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丨普通人如何成为纳粹？

地鸣Rumbling

2023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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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芥芥子

编辑：芥芥子、虾

普通公民如何在没有亲身体验“领袖”或阅读他的作品的情况下，接受国家社会主义的各个方面？事实上，所有普通的德国公民，共同渴望创造一个和谐的、种族性的“人民共同体” ，其以德国特色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为导向的政治文化为基础，力图寻求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我们想了解纳粹党的崛起和新政权惊人的持久力，我们就必须认真对待这种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方面。希特勒在象征上成为一种思想、情感和目标的代表，而在下面，他与成千上万志同道合的忠实普通人共享这些思想、情感和目标。

本期引荐作者罗伯特·盖拉特利(Robert Gellately)的新书著作《希特勒的忠实信徒：普通人如何成为纳粹》（Hitler's True Believers: How Ordinary People Became Nazis），盖拉特利是著名历史学者，研究领域包括现代欧洲、德国、苏联、大屠杀和比较种族灭绝。

德国人的两面：普通人与纳粹

人们普遍认为，希特勒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他发起的纳粹运动及其恐怖统治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事件，而纳粹主义者则常被描绘成一种邪教式的极端狂热，在大众媒体中，也常被形容成显而易见的恶魔。这种印象使人们相信，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区分他们——这个特殊化的过程中，灌输给人们了一种印象，让人们认为这种疯狂不再会发生现代，不会出现在自己周围，因为只有作古的纳粹才是遥远的疯子。

盖拉特利在其著作中指出，这样的信念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一种危险的想法。

在《普通人如何成为纳粹分子》一书中，盖拉特利表明，德国纳粹分子远比我们通常想象的要理性和正常——当然，这并非他为纳粹背书。盖拉特利通过系列的从历史隐微角度的细致描写，展示了纳粹是“正常”的（而非“正常化”他们），是理性的（而非“合理化”其暴行）。

纳粹并非疯狂的他者，他们上班、守法、爱家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与我们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教训是，这一切发生在德国人民身上是多么容易，在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和有文化的国家中，数以百万计的普通人，最终开始接受或适应一种充满仇恨和杀戮意味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德国人在当时逐渐迈入误区的每一步对我们而言是有意义的，并且暗示着同样的事情很容易发生在我们身上——也许它已经正在出现。

德国人民不仅知道该政权的举措；事实上，他们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如果不是大规模的基层自下而上的运动，纳粹也不会像这样成功。盖拉特利在谈到种族迫害时写道：

“这一切都如此公开，不容忽视。公众并没有袖手旁观，因为在1935年纽伦堡法律达到里程碑之前和之后，众多普通人在种族政策的推进方面进行了合作”。

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反犹主义

盖拉特利认为，希特勒的出现和翻云覆雨，与德国长期存在的三种力量存在着呼应——狂热的民族主义、片面的社会主义和恶毒的反犹主义。每一种力量都深深植根于前纳粹德国的生活中，并被希特勒发掘、诱导与催化，使之成为威力巨大的武器。

民族主义是底色。彼时德国普通人之间盛行着一种观念，认为历史复兴的天命落在了当今德国人的身上，而这一天命是夺取“生存空间”——以实现古老国家和民族的再次伟大。这种扩张，首先意味着征服东方的土地，包括波兰和幅员辽阔的苏联，而那里居住着“低等”斯拉夫种族以及数百万更低等的东欧犹太人——这些人需要被奴役或消灭，人走地留，才能创造高贵“雅利安”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生存空间——在这个过程中，民族主义也和反犹主义混合在一起。

在民族主义之上，则进一步混合了其他的东西。对于德国人的民族主义相关的思想已经有众多的著作进行了阐述，而另一个方面则不同——往往被忽视的是，我们往往难以认识到，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个虚名，而是有着真实的性质和内容，盖拉特利毫不犹豫地使用“社会主义者”一词来描述Volksgemeinschaft理想的本质。历史上，德国总理俾斯麦在19世纪就引入了部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公共项目。

“事实上，由于从 1881 年开始福利国家的建立，加上战争的社会影响，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在德国社会根深蒂固，并被载入魏玛共和国的宪法”——p41

希特勒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就在此基础上建构——其思想中的社会主义概念，集中体现在Volksgemeinschaf一词上，Volksgemeinschaf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一个和谐美好社会的未来图景。根据作者的解读，“Volk”字面意思是“人”，但有着更丰富的指代，但指的是19 世纪末德国的德意志大众民族主义（Völkisch）运动中的种族化概念，“Gemeinschaft”可译为“共同体”，但更多指的是相互认识的人组成的紧密共同体，总之，盖拉特利即将这一德语单词Volksgemeinschaft，翻译为“人民共同体”（community of people）。

为了贯彻这一概念，希特勒更将社会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司法、媒体和教育——更集体主义，更集中，集中在国家控制之下，铸造出一个集体主义式的，新的“人民共同体”，而纳粹党人们试图，创造这样一个更具集体主义的秩序，来挑战资本主义，尽管纳粹对废除所有私有财产的想法表面不认同，但在一些行业上，事实上仍在不遗余力地推行国有化。这个过程中，德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终也完美地和德国的民族主义融合在了一起。

最后，在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上，又加入了反犹主义——盖拉特利指出，早在20年代中期，希特勒就利用了德国存在的潜在反犹太主义，在这种普通人间盛行的有毒的仇恨文化里，希特勒不必向他的追随者过多介绍犹太人的概念——即犹太人是“歪曲和毒害了国家和社会观念的瘟疫”。而反犹，某些方面也以反“资本”的面目出现。在实践上，他们在不遗余力地试图废除金融资本——其将资本指责为犹太人的恶劣影响。

总结来看，德国的纳粹主义，是早已有之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反犹主义的高度混合。民族主义的角度体现在它的德意志民族优先，以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部分，而社会主义的角度，又让它把法、英、美等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定义为资产阶级的国家敌人，反犹主义的角度则催生了阴谋论和种族仇恨对象，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视为犹太人的阴谋。

普通人成为纳粹

最早关注于纳粹之恶在普通人身上的矛盾性的是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其形成了一些对党卫军暴力最犀利的看法。她在其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中指出，比纳粹国家的程序更引人注目的是其一些主要行政人员的个性，例如党卫军上校阿道夫·艾希曼。艾希曼不是一个外表“变态或虐待狂”的杀人犯，而是一个“异常正常”的官僚，艾希曼的非凡罪行与他看似平凡的性格并存，使得启发阿伦特创造了她最著名的短语“平庸之恶”。阿伦特的描述对象，仍是纳粹体制中下层的行政人员，而本书，则进一步拓展至非体制中的更多的普通人，并结合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角度，对纳粹的出现进行总结。

盖拉特利始终如一地指出，德国社会的大部分人并不仅仅是被希特勒激烈的演说集体催眠——还包括大规模的公开盛会、穿着长靴的士兵的游行仪式、高速公路的建设、或轻松获得大众汽车的现实生活。

“正常的生活还在继续：百货公司在希特勒上台的那一周举行了亚麻制品销售活动。好吧，他们为什么不呢？”

对于许多德国人来说，他们的生计和家人的福祉也比阴谋论氛围下、那占人口一小部分并经常被妖魔化为“危险威胁”的群体更重要。在早年持续的经济萧条和下行的背景下，一个民族复兴和重拾国家荣耀的愿景，就极大地促使人们去支持德国特色版本的国家社会主义。

1933 年 11 月关于纳粹统治的全民投票获得了 95.1% 的支持 CC BY-SA 4.0

盖拉特利本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其指出了在纳粹上台之前，普通人已经独立发展出一种与纳粹并无完全不同的政治身份。

希特勒在之后使用暴力和对媒体的全面控制来巩固他对社会的控制，但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反犹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不需要被他费力发明，而是早已有之——只需要他捏合在一起，他只是利用了普通人现有的怨恨、恐惧和偏见。德国的普通人，就这样浸泡在这一政治文化里，等待着这样一个“必要的领导人”，而这个领导人，则承诺要恢复德国失去的“伟大”，实现其再次复兴——第三帝国就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