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中的回憶】文革開始了

據說人從三歲開始就有記憶了，但我肯定不行。幼兒園的記憶只有一個高老師。之所以對她的印象很深，一是因為她的家就在進巷口拐角的路旁；二是因為她在文革時上吊自殺了。據說是國民黨。

高園長姓高，人也長得高，清瘦的長臉，黑皮膚，黑眼圈，印象中比較和氣，文革開始後好像沒見過有人批鬥她。她自殺可能是聽到風聲後害怕，畢竟在我們鄰裏，她也算是一個體面人。當時文革剛開始不久，我家還沒有受到很大沖擊。我湊熱鬧遠遠混在人群中，聽著嗡嗡的議論，無非是什麽時候發現，發現時已沒救了之類的。文革時自殺並不是什麽很轟動的事。相反，家裏人倒像是犯了錯一般不敢聲張。當時的一句時髦話叫「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罪加一等。我記得她的兩個兒子，一高一矮，面露倉惶，像老鼠一般往角落裏躲。而圍觀的人卻指出，在她上吊的那塊地方，往地下挖必有一塊黑炭，說得真真切切，我也信了。

除了高園長，我對幼兒園的生活沒有任何印象。聽媽說，我曾經因為緩交幼兒園學費的事而哭鬧，以至於挨了她第一次打。「高園長都答應了，你卻不幹。」也許我從小就愛面子。我們家會困難到幼兒園的學費都要緩交？我有些懷疑，畢竟我是獨子。而那個年代，獨子被稱為「罕子」，就是稀罕的意思。只是爸媽並不像大多數人認為的那樣寵我。

我唯一記得的，是因為被九中校辦工廠的一名工人捉弄，挨了爸媽的打。那人是工廠的固定工，也就相當於職工了，拐腳，戴眼鏡，外地人。他不知道從哪裏拾到一只死鳥，看到我在附近玩，就過來跟我說，「鳥給你，回去讓你爸媽殺了給你吃，但毛不能拔。」也許覺得那只鳥的羽毛實在漂亮，我竟然深信不疑。交給爸媽之後，提出的要求是既要吃鳥肉，又不能去鳥毛，這當然辦不到。哭鬧一番還挨了揍，至於最後有沒有吃到鳥肉，已經忘了。

60年代沒有輸在起跑線的說法，能上幼兒園的也是家庭條件較好的。也沒見上過幼兒園的人在小學裏的成績會比沒上過的人好多少，也沒有重點小學和普通小學之分。當然，學校還是有大小好壞之分，只是人們不是很在乎去小一些破一些的。

我記得一開始，爸帶我去麥頂小學，因為我的年齡比正常上學的孩子小一歲，他們不收我。只好轉而報名去了更小更破的象山小學。小到一個年紀只有兩個班。在象山小學，我交到了一輩子的朋友旭恩。現如今，麥頂小學的劃片學區房一平賣到4萬，而我當年卻是只要大一歲便可隨便進了。天地之差，半個世紀。

從小學一年級起，能回憶起來的事便多起來了。或許是基因好，再加上父母都是教師的緣故，我在一年級就當上了班長。二年級就在學校的小土臺上向全校喊集合口令。實際上，我是個非常膽小、靦腆、不自信的人。這是我的本性，伴隨我一生。到老了才有些緩解，覺得實在沒必要太在乎別人的看法，但為之已晚。由於不知道班長的特權何在，我這個班長當得糊裏糊塗。好在學習上佳，尤其是語文成績在班上總是數一數二，老師對我也是高看一些。但那個年代要說因此有多特殊的待遇，也不盡然。在小學四年級之前的生活還算可以，當上了大隊委員。要不是文革，我應該會順理成章地當上全校的少先隊大隊長。那時生活太順風順水，平淡得就像本該如此。

旭恩說我小時候是很少見的有牛奶喝的人，但我自己沒多少感覺。不知為什麽，我跟其他同學並不特別親密，卻和他合得來。他家在我上學的路上。我會提早一些，到他家去叫他一塊走。有時他還沒吃完飯，我就在角落的金魚池畔看金魚。中學，大專，在倉山住的時候，旭恩家幾乎是我唯一的玩的去處。和他的鄰居打撲克，和其他在他家玩的同學聊天，以至於他家的兄弟親戚對我非常了解，把我當成他們的編外成員。

文革十年，1966-1976，是我10歲到20歲的時光。一個人的人生觀，世界觀形成的關鍵階段。文革開始，使我感到了迷茫。學校開始亂了，家裏開始怕了。

我記得當時家裏不大的房間裏，用布隔出一個小空間。爸爸和一個叫劍英的女學生家長躲在裏面密談著什麽。大概是分析形勢吧，從國家到單位。真不知道劍英的爸爸為什麽會來和爸爸討論這些。他給爸爸出了什麽主意？這一切都是徒勞白費，文化大革命是滾滾洪流掃蕩一切的（這話可不是我說的），像我父親這麽一個卑微渺小的中學教員，又如何能夠靠一些布圍起來的密室密談來逃脫懲罰？很快，帽子便飛過來了，是反動會道門，是現行反革命。學校是重災區，皆因一幫所謂的知識分子雲集的地方，是人性卑劣、怯弱、骯臟的集中營。相互之間的鬥爭真所謂是你死我活。我這一輩子最鄙視的就是教師，這也是我一點都不想成為教師，到學校裏工作的原因。

文革中，學生是最積極最快響應的一群。當時的小學教導主任姓黃，個子非常矮，滿頭花白發，大家都怕他。文革讓學生有了機會造反，他們第一個就貼他的大字報。第一句話是，「矮矮的黃教導……」具體內容大概說他在舊社會是國民黨。學生們鬥爭平日裏不敢違抗的教師。給他們戴紙糊的高帽，剃光頭，掛牌子遊街，站在椅子上示眾批鬥。這對學生來說何其開心，何等興奮。但對我來說，則因為遭殃的人中有我的父親，就沒那麽爽快了。唱歌唱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我就聯想到爸爸也是牛鬼蛇神而降這四個字吞掉，不敢出聲。有一次放學，遠遠看到九中門口站著幾個挨批鬥的「牛」們，馬上想到可能有父親在，趕忙調轉身子，繞了一大圈路回家。鄰居小孩，父親的學生們，見到我有時不理，有時直接用鄙視的言語諷刺挖苦。回到家只好躲著哭鼻子。到後來更有甚者，一名學生整體呆在我家，監視監督，一句呵斥的口頭禪便是，「你休想瞞天過海！」「瞞天過海」這個詞在文革時挺時髦的。多年後，這家夥成了一個三輪車夫，我已長得比他高大，很想去和他打一架，但終因懦弱而作罷。

學校停課了，父母也沒法管我。我成天無所事事，除了被人奚落、作賤之外，在沒什麽生活內容。我成天逛過舊大橋，到臺江碼頭看走江湖賣膏藥的吹牛，福州人稱之為「打鐵桿」。賣膏藥的江湖人士，拿著兩桿頭上有結節的鐵桿往赤裸的胸膛上砸。由於天冷，一砸就特別容易發紅。然後他推銷專治跌打損傷的藥，與如今只靠嘴巴忽悠人買藥的比起來，他們還是下了點功夫的。臺江碼頭有幾個「打鐵桿」，我都了如指掌。對他們的套路、說辭也倒背如流。文革結束後，有一陣子流行寫傷痕文學。其中一個套路便是，主人公原來是一個單純可愛、積極向上的好孩子，因家裏遭文革變故而變成兇殘可憎的流氓惡棍。我不知道別人怎樣，但這種事在我身上並沒有發生。我不只一次提到過自己是個懦弱、靦腆、膽小的人，俗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不幸中的萬幸，我還有一個地方可以躲避，那就是寧德。

寧德，閩東的一個小縣城，是父母親的老家，也是我兒時經常階段性生活過的地方。父母親的家庭在當地都算是人口眾多。父親的兄弟姐妹有7個，父親排行老六。母親的兄弟姐妹有11個，她是老大姐。開始是父親家比較窮，因他的父母早逝，他的大姐拉扯著他和我最小的叔叔長大。為了兩個弟弟，她終身未嫁。這是她時常自我標榜的，但只是原因之一。我想主要原因是她的信仰和孤僻的性格。聽老一輩說她曾有過一個藍顏知己，交往的時間不短。她是當時寧德唯一的一所小學的校長。僅此一點，便能說明她的與眾不同。要知道，她出生於遠離寧德縣城的小山村的農民家庭，能有這樣的成績很不易。後來她生了骨癌，鋸掉了一條腿，和一個被丈夫拋棄的活寡婦結伴，相依為命度過一生。父親把她當自己的母親一樣供養，每月給她寄生活費，直至她離世。命運造就了她的性格，極為嚴苛，格外節儉。她對小孩有著本能的距離感，甚至有時是厭惡。

文革時，我無處可去，在最瘋狂的時段，因忌憚外婆的地主身份而不敢住外婆家，在大姑媽家住過一段時間。那完全是痛苦的記憶，倒屎倒尿做家務，還要忍氣吞聲，真是不堪回首。我在外婆家是人人寵愛的小皇帝，我和外婆最疼愛的小姨吵架時，外婆總是向著我。我咬了小姨肩膀一口，卻沒人敢說我一句。但為了表示我還是陳家一員，每隔一段時間，他們要送我到我大姑媽家呆上半天。那是特別難熬的一段時光，到天將黑時，我的四姨還沒來接我，我便焦慮地哭了，招來大姑媽的一頓打。這給我的童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是外婆家頭一個第三代，和小姨只相差四歲不到。小姨出生不久，外公走了，因此外婆對她格外寵愛。可是當時家裏窮，她不到十歲，外婆就讓她一個人去擺地攤。我奇怪她為什麽對詢價的人報價比外婆交代的貴。她對我說，說高一些好讓人劃價。她賣的不過是些針頭線腦，印象裏並沒有賣掉多少。生活的艱難過早地落在小姨的身上。她的一生過得並不寬裕，兩個兒子卻很爭氣，大的保送北大，後留美，小的畢業於廈門大學，在廣州的銀行工作。她的大兒子從美國回鄉結婚時，小姨為了省錢，買劣質塗料，自己悶在房間裏刷墻而中毒，送到福州肺科醫院搶救了10多天還是去世了。可憐她苦盡甘來，無福消受。走的時候未滿60歲。

讓我體會到真正的母愛的是外婆。外婆是上個世紀初寧德城郊的農家女，有一個當時中國大江南北很普遍的名字，「孫蘭英」。我小時候看她經常用個印章往需要簽名的地方上蓋，隱約覺得她應該是從未擁有過筆，更沒寫過字的。我沒見過她年輕時的模樣，那時寧德很少有人去照相。但從她年老時端莊的模樣看來，應該年輕時是清秀佳人。她的腳是半大腳，就是裹腳裹到一半，小腳不作為社會審美標準了，於是雙腳得以解放。既不是三寸金蓮，也不是健康健全的天足。

她一生中生了十三個孩子，八男五女，其中一對雙胞胎男孩夭折，一個男孩英年早逝。她在嫁給我外公不到30年的時間裏，平均兩年生個孩子。那個時代的女人除了生孩子，還必須參與維持生計的勞作，辛苦程度不是現代人所能想象。據說她剛嫁給外公時，外公家的經濟狀況並不如後來風光。外公的父親是靠做魚丸賣魚丸維生的小生意人。那時做魚丸全靠手工，切確叫法是「打魚丸」，就是將剔過刺的魚肉和地瓜粉和在一起，在缽缽中用手使勁摔打，直至膨脹，再包成加肉餡的小丸子。小時候，外婆做過，當然是僅供家人享用，真是美味。外婆說起當年做魚丸的日子，手指甲幾乎都磨沒了。說這些的時候，她的神情是那樣的平淡自若，根本看不出是對艱辛勞作的抱怨。外公家是怎麽發跡的，我一點都不清楚。這段歷史隨著上輩人消失而永遠被埋沒。也許是之後災難降臨，使得舅舅和姨媽們不願意回首這段往事。我的母親已經95歲了，她很願意跟我談及她自己的往事，卻從未和我詳談過我的外公，她的父親。盡管她承認作為長女，極受外公寵愛。在上世紀初的小縣城，一個女孩能夠有機會讀書，一直讀到省城，讀到大學，不得不說是外公的開明。總之外公發跡了，到臨解放的1949年，他是寧德商會會長。而他弟弟，我叔公，當上了寧德縣參議員。這給我外公惹來了殺身之禍。

由於外公的弟弟在臨解放時交上了共產黨外圍組織的朋友，他與當地地下黨遊擊隊也有聯系，但當時南下部隊的官員們並不理會這些，照樣把他當成國民黨的頭目抓了起來。當地的地下黨為了救他，想了個辦法，將他的哥哥（我外公）逮起來，將許多原本是叔公做的事栽在他身上。以至於在當年鎮壓反革命的運動中，外公先於叔公被鎮壓。盡管如此，叔公最後也沒逃掉被鎮壓的命運。

我的姑婆後來一直在我面前念叨，當年她二哥（我叔公）將所有值錢的金銀首飾和現金都給了共產黨遊擊隊，資助他們打仗。為了盡力，連她的手鐲也給擼了獻出去，最後竟然連命都沒保住。最可憐的是我外婆，遭遇了晴天霹靂。外公走了，房子被沒收，一家十幾口人被掃地出門，失去了經濟來源。外公的「地主」頭銜落到了外婆頭上。事實上，外婆是一個封建禮教之下的普通農村婦女。雖然有一段時間生活富足了，家裏有傭人幫忙做家務，但生育十來個孩子的她難道日子會過得輕松？記憶中的她，做得一手好菜。我在寧德時最愛吃她做的一道芹菜炒五花肉，那味道至今無法模仿。她總是等所有人吃完了才上桌，這是舊時農村的規矩，也是她慈愛的表現。她與文學作品中兇神惡煞的地主婆形象相去甚遠。在解放後的日子裏，她是怎麽熬過來的，我無從知曉，沒有一個舅舅或者姨給我描述過，外婆更不會跟我提及。但她像一只母雞護衛著一群小雞，領著家中尚未成年的舅舅和姨們，撐過了艱難時光。

在文革期間，外婆經常被叫到街道辦去挨批鬥。她向我抱怨，「他們說我剝削別人，壓迫別人，但我從未做過那些事。倒是他們現在把我剝削得太狠了，我都這樣了他們還強迫我出錢買勞力。」原來，街道辦規定，所有四類分子必須參加山上的砍柴勞動，不能去的就出錢。這倒也符合當年地主所為，用錢雇工。我記得雇個人大約只要兩塊錢而已。但這兩塊錢對外婆來說是很大一筆了。她不得不踮著殘破的半大腳上山去勞動。每次勞動回來，她就對我說，「感謝上帝讓我平安回家。」她把省下的錢給我買我愛吃的發糕。在清晨四點起床買剛出爐的，保存著等我起來吃。

由於生育太多子女的緣故，她患上了嚴重的糖尿病，腳踝爛了一個酒杯大的口子。幾十年來，每天晚上她都自己用土藥膏換藥，洗紗布。她不讓別人幫忙，怕臟了別人的手。甚至連當了護士的三姨也沒替她換過一次藥。她相信每天清晨起來喝杯鹽開水能去火清涼，這個不良習慣堅持了幾十年，使得她的血壓一直很高。若是有現在的醫療條件和知識，我的外婆一定不止活到80歲。晚年，她的生活境況也沒有改善。背著一身的病痛，貧窮、潦倒，於1985年10月去世。

在她去世後很長一段時間，我經常夢到她。一是因為想念，二是因為深深的內疚。我1975年參加工作，1977年去藝校念書，1983年分配到歌舞團時已有了工資，但我卻很少給外婆錢花，次數少，錢也少。在我的意識裏，似乎應該是舅舅和姨們給她盡孝才理所當然。自私吝嗇的我直到站在外婆的遺體前才後悔不已。我再也無法為她做任何事了。

當時寧德已提倡火葬，外婆的土葬墓卻是早已造好的，為了避免被抓，土葬在深更半夜進行。我抱著她的遺像，走在黑漆漆的山路上。那天下著雨，全身被雨淋透，思緒也凝固了，麻木地跟著隊伍走。我記得自己扒在外婆的墓碑上對她說，我還會來看您的。但時至今日，也沒去過幾次。

「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外婆在我母親眼中可不是一個慈母。母親不只一次對我說，因為她小時候受她奶奶的疼愛，而外婆和她的婆婆不和，經常無理由地打罵她出氣。母親把這話對我說了一輩子，對我女兒也說過幾次。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再對我的外孫女說，95歲的她身體還很硬朗。只是在我心目中，外婆是一個最值得親近的，最具母愛的偉大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