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國安法反武統的習仲勳支持廣獨（粵獨），同情民主訴求、強烈反對出兵鎮壓學生

當代，由於權利或身份意識的覺醒、外來人口與廣東本地人口的利益衝突、乃至臨近香港地區示威抗爭活動的影響和啟發，也有人開始主張「廣東獨立」。這些主張聲音大都來自互聯網，也有部分產生了街頭效應，甚至引起中國治安當局的警惕。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習仲勛提出希望中央放權與廣東省。主持會議的華國鋒疑惑習仲勛要什麼權力。習仲勛當場說：「如果廣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可能幾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現在的體制下，就不容易上去。」

1988年4月，習仲勳當選為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排名第一的副委員長，兼內務司法委員會主任委員。1989年春夏之交六四事件，習仲勳同情民主訴求、強烈反對出兵鎮壓學生。

習仲勛是我黨一位高級領導乾部，是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生涯中，習仲勛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沖破“左”傾思想的重重阻力，為革命建設與改革開放事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受到了黨和人民的高度評價。

毛澤東: "我們要選擇一個年輕的擔任西北局書記"

1913年10月15日，習仲勛出生於陝西省富平縣一個農民家庭，1928年入黨，1934年11月當選為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1935年春，陝北、陝甘邊兩塊革命根據地在反“圍剿”戰爭中連成一片，合並成立西北革命根據地，習仲勛任中共西北工委領導成員，並繼續擔任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成為陝北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徵勝利抵達陝北。在村子的牆壁和大樹上，毛澤東看見張貼時日已久的《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佈告》，上面署名“主席習仲勛”。後來在瓦窯堡，毛澤東第一次見到時年22歲的習仲勛。這時，習仲勛剛剛從“左”傾錯誤路線的牢中被釋放出來，毛澤東頗感驚訝：“這麼年輕。”在陝北根據地，在少數老同志中曾有一種議論：“陝北救了中央。”習仲勛不這麼認為，他說：“這句話應該倒過來：‘中央救了陝北’。”習仲勛說：毛主席和黨中央長徵尚未到達陝北前，陝北根據地外受國民黨重兵“圍剿”，內遭“左”傾路線的危害，許多優秀的黨員、乾部、知識分子和下級軍事指揮員被槍殺、被活埋。毛主席不到陝北，陝北根據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沒有劉志丹和我們了。要不是毛主席 “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

1936年1月，習仲勛任關中特區蘇維埃政府副主席、黨團書記。同年6月參加西徵，8月，習仲勛受中共中央委派再赴關中，守衛陝甘寧邊區南大門，長達6年時間。期間，習仲勛先後擔任中共關中分委書記、分區專員、分區保全司令部政治委員、中共陝甘寧邊區委員會執委、西北局黨校校長。習仲勛組織領導關中分區軍民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軍事、政治和經濟鬥爭，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贏得了黨和人民群眾的信賴和擁戴。1943年1月，毛澤東親筆為他書寫“黨的利益在第一位”題詞，予以表彰。同年2月，習仲勛調任中共綏德地委書記兼警備司令部政治委員。他深入農村，調查研究，培養典型，總結經驗，領導大生產運動，增強了當地的經濟實力，為鞏固和發展“三三制”政權做出了很大成績。在整風審乾和“搶救運動”中，習仲勛抵制和糾正“左”的偏向，保護了乾部和群眾。1945年6月，習仲勛在中共七大上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同年8月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原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高崗受黨中央、毛主席之命，率領一批乾部離開延安，奔赴東北，開闢東北解放區。在遴選西北局書記一職時，毛澤東說：“我們要選擇一個年輕的擔任西北局書記，他就是習仲勛同志。他是群眾領袖，是一個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當時，習仲勛只有32歲，由此可見毛澤東對習仲勛的欣賞程度。

1947年冬季，人民解放軍節節勝利，各個解放區興起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運動中，蘇維埃時期的老區、抗日戰爭時期的半老區，均出現與新區土改不加區別的現象和過激行為。1948年初，習仲勛在一個月內三次就“老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問題”、“要註意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緒”和“按三類地區有區別地進行土地改革”等重大問題向黨中央、毛主席致電，直言不諱地提出反對“左”傾行為。

在1月4日致中央和毛主席的電報中，習仲勛指出，如果按照一般做法在老區進行土改，一定要犯原則的錯誤，那種認為地主、富農占中國農村百分之八左右的觀念在老區必須改變，否則勢必犯嚴重錯誤。習仲勛認為，在老區發動群眾運動，要堅決反對小資產階級的“左”傾形式主義。

毛澤東對習仲勛的來信很重視，1月9日做出批示：“完全同意仲勛同志所提各項意見。望照這些意見密切指導各分區各縣的土改工作，務使邊區土改工作循正軌進行，少犯錯誤。”“華北各老根據地亦應當註意。”

1月19日，習仲勛就陝甘寧邊區糾正土改中“左”的偏向再次致電毛澤東，提出由於義合會議（1947年11月西北局在綏德縣義合鎮舉行的陝甘寧邊區乾部會議）潛伏一種“左”的情緒和晉綏的影響，土改一到農村，就發生極左偏向，並提出整改的意見。

不久，中央由周恩來起草的“關於老區半老區土改問題的決定”頒發各個解放區。在解放戰爭和新中國建立後恢復國民經濟時期的西北局工作中，習仲勛在工作實踐中很好地闡釋了實事求是的涵義。

毛澤東誇贊習仲勛，“你比諸葛亮還厲害！”

西北地區幅員遼闊，但是政治復雜，經濟落後。習仲勛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團結基礎上採取“穩進慎重”方針進行。“爭取各民族上層人士，爭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後去發動，不可顛倒過來。”這是習仲勛當時解決民族矛盾的方式。新中國成立前後，在青海，大小叛亂很多。爭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戶項謙歸順中央政府，便是習仲勛在西北地區解決眾多民族問題中一個重要貢獻。

青海省地處黃河上游兩岸，地勢險要，林深山高，住著昂拉部落，實行“政教合一”政治制度，項謙任千戶職位，是青海有名的千戶，游移不定，反復無常。藏族人民對共產黨和解放區還不瞭解，項謙更是心存疑慮。青海軍閥馬步芳部發動叛亂，被人民解放軍剿滅。平叛之後，殘餘叛亂分子拉攏項謙叛亂，讓他出任“反共救國軍”第二軍軍長。習仲勛認為，如何正確解決昂拉叛亂，不僅對解放昂拉藏族同胞關系重大，而且對於共產黨在青海工作關系極大，甚至對甘、川、康藏區，乃至西藏也有重大影響，因此要求必須堅持在充分軍事準備基礎上以政治爭取為主的方針，採取十分慎重的態度，首先要用和平方式解決；對於項謙必須採取反復爭取，實行特別寬大政策。習仲勛不是單純考慮項謙個人問題，而是從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出發，團結包括藏族在內的各少數民族。

習仲勛給青海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打電話，認為決不能採取武力。為了和平解決問題，習仲勛前後數十次派人爭取項謙。項謙一度歸順，不久又反叛。受習仲勛委派，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藏傳佛教大師喜饒嘉措（後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去做項謙的工作，最終使項謙在1952年7月1日向人民政府投誠，此後再未反叛。項謙後來陸續擔任了青海尖扎縣人民政府縣長、黃南藏族自治州副州長。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向毛澤東匯報了這一事情的前前後後。毛澤東十分贊賞，稱贊道：“諸葛亮有個七擒七放，我們還多，我們來個十擒十放。”後來，毛澤東見到了習仲勛，開玩笑地說：“仲勛，你真厲害，諸葛亮七擒孟獲，你比諸葛亮還厲害!”

1951年春，新疆以烏斯滿為首的叛匪殘餘勢力在新、甘、青三省交界處搶劫，破壞民族團結，情況相當嚴重。加上新疆工作中出現了“左”的做法，使問題更加復雜。引起毛主席和黨中央的嚴重關切。在提出西北土改問題時，中央和西北局特別指示新疆、西藏的土改工作緩行，即現在不搞土改。但是，新疆區黨委不但拒不執行這項重要決定，反而提前進行土改，抓了一些當地少數民族及宗教界的重要人士，一時局面混亂，並出現逃亡浪潮。西北局嚴令新疆區黨委停止這種做法並上報中央。毛澤東對此非常生氣，將新疆區黨委負責人召到北京，對他們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責令他們改正錯誤並改組區黨委。

1952年7月，奉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命令，習仲勛親赴新疆解決民族糾紛事件，穩定了新疆政治形勢。除撤換區黨委主要負責人外，毛澤東還兩次交待習仲勛要將另一位負責人開除出黨，措辭嚴厲。當時習仲勛對此事因特殊原因作了冷處理，未將此人開除出黨，最後只以暫時降級使用了事。曾任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主席的李瑞環同志曾講過這樣一句話：“李維漢和習仲勛同志關於民族統戰工作方面的講話和著作，是我們當今民族統戰工作的法寶。”

文藝工作者的貼心人

1951年秋，毛澤東準備讓習仲勛擔任中宣部部長，他在同胡喬木、林默涵兩位同志談話時說：“告訴你們一個消息，馬上給你們派一位新部長來。習仲勛同志到你們宣傳部來當部長。他是一個政治家，這個人能實事求是，是一個活的馬克思主義者。”1952年初，毛澤東在與薄一波談話時問道：“你講講，習仲勛這個同志怎麼樣?”薄一波的回答是：“年青有為。”在延安時，他就聽到過毛澤東以此語贊譽過習仲勛。毛澤東說：“如今已經‘爐火純青’。”

擔任中宣部部長前，習仲勛曾真心實意地向毛澤東反映，按照他的經歷和水平，難以擔當起領導全國宣傳文教的重任。毛澤東打了個比方：“蛇，看起來十分可怕，但印度人耍蛇，得心應手，關鍵在於真正謙虛地摸到事物的客觀規律，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好!”

1952年9月，習仲勛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書記。他主持制定“整頓提高、重點發展、提高質量、穩步前進”的16字方針，指導了建國初期的文教工作。在1953年3月第一屆電影藝術工作會議上，習仲勛發表了長篇講話，在文學藝術界引起強烈反響，受到作家藝術家們的交口稱贊。

習仲勛是一位內行的文藝領導者。他認為，一些作家進城幾年不出作品，作家有責任，但是黨的領導也有責任，領導應為作家創造條件到群眾中去。為給文藝工作者創造一個良好的創作環境，習仲勛認為，對有些作品不是基本立場觀點上的錯誤，不能完全否定。即便是立場觀點上的問題，也要耐心幫助，而不是亂上綱上線，扣大帽子，要善於引導作家前進，要鼓勵作家的旺盛士氣，要激發作家的創作熱情。

習仲勛對於文藝工作的關心和支持可以追溯到主政西北局的時候。1947年4月5日，西北局召開陝甘寧邊區文藝工作者座談會。西北局書記習仲勛到會講話，他號召文藝工作者配合西北人民解放軍，槍桿子到哪裡，筆桿子就到哪裡，動員廣大人民為反蔣（介石）、胡（宗南），反封建而鬥爭。習仲勛關心文藝工作者的實際困難，為他們排憂解難。同年l0月，著名豫劇演員常香玉在西安組建香玉劇社，自任社長。1950年10月，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後，全國上下掀起了支援抗美援朝正義戰爭的捐獻熱潮。朝鮮戰場傳來消息，我軍某高地遭受百餘架敵機的喪心病狂的狂轟濫炸，全連戰士壯烈犧牲，陣地失守，常香玉聽到廣播後悲憤難眠。翌日清晨，她把丈夫陳憲章拉起來說：“憲章，朝鮮戰場上志願軍打得很艱難，咱能不能為他們做點事？”陳憲章理解她的心情：“咱倆用義演的辦法為志願軍捐一架飛機吧！”不久，習仲勛知道了這件事，充分肯定了常香玉的愛國熱情，他指示說：“就用‘香玉劇社’號戰鬥機的名義進行捐獻演出吧！”為了幫助常香玉搞好義演，習仲勛委派西北局文化部的馬運昌、毛雲霄、荊樺三位乾部協助劇社從事捐獻演出工作。對在建國後“左”的路線中受到打擊、經歷坎坷的丁玲、胡風等作家，習仲勛也給予了很大的關心。丁玲和胡風去世後，因為悼詞問題，家屬和有關方面存在分歧，習仲勛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肯定了他們的歷史貢獻，使得追悼會順利召開。

1953年9月後，習仲勛歷任政務院秘書長、國務院秘書長。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當選中央委員。1959年4月，他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負責國務院常務工作。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領導下，習仲勛參與國家重大方針、政策、法規的研究和制定，以及重要的國務活動和外交活動。習仲勛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規章、制度、條例，為規範國家機關活動做了大量細致的工作。他在國務院協助周恩來總理工作長達10年，兢兢業業，盡職盡責，受到周恩來總理的高度稱贊。

小說《劉志丹》與習仲勛蒙冤

2002年，一位中央領導在看望病危的習仲勛時，曾評價他“英雄一世，坎坷一生”。在習仲勛一生所遇到的挫折與坎坷中，小說《劉志丹》冤案就是最大的一個。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習仲勛因所謂“《劉志丹》小說問題”，遭康生誣陷，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殘酷迫害，被審查、關押、監護前後長達16年之久。那麼，習仲勛是怎麼與小說《劉志丹》聯系起來的呢？

50年代中期，劉志丹的弟媳、原陝甘寧邊區政府代理主席劉景範的夫人李建彤準備寫小說《劉志丹》，習仲勛知道後憂心忡忡。他深知陝北根據地黨的歷史問題是十分復雜的，即使1942年底在延安由中共中央西北局專門召開過高級乾部會議，對過去的歷史問題作了決議，但問題並沒有徹底解決。現在要寫關於劉志丹的傳記小說，勢必涉及當時各個方面有關人士，寫不好就會重新引起糾葛。時任監察部副部長的劉景範對習仲勛說：“陝北的乾部死的死，壞的壞，《劉志丹》這本書，你不支持誰支持？”中宣部有位負責同志也贊成李建彤的創作。劉志丹的老戰友、時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的馬錫五，也勸說習仲勛支持李建彤寫小說《劉志丹》。在他們的勸說下，習仲勛改變了以前的態度，就說：你們出版一下也可以嘛！但習仲勛並未向組織出版這部書稿的工人出版社講過什麼意見。

工人出版社從1956年開始就抓這部書的出版，李建彤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先後走訪了300多位老同志。到1959年冬，李建彤寫出了《劉志丹》小說第三稿，送給習仲勛審閱。當時正值廬山會議後全國反右傾運動時期，政治氣氛相當緊張。習仲勛感到不僅書中涉及的一些問題會在當事人中引起糾紛，而且也與當時多事的政治環境不相適應，因而對她的小說提了一些意見，建議她按照片斷來寫，不要寫成大部頭。然而，李建彤並未接受習仲勛的意見。到1961年春夏之交，她又送來了小說第四稿的清樣。習仲勛自己工作很忙，就讓秘書幫著審稿。

秘書被小說中劉志丹的精神所深深打動，所提出的問題無非是技術性的問題。習仲勛先後兩次召集李建彤、馬錫五和工人出版社兩位編輯進行座談。馬錫五也是陝北革命早期領導人之一，熟悉當年實際情況，又是保全（志丹）縣人，曾任陝甘省蘇維埃政府國民經濟部部長，省蘇維埃政府主席，當時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習仲勛特別強調了寫這本小說的目的主要在於教育青年一代，主要筆墨用在寫毛澤東思想，把劉志丹的個人經歷寫成全國的縮影與毛澤東思想的縮影。這是習仲勛根據他的切身體會，為了避免引起黨內再次發生糾紛，並使這部小說能更全面、更準確地反映劉志丹貫徹毛澤東思想和黨的正確路線而提出的。

1962年7、8月間，在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前夕，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看到《劉志丹》小說送審稿時，持有不同意見。他認為，小說中涉及的西北歷史問題，很多與事實不符，不贊成出版這本書。同時，閻紅彥又看到了《工人日報》和《中國青年報》刊載的小說《劉志丹》部分章節。閻紅彥也是陝北革命早期領導之一，他一面向全總和團中央建議停止刊載，一方面報告康生。康生得知這一情況後，雖則他並沒有看過這部小說，卻立即斷定：“這不是一個單純的文藝寫作問題，看來是帶有政治傾向性的。”

這一時期正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時期。康生認為小說《劉志丹》是為高崗翻案。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康生給毛澤東寫了一個條子，說：“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澤東在會上念了康生寫的條子，康生藉此作為毛主席的語錄，對習仲勛等人上綱上線。出席全會的同志一時無法明白事情真相，習仲勛只好向周恩來總理請假：“我最好不參加會議，讓我好好想想問題，花點時間準備一下，檢查我的錯誤。”正當習仲勛陷於極度苦惱之中的時候，周恩來與陳毅受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來找習仲勛談話。周恩來握著習仲勛的手說：“黨中央、毛主席是信任你的，讓你代表政府做了許多工作，即使出了《劉志丹》小說這個問題，錯了就改嘛。我們還是好朋友，千萬不要有一念之差。”習仲勛感動得熱淚盈眶，他向周恩來表示：“總理，您放心，這點我不會。我準備回農村去做個農民，革命也不是為了做官，種地同樣可以革命。”1965年，習仲勛被下放到洛陽礦山機械廠當副廠長，李建彤則被開除黨籍監督勞動。“文革”爆發後，康生更不會放過習仲勛。1967年1月4日，習仲勛被揪到西安接受批鬥，此後身陷囹圄。

其實毛澤東並未看過小說《劉志丹》，他對這部小說也並沒有什麼成見。毛澤東曾講過：“仲勛同志是個好同志，為黨做了很多工作，他有什麼問題！那本小說還沒有出版嘛，我的一句話，把問題弄大了。我那次說的話是泛指。”但是康生並不肯善罷甘休。周恩來的處境也不好，但是他對習仲勛十分關心。看到習仲勛在西安被揪鬥的照片後，他批評說：“我們什麼都不知道，你們為什麼隨便把習仲勛抓到西安！這樣做是給文化大革命抹黑，也是給我們國家抹黑。”周恩來下令把習仲勛軍事管制起來，實際上是把他保護起來。1968年1月3日，周恩來派飛機把習仲勛從西安接回北京，交給北京衛戍區監護。

1974年12月21日，毛澤東對小說《劉志丹》一案做了指示：“此案審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議宣佈釋放，免予追究。”康生等人陽奉陰違，並不執行，拖了將近五個月時間後才向習仲勛宣佈：《劉志丹》一案是“人民內部矛盾，恢復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結論”，“即習仲勛犯有嚴重錯誤”。1979年6月，中組部向中央遞交了關於為《劉志丹》案平反的報告，認為《劉志丹》小說的創作過程是正常的，沒有什麼陰謀，沒有根據說習仲勛、劉景範、李建彤在此書創作過程中結成秘密反黨集團，根本談不上是什麼反黨陰謀集團活動。從案件前後經過看，所謂利用《劉志丹》小說進行反黨活動一案，是康生製造的一起大冤案。報告提出，因小說《劉志丹》案而受到迫害、誣陷和株連的一切人員，都應該恢復名譽。一個月後，

中共中央向全黨轉發了這個報告。

長期的革命實踐，讓習仲勛對事物具有一種敏銳的觀察力，尤其是對“左”傾現象的覺察，觸角十分靈敏。習仲勛在80年代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期間，一次和《人民日報》社長秦川在中南海散步。習仲勛突然對秦川說：“我這個人呀，一輩子沒有整過人，一輩子沒有犯‘左’的錯誤。”一輩子不整人，一輩子不犯“左”的錯誤，這是習仲勛對於自己一生的最好概括。

廣東改革開放事業的先驅者

粉碎“四人幫”後，習仲勛滿懷信心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1978年3月，習仲勛當選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1978年4月，習仲勛離開北京，正式到廣東上任，擔任省委第二書記。同年底，習仲勛擔任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1979年12月，在廣東省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當選廣東省省長（任期至1981年2月）。1980年起，習仲勛兼任廣州軍區第一政委。主政廣東期間的習仲勛，以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工作態度，為廣東的改革開放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習仲勛主持廣東工作時，正是黨的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後的轉折時期。1978年7月，習仲勛到寶安縣城深圳，並到沙頭角鎮“中英街”考察。一街之隔，香港那邊顯得繁華熱鬧，而我們這邊卻荒涼冷清，不少人跑到那邊去不回來，習仲勛心裡很難受。他對當時寶安縣委和沙頭角鎮的領導乾部說，當前存在的問題，主要是舊的框框多，特別是由於林彪、“四人幫”的乾擾破壞，許多本來是對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讓搞。習仲勛支持和鼓勵寶安的同志：“說辦就辦，不要等”；“只要能把生產搞上去的，就乾，不要先去反他什麼主義。他們是資本主義。但有些好的方法我們要學習。”後來，有一次習仲勛去深圳檢查工作，正好碰上農民外流，沖擊了邊防線。

風波停息後，習仲勛感觸很深。香港人中80%以上是廣東人，為什麼在香港能把經濟搞好而在國內卻不行？習仲勛認為，關鍵是政策問題。為此，他幾次親自對邊境地區進行調查，對他認識廣東和考慮解決廣東的問題，是有重要作用的。通過實地考察，習仲勛感到廣東具有快速發展的優越條件，中央應該賦予廣東更加靈活優惠的政策，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省委其他領導同志也有同樣的想法。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會前，習仲勛在準備關於廣東工作問題的匯報材料中，就講到希望中央能給廣東更大的支持，同時多給廣東處理問題的機動餘地。比如允許廣東吸收港澳華僑資金，從香港引進一批先進設備和技術，購進電力，進口部分飼料，以便把一些國營農場、畜牧場、海水養殖場等裝備起來，作為示範，培養人才，取得經驗；同時在靠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業，以解決鋼材之需，發展支農工業；他還希望中央允許廣東在香港設立辦事處，加強調查研究，與港澳廠商建立直接的聯系；凡是來料加工、補償貿易等方面的經濟業務，授權廣東決斷處理。這些要求在今天看來是很有限的，但當時已是一種要求突破舊體制的構想，代表了一種對改革經濟管理體制和發展生產力的渴求。

在出席了中央工作會議後，習仲勛接著又出席了1978年12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會後，習仲勛和廣東省委書記王全國一起到中組部招待所看望了將要調往廣東擔任省委第二書記的楊尚昆。1979年1月8日至25日，習仲勛一回到廣東，就召集省委舉行常委擴大會議，貫徹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聯系廣東實際，研究如何實現黨的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這次省委常委擴大會議在廣東改革開放歷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它明確提出要利用廣東毗鄰港澳的有利條件，利用外資，引進先進技術設備，搞補償貿易，搞加工裝配，搞合作經營。會議同時強調要把農業生產搞上去，要整頓和加強各級領導班子，要解決好一部分遺留的問題。會議還對過去反右鬥爭的遺留問題、反“地方主義”等歷史問題，分別提出了糾正或進行復查的處理意見。

這次會後，廣東省委的領導分頭到各地調查研究，進一步思考如何按照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從廣東的實際出發，把“四化”建設搞得快一些。習仲勛和省委常委經過調查得出結論是：一定要根據廣東的特點充分發揮優勢，要求中央給廣東放權，在全國的改革開放中讓廣東先走一步。習仲勛說，有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如果廣東還是慢步或原地踏步，我們心裡也不安。此後，習仲勛和省委書記吳南生向正在廣州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元帥匯報了廣東省委的意見。葉帥顯得很高興，說：好呵，你們趕快給小平同志匯報。

1979年4月初，習仲勛等廣東省委領導同志赴北京出席中央工作會議。這次會議主要是討論調整國民經濟和當前思想理論工作。在會上，習仲勛和王全國多次講了廣東的情況和經濟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包括如何利用廣東的有利條件為國家多創外匯問題。先是在中南組會議上，習仲勛快人快語，直截了當地向參加會議的華國鋒等中央領導同志提出：廣東鄰近港澳，華僑眾多，應充分利用這個有利條件，積極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我們省委討論過，這次來開會，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乾。中央領導同志問廣東要些什麼權。習仲勛講了廣東希望中央給個新的體制和政策。他說，“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廣東作為一個省，是個大麻雀，等於人家一個或幾個國。但現在省的地方機動權力太小，國家和中央部門統得過死，不利於國民經濟的發展。我們的要求是在國家的集中統一領導下，放手一點，搞活一點。這樣做，對地方有利，對國家也有利。又說，如果廣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這是借用的話），可能幾年就上去了。但是在現在的體制下，就不容易上去。後來在中央政治局常委聽取各組匯報時，習仲勛再次講：廣東要是一個“獨立國”的話，現在會超過香港。習仲勛這個尖銳、直率同時又是合理的要求，引起大家的關註，也得到許多省、市、自治區負責同志的支持。

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省委書記劉田夫（1983年3月起任廣東省省長）等廣東省委領導同志又單獨向鄧小平作了專門匯報。鄧小平對習仲勛等人的匯報很是贊賞，說：新加坡吸收外資開廠，利潤收入百分之五十可以拿到，還有勞務收入、稅收。鄧小平又說，廣東、福建有這個條件，搞特殊省，利用華僑資金、技術，包括設廠。只要不出大杠杠，不幾年就可以上去。美國人問我，你們這樣搞會不會變資本主義？我說，我們賺的錢不會裝到我們這些人的口袋裡，我們是全民所有制，社會主義變不了資本主義。如果廣東這樣搞，每人收入搞到1000至2000元，起碼不用向中央要錢嘛。廣東、福建兩省8000萬人，等於一個國家，先富起來沒有什麼壞處。

習仲勛向鄧小平建議，希望中央下放若乾權力，讓廣東在對外經濟活動中有必要的自主權，允許在毗鄰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僑鄉汕頭市舉辦出口加工區。其實一開始並沒有叫特區，因為在沿海搞來料加工，王全國最早提出來叫加工出口特區，後來廣東省委在書面匯報中寫成出口特區。在同習仲勛等人談話中，鄧小平高瞻遠矚地指出：“辦一個特區，過去陝甘寧就是特區嘛，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會後，習仲勛等人很快回到廣東。還在北京時，他就要秘書打電話給省委、省政府，把黨中央批準廣東在改革經濟管理體制方面先走一步的消息傳回來，以便做好必要的準備。

在鄧小平提出創辦“特區”不久，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立即率國家計委副主任甘子玉、段雲，國家進出口委副秘書長李灝等組成了一個工作小組赴粵閩兩地。來廣東前，鄧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領導都專門找他談了話，葉帥對此也很關心。谷牧按中央的決定，在廣東進一步作細致的調查、研究，並幫助廣東省委起草一個文件《關於發揮廣東優勢條件，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展的報告》報中央。谷牧後來又到了福建，幫助福建的同志準備報告中央的文件。谷牧從深圳回來後，向鄧小平匯報了粵閩兩省對外開放與特區建設發展情況。最後，谷牧提個問題，現在他們叫了各種各樣的名字，恐怕中央要統一定個名。鄧小平不假思索地說：“就叫特區嘛！”同日下午在中南海散步時，谷牧遇到了鄧小平。鄧小平說：“谷牧，上午給你講的，記清楚了吧，就叫特區，不要改了。”

1979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於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兩個報告》正式出爐，也就是廣東乾部群眾所熟知和對之充滿感情的“中發（1979）50號文件”。50號文件給廣東、福建兩省在計劃、財政、金融、物價等方面以較多的自主權。特別在外貿方面，允許廣東有權安排和經營自己的對外貿易，來料加工、補償貿易和合資經營等項目，省里可以自行審批。還確定了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試辦經濟特區。1980年3月，中央在京召開廣東、福建兩省參加的會議，正式將“出口特區”定名為“經濟特區”。

對於中央根據廣東省委的要求做出的這一重大決策，習仲勛感到責任重大。他多次講，他的心情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廣東有了這個權，可以先走一步，充分發揮廣東優勢，也為全國摸索一點經驗，這個任務很光榮；懼的是，任務艱巨，缺乏經驗，能否搞好，有些擔心。習仲勛從北京回到廣州後，廣東省委於1979年5月至6月召開了省委常委擴大會議和三級乾部會議，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精神。會議期間，在穗的葉劍英元帥接見了廣東省、地、市、縣的主要負責人。葉帥語重心長地勉勵大家努力工作，使廣東在改革經濟管理體制方面先走一步，並強調在上下之間、地方乾部和外來乾部之間要加強團結，為把廣東的工作搞上去做出貢獻。從這以後，廣東根據中央的方針，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創辦經濟特區。開始了新的徵程。

1979年9月，習仲勛和楊尚昆出席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接著又參加了黨中央召開的一個討論經濟工作的座談會。會議期間，鄧小平對廣東辦經濟特區問題作了重要批示。要廣東省委放手搞，加緊搞。要寬些，快些，小手小腳沒辦法搞。鄧小平還說：將來台灣回來，香港搞回來，也是特區。過去陝甘寧也叫特區。是我們中國的地方就是了。鄧小平的批示，給廣東的同志增添了新的巨大的力量。廣東省委對深圳、珠海、汕頭三個經濟特區作了規劃，加快了步伐。1980年8月26日，葉劍英委員長主持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會議批準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

1980年9月24日和25日，習仲勛、楊尚昆、劉田夫一起來到北京，向中央書記處匯報廣東的工作，並得到中央負責同志的全力支持。中央書記處的會議紀要寫道：“中央授權給廣東省，對中央各部門的指令和要求採取靈活辦法，適合的就執行，不適合的可以不執行或變通辦理。”當時一位中央領導同志引用京劇《孫安動本》的故事，說定國公徐龍手上有明太祖所賜的黑虎銅錘。既然有中央的文件為憑，廣東在實行特殊政策方面膽子就要大一點。此後連續幾年，黨中央、國務院都召開廣東、福建兩省會議，研究和解決兩省在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中的新情況、新問題。

1984年1月24日，鄧小平來到深圳視察。鄧小平對深圳的同志說：“試辦經濟特區是中央的決定，我的主張，究竟辦得成功不成功，我要來看一看。”當聽到創辦特區幾年來工農業產值、財政收入增長情況時，鄧小平插話：“那就是一年翻一番嘍。”深圳市委書記梁湘答道：是的，一年翻一番。鄧小平聽後點了點頭。從24日到26日，鄧小平在深圳視察了國貿大廈、深圳漁民村、蛇口工業區，26日晚上，鄧小平為深圳寫下了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

1980年9月，習仲勛被補選為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調廣東的習仲勛、楊尚昆回到中央工作，他倆的職務分別由任仲夷和梁靈光接替。任仲夷擔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梁靈光任廣東省委書記兼廣州市委第一書記。1981年3月，劉田夫正式接替習仲勛擔任廣東省省長。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習仲勛被增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習仲勛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負責中央書記處的日常工作。

在此期間，習仲勛參與了一系列重大決策的研究、制定，處理了許多重大和復雜疑難問題。在撥亂反正，推動組織、乾部、人事制度改革，實現乾部的新老交替，精簡機構，加強領導班子建設等方面，傾註了大量心血。1988年4月，習仲勛當選為七屆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內務司法委員會主任委員。他親自主持多部法律、條例的審議，參加了全國人大與外國議會間的交往活動，為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加強我國民主法制建設做出了積極貢獻。2002年5月24日，習仲勛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