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就国内组党给全国民运朋友的第二封公开信

————为什么现阶段不宜进行全国性公开组党活动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国内组党活动处于高潮之际，我向全国的民运朋友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公开申明：不主张在现阶段进行实质性的全国公开组党活动，不主张以反对党取代政治反对派，不主张以政党运动取代民主运动。 应该继续贯彻”公开、理性、和平既非暴力”的方针，坚持”循序渐进”的运做方式，和”广交友，缓结社”的原则。

 公开信发出后，一些朋友表示赞同，也有一些朋友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如海外的傅申奇先生、北京的何德普先生。他们认为组党活动应该坚持到底，应给组党活动以更大的支持，不能降温，大家只要坚持下去，就会获得成功。应当说他们的意见，当时在组党的朋友之中不乏代表性，许多朋友可能都坚信这次组党一定会在国内取得成功！

 公开信发出仅十余天，国内就发生了大规模的镇压中国民主党事件，王有才、秦永敏、徐文立、张善光先后被逮捕。

上述朋友的入狱不仅给国内的民主运动造成很大的损失，也使暂短的全国性筹组中国民主党活动受到挫折，并使 1998 年以来经各地朋友们努力促成的国内民主运动的活跃局面再次陷入低谷，一些朋友所津津乐道的新一轮”北京之春”转瞬之间变成了”三九寒冬”，于是有人惊呼：中共的政策又变了，朱溶基到哪去了？至此，我们再一次为自身的不成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我并无指责国内组党活动的朋友之意，他们是中国人民的脊梁，他们为中国现代民主事业所表现出来的献身精神将彪炳史册，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们为祖国发展进步所付出的巨大的个人牺牲！

但我们不应因此就不对这次全国性的组党活动遭受挫折的原因进行认真的总结，不应不对此次国内筹组民主党事件中，我们自身所存在的失误进行深刻的反思。总结经验教训是为了我们在整体上尽快的成熟起来，是为了今后我们能够减少失误，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是为了中国现代民主事业能够沿着健康的的道路向前发展。通过这次全国性组党活动所受到的挫折，我们起码应汲取以下的经验教训：

一、现阶段进行全国性公开组党的条件还不成熟

众所周知，组党是政治运做的高级形式，是政治运动深入发展的结果，选择什么时机建党必须根据自身的成熟条件和社会具体的政治环境而定，特别是对于共同理想的认同与凝聚，仅以这次全国性的组党活动为例，全国公开参与组党的不过几十人，有的地区一个人就成立一个筹委会，围绕着党的领导权你争我夺，相互攻击，一直不能达成妥协与共识，直到中共进行全面镇压，还没能产生出能被几十个组党人士所能共同拥戴的领导核心，是真的有那么大的原则分歧？是真的在理想目标上那么格格不入？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在作怪！缺乏群众基础，缺乏必要的认同，缺乏起码的凝聚，这能说我们自身已经具备了建党的条件吗？

再看国内的政治环境，中共对民运人士一直采取高压态势，我们的一切行动均处在中共的严密监控之下，中共的集权专制统治没有任何真正松动的迹象，在国内公开的建立反对党，根本就没有成功的可能。仅仅因为中共暂时放了王有才，仅仅因为中共暂时的没有 对组党活动 进行全面的镇压，我们就一哄而上，一跃而起，竞相公开建党，这能说明我们是成熟的吗？

透过这次中国民主党的被全面打压，我们每一个民运朋友应当清醒的认识到，在中国国内要建立起一个真正的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民主政党，只凭着良好的愿望、极大的热情、和舍生取义的精神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通过长期的民主运动，来打造一支民运骨干队伍，形成一个公认的能够驾御全局的民运核心，要有一个能为中国社会各界所共同认同的政治纲领，除了这些自身的条件之外， 只要我们自身还不能抵御来自中共的镇压，那么在中共的基本政策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之前，国内的民主运动就不能上升为政党运动，也不可能上升为政党运动！

因此，我一向认为：在中国，在一个封建思想残余十分浓厚的国度、在国民的臣民意识大于公民意识的条件下、面对统治集团对异议人士的严密监控和残酷的镇压、在国内组建民主政党，将民主运动提升为政党运动， 只能是民主运动深入发展的结果！绝对不能将组建政党作为推动中国民主运动深入发展的手段和形式 ！否则，我们就会犯错误，就必不可免的会给中国的现代民主事业造成损害！

二、我们还不具备规避中共进行打压的能力

进行全国性的建党活动本身就是一件十分严肃的政治举措，在坚持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的中国国内，面对中共的残酷镇压，即使我们具备了自身建党的条件，仍然要考虑客观条件的成熟， 必须保证党诞生后能够生存下来！如果我们在没有把握保证组党后，使党在国内生存下来，事实上只是将组党作为冲击中共的一个手段，那么这种建党有什么意义？！为此使国内大批民运骨干陷入牢狱，是否值得？

三、我们还不具备在国内公开建党的基本条件

我想，在中国国内公开建立政治反对党，起码需要下列条件：

一、公开建党的群众基础                                                                                                                               

群众基础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中国民主运动的关心、了解和认同。体现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觉悟和民主要求程度。中国民主政党的力量源泉首先是国内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要达此目标首先就必须使国内的人民群众知晓和了解中国民主运动，就是要使广大人民群众首先获得知情权，而这些都离不开言论、新闻、出版自由，没有言论、新闻、出版自由广大人民群众就无法了解中国民主运动，也无法表达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支持，因此， 在国内建立民主政党必须是在中国人民获得言论、新闻和出版自由的基础之上，在这之前民主运动不应、也不可能被政党运动所取代。

二、公开建党的社会基础

社会基础就是社会的生存条件和活动空间，大家知道，在专制统治之下，一个政治反对党一经建立，它首先面对的是生存的挑战，其次它要活动，就是要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发展壮大自己的组织，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这里首先是生存空间，何谓生存空间？就是社会起码要有容纳你的空间、要有不被完全扼杀的条件和环境。

相比之下，国内此次公开组建中国民主党，朋友们虽然是公开组党，但事实上，中国民主党从筹组的那一刻起。就被至于中共警方的严密监控之下，被同社会隔绝，虽然各地建立起了 20多个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会，和京津地区委员会，可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对此却一无所知。 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没有中国民主党的生存空间，各地的民主党组织始终处于被随时扼杀的境地，在这么恶劣的社会环境下，我们有什么必要去匆忙的催生一个无法生存的政党呢？

三、公开建党需要恰当的历史时机

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选择一个适宜的时机，在中国这样一个一党专制独裁的社会，建立一个政治反对党，更应注意选择一个恰当的历史时机，使当局不能够，或无法将刚刚诞生的民主政党扼杀在摇篮里或消灭在萌芽中，就象一个刚出生的婴儿需要一个安全的哺乳期一样。

四、建党需要有一定的综合实力

在坚持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的中国大陆，公开建立中国民主党，就意味着向中共挑战！就意味着向中共的执政地位挑战！就意味着向中共制定的现行法律挑战！就意味着向现行的社会制度挑战！对此，我们在建党之前不仅要有思想准备、理论准备，而且必须要有组织准备，要具有一定的综合实力，保证党一经建立有能力能够应对这些挑战！保证党能够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否则，过早的以政党运动取代民主运动，以反对党取代政治反对派，只能是脱离中国社会实际的政治主张。

五、公开建党需要正确把握当政者的政治底限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这次全国性的组建中国民主党活动，不仅根本不具备上述任何条件，而且在建党之初，在对中共政治态度的把握上，更是无从谈起，如果仅仅是试探性的小规模筹组，如浙江朋友最初的举措，尚且可言，问题在于全国规模的公开组党是建立在对中共的政治态度完全不明了的基础之上，这就不能不说是过于草率了。 这么重大、严肃的政治抉择，这么轻易的做出，这说明了什么呢？当时参与公开组党的朋友们，只是将公开组党成功的可能性建立在中国政府刚刚签署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的基础之上，只是看到了今年那转瞬既逝的”北京之春”，和王有才被捕后的又获释，以为中共真的发生了动摇，甚至有一些朋友称，这次公开组党是钻了中共签署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后，国内没有”政党法”的空子。真不知我们的民运政治家们竟如此的天真！

将如此严肃、重大、高危险的政治举措，建筑在没有任何实际保障的”投机”心理之上，这是不是一种政治冒险？

诚然， 1998年下半年之所以会爆发全国性的筹组中国民主党活动，也是有着一定的客观原因，首先是中国民主运动在经历了 1989年学潮之后，国内政治压抑，民运活动一直处于低潮，各地朋友们都有一种急切的心理，另一方面是海外的民运组织，主要是中国民主正义党对国内一些民运朋友的影响，三是中国政府签署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让一些朋友产生了错觉。四是在当前世界性的民主大潮下，我们一些朋友低估了中共对组党活动的反应程度，低估了中共政治异己残酷镇压，所有这些原因促成了这次全国性组党运动。

另外，此次组建中国民主能在很短的时间蔓延到全国，王有才事件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王有才先生第一次被捕后，得到了全国各地的民运朋友和海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和声援，结果使王有才先生很快获得释放，加之随后山东、武汉两地传来组党申请被受理的消息，加速了组党趋势在全国的蔓延，朋友们都相信中国共产党的现行政策出现了松动，都在试图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遇，为中国的民运史上流下光辉的一页。仅仅 2-3 个月的时间全国就有20 多个省市公开成立了中国民主党筹委会，一向以稳健著称的徐文立先生，也匆忙于11 月 6日加入到组党行列中来，对外宣布要筹备召开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正式公开成立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地区委员会，使这场全国性的筹备组党演变成正式组党。使得这次全国性的组党活动达到高潮，从而促使中共决策者最终作出了彻底镇压的选择。

朋友们：事实再一次的告诉我们，中共对待国内民主运动的基本政策并没有改变，虽然随着国际形式的变化，中共对待国内民运人士的手段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这并不是基本政策的改变，中国的民运人士必须学会正确的判断形势，要有驾御全局的能力，必须将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建立在中国人民自身觉醒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中国民主运动自身壮大的基础之上。

二十年的民主运动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对待国内民主运动的政策是建立在两面基础之上的，一方面是根本的这就是要打压民运，限制民运的发展壮大，防止民运对中共的统治地位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就是出于国际政治的需要，出于维护自身国际形象的需要，对民运某些没有威胁到自己统治地位的活动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加以容忍。它甚至签署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在国际社会面前表明自己开明的姿态，试图在国际社会为自己树立良好的形象。

同时，二十年的民主运动经验也告诉我们，中国民主运动如果仅仅依靠道德的力量、正义的呼唤、国际舆论压力、国际社会的谴责、国际人权公约的约束在当前并不能阻止中共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大规模镇压，在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之前，中国民主运动在国内只能继续坚持“公开、理性、和平既非暴力“的方针，必须坚持“循序渐进“的运做方式，坚持“广交友、缓结社“的原则，以高度的理智、灵活、与智慧，在中共统治的夹缝中求得生存与发展，不断的创造条件不断的发展壮大自己，迎接中国社会未来的巨变！

                  你们的朋友：吕洪来

                                                                                    1999年

备注：这封公开信写于1998年，当时出于一些考虑没有公开发出，直到1999年才在当时的《博讯新闻网》和《多维新闻网》公开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