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起教育 | 逃不过历史进程的个人奋斗

标题选择困难，所以就膜一下，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中，少几秒其实也无所谓了，毕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时代的洪流碾压，正如我离奇消失的第n个微博账号。

本文会从三个视角言起教育，第一，是作为社会在生产系统之一的教育，无论是科举还是高考，亦或是西方国家的录取制度，都是都是给予大众以一种公平性的承诺，但是却以一种合法性的范式掩盖不平等的社会再生产，而近年来教育的公平性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第二，是作为个体生活经验的教育，是每个人生活经历的一部分，是每个人从自然人成为社会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第三，是作为时代洪流下的一部分，教育或者学术希望教育是独立的，学术是独立的，但是显然无论是我们还是作为系统的教育，处身其中的教育者都不可能独善其身。

从方法层面，笔者则会以自身的经历为起点，讲述自己的感受与困惑，以展开讨论，结合一些研究，试图践行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将个人经历与历史进程结合起来的能力。（-1s again)

若干年前的我肯定没有想到，一次同学中小团体的聚会，会成为日后不断刺激我的问题意识的来源，如果不是日后的阅读，可能我对于此的记忆仅仅是那是几个后来彼此砥砺的好友成为一个小团体的一个开始，像所有伙伴一样，欢乐忧伤充斥着个人的记忆，我们彼此相互吸引而臭味相投终于走到了一起，但是当时的交流中包含了我们的成长背景，在当时我就惊讶于我竟然是几个人中唯一一个祖辈在解放前属于贫下中农，因为祖辈参加革命而改变命运实现家族的阶级流动的。

简述一下其他同学的家族背景，a同学属于当地大地主，经营了乡村的工商业，传说在关外埋了一坛金子，因为为善乡梓而被划分为贫下中农的成分，祖辈建国后参加工作，在天津政法体系退休；b同学家族也是当地地主出身，先辈阵亡于淞沪战场，不过因为历次运动财产被分，没有a那么好运，父辈则属于工程师；关于c同学祖辈出身有些模糊，疑似地主，父辈属于本地中层官员，d同学先辈国军军官出身，参加过远征军，祖辈于48年左右离开行伍来到天津当地主，旋即天津沦陷，土地化为乌有；e同学父系属于练家子，曾与霍元甲交好，母系属于解放前天津地区医疗系统的先驱。此外还有一个仅仅与笔者熟识的好友f，其家族曾于民国时期天津拥有多家糕点店，但因为时局与分家的原因而衰落。笔者则是祖父出身革命老区，信仰共产党就是为了穷人的，而投身革命，参与解放战争与朝鲜战争，从而改变了祖祖辈辈头朝黄土背朝天的历史。

这样的一次聚会在笔者的记忆中埋藏，直到学习了社会学之后，笔者更加好奇，为什么我们会在那个时点相互吸引，可能并不是一种随机的命运的安排，而是与我们的背景息息相关，形塑了我们的气质，影响了谁会是我们朋友的标准。而同样有趣的是，我们都是同学中学习最为出色的一群人，在当时看起来都有着光明的未来，而从事后看，都进入了本地的重点高中，本科阶段一本属于标配，985211也不属于什么值得骄傲的资本。为什么我们可以是同辈中相对成功的？

仅仅去阐释这样一个个案可能是容易的，布迪厄的惯习，乃至更多的奇特的名词和概念多可以做这样一种无需检验的阐释。关于前一个问题，笔者后来发现即使是小学生同在一个班级中也会因为不同的出身而带来不同的游戏偏好以及话语的偏好，而因为背景的不同而形成小团体。在我们的经历中相同的学习之外的旨趣也是重要的一个因素，这既包括闲谈中价值观的契合，也包括日常生活中学习之余的放松方式就是天津人常见的相声之外，就是阅读与讨论历史，超越于课本之外的东西，也是因为我们中几个人的热爱与日常烦历史老师讨论问题，在初中就进行了几个人的小组课堂展示。

而关于后一个问题，要讨论的则可能太多，有太多的研究关注家庭背景和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但是其结论翻译成人话往往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阶层的影响是长期而稳健的，除非完全以肉体消灭的反人类形式改造社会，否则即使是备受粉红吹嘘的中国有革命去平等化而邻国没有，笔者也记得本科时候老师举的例子，他们村子的改革开放之后重新起来的人家就是地主的后代，即使没有了经济资本还有文化资本，还有那些关于持家关于教育的理念。而各种研究中，也向我们指出，即使是所谓“静悄悄的革命”（李中清等学者对于新中国前三十年教育平等化的称谓）中，人学高度发达，个人可以因为出身而在教育中受到种种限制，在教育中最有优势的也依旧是城市中富有经济资本的家庭，只不过更加“进步”的是，在党国体系中占有政治资本的家庭也体现出了他们在中学和大学教育中的优势，打天下的革命者在坐天下的时候，或许没有改变他们为之奋斗的人的命运，但至少改变了他们自身家族的命运。即使在最为动荡的年代，作为高干子弟的代表，习近平先生依然可以以工农兵的身份入学，成为一名光荣的工农兵大学生。当然在今时今日，随着市场化的改革，中国教育不平等程度随着社会分化而稳步提升，我不知道教育中某些机制是否放大了家庭的差异，但至少有足够多的证据表明，教育忠诚的转化了现实中的不平等，即使是所谓没有高考怎么和富二代拼的高考制度。如此“公平”的高考制度之下，为什么清华北大人民大学中来自优势家庭的学生比例远远高于其在人口中的比例，仿佛中国早已实现社会主义中级阶段，更不用说，机制层面高考移民、学区房、影子教育、择校、自招乃至于留学，都在告诉我们，资本不够请走旁路，底层出身莫入此门。本科时候初中同学聚会，当年并不优秀的同学，已经通过在加拿大的本科，快成为华人了，还能说什么。跑道再笔直，有的人跑着走，有的人骑自行车，有的人开汽车，只要跑道笔直就够了吗？

当然，学习成绩本身也是我们相互认可的一个隐含的因素，是互相攀比的资本，也是认可的资本甚至是团结与认同的构成因素。后来高中时候的朋友很明确的告诉笔者，为什么他们那样的小团体能够接纳无论是性别还是经历都不同的笔者（文科班经历了重新分班，她们来自实验班属于所谓嫡系，而笔者显然属于杂牌，其差别如同旧日国军中的张灵甫与黄百韬）。当然也会体现在更多善意的时候，比较分数属于朋友间的一种文化，这样的比较也体现在考试的时候因为名次而带来的空间上的差异，属于怎样的一种考场，兄弟班级中要有头面人物去不能差的维护一个面子。

可能在福柯眼中，这就是权力的微观物理学，成绩——作为一种考核标准，通过空间的安排而影响我。，当然这也可能是一种教育的隐喻，现实的成绩与未来的成就之间的隐喻，现实的分层在同辈之间的模仿和复刻，《学做工》中汉默镇的工人子弟们复刻的是他们父辈的车间文化，而与他们相反的“书呆子”中则复刻了一种他们具有资本的文化与我们的社会，阶层分化，文人眼中的“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更加世俗眼中的“狐朋狗友，狼狈为奸”。

当然，纵使家境并不富足，至少成长中没有太多感受到匮乏，使笔者少了诸多迫切，多了很多散淡，读书不是像有的朋友一样对于知识的迫切，而是有趣，一种自幼时养成的不擅长交际的人取悦自己的方式，通过阅读满足好奇，通过获取新知祛除困惑而获得恒久与稳健的快意和满足。学习是一种兴趣，让我在小的时候从来不是一个优秀的学生，至少在成绩层面，尽管长大后似乎也不是。不过辛好在进入中学之后，有一天发现即使自己没有什么改变，自己的排名就是在一天天提高，直到超越了我认识的不认识的几乎所有人，当然巅峰很难持续，课余还有很多吸引我注意力的东西，不过也可以保证我后来没考好也能将将进入一所说得过去的重点高中，高中上了一班也能基于自己在班里面的位置，才到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自己大致就要去南开了，后来也果真如此。

不过我更想谈论的是成绩之外的东西，所谓的一种散淡的性格，让我在学习之余，确实中学因为本身负担一般，自己也不求上进，有了 很多之余，能够在一个相对开放的时代中，获得启蒙性质的思想资源。移动互联网初兴的时代，国家管理的之后，带来的是曾经的自由，手机腾讯新闻网中有新闻评论栏目，以批判性的视角臧否社会现实，指导其因为声援占中而消失（大致是讲是艺人能代表民意还是街上的人更能够代表民意），当然还有并不高的墙，中文维基百科即使词条有限也是一个广阔的天地，中国的异议知识分子如何固然和理解世界没有多大关系，但是阅读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经典判例，却实足是一种开阔视野。而我的同辈们可能还有人可以是班级中穿越龙应台的书籍。

当然也绝非一人之功，中国的重点中学或许不会像美国的圣保罗高中一样，开设繁多的先修课，为每一个学生进行个人的规划，让他们看起来是自己领域中的奇才，但至少名校毕业的老师还是多少与普通师范毕业的是不一样的，清北的学生毕业之后回到母校教学生们如何考清北，南开的学生到中学教自己的学生如何考南开，应试之外是所谓成人。能够从全球化史观、现代化史观去解析课本中的微言大义的老师恐怕不多，更能够讲解宗教改革的时候引用韦伯的新教伦理的还是蛮体现阅读量的，当然笔者毕业之后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发现我的老师真的是如他所言只是为了应付研究生的复试，当初看了序言而已。

当然，甚至在那个时候政治老师都不是一种完全的党化教育，语文老师可能会赞许笔者的气质在89以后的知识分子中很少见。是老师的素质也是时代所然。尽管很多人喊，教育要独立，学术要独立，但恐怕无非是教育者、学者的立场与他们的立场不一致。

原本所谓自由的大学当中，我们可以见到几年以来，老师们早已就不敢于在自己的朋友圈中臧否公共事务，中国社会学老一代标杆，孙立平先生已经从摄影师转行微商卖茶了（有爱茶的朋友可以微博搜一下他，买一点权当对于曾经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纪念吧）。举一个研究议题的例子，社会学的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口号的发扬。这两个都是学术界内部有具体所指的意涵，但是也喝时下的政治想契合，在伟大领袖的重要讲话中的一次提出了某个重要指示后，被嗅觉敏感的学术政治家们所联系起来，以至于我们看到方法论之争更加拥有政治与合法性色彩。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张翼就曾经在研讨会中指出，理应所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研究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因为中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共，虚掷这套东西（虚掷为笔者理解），否则将来是不是还要区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什么不是，每年一个学者要发多少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在方法论和中国化之争中，很多论文中俨然中国化就是拥护习近平，原本质性和量化的口水仗就变得更加有趣，以至于现在量化学者推荐大数据与社会预测，都要在文末讲对于中国化的意义，那么普世的方法，难道中国特色在于中国人自愿放弃隐私以换取生活便利，从而大数据格外发达，隐私数据格外多，还是社会预测的技术可以更好的和利维坦有机结合，走出中国道路？更不用说恨不得在中国古典学术史找找到实证研究，缘木求鱼的为实证研究正名的大牛了。

在旧的时代中成长，接受教育，在新的时代中，可能就是亚细亚的孤儿，就是明季清初的遗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