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的新法律和民族性

2023 年 9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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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芥芥子、虾

编辑：芥芥子、虾

战后法律学者普遍认为第三帝国的司法制度是“邪恶法律”的典范。但仅说其法律在道德上令人厌恶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重建纳粹法律规范和制度被发明、武器化和运用的社会法律背景。本书让我们看到了法律的修改过程，从而清楚地阐明了纳粹独裁统治的法律起源。通过研究这种扭曲的规范秩序的关键部分是如何演变的，以及如何被忠于政权的法律理论家证明是合理的，我们可以理解法律如何屈服于政治意识形态，而无法阻止国家权力违反人性和法治的基本标准。

本期引荐维也纳大学政治哲学教授Herlinde Pauer-Studer在2020年出版的新书《为不公正辩护：纳粹德国的法律理论》（Justifying Injustice: Legal Theory in Nazi Germany），作者着眼于纳粹德国法律的暴力化演变。

作者观察到了一个现象：从1933 年到 1939 年，大量站在纳粹一边的法律学者在努力思考如何使法律适应纳粹政治目标的问题，就此讨论了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规范和宪法基础，以及刑法和警察法新的适当形式和内容，并促成了法律的演变。这些辩论的主线，是本书的核心，其揭示了驱动元首国家（Führer state）的规范思想，以及纳粹政权不断升级的暴行的法律文本寓意。（本期引荐内容节选了书中部分内容，为便发出，有所删改，全部内容均以著作英文原文为标准）。

阐释、修改与新增

德国性和德国法律（Germanness and German law）是纳粹新法律理论的核心。因此，1935年《国家社会主义法律与立法手册》的作者在序言中提醒读者，1920年纳粹党纲领的第19点已经提议用“日耳曼特色的德国法”(Gemeinrecht)取代普适性的罗马法，因为德国法符合那些受其规范的同一信仰的人民(Volksgenossen)的道德情感和正义感。

德国法学院院长几乎痴迷于“更新德国法律，以符合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他们只是重复了那些老生常谈的短语，即德国法律不是基于“抽象的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思维”，而是源自德国人民共同体，他写道，德国人民共同体将“决定德国意志和思维的本质”。

1935 年 9 月，纳粹德国通过了两项不同的法律，统称为《纽伦堡法律》：《帝国公民法》和《保护德国血统和德国荣誉法》，这将为德国的系统性迫害提供法律框架 CC BY 4.0

法学家们对卢梭、黑格尔和康德进行了错误的阐释。以便其能准确反应和适应德国的新法律。

为了驾驭宪法规范和篡夺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纳粹法学家创造了“法律革命”一词。

对于乌尔里希·舍纳来说，法律革命包括三个要素：人民运动、打破传统法律秩序、以及塑造国家结构的重建的新政治原则。

朔伊纳认为，纳粹的接管满足了所有这些条件，因为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一场以“国家新观念的突破”和“一种新的政治生活形式”为标志的人民运动。

纳粹思想家反复强调，新法律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强大到足以克服所有社会反对来源的国家。用舍纳的话来说，这场右倾革命转向“坚决反对国家的削弱和一切社会纽带的瓦解”，转向形成了“一个凌驾于一切社会力量之上的强大国家”。革命的冲动不是为了保持个人独立于国家，而是为了确保他/她“融入民族的大联系之中”。正如奥托·科勒鲁特（Otto Koellreutter）所指出的，希特勒的革命通过从根本上消灭完全脱离“血腥和土壤”的个人主义国家，恢复了德国人的生活和“空间和人民”（Raum und Volk）的自然条件。新的刑法被确立，将惩罚那些损害了健康的共同体感情的人。

在此期间，第三帝国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明显极权主义特征的国家。除了限制基本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外，它还直接干预了民主魏玛时代不受国家控制的社会生活领域，包括如何度过闲暇时间、选择谁作为配偶以及是否生孩子。

但法律理论家在努力消除第三帝国走向极权主义的印象。他们很清楚，任何将国家与全能的“利维坦”联系起来，都会破坏元首作为值得信赖、深切关心人民的福祉的统治者的形象。此外，正如这些法学家所意识到的那样，否认个人自由的国家形式，与政权将社会视为一个紧密联系的社区的道德形象相冲突——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人都自愿为道德自我完善而奋斗。

作者对纳粹法学家的争论进行了精彩的分析。纳粹法学家原文中的大量引文试图让读者立即了解这些法学家是如何思考和辩论的，以及他们分享政权的意识形态，如何在理论上支持其政策，并最终试图为倾向于规范性无限性的政治权力赋予规范形式。

民族共同体和德国法律

纳粹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是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理解很简单：个体只有在公共秩序中才能获得适当的社会地位和道德生活目标。

法学家Scheuner写道，国家的法律秩序没有保护个人权利，而是专注于确保“国家的重要财产，荣誉，国民的健康，民族习俗和传统文化”。对共同体的义务，而不是个人对国家的权利，是最重要的。

作为纳粹法学的首席思想家，德国法律学院院长Hans Frank对此进行了解释：问题不再是个人与国家或个人反对国家的问题，而是作为民族共同体中的共同体成员的问题。个人的总和已被民族共同体所取代，被鲜血和命运所束缚——这是活的有机体;它的政治单位是国家，这个国家站在我们面前。

Koellreutter宣称，对于自由主义的基本权利以及过分强调“适当获得的”权利和与之相伴的“主观公共权利”，与作为国家社会主义基本政治价值的共同体相矛盾。由于个人主义的国家和法律观念，基本权利正在损害民族共同体生活的创造。

纳粹对主观公共权利的贬低是向消除私法的更大规范转变的一部分。正如纳粹警察法专家沃尔特·哈默尔所说，拒绝主观公共权利实质上消除了“公法和私法之间的理性矛盾”。通过将公法置于私法之上，法学家为该政权对私人领域的入侵及其对个人自由的日益残酷的侵犯辩护。

最后的总结和规范则很大程度来自于施密特。对施密特来说，政治的本质——即所有政治行动的源泉——在于朋友和敌人的区别。正如道德依赖于“善与恶”的概念，经济建立在“有用和有害”的范畴之上一样，“朋友”和“敌人”构成了政治领域的组成部分。在他看来，“敌人”与对私人对手的敌对心理情感无关，而是针对“公敌”。施密特写道，这个概念指的是“一个战斗集体（Gesamtheit）面对一个类似的集体”的非常真实的可能性。

施米特认为，这种政治统一（即国家、运动和人民）的三方概念取代了自由主义的法治国家概念（Rechtsstaat）。由于国家与私人之间的自由主义对立已经失去了意义，就不再需要保护“无助和无助、贫穷、孤立的个人免受强大的'利维坦'国家的影响”。换句话说，“法律”和“国家”这两个术语的组合反映了纳粹国家试图克服的国家和社会的精确二元论。因此，施米特坚持认为，法治的核心目的是建立法律确定性（Rechtssicherheit），而专制的元首国家非常适合这一点。

胡贝尔区分了“民族”一词（Volk）的两种含义：一种是由个人利益和自私塑造的人类联合体意义上的人，另一种是源于共同血缘和土壤以及共同历史使命的人类政治统一意义上的人。因此，整个国家的政治人物只包括“同类人（artgleiche Menschen）”。

整个国家与种族同质性的联系也被整个国家的其他捍卫者所强调。Helmut Nicolai认为，向整体国家的过渡的特点是将种族概念重新引入新的德国法律体系。“在执行'完全'国家的概念时，”他写道，“我们只是删除了自由主义和罗马的法律思想，并再次用德国法律思想取而代之。德国法律思想从未包括允许一个人做任何他想到的事情的自由领域，而是从义务的角度设想所有形式的权利。在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中，每一个成员都必须问自己——他的行为是否不会违反分配给他作为德国人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