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丁玲「三八節有感」
丁玲的「三八節有感」一文發表於1942年3月9日的解放日報上(全文見)。也因此文在延安整風期間丁玲遭到了批判,被迫做檢討和自我批評。快八十年後重讀此文,我們既能看到這位當時的女權先鋒人物對女權問題的思考脈絡,也能驚訝於她憑藉著女性的敏銳捕捉到了一些直到今天都在被討論的女性問題。此文也是一個窗口,讓我們可以從非純官方宣傳的敘述來審視當時的「進步主義」聖地延安,以去宣傳化的角度來一窺當時延安女性的生存狀況。本文會以逐句逐段的評論方式來完成。
“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
這太像是現代女權的話語了。我們似乎總有這麼一種傾向,認為時代是進步的,認為隨著知識的積累我們現代人對於一些概念的認知是更深刻和更透澈的。然而看著今天的LGBT團體「不再被提及才是沒有歧視」,再看一看八十年前丁玲的話,我們不得不承認在某些詞彙上這樣的推定是並不成立的。在對於平等願景的想像上,我們和八十年前的人並無分別。
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它地方的妇女幸福的。甚至有很多人都在嫉羡的说:“为什么小米把女同志吃得那么红胖?”女同志在医院,在休养所,在门诊部都占着很大的比例,却似乎并没有使人惊奇,然而延安的女同志却仍不能免除那种幸运: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最能作为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而且各种各样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应得的诽议。这些责难似乎都是严重而确当的。
如果丁玲來到現代,她一定會使用「厭女」一詞。那些羨慕的說詞其實就是對女性的下意識排斥和貶低,那些針對女性的談話就是在把女性性對象化和物化。而所謂的婦女勞動參與,依然是對女性的刻板想像和偏見。丁玲對這些現代主義女權的詞語都不了解,但是作為女性一員,她憑藉著直覺察覺出了這些問題。丁玲的文字有力的證明了這一點:現代女性主義並沒有發明問題,這些問題是自古以來的。她們僅僅是發明了一些詞彙用以形容和描述她們遭遇的困境。我並不認為女權發明出來的詞彙都是恰當的,但是發明這一舉動本身就是一種創舉,它讓女性第一次掌握了語言的武器而不是只能使用毫無攻擊性又冗長的文字來不清不楚地對問題做描述。權力的鬥爭中妥協至關重要,但沒有武器的人連妥協的資格都沒有。
然而她们也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但女人总是要结婚的。(不结婚更有罪恶,她将更多的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永远被污蔑。)
這樣的話真是太熟悉不過。「丈夫在努力工作,妻子拿丈夫的錢去咖啡廳」「要不是我努力賺錢,你還想去旅遊喝下午茶」這些話語就是「吃小米」的變體。這樣的陳述即便在一些關係中是事實,但以這種態度把事實說出來也是巨大的羞辱和對個體的徹底否定。因為它把關係中的強弱清晰地顯示出來並要求弱勢一方接受並服從於這一現實。所以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家庭婦女會極力主張家庭勞務是有價格的,為什麼會要求丈夫支付薪資。讓自己的勞動得到承認是避免遭受此類羞辱的辦法。如果我們進一步挖掘,就會看到父權角色的影子。相比於男權,父權一詞無疑是更精準的。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無論是羅馬家庭的家長還是中國宗族的族長,他們總是權威的,主動延攬教育和支配的責任。而受他們的影響,關係中的強勢者也有意或無意地扮演起父親的角色來。更重要的是,父權是脫離性別的,任何人任何性別都有扮演父親的可能。而男權卻和性別不恰當地掛上關係很可能引導出對另一性別的仇恨來。甚至,父權完全可以脫離女權議題而存在,不僅僅是對女性的壓制和迫害。它可以是國家對個人的壓迫,可以是科技公司對言論的限制,也可以是話語權壟斷對藝術的殘害。它同樣可以用來解構發明它的女權主義。當女權主義者對家庭主婦不屑一顧做言語攻擊時,她們就是在扮演父親的角色。
另外我們看到,在主張「婚姻自由」的延安,女性依然被當作物品看待,女性依然沒有婚姻自由。在傳統社會,女性如果想要不結婚面對的是家庭壓力。這就意味著,女性有憑藉父母溺愛不結婚的可能。比如,清代有慕清的習俗。也就是沒出嫁的女性和早逝的男性結婚,然後一生守寡。清代小說「耳郵」就記載了一個女性為了逃避婚姻而央求父母讓自己慕清的故事。而在延安,雖然大陸非法武裝團體自認為是更進步的,自認為是優於傳統社會的,但是逃避了家庭壓力的女性面對的是更為強力和野蠻的黨組織。
大陸非法武裝團體中的男女比例一直嚴重失調。1937-1938,男女比達到驚人的30:1.而1941年比例雖有減緩,但也高達18:1。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是高級幹部想要通過自由戀愛來結婚也是極端困難的。為了穩定軍心,大陸非法武裝團體就想出了組織包辦婚姻的方法來解決問題。他們把年輕的女學生挑選出來,然後像物品一樣陪發給老幹部。女學生如果不願意就反覆做「思想工作」,不停地施加壓力和威脅直到同意為止。
裴毅然讲述过一个离休女干部的自述故事。她接受文工团的上级安排,和一位比她大14岁的正团干部结婚,成为他的第三任妻子。对方性格暴躁,动辄“老子枪毙你!”有一次还将她殴打致左腿骨折。她要求离婚,组织科长批评她:“他对革命有贡献,对待革命功臣应该热爱。你的小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不准离婚!”
除此之外,大陸非法武裝團體還發明了更突破封建禮教的「臨時夫人」。所謂的臨時夫人就是給派往延安的特派員尋覓臨時性伴侶。這些臨時夫人在特派員任務結束後大都被丟在了延安,被棄之如敝履。包辦婚姻加臨時夫人,就是「女人总是要结婚的」這句平淡語句背後的真相。
然而女同志究竟应该嫁谁呢,事实是这样,被逼着带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开的讥讽:“回到家庭了的娜拉。”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的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那里,那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
看完這一段,我首先察覺到的是壁壘分明的階級劃分,底層女性和上層女性有著截然不同的生活質量和生存壓力。說來諷刺,以打破階級解放無產者為口號的團體,竟然施行的也是等級森嚴的制度。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一個人等級的高低光從穿著和食物就能辨別。在等級制度的層層壓迫下,下層女性的生活自然是最為悲慘的。她們既被團體壓迫,也被其他成員嘲弄。而回到家裡,依然要受丈夫的欺壓,被逼迫帶孩子。在傳統社會,女性通過服從好歹還可以換來一些言語上的「稱讚」。而那些投奔延安的女性,連這一點傳統社會的「福利」都無法享有,屈從於父權卻依然要被無理由地羞辱。但女權主義者並不是那麼容易放棄的,她們對理想的堅持給了她們遠超常人的毅力和堅韌。她們把希望寄託於「事業」上,她們期望依靠「事業」的成功來獲取應有的尊重和重視。
她们也唯恐有“落后”的危险,她们四方奔走,厚颜的要求托儿所收留她们的孩子,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的去吃着坠胎的药。而她们听着这样的回答:“带孩子不是工作吗?你们只贪图舒服,好高骛远,你们到底做过一些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工作?既然这样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负责,谁叫你们结婚呢?”于是她们不能免除“落后”的命运。
但這樣的希望也不過是妄想。不如說從一開始就是全無希望的。女性應該是落後的,對於大陸非法武裝團體而言,她們的價值在於解決幹部的性需求,照顧家庭撫養後代以及被用於娛樂性嘲笑。她們比在傳統社會時壓榨的更為徹底。至於那些佔比極少的上層女性,她們同樣得不到尊重。她們依靠掌權者的施捨有著較好的生活條件,但相對的她們成為公共的性幻想對象,無時無刻都要忍受幾十道粗魯和充滿慾望的目光凝視。她們等待者被某一位高級幹部給狩獵。延安既是左翼青年心中的聖地,也是一座圍獵女性的獵場。現在我們再回頭看那句「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它地方的妇女幸福的。」就能看出不一樣的感覺,看出無奈和反抗來。當然,大陸非法武裝團體對此並不感到羞恥,他們絲毫不介意把他們的性壓抑和幻想寫入歌曲做政治宣傳。
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嗨吆),打日本也顾不上。
三八枪,没盖盖,八路军当兵的没太太。待到打下榆林城(呼嗨吆),一人一个女学生。
八十年已經足夠久遠到今天的世代對於那段歷史模糊不清。但一些關於那個時代編造的神話卻留了下來。它們讓今天的年輕左翼或是女權主義者對那個時代有著失真的幻想和憧憬。看呀,那個年代的女性勞動參與率是最高的,女性能頂半邊天。誠然,女性勞動參與率是評估一國女性地位的重要指標,但這個數據在那個年代呈現的卻是完全不一樣的事情。女性勞動率的增加是因為勞動力缺乏和生產能力低下的結果。她們參與勞動的同時家庭負擔卻完全沒有減輕。她們既要承受傳統社會的責任也要投身於現代女性所推崇的勞動之中。這樣的雙重壓迫無論如何都難以改編成女性解放的敘事。女性勞動率的提高卻並沒有給女性帶來權力。或許在那個年代,男女之間的權利是比較平等,因為普通男女們都沒有權利可言。這樣的平等是毫無意義的。可以這麼說,那個年代是女性離權力最遙遠的年代,今天大陸女性的狀況不管女權主義者如何評價都要遠遠好過以前。至少,她們可以花錢讓資本拍一些她們喜歡看的影片或者捧一位她們喜歡的男明星,她們可以在網路上大聲疾呼傳播女權理念,而不是被一個團體指定某條生命軌跡。
在國際婦女節的今天,儘管我不以女權主義者自居,儘管我時常和女權主義者發生爭論和衝突,我依然要向女性真誠地表達我的尊重和祝願。我沒有準備精心折枝插貯的花束,也沒有撰寫歌頌女性溫柔辛勤的詞句。你們對這種無害的稱讚應該也早就厭倦了吧?我準備的禮物是這篇短文,是一段女性的記憶。它展示了中國第一代女性主義者是如何的堅韌頑強,如何的堅守理想以及如何被欺騙被壓迫被馴服被嘲弄。而八十年之後,你們已經取得了哪怕不是讓人矚目也是極為重要的成就,你們已經向所有的和當初的父權者和壓迫者展示了你們的力量。以此為基礎,你們一定會走的更遠,也一定會為女性贏取理想的未來。我祝願你們,永遠對自己對女性保持信心,繼續勇敢地向更大更強的父權者挑戰。我冀望你們,內心永遠燃燒著自由之火,為了榮譽獻身的心永不死亡。而迷人的幸福之星,就要上升,要射出光芒。
附錄:國際婦女節的起源
和人們想像的不同,在聯合國並未確認前,儘管對三八婦女節的慶祝多是由共產主義國家舉辦,但它的起源卻和共產主義沒有明顯的關聯。1917年3月8日,因為食物的短缺和對於戰爭的厭惡,二月革命在聖彼得堡爆發。在米哈伊爾大公發出了由納博科夫父親撰寫的退位聲明後,俄羅斯帝國正式結束。以立憲民主黨為主的自由主義者組成的臨時政府接管了政權並賦予了婦女投票權。為紀念婦女參加革命以及獲得投票權,於是把3月8日設為紀念日。
同樣的,中國的第一次婦女節慶祝也並非由大陸非法武裝團體舉辦。1924年1月30日國民黨發布「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其中提到
(十三)於法律上、經濟上、教育上、社會上確認男女平等之原則,助進女權之發展。
新設立的婦女部於3月5日發表公告「公啟者,三月八日是國際婦女日。中國婦女界久受壓迫,在此日自當應聲而起,以圖解救」並於3月8日上午十點在廣州第一公園舉行了中國第一次婦女節集會。不過可惜的是,1998年內政部取消了婦女節放假,把假期併入了週末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