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黑兰：最后的革命
最近看了一部伊朗电影，《神圣无花果之种》，再次观看伊朗电影时，会有一种奇妙的感觉：拥挤无序的车流，被城市高楼遮挡的北部山脉，小卖部门口摆满各色膨化食品的货架……我好像又回到了那些没有交通秩序的道路上，全神贯注地看着迎面走来的人和擦身而过的车。
换钱危机
就在我去德黑兰之前不久，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小规模的空袭，听说城市里也不太安宁。但彼时我对这些远处的战争没有丝毫概念，唯一困扰我的，是没有现金。
入境之前临时抱佛脚地查攻略，才惊讶地发现原来伊朗无法使用信用卡或任何形式的银行卡，我翻开钱包，里面只有压箱底的700元人民币。
万幸的是，在入境的第一个城市马什哈德，我仍然得以用这700人民币兑换伊朗货币土曼（以一个相当不划算的汇率），在马什哈德待了两天动身前往德黑兰，不提前做攻略的人总是会付出代价，马什哈德到德黑兰的火车票非常难买，而且我当时并不知道它的价格，于是被代售的旅行社结结实实地坑了一把，以360元的“天价”购买了一趟火车卧铺票。
到德黑兰的时候是凌晨，我全身上下大概只有不超过40块人民币。
之前在小红书上找了一些当地换钱的攻略，大概知道有一家中国餐馆是可以换钱的，于是从火车站直接打车到酒店的位置。那个时候大概是九点，酒店前台只有一个伊朗人，我怀着忐忑的心情问是否可以用人民币兑换土曼，他说他们不提供这个服务；这个时候我的心已经凉了半截，但仍然不死心，强行说，但是我听朋友说之前有在这里换过；他继续摇头，并说，他不清楚，但你可以联系我们的主管。
我加了前台名片上那个主管的微信，站在酒店外的街道上焦急地等待回复，对方通过得很快，在我表达来意之后便开始打哈哈，“这个事情现在不好办。”“你如果是在这里住宿那倒是可以直接微信支付。”后来就不再回我的消息了。
这个时候，有一个老头看我一个人在街边，问我去哪儿，要不要打车。我完全没有搭话的心情，直接说我现在没有钱。在了解了我的情况之后，老头说，你可以去那个小区看看，那里生活的都是中国人。小区不远，就在街道前方拐弯的路口，他很热心地带着我走过去，但是一楼的大门紧闭着，他说，之前这里住着一家中国人，可能最近出门了。
我不再对此报以希望，感谢了他之后，继续返回来坐在马路边上。
我心灰意冷地发了一条小红书，想求助下有无在德黑兰的网友可以帮忙换钱，抱着一种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当务之急还是先找个地方住下来，于是我走到离这里不远的一家青旅，意料之中的，他们不接受信用卡支付。
于是，我用最后十几块钱打了车到另外一家网红旅馆heritage hostel，这家旅馆在小红书上很有名，所以会有很多中国人在这里停留，如果能找他们换一些钱也是好的。
没有想到的是，这家青旅可以接受信用卡支付！不仅如此，他们还可以接受信用卡转账的方式换土曼！虽然会收取不低的手续费，但对于此刻的我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我能明显感觉到当我整个人松懈下来时前台小姐姐眼神里的笑意——她可能遇到过不少这种情况。
她们从前台锁住的柜子里拿出pos机，可以想象在这个全面限制境外银行系统的国家里，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我感觉heritage就像是一个“法外之地”，这里有很多天南海北的游客，这里也有很多年轻的伊朗男男女女，女生们不戴头巾，不管男女都爱聚在一起抽烟，他们甚至提供男女混住的房间（在这个伊斯兰国家！），这就是一个大观园，乌托邦。
与此同时，我的小红书也陆陆续续收到了不少消息，有在德黑兰留学的女生愿意帮我换一些现金，有当地生活的人指引我去另外一个酒店换钱。于是那天下午我来到那家酒店，从地铁站出来走进那条街道，能明显感觉到行人中零散有亚洲人的面孔，而我循着导航来回走了两次，才意识到眼前这个公寓楼式的没有明显标志的建筑，就是酒店。
按响了门铃，和前台说明来意，对方很快找来了负责人。负责人是一个中年男子，很爽快地帮我换了钱，而且直接给换了美金，这意味着我不用带着一摞摞如山般的土曼出门了（彼时的汇率是一美元可以兑换65万里亚尔），而且可以随时根据自己的需要去每个城市换钱。我再三感激，对方还问“吃了没，没吃的话可以去那里吃自助餐。”而此时，我的小红书还在不断收到来自陌生人的关切。
他说，一个人在这里旅游还是需要多加注意，最近蛮多飞车党抢包抢手机，而那位女生也是如此提醒我。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此行没有遇到任何危险，而唯一的“换钱危机”，也在众多陌生人热情的帮助下顺利化解了。
也因此，我对德黑兰的印象不坏，虽然它一点也不像一个首都，建筑普通丑陋，街道拥挤混乱，所以游客们像1979年美国大使馆里的工作人员一样，在拼命“逃离德黑兰”。
那处美国大使馆还在那里，工作人员撤离的混乱场景依然原状保留着，作为一处景点吸引异国的游客。美伊交恶的源头，就是这场人质危机。
1978年11月4日，伊朗学生冲进了美国驻伊朗的大使馆，把里面的66名美国人扣为人质。年底最后一任沙阿出逃国外，霍梅尼重返德黑兰，美国起初还指望霍梅尼出面斡旋，没想到霍梅尼支持了这些学生。
此后又接连是石油和核武器，美国和伊朗的关系一直没有回温，至今没有建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全面制裁伊朗，也因此伊朗国内的经济系统和世界是脱节的，这一历史遗产直接导致我在德黑兰街头无助和彷徨了一个上午。
这场人质危机，是79年伊斯兰革命最经典的一个片段，人们常常感叹，革命前和革命后是两个不同的伊朗，五六十年代伊朗街头穿着裙装披着大波浪头发和如今裹着罩袍和头巾的女性的对比照片是这个转变的代表。头巾被符号化，成为外界所见，这个国家民主与否的指标。
革命永无止尽
我一直觉得伊朗和中国很相似，我和所有路上遇到的能聊两句英语的伊朗人都这么说，“当然，伊朗的文明比中国还要长！”街边随处可见的领袖头像和飘扬的国旗也让我感觉十分熟悉，厚重的历史传统有时候像一种诅咒，国家这个巨大的怪物拖着它艰难地向前移动。
中国，波斯，奥斯曼，这些古老帝国在19世纪以后都经历非常相似的道路，甚至时间节点都差不多。欧洲人进入，战争和经济危机，推翻王朝，改革与西化，留学剪辫子（他们是废止帽子），建立议会和政党。
当然，这只是一个最粗浅的概括，三个帝国的差异也很明显，比如土耳其是最拥抱西方的那个，帝国遗产在很长时间里被弃置了，中国的中央集权传统使得它得以规避在其它国家里声浪不断的种族分裂，而伊朗近代史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它是一个有着深厚革命传统的国家，这当然是因为国内复杂的宗教问题、种族构成、国外各方势力的干预，以及游牧民族的天性气质。
早在19世纪以前的卡扎尔王朝（也译为恺加王朝），波斯就被卷入了英俄的“大博弈”，和晚清一样，孱弱的波斯被各方势力拉扯，国家艰难前行，但也保持了主权的完整。
接触了西方工业文明的国家开始积极推行政策改革，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内保守势力的反击。1896年，纳赛尔丁被刺杀，其子穆扎法尔丁即位，穆扎法尔丁继续推行改革，由此引发了诸多经济问题，随着粮食歉收物价上涨，国内民众对西方国家的不满情绪高涨，1905年，德黑兰爆发了激烈的抗议。
也是在群众的抗议下，沙阿不得不召开议会商讨建立宪法，此后的几十年里，波斯又更换了两任国王，保守的改革和专横的统治并列前行，而此时的中东也是多事之秋——俄国以支持卡扎尔王朝为理由发兵大不里士，胡齐斯坦省附近首次勘探出了石油，英国政府控制了波斯的石油开采和生产，20世纪前20年里的饥荒和席卷全球的流感，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被瓜分后中东地区的国界划分。
1921年，军人出身的礼萨汗带领士兵向德黑兰进发，并建立了新的政府，1925年，里萨汗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巴列维（一个中古波斯语），卡扎尔王朝终结，伊朗的最后一个王朝——巴列维王朝由此建立。
礼萨汗很像是建立了帝国的孙文或者是没有称帝的袁世凯，在一个中世纪王朝里推行改革政策，在集权政府的内核外裹上现代化的西装，《伊朗简史》中如此评价：“一定程度上他可以被看作立宪革命的掘墓人，同时也是革命的产物。”
礼萨·汗以土耳其的凯末尔为楷模，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改革，扩军、建设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国内工业生产，发展教育（建立女校），加强思想审查，规定男性必须穿西服，佩戴西式帽子，禁止女性戴头巾。同时对外也终止了各项不平等条约。在文化方面，剔除了非波斯语语源的词语，用波斯词语取而代之，为了使新政权有别于卡扎尔王朝，1935年，废除波斯，将【伊朗】这个的古老的名字作为正式的国号。
二战结束后，苏联从伊朗撤军，伊朗转而和美国成为盟友。20世纪下半叶，在经历了首相穆罕默德·萨摩台短暂的改革之后，穆罕默德·礼萨沙阿（前任沙阿的儿子）重新掌权，他继承了王朝边集权边改革的传统，一方面积极推行个人独裁，禁止其它政党如民族阵线的活动，建立安全机构萨瓦可，一方面又在美国的压力下施行了一系列自由化改革（白色革命），包括推行土地改革，将国有工厂私有化，给予妇女选举权，并组织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去农村地区扫盲（很难不让人怀疑这些领袖曾经互通款曲）。
历史告诉我们，非自由化政策下的自由化经济总是会带来无数的问题，比如1963年后的土地改革和农业机械化加剧了农村地区的失业，大批农业人口来到城市艰难求生；石油经济全面发展导致货币过多，物资短缺，通货膨胀加剧，物价全面上涨，但是政府却将这一现象归咎给小商人，并采取了打压商人的政策；到1977年，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通货紧缩的经济政策，结果失业率攀升，社会上的无业游民越来越多。
很难想象70年代的德黑兰，当我们看到新闻图片上那些大方优雅的女性时，往往忽略了她们只是当时占社会极少部分的上层。当时约有80几万美国人生活在伊朗，但是他们和本地人基本上是区隔开的，当中产阶级开着party，开车饮可乐的时候，底层的百姓仍然裹着罩袍，在黄昏时礼拜，社区中毛拉的祷告声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为数不多的安慰，对于高调炫富的美国人的厌恶，和对于那些上层人士的厌恶同样多。
宣传平等和支持人民的伊斯兰思想无疑有巨大的市场，早在1964年，霍梅尼就因为发表反对政权的言论而被逐出伊朗，但他的思想和著作，仍然通过各种途径在国内传播。
1971年，国王在波斯波利斯和帕萨尔加德的历史遗迹上举行了重大的庆典，庆祝伊朗王权建立2500年。但是对于大多数伊朗人来说，远古的波斯文明是陌生的，他们对于古代伊朗的了解主要来自《列王纪》，来自伊斯兰。
这件事如同一个象征，国王已经和他的民众越来越远，他沉溺在帝国的辉煌历史中，那是他用来反前王朝，反伊斯兰的工具，也是他包装自己的外壳。
在腐朽的旧制度即将崩溃的时候，隐遁的伊玛目便会现身，为大家带来一个新的世界。这时伊斯兰什叶派政权经久不衰的政治宣言，霍梅尼当然不会说自己就是这位伊玛目，但他无疑就是这个意思。
如何定义1979年的革命？大家热烈地欢迎霍梅尼归来的时候，当民众以自己的力量将他推举上位的时候，他们会预想到此后的一系列事件吗？清洗异见者以建立个人的绝对权威，关闭报纸，建立情报与安全部门，操纵人质危机，关闭大学，驱逐左派分子，加强伊斯兰教律，强制女性戴面纱……伊斯兰教没能成为国家的救赎，他们信错了救世主。
Separation
区隔无处不在，当人群与人群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的时候，乌托邦式的教义（不论是伊斯兰教还是别的什么）就会蔓延，让人们相信，只要追随，一个共同富裕，全面平等的社会就会到来。
《A Separation》，这部电影拥有一个极妙的名字，既指男女主角的分居，也指充斥在伊朗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隔离。
电影中，男主人公因为妻子的暂时分居找了一个保姆来照顾自己患有阿兹海默症的父亲，保姆时刻整理着自己的黑袍，每天坐很长时间的公交车来到男主人公的家，请求男主角不要告诉自己的丈夫，因为不想让他知道自己和其他男性有接触，在帮助老人上厕所之前，需要打电话咨询这一行为是否符合教义，而他的丈夫，没有稳定工作，还欠了一屁股债。
在一次争执之中，男主失手将女保姆推下楼梯，导致她流产，于是便开始了漫长的打官司，保姆和家人控诉男主杀人，男主则辩称自己不知道她怀孕，并且控诉对方故意伤害自己的父亲。
故事围绕着男主到底知不道对方怀孕展开，这是案件判决的关键，却因为双方各执一词而陷入了罗生门。在整个诉讼过程中，你可以轻易地感受到，作为中产阶层的男主是更轻松的，游刃有余的，不仅有钱保释，而且能够冷静地有逻辑地为自己辩解，能够不动声色地让身边的证人做出对自己有利的证言。而保姆的一家，无疑是社会的底层，女性更容易哭泣，男性更容易用拳头解决问题，而面对不利的指控，也更容易乱了阵脚——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男主，一个体面的光鲜的中产，却可以手摸着《古兰经》面不改色地说谎；女主，一个充满了同情的清醒的人，在最后的关头仍然选择和自己的丈夫站在一边；而保姆，因为不确定自己的流产是否和男主有关，拒绝发誓并放弃了赔偿，因为害怕自己的罪会报应在女儿身上。
我觉得这个故事展现了一种巨大的悲哀。男主称不上坏人，但是他还是可耻地利用了弱势者，无论是自己妻子的同理心，女儿对完整家庭的渴望，以及保姆的信仰。上层对底层的伤害，注定要在这个二元的结构里不断重复，甚至是身处其中的人都未必能意识到。而宗教，竟成为束缚底层的道德枷锁，并没有达成促进和谐的目的，反而助长了结构的力量。
在德黑兰，城市的格局也有鲜明的阶层差异。北部的达尔班德地区是富人集聚区，曾经卡扎尔和巴列维王朝的王宫萨德·阿巴德就坐落在山脚，因为这里是山区，夏天更加凉快，虽然树木不多，但对于伊朗随处可见的黄土景观来说，可以说风光优美了。德黑兰最好，食品质量最高的巴扎也在这里。
Tajrish是有钱人最爱的度假区，一小片山谷里坐落着很多餐馆和水烟馆，桌子就摆在溪流旁边，或许对伊朗人来说是一种独特的享受，但我这个中国南方人看到，感觉风湿病都要犯了。来这里吃饭散步的人多是年轻人，时常看到挽着手的情侣——这在别的地方并不多见。
在萨德·阿巴德景区外面，我还遇到了一个小男孩，他递给我一张纸条，表情羞涩，用零碎的英语和我说他来自阿富汗。我当时非常震惊，而后又意识到其实他是在向我销售这张纸条（我后来知道，上面印着宗教化的波斯语诗歌），我给了他一些零钱，又看到他向一个年轻男人那里走去。一时之间心情复杂，我完全能理解来阿富汗的难民通过这种形式讨生活，一方面又发现这个男孩刚才展现出来的乖巧和亲近可能只是一种工作技巧，我并不是想责怪他什么，只是觉得“乞讨”和“展现乖巧”其实是这个男孩的双重不幸。
我想起那些地铁上卖口香糖的孩子，熟练地跑进地铁，穿梭在车厢里，将装满口香糖的盒子往你身边一推，一双眼毫不畏惧地看着你，好像买下他的口香糖是你应尽的义务。没啥生意的时候，就在空旷的车厢里旁若无人地玩耍。
Tajrish打车回去，司机是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头，他说，他是前国王的护卫，至今对前王朝忠心耿耿，并大骂当下的政府。他开玩笑地和我说，多的打车费就不找给我了，因为他很strong，我笑道，这个钱还是必须要找的，因为我也很strong！
神圣无花果之种
就在11月初，德黑兰大学的一个女学生因为没有戴头巾和保安发生了争执，并在打架的时候脱掉了衣服。网络上广为流传的图片里，她穿着内衣坐在台阶上，但最后还是被警察带走。人们称赞她为英雄，是“妇女、生命和自由”运动的实践者。
这是两年前那场盛大的革命的经久不绝的回声，2022 年，22 岁的库尔德裔女生玛萨·阿米尼 （Masa Amini） 因没有“正确”用头巾遮住头发而被道德警察逮捕，并在监禁中死亡。 这一事件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活动，造成了 500 多人死亡。朋友告诉我，这场抗议最终迫使政府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如今德黑兰街头对于头巾的管控，比之革命以前要松一些。
我对于22年的这场革命只限于新闻里的点滴认知，而《神圣无花果之种》这部电影，通过无数的现场的手机影像，将这场革命直白地推到了观众眼前。
影片中，年轻的姐妹俩有一个在政府工作的父亲，当她们在房间里通过社交媒体观看街头实况的时候，她们的父亲正在签署那些执行死刑的命令。她们把被流弹击中的同学带回家中，保守的母亲虽然不支持冒进的革命，却仍然出于同情心帮助同学清理伤口。
新与旧的冲突是必然的，家庭和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同构关系，对于父亲的反抗，也是对于政权的反抗。影片最后一幕，在废弃的村庄里，二女儿将子弹射向了父亲脚下脆弱松动的土地，父亲最终和支撑他的那片古老土壤一同倒下。
我很羡慕伊朗人民的这种乐观的反抗精神，我也很庆幸导演如实地记录了，是这场反抗的主体：伊朗的女性。
旅程中见到其他的中国游客，大家一致认为伊朗的女性特别友善。她们会主动和你打招呼聊天，会充满热情地夸赞你，那天挎着相机走在路上的时候，一个女生拍拍我的肩膀，提醒我这样背着很危险。当然，这只是一个游客所能看到的最表层的东西，那些抗议告诉我们，潜藏在温柔之下的伊朗女性的强大力量。
我是指，所有的女性，不仅仅是那些敢于走上街头将头巾焚毁的人，还有那些藏在罩袍下面的人。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阿布-卢赫德说，长久以来，人们提到穆斯林女性或者穿罩袍的女性，会觉得她们经受着压迫，是很可怜的。这种心理与其说是同情，不如说是站在所谓自由世界，高高在上地看另一个文化语境下的群体。
阿布-卢赫德提醒我们警惕这种“拯救叙事”，罩袍不是只有【压迫】这一个意象，它更多的是一种“便捷式隔离装置”，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女性走出生活空间，并且保证她们在公共空间中仍然能够遵守基本的道德要求。
这并不是说伊斯兰女性不应该抵制罩袍，而是提醒我们，每一个文化都有其复杂性，脱离文化语境，将伊斯兰女性塑造成非黑即白的两个极端形象，本身就是无知和自大的。就好像女大学生事件发生之后，社交媒体上很多人通过绘制漫画的方式称赞她，漫画中穿着内衣的女生清醒而英勇地站在中央，周边是那些穿着罩袍的面孔模糊的女性，这种叙事是很危险的，在伊朗女性处境已经如此艰难的情况下，还要将女性区分成“文明的”和“落后的”，实际上是在分裂女性群体内部的团结。
电影的开头有这么一段话：“无花果是一种生命周期不同寻常的树，它的种子随着鸟粪落在其它书上，根在空中生长并扎根地面，随后它的枝条会缠绕在宿主树上，直到把它勒死，最终这棵神圣的无花果树便自立于大地上。”
十一月，德黑兰空气干燥，昼夜温差大，太阳很早就会下山，城市的夜晚很冷，但我却在这股寒冷中，找到了一点温暖和力量。
参考文献
《伊朗简史》迈克尔·阿克斯沃西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21.1
阿布-卢赫德：罩袍，穆斯林女性与自由选择 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