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反对文革时，我们就是在反对文革

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段子，说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得益于人口红利，也得益于文革浩劫带来的教训红利。而现在，这两项红利都被消耗殆尽了。

文革的教训红利，是怎样被消耗的呢？可能很多人会想到那些试图通过引述文革期间中国的成就（如加入联合国）来为文革翻案的言论；或是站在所谓的“劳苦大众”的角度，对“剥削阶级”大加挞伐的相关言论的复现。但我觉得，还有一种比这些具体表现更为深层次的想法，那就是通过将文革从中国历史上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抽象化为一种社会本身潜伏着的恶，不是给文革翻案，而是把文革平庸化。

这种行为，是通过滥用文革语言而首先普及开的。例如由“红卫兵”衍生出来的“X卫兵”“X小将”，被今天的互联网舆论中广泛出现。这种词语上的关联给人一种暗示，那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依然有着文革的影子——到这里为止想法还算正常，但是更进一步，可能就产生一种对今天的生活和文革之间的混淆。文革时代人们满口都是“批斗”“红卫兵”“牛鬼蛇神”，我们今天也常常说这些词汇，那么文革和今天相比也没那么大的差别——我们今天在网络中常常受到别人的网络言论攻击，那么文革嘛，无非就是这种言论攻击转到了线下，或许在程度上比今天更猛烈，但本质上没有任何的区别。我在网上看到过两句话：一是一位博主在自己为文革翻案的言论被攻击之后，回复说“你们今天批斗我批得也很开心吗”；二是知乎上一位网友在一个与方方有关的回答中在结尾说道“或许，人人都是红卫兵。”

为什么说这两句话有问题呢？因为“批斗”“红卫兵”是文革特殊时期诞生的，在那个年代具有特殊意义的词汇。“批斗”可能意味着限制人身自由，辱没人身尊严，折磨人的肉体和精神；“红卫兵”可以半夜进别人家打砸抢烧，闹出了人命最多也就一哄而散。这些四十年前的景象，和今天的人坐在空调房里用键盘打字，有什么可比性吗？可是，这种言论就是建立在这种模糊古今之别的基础之上的。反过来说，既然我在网上攻击别人就已经算是“批斗”了，那么我如果“充分利用”这个名头，去做出些更过激的事，也是无所谓的了。既然公民对政府的批评可能算作是“批斗”，那么倘若公权力反过来带头去“批斗”公民，可能也就是以牙还牙的对等交换了。既然文革只不过是我们社会中长期存在的负面因素的某次意外暴涨，那么倘若这些负面因素之后再次暴涨，那也就如同天气变化一样稀疏平常，不必特别在意了。

如果我们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影响文革的很多因素今天依然影响着我们”，那么这话大体上是不错的。但是比背景更重要的，是舞台上的人和事。在正常情况下，我们谈论文革的时候，我们的关注点是在于它的特异性，在于“为什么之前都有这些因素，但是恰恰是文革期间的一系列社会变化让这种恶集中的爆发了。”我们当然都知道，文革是灾难性的，是要避免的，但是我们对于其特异性因素和普遍性因素的权衡，决定了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避免它。如果我们强调的是“普遍性因素”，那么我们会强调只要还有人骂人，文革就仍有可能爆发。因而我们要杜绝骂人，要避免讨论中任何激进的苗头。但是人类社会存在一天，骂人就会存在一天，这是客观规律。这暗示了这种避免文革的方法的失败，而所谓“人人都是红卫兵”，就是对这种失败的开脱。

这种思想轨迹，和建国前三十年中的那些“人定胜天”的想法没什么不同。更有实际价值的，是从特异性因素的角度入手反思文革。我们要意识到文革不是抽象的人类激进思维，而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血淋淋的事实，是一种实践。我们要反对文革，就是要反对个人崇拜和极权体制，警惕那些打着“人民”旗号的宏大叙事。试问，是网络警察跨省抓人和文革更有相似性，还是网民在网上说脏话和文革更有相似性？我们不需要故作深沉地说：“只要网上依然有人有激进言论，有人没有审慎参与讨论，那么文革就有可能重现”。古今中外，有哪块乌托邦没有这些东西？文革是不是又命运般地降临在每一块土地，每一个时刻上了呢？这种想法表面上看是“人定胜天”，但实际上又暗含着一种对未知的“历史规律”的崇拜，仿佛全世界都有爆发文革的可能，我们赶上了只是我们命不好。而这种迷信和崇拜，和历史上的各种迷信崇拜一样，被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人利用于消减那些通过理性思考改变社会的可能性。既然骂人的现象在社会中永远存在，那么我们应该思考在这一给定条件下，怎样防范骂人“出圈”，从骂人演化为打人、迫害人，我们要建立切实的制度去制止类似的行为，我们更要防止公权力本身就成为这种出圈行为的最大帮凶。

因而，我们在今天依然要强调：当我们反对文革时，我们就是在反对文革。我们不是在反对激进的言论，我们不是在反对骂脏话，我们不是在反对人身攻击。我们反对的是把这些激进的言论、脏话和人身攻击大规模地，有组织地释放到社会生活领域中，还用各种虚伪的宏大叙事装点门面的行为。这当然不意味着脏话和人身攻击是不需要反思的，但是那种反思更像是哲学家的工作，而我们不可能人人都是哲学家，我们更多人只是普通的公民。

这是一种有些经验主义色彩的想法。因为我们经历过文革，所以我们去反思文革。这是一种看上去有些幼稚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可是如果我们连哪里疼痛都没搞清楚，怎么去下一步求医问药呢？这里的经验主义是一种非常初级的经验主义，它关注的就是“经验”本身：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去真正的细致了解文革的历史事实。而在今天，连这一步都只是被教科书上用“历史的弯路”悄悄带过了。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批反思作品中，我们常常能见到有人把文革和德国的纳粹法西斯做类比。关于后者，我们今天在中文世界中也能找到汗牛充栋的研究文献和通俗读物，而关于文革的又有多少呢？我们对异国教训的了解，比我们对时间和地理上都更接近的本国教训要更深入和充分，还有什么比这更讽刺的呢？是的，那些关于纳粹德国的书籍往往不强调反思而只是对历史的客观记叙，那么对于文革历史的客观记叙又在哪里呢？林昭、张志新、遇罗克，为什么这些名字，不像董存瑞、黄继光、焦裕禄们一样闪耀呢？

我们一开始所说的那些抽象的、普遍性的因素，那些社会背景，不是不能研究，而是应该通过一个最自然的登高自卑的过程去研究。我们首先要了解具体的历史事实，然后再从这些事实出发， 归纳出相关的规律。这才是真正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否则，在对那段历史的扭曲形象的一瞥中察觉到了一些要素，就随之将其滥用，仿佛买到个新玩意儿到班上炫耀的小学生（最近，“河殇”也成为了这样的一个新玩意儿）一样；这种行为，除了满足自身的一点虚荣之外，又有什么积极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