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明月今何在：疯癫与历史叙述

网传某体制内作家精神失常，矛头直指因《明朝那些事儿》红极一时的当年明月。传闻让我错愕之余，却又无限感慨。我对当年明月的观感非常割裂：

他在启发大众历史兴趣上贡献巨大，多少明史学者加一起都难以匹敌，堪称当代罗贯中；但他字里行间对皇权的文过饰非太过谄媚，无论怎样的荒唐皇帝、在他笔下无一不是“好人”，只是下面执行坏了。

同一本书，大众看到了天子圣明的封建爽文，上位者看到的是操弄历史的刀笔功夫，这也为他仕途高升，以身入局埋下了伏笔。

当代罗贯中与大众史学的两难

《明朝那些事儿》爆火以来，批评者大多指责其史料粗疏、解读有误等等。我倒觉得，这些批评用学术界的标准，要求一本通俗历史读物，有些求全责备了。反过来说，若以激发大众历史兴趣而言，本世纪还恐怕没有哪位历史学者比得上当年明月。

历史学界与大众史学之间存在两难：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与细化，越来越多复杂面向已无法被某个单一理论或叙事模式所涵盖。史学界也逐渐放弃所谓宏大叙事。但问题在于，公众对于历史的想象和品味与学术史的发展完全脱节，反而更多受到戏曲小说、影视剧作品的影响。

换言之，公众仍然习惯并依赖传统叙事来想象历史。张泰苏（耶鲁法学院教授）就曾谈到，如果历史学家不耻于这等粗糙空疏的宏大叙事，那么自然会有更不讲究的自媒体人占领这块舆论阵地。实际上，宏大叙事并没有消失，只会因参与者水平参差不齐变得更为泥沙俱下。

我也跟导师聊过这个话题，如何兼顾史学的理论趣味与公众传播，毕竟我不想自己的研究只在象牙塔内供个别学者阅读讨论，也不想看到公众领域的历史想象局限在各种阴谋论或宫闱秘闻。他说这很难改变，也不是历史学者该做的事。

既然专业学者做不到，那就不能怪别人做了却不“专业”。我挺佩服当年明月二十多岁就能写下如此长篇，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明史热。在他之前，记忆里无论生活中还是网上，谁自称喜欢历史，多半是个三国迷。但10年过后，网上热衷于明代历史的爱好者就越来越多了。甚至有人扒数据发现近十年知网古代史论文中明史部分也有显著提升，这里面《明朝那些事儿》显然有不少的贡献。

2016年，我在台北逛书店，赫然发现历史类畅销书的榜首依然是《明朝那些事儿》。当时两岸关系已经逐渐恶化，距离其动笔也过了十多年，还能穿透意识形态的对立，拿到这个成绩当真了不起。这本书在学界也不乏拥趸。2019年，宋怡明（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的《被统治的艺术》一书就请当年明月作序。他还在高晓松的节目中，称赞《明朝那些事儿》“故事编得很好”，但比较弱的地方“是不见得每个故事都是真的”。

宋这段话中文读者可能有些奇怪：历史读物怎么能夸故事编的好呢？故事既然是编的，自然不是真的，为什么又说“不见得每个都是真的”？这牵扯到中美历史观念的差异。简单来说，受到后现代思潮影响，美国学界普遍放弃宏大叙事与历史存在绝对真相的主张。前些年的美国历史学家年会就开宗明义地说：history is about story-telling. 不过，即便是讲故事，也不是天马行空地文学创作，往往也契合了史学家近年来的研究范式转换，如微观史、全球史、女性史、环境史等等。此外，故事更强调的是以小见大，自下而上的视角。宋怡明那本书，便是从明代军户的故事，剖析军户家庭趋利避害的生存策略。他也是在这个立场上，夸当年明月故事讲得好，但缺点是有所虚构。

我倒觉得，史料错漏情有可原，更遗憾的是，《明朝那些事儿》所讲的故事，作为21世纪最畅销的历史读物，却看不出最近一百年史学范式转换、历史观念的迭代在其中留下了怎样的痕迹。其内容仍旧是把帝王将相的家事如数家珍，再加上一些阴谋论、翻案文章（主要针对明代那几位“昏君”），这个结构与晚明的史传演义也没有太大区别。

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历史，只有王朝更迭。这个说法就历史研究而言，已经不值一驳，只是黑格尔限于史料、史识有限的傲慢之言；然而就历史叙述，特别是公众视野中的历史想象而言，却又扎心般地现实。中国21世纪最畅销的历史读物，其内核既非为庶民写史，也不鼓吹启蒙思潮，甚至也看不到阶级史观，居然回到了为尊者讳，替昏君曲笔的封建传统了。

当代罗贯中，对一位通俗历史作家而言，无疑是莫大的荣耀；但对21世纪的中国而言，内核如此封建的历史读物爆红，则是历史教育与社会发展的悲哀。

舌灿莲花的刀笔吏

《明朝那些事儿》一书围绕着王侯将相特别是明朝历代皇帝的轶事展开，这倒也无可厚非，不仅传统历史叙事如此，其他通俗历史读物如此，就连曾经如火如荼的百家讲坛，最后也变成了教授们兜售宫闱秘闻。大俗大雅，观众就喜欢看这个。

但我难以接受的，是该书对皇权无下限的美化与谄媚。简单来说，皇帝都是好皇帝，如果不是，那起码内心深处也都是好人。种种荒唐行径，归根结底只是下面不理解皇帝苦衷，执行坏了。或许有人会说，作者当年才二十多岁，对皇权缺乏认识情有可原。我倒觉得正因二十多岁就有这种媚上瞒下，替君王分忧的想法，才显得尤其可怕。

我这么想也与童年的阅读经验有关。《明朝那些事儿》连载时我已经高中，对我童年影响比较大的，是柏杨的《中国人史纲》。这本书我小学三年级就读了，还在语文课上分享过，当时感觉逼格很高。现在回头看，写得当然很偏激，虚构成分未必比《明朝那些事儿》少。

但小时候我读得很过瘾，一大原因就是喜欢看柏杨骂人。他也会谈到历代帝王，但基本没什么好词。尧舜他说是野蛮酋长，北齐他说是一家神经病，明代更是不得了：“明王朝的皇帝几乎全是低能、堕落而又凶暴颟顸的无赖…中国人被糟蹋到这种地步，真是一个巨大悲剧。”

平心而论，他的言辞肯定有所偏颇。我自己后来稀里糊涂研究晚明的社会生活史，晚明社会的许多新气象，不像他渲染的那般阴暗绝望。何况皇帝本人的品性也不等于一个时代。不过，若非要品评一二，那不止柏杨这种狂狷文人，明史学者对明代皇帝的评价都偏低。

于是《明朝那些事儿》让我大受震撼。连明粉都夸不出口，在土木堡差点葬送明代国运的明英宗朱祁镇，他索性说“虽然不是一个好皇帝，但是一个好人”，然后大谈朱祁镇被俘虏时如何用人格魅力俘获了瓦剌贵族的芳心，以至于送他回国复辟。至于复辟后立刻杀了在土木堡之变后守下北京，挽狂澜于既倒的于谦，只不过是被小人蒙蔽的无心之失。

柏杨对于明代皇帝的近乎咒骂，与当年明月无底线地洗白，其实也都有着时代思潮转换的原因。柏杨早在1969年，就因为在翻译《大力水手》时讽刺蒋介石，被秘密逮捕判刑十年，对国民党独裁统治深恶痛绝。而国民党源自清末革命党人，后者与贯穿清朝的反清复明运动关系密切，孙中山就曾在洪门中担任护法。至于孙后来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并在南京祭奠朱元璋，显然对朱明有种意识形态的“隔代亲”。因此柏杨抨击明代政治，一方面是因为老朱家确实昏君太多，一方面是借明朝以讽刺国民党。

同理，大陆的隔代亲则是清朝，君不见世纪初清宫戏目不暇接，满族精英充斥文化娱乐圈。所以柏杨这个国民党反贼的口径与大陆当时的宣传恰好重叠了：明代政治黑暗，昏君远比清朝多。叫门天子英宗、豹房武宗、炼丹的嘉靖、不上朝的万历、做木匠的天启、以及最后天下负我的崇祯，说是昏君确实并不为过。

而当年明月创作的节点，恰好是大众苦清宫戏久矣，缺乏汉族本位文艺作品的时候。宋怡明夸当年明月创作的“时间选的特别好”，大概也是这个意思。2010年以后，阶级叙事逐渐转向民族叙事。明粉一跃而起，成为皇汉的代言人。

虽然“朝代粉丝”本身都挺荒唐，但明粉特别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歌颂明代的文治武功（这点倒与汉粉、唐粉、清粉区别不大），还尤其能与皇帝共情，热衷于为昏君翻案。皇汉的重点似乎从“汉”转向了“皇”，连民族主义者最引以为傲的自尊，也换成了对皇权的摇尾乞怜。

这点当年明月功不可没。他在书中多次抨击文官集团的虚伪，但借此引出的却非对阶层盘剥的反思，而是指向明代皇帝的无奈与不易、以及建立独裁体系越过文官政府的合理性。开篇谈元末起义时，还知道从土地兼并流民失所的唯物史观出发，等到明末民不聊生时，就开始谈天下气运不济。他笔下战乱频仍的晚明，东林党人虚伪腐朽，李自成们不足为道，真正可惜的只是少了一位天降猛男，挽救大明三百年的基业。

我仿佛看到另一本三国演义，董卓是坏的，曹操是坏的，他们祸乱朝纲，民不聊生；然而如果农民造反呢？也是坏的，张角妖言惑众颠覆大汉江山。只有刘皇叔血统纯正，仁德宽厚，才值得一书。（罗贯中倒也没有体恤桓灵二帝的不易）

《三国演义》的“刘本位”，是因为读者观众都身处君为臣纲，汉家天下的集权社会中。《明朝那些事儿》的“朱本位”，又是写给谁看的呢？

诚然，柏杨的咒骂与当年明月的谄媚都有偏颇之处，但如果要选一位，我还是选柏杨。柏杨有传统文人的气节（因为批评独裁蹲了十年大牢），传达的却不是传统为尊者讳的观念，其著史的关怀在于抨击上位者的罪过。当年明月有着现代的文风与形式（戏谑的网络历史小说），传达的却是封建到骨子里的气运血统论。上面都是好的，下面执行坏了。惟有他能揣摩上意，替上分忧。

演义与历史的铁索连环

可能有人会说，我既然说不该对历史小说求全责备，为何还批评《明朝那些事儿》的史观有政治献媚之嫌？一方面是不因人废言，我不喜欢其史观，但并不否认这本小说在公众历史方面的贡献；更重要的原因是，小说与历史的错位，其实就暗含着当年明月如今的困局。

高中读《明朝那些事儿》时，印象是确实好玩，但失之轻佻。比如鄱阳湖海战中，陈友谅为了防止朱元璋小船的袭扰，把自己的巨舰铁索连环，反而被朱元璋用火攻彻底消灭，看起来与赤壁之战如出一辙。当年明月称，“不知何故，陈友谅竟然会采用当年曹操用过的昏招，看来罗贯中可能当时并未完成《三国演义》，或是写完《三国演义》出版后忘记送他一本。”这段话挺有代表性，谐谑却经不起推敲：陈友谅再无知，他手下那么多文武百官都如此缺乏“常识”吗？《三国演义》明明是小说家言，有没有可能历史的赤壁之战本没有铁索连环？

历史上的赤壁之战确实没有铁索连舟。南宋的崖山之战倒是尝试过，甚至还涂抹了防火的污泥，但在明代人的历史记忆中最鲜明的还是鄱阳湖海战，其中陈友谅的连环舰队被朱元璋以火攻消灭。罗贯中对赤壁之战的描线，显然是照搬了一千多年后的鄱阳湖海战。

后来我经常用这个故事举例，来展现历史叙述的倒错与吊诡之处。现在想来，这跟铁索，不仅连着陈友谅与曹孟德的水师，也勾连着《明朝那些事儿》与当年明月的命运。

当年明月知道自己写的历史小说，但也不妨碍他在采访中称自己幼读二十四史，遍览明代史料，无一笔无出处；他也知道《三国演义》显然有许多虚构成分，但下意识地仍把铁索连环这种戏剧性地场面信以为真，向原创者陈友谅索要版权。这种演义笔法与史家口吻的交织贯穿全书。戏谑生动的语言吸引了海量粉丝。粉丝们虽然知道《明事》不等于正史，却误以为二者只有细节考订的差异，而无意识地内化了作者的史观。

而当年明月本人呢，恐怕也觉得历史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自己只不过是用贴近群众的方式巧妙地编排了一遍。纵观大明朝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哪一位不在他的笔下熠熠生辉。无论是口碑还是销量都能说明一切。他洞悉了历史与社会的规律，就像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的：他26岁那天，就悟了天道。

但他忘了历史远比小说文字来得复杂。他以戏谑口吻嘲弄的陈友谅，就是一个打渔出身，却一度谋反篡位，拥兵百万的枭雄。如果他对政治斗争的残酷及其幸存者报以基本的尊重，大概不会如此轻佻地嘲讽陈友谅不读书了。那么，轻佻的代价是什么呢。

疯癫与理性

《明朝那些事儿》爆红后，在政商界收获不少书迷。柳传志就曾说这本书“很有思想与创造力”。如果故事停在这里，那么他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宦海浮沉，都称得上少年得志。然而却传出因故送往精神病院疗养的消息。

真疯还是假疯。网上众说纷纭。毕竟《明朝那些事儿》中，就记载了唐伯虎为了避祸而装疯的故事。这在中国历史上也不少见，勾践，司马懿、李渊、朱棣这些枭雄为了一时隐忍都装过。孙膑、徐渭、唐寅这些人才，虽然没有平天下的野心，但阴差阳错卷入政治风波，出于自保不得不疯。这些看起来的疯癫，其背后都是工具理性的残酷算计。

当年明月说，明英宗朱祁镇“其实是个好人”，成为《明朝那些事儿》最大的黑点之一，连明粉也很少为之辩白，他难道疯了吗？当然也不是。连明英宗都敢于洗白、能够洗白的刀笔吏，自然有人赏识。

他写《明朝那些事儿》时27岁，按说还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年纪，却能如此曲笔体谅帝王家的不易，透着一股与年龄不符的投机色彩：不仅迎合了大众对青天老爷的刻板印象，更向上位者展示自己操弄历史的刀笔功夫。仕途高升自然在情理之中。

至于如今以身入局，是否恍然发现是座围城，真疯抑或假疯，也只是求仁得仁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