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雲飛：何為失蹤者？—— 民國NGO史上的失蹤者之序章

再反過來細究一番，所謂多指人，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種統計學研究呢？恐怕詞典編纂者並沒有做過這樣的採樣分析。若是做採樣研究，如人們在人類留下來的書籍或文章裡發現，所說失蹤大多指人，哪怕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是否就可以作為詞典例則來說「多指人」呢？那麼我們可否一問，這樣的詞典編纂具有客觀性麼？符合價值中立的編纂原則否？是否太過人類中心論了呢？這樣看來，詞典編纂者不僅要簡潔，更需要準確，同時盡量展現基於事實與不帶偏見的知識。

百度詞條解釋是「指去向不明，找不到蹤跡」。百度詞條多了內容，看上更縝密，但是否就比《現代漢語詞典》就更準確呢？那倒也未必。找得到蛛絲馬跡，最後依然去向不明的人事也不少見，如同百慕大魔鬼三角，如同去年失聯的馬航飛機。這就說明，編輯詞條要明瞭、簡潔、準確，真可謂嘎嘎乎難哉。孔子的「必也正乎名」，雖然指名分秩序的問題，但拿來作為編纂詞典之要求，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如果我們再用他另一番教導的話，那就是「名不正，言不順」。我們在這裡所用的「名」當然不是孔子人倫名分之「名」，而是被稱為邏輯學意義上的「名學」之「名」。反而是莊子在《逍遙游》中的「名者，實之賓也」，更接近於我們在編纂字典，要做到名實相符的要求。

那麼失蹤者的定義是什麼呢？據維基百科的解釋：「是失蹤人口的一員，他的家屬、朋友，甚至其他的相關人士，用盡任何方法都找不到他。」在與前面所述相同的基礎上，百度的詞條加了一句：「按很多地方的法例定義，失蹤48小時才稱為失蹤人口，否則警方不能受理尋人」，但對此維基百科卻予以駁此，認為此說是一種誤解，有明顯證據證明其系異常失蹤（如暴力逼迫等），那麼就應該立即受理。維基百科在詞條更注重快速反應及人道救助，而百度詞條則將其期限具體化，主要是反應具體救助實施者所掌握量化權力。維基與百度的解釋各有偏重與優劣，但從個體受眾的我之角度來講，無疑更傾向於維基百科的闡釋。

失蹤的法律界定我先按下不表，我們來看看「失蹤的可能原因」，百度百科與維基百科基本相同。這個羅列比較好玩詳細，遠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字典可比的。除「遇難」（旅遊或登山、迷路、泥石流、交通事故等災難）、「犯罪被害人」（綁票、誘拐、販賣、謀殺）、其他（戰亂、罪犯潛逃等）外，把「自我意識下的行為」列在首位，別具意味。其包括夜逃（如躲債）、隱居、離家出走、流浪癖、宗教上的出家修行。也就是說，「自我意識下的行為」多是主動的（夜逃躲債的失蹤具有被動性，但處置上卻有主動選擇的餘地），而其他除了罪犯潛逃外（雖是被迫的，但亦是主動選擇），大多是被動的。主動的失蹤與被動的失蹤，前者顯示失蹤者的自我決斷，後者顯示被傷害的悲慘。

現在讓我們用維基與百度上所列出的「失蹤的可能原因」，來對比我要講的「民國NGO失蹤者」，這些失蹤者是出於什麼「可能原因」呢？這些失蹤者在被動的大環境下，其「失蹤」的核心是被迫、強制，其因出於制度變遷到喪失了選擇自由。此中情形比較複雜，得分而述之。舉個顯例，在高壓的情形下，相對主動輸誠而轉變思想者若史學家陳垣，在1949年後看上去位高，在輔仁大學被撤銷後，也當了一段時間的北師大校長，其依據馬列主義治史學，相對於他自己的主動選擇和治史路徑，何嘗不是一種看似在場的「失蹤」呢？但不可否認的是，若陳垣算是在場的「失蹤」，那麼這樣的失蹤雖然也有一定的受辱成分，其自身結局也許算是比較好的。

相比陳垣，很多「失蹤」者就沒有他那樣幸運了。這裡我們不得不有所捨棄，因為如果我們去探討所有的失蹤者，那基本上是龐大到無法完成的任務。如政治學者吳恩裕如何轉變成《紅樓夢》研究專家、著名作家沈從文改研究服飾等文物，成為文物專家等，不勝枚舉。我們得限定一個範圍，即主要探討社會學家、民間教育家、公共醫療衛生專家及曾經參與社會建設與變革的NGO組織者與機構之失蹤，與其他行當加以對比，就可以看出這個領域裡的「失蹤者」是如此之多，甚至是政治學、法學、邏輯學等領域，都無法比擬的。為什麼呢？因為這個領域除了社會變遷、社會制度、社會福利與保障、勞工問題、人口問題、農村問題等方面的理論探討以外，還有更多的實務參與者在踐行對現實生活的改良，這一切不僅與根本解決總問題的暴力革命方式，有著本質的不同，還與套套邏輯充斥其間的唯物史觀辯證法、階級鬥爭學說有著很深的對立。

直言之，我們所說的民國NGO上的失蹤者，並不僅僅是直接自殺身亡的人，如前齊魯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教務長、面向廣大農村的著名之《田家》月刊的創辦人之一、社會學家，上海國際禮拜堂的副牧師孫恩三於1951年4月之後自殺。其起因是政務院召開「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後，上海國際禮拜堂的共產黨員牧師李儲文——此人因文革被鬥而暴露黨員身份，從此脫離宗教領域，後來官拜上海市外辦、僑辦主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揭發上海國際禮拜堂牧師、南美長老會傳教士畢範宇，使範被即速驅逐，而孫恩三因此自殺身亡。另一位上海國際禮拜堂副牧師顧政書則死在獄中。孫恩三的結局未必只是個案，因為檔案不開放，信息被屏蔽，使得我們不知像這孫恩三這樣的不有多少，但自殺的確是比較極端且徹底失蹤的案例。

我談民國NGO上的失蹤者主要涉及被宣佈為文化戰犯（如平民教育家晏陽初）、被迫改行（如李安宅之教英文、傅葆琛教英文、蔣旨昂被迫搞總務工作等）、半改行（所謂半改行就是縮小研究範圍，而且縮小的大多是與社會學直接相關的部分，潘光旦之研究民族問題、做公共衛生預防工作的陳志潛最後被迫半改行研究塵肺病等）、打成右派改造（費孝通、吳景超等）、有的因到國外及港台而遭長期信息屏蔽（龍冠海、余天休、楊懋春等），而不為大陸讀者所知曉。至於教社會福利、研究社會救濟等直接涉及社會工作的如雷潔瓊、柯象峰等社會學家，也多是處於改行與半改行狀態。失蹤的機構如著名的平民教育總會、協和醫務部、華洋義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在華組織等機構，被完全取消的命運，就是此中顯例。包括民國教育裡的立私小學、中學、大學（包括教會大學）之消失，私人出版社、媒體等方面的消失，除了著名的外，那些不甚出名的不知凡幾。至少，我還沒有看到過一個準確的統計數字，這說明我們在這方面的研究與認知，還相當粗疏。

我們所理解的失蹤者，除上述說法外，不妨舉幾部小說家的創作，來作為我們對理解失蹤之補充。著名作家卡夫卡的《城堡》、《審判》已算是眾所周知，但作為「三部曲」之一的《失蹤者》名聲卻並不響亮。《失蹤者》主人公羅斯曼生在富裕家庭，十六歲被女僕所引誘而生下孩子。其父將其逐出家門，羅斯曼到美國流浪，最終成為無業遊民的奴僕。卡夫卡意指自由、富裕的社會，人也是卑微與無助的。其寓言依舊深刻，但似乎遜《城堡》、《審判》一籌，但其「失蹤」在工業社會的意味的確比較濃烈。日本作家折原一的《失蹤者》因其推理引人入勝，即有失蹤也是生理意義上的失蹤而非精神的，比較有意味的是德國作家阿尼《神秘的失蹤者》主要寫一個名叫霍爾茨阿普費爾「失蹤者」來攪局的故事。該男子一開始就來警署糾纏，說他多次被人報案失蹤，他親自到警署來撤案，警察卻沒有發現該失蹤案的備案卷宗，故事由此跌蕩起伏。

失蹤者攪局，這個隱喻意味深長。這攪局當然不是說混水摸魚，而是對現實的良性發展有一定的借鑒作用。其實我今天講民國NGO史上的失蹤者，與其說我是他們的打撈者，不如說是他們的精神有很大的魅力，不肯就此消息於天壤者。他們自己散發抵擋不住的光輝，讓我們這些後來者，不忍漠視，不能裝作看不見。換言之，我認為這些被種方式而導致的失蹤者，他們現在遇著一個該他們回魂轉世的時代，偉大的精神與實踐，總是要參與現實的攪局的，因此說他們是當下現實的攪局者乃至指引者、參照者，亦不是過甚之辭。那就讓我們開始直接面對他們過往的事跡及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