见的永恒世界，而现实世界祇不过是它苍白的复製，这种概念在早期中国哲学的图景中是全然没有的。在中国的宗教传统中，像基督教那样将神的世界与人的世界决然二分的类型也不存在。我们在中国诸子百家的思想中，找不到任何与早期佛教极端否定世界、强调空无相类似的观点。相反，「道」的世界从不远离人的世界，正如孔子讲得好：「道不远人。人之為道而远人，不可以為道。」而且我要马上讲，「道」的这一观念并非祇是孔子及其追随者拥有，包括老子、墨子、庄子在内的中国轴心时代所有的主要思想家都共享这一观念。他们共同相信，「道」虽是隐藏的，但在人的世界中却无处不发生作用，即便是祇有普通理解力的男女在其日常生活中也能或多或少地体会并实践它。的确，轴心时代的原创观念，尤其是儒家与道家的观念，对於此后许多世纪的中国人的生活產生了日渐增长和日渐深刻的影响，因此，认為「道」和歷史构成了中国文明的内核与外形，并不夸张。

在本质上把中国文化传统视為固有起源和独立生长的前提下，我在过去几十年里尝试沿著两条主要线索来研究中国歷史。第一，中国文化必须按其自身的逻辑并同时从比较的角度来加以理解。所谓的「比较的角度」，我指的是在早期中华帝国时代的印度佛教，和十六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化。毋须赘言，十九世纪中国与西方的第二次相遇是震撼世界的歷史性事件。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中国人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专注於中西相对的问题。仅仅用自身的逻辑而没有比较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的过去，无疑会有掉入简单的中国中心主义之古老窠臼的危险。

第二，在我对从古代到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中，我总是将焦点放在歷史阶段的转变时期。无论是轴心时代以前，还是轴心时代及其以后，中国与其他文明相比，其悠久歷史的延续性尤其显著。但是，在中国歷史的演进中，连续与变化是始终并存的。因此，我使自己的研究设定在两个目标，首先是弄清楚中国歷史上重要的思想、社会和文化变迁，其次是儘可能辨识中国歷史变迁的独特模式。中国歷史上这些意义深远的变迁常常超出了朝代更替的意义。虽然「朝代循环」的观念长期被传统中国所奉行，而且短时间内也在西方流行，但这是个很误导的观念。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歷史学家以其日本同行為榜样，开始按照西方的歷史模式重新建构和重新解释中国歷史。此后便通常认為，中国一定曾经歷过与西方歷史相似的发展阶段。在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歷史学家採用早期欧洲的断代模式，将中国歷史分成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一九四九年以后，则以马克思—史达林主义者的五阶段论取而代之。后者在今日中国仍為正统，即便在实际的研究中不总是这样，至少在理论上仍是如此。这种削足适履的方法，无论它有甚麼其他的优点，不可能对作為一种固有传统的中国文化作出完全合理的评估。我确信，祇有通过关注中国歷史变迁的独特过程与方式，我们才有可能更清晰地看到这个伟大的文化传统是如何在其内在活力的推动下（这种活力虽不是唯一的因素，但却是主要的因素）从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阶段。

现在容我转到另一个问题：作為两个不同的价值系统，在歷史的视野里中国文化是如何与西方文化相对照的？刚才提到，我最初接触这个问题是在一九四○年代后期，那时中西相对的一系列问题支配了整个中国思想界。此后，这些问题从来没有在我的意识之外。我在美国生活已达半个世纪，当我时常在两个文化之间游移时，这些问题对我来说已经具有了一种真实的存在意义。经过一些最初的心理调适，我早已能在接受美国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保留我的中国文化认同。然而，中国文化是否能和西方的核心价值相容，我们最好的导引还是来自於中国歷史本身。

中国初遇近代西方是在十六世纪末，那时耶穌会教士来到东亚传教。对文化敏感的利玛竇，当他在一五八三年到达中国时，很快发现当时中国的宗教氛围是极其宽容的。儒、佛、道基本上被视為可以合一的事物。事实上，在王阳明（一四七二至一五二九年）的影响下，晚明的儒家确信三教各自掌握了同一种「道」的一个面向。正是这种对宗教的宽容精神使得利玛竇在传教方面取得非凡的成功，许多儒家精英人物皈依了基督教，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被称為「传道三柱石」的徐光啟（一五六二至一六三三年）、李之藻（一五六五至一六三○年）和杨廷筠（一五五七至一六二七年）。儒家相信人同此心以及得「道」的普世性，这使一些儒家转而支持儒耶的结合，儒家的「道」至此扩展到将基督教也包括进来了。中国与西方在宗教层面上的这种早期关系，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被解释成為一种衝突。

在十九世纪末，也还是一批思想开放的儒家首先热情地接受了在近代西方佔主导地位的价值与理念，像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个人的自主性，以及最重要的人权等等。当他们中的一些人第一次访问欧美并停留足够的时间做第一手观察时，首先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都是西方宪政民主的理念与制度。协助理雅各（James Legge）英译儒家经典的王韜（一八二八至一八九七年）在一八七○年从英国回到香港时，就把英国的政治与法律捧上了天。王韜可能是第一个使用「民主」这一中文术语的儒家学者，他对晚清的儒家政治思想起了相当大的影响。到了上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以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而著称的两个相对立的儒家学派，两派虽然各有一套，但都倡导民主。前者赞成立宪制，后者推动共和制。王韜曾将英国政治与司法比作儒家经典中所描述的三代，也许是受此啟发，今古文经学两派开始有系统地在早期儒家文献中寻求民主观念的起源和演化。显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已经把中西文化的相容性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了。

最后，我想就「人权」说几句话。就像「民主」这个词，作為一个术语，「人权」是西方特有的，在传统儒家的话语中不存在。但是，如果我们同意联合国一九四八年的共同宣言中关於「人权」的界定，即人权是对共同人道和人类尊严的双重承认，那麼我们也完全可在不使用「人权」这一西方术语的情况下来谈儒家的「人权」理念。在《论语》、《孟子》和其他早期文献中就已经清楚地论述了对共同人道的承认和对人类尊严的尊重的观念。了不起的是最迟到西元一世纪，在皇帝的詔书中，儒家强调人类尊严的观点已被公开引用来作為禁止买卖和杀戮奴隶的充分依据。在西元九年和三十五年颁布的帝王詔书中都引述了孔子的同一句名言：「天地之性人為贵。」奴隶作為一种制度，从来没有被儒家接受為合法。正是儒家的人道主义，才使得晚清儒家如此欣然地接受西方的人权理论与实践。

如果歷史是一种指引，那麼中西文化之间在基本价值上似乎存在著大量重叠的共识。中国的「道」毕竟就是对共同人道和人类尊严的承认。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信，一旦中国文化回到「道」的主流，中国相对的一系列问题也将随之而终结。（何俊译）

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09-1-4 9:16

2008年度【私人版】民间致敬榜

傅国涌

2008年最后的一天，我在开往黄土高原的火车上，看着车窗外我熟悉的荒凉，太阳光穿过玻璃照过来，竟是那样的刺眼，想起我的青春时代，曾一次次地往返于这条路上，一次次地乘这趟车，6年没有来山西了，仿佛什么都没有变，眼前的一切，落光了叶子的树，枯黄得一点就着的杂草，偶然飞过、停栖在枯枝上的那只孤独的飞鸟，都让我无语可言，我的整个青春都交给了这块苦难的土地。多难的2008年这一页即将翻完，时间对中国人尤其是绝大多数无权无势的中国人而言，真是那么的无情，多少年的时光也没有什么改变。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个民族完全陷入了绝望的谷底，因为我们早已在谷底，所以我们每走一步，都是在上升，近60年消亡的民间社会，30年来总是在持续的成长，就是2008年，我们也能够看到许多的亮色。我突然产生一个念头，自己评一个2008年度的民间致敬榜吧，我闭上眼睛，那些熟悉或不熟悉的人就在我的脑海中出现，经过筛选，名单在火车上就定下来了。

【评价标准说明】国内主流媒体聚光灯下的，我尽量不取；网络大众或海外媒体关注热点中的，我尽量不取；有争议的，我尽量不取；纯政治性的，我不取；浮躁，张扬，自我炒作或带商业性的，我不取。我的评价标准，立足民间，目标向下，低调，建设性，可持续。这些来自不同层面稳健地推动公民社会，最终把中国带入现代文明的努力，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肯定并应该给予最高的赞誉的努力。有些人本来也在我的考虑中，比如为杨佳呼喊的画家艾未未先生，但因杨佳的个人复仇壮举本身尚有可争议之处，特别是这事在 网上已够热了，所以最后我没取。比如王力雄对西藏问题有深刻的见解，和完整的解决方案，因为已广为国际社会所知而不取。比如瓮安人和陇南人，他们的行为显示了华夏民族血性尚存，但因为与我内心深处所赞赏的和平演进路径有某些不谐，也不取。我也想到了《炎黄春秋》、《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这些媒体，但它们已享有足够的荣誉，我就不取了。

年度志愿者：牛博网创办人及韩寒等作者、网友 绍兴E网网友 天涯网“水中灯盏”博主小狐

【理由】他们在汶川大地震后的出色表现，彰显了网络时代民间社会的行动力和感召力。

年度维权者：谭作人，成都

【理由】作为资深的环保NGO参与者，他在和平抵制成都彭州大型化工项目的“环保风暴” 中，创造了白色抵抗行动模式，虽因为警方的干预，未能实施，但他的智慧、勇气和持续的努力，足以提供新的示范。

年度作家：杨泽泉，成都

《回眸一笑——我在太阳不落年代里的故事》

【理由】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了具有审美和历史等多重价值的回忆录，见证了黑暗时代的饥饿与死亡。他的作品足以使大多数专业作家羞愧。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0b9e6.html

年度诗人：朵渔，天津

【理由】他主编的民间诗刊《诗歌现场》已出到第五期，极为难得地显示了诗歌在我们时代的在场感，和对汉语诗歌艺术的独立追求。 他个人在2008年为汶川大地震和索尔仁尼琴去世而写的两首诗，代表了诗歌穿透时代的力量。

年度音乐人：刘涛和腰乐队，云南

作品：《海鸥之歌》

【理由】他们把林昭的传世长诗《普洛米修斯受难的一日》谱曲唱出来，而且制成了唱片《海鸥之歌》，让我们感到当代音乐开始拥有自己独立的品质。

年度学者 许良英，北京 肖雪慧，成都 赵诚，太原

【理由】许良英先生和肖雪慧先生在本年度关于普世价值的论战中，写出了具有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和现实力量的文章；赵诚先生对于西藏问题具有独特的见地，在三月西藏事件后，他提出了解决西藏前途和命运的出色建议。

年度媒体人：张立宪，北京

【理由】张立宪主编的《读库》08年第4期《八月的乡村》，对奥运冠军的背后做了特立独行的深入报道，是所有关于北京奥运会的新闻中最具有质地的。

年度刊物：《记忆》、《往事微痕》，北京

【理由】吴迪、何蜀主编的网刊《记忆》9月13日创刊，已出10期，致力于推动文革研究。

铁流等右派老人编的网刊《往事微痕》 7月10日创刊，已出11期以上，旨在拒绝遗忘，留下历史。

年度社团：香港五七学社 香港

【理由】在 “阳谋”半个多世纪后，香港幸存的“右派”及其同情者、史料收集者、研究者终于成立了自己的社团，致力於收集“右派”名单和一切有关反右运动的资料、文献，已出版右派列传二册，他们虽身居世界的自由港，仍选择不苟活，不回避，以记忆反抗遗忘。即使在香港这块自由的飞地，他们也遭到官方一定程度的打压。

年度网站：民间历史网http://www.mjlsh.net/，香港

【理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的这个网站，关注大陆的私人记录，努力为保存历史真相提供一个新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