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款App，能帮女性夺回堕胎权吗？

几天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宣布“宪法不赋予堕胎的权利”，允许各州自行决定堕胎是否合法。此举引发了全球性的文化“地震”：美国总统拜登称“这一裁决令美国倒退150年”，美国民众接连上街抗议，英国、法国领导人都公开表示批评。

自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任命三名保守派大法官以来，加上保守主义风潮上涨多年，今年五月更有保守派大法官阿利托判决书草案的“泄露”——“罗伊诉韦德案”被推翻，明眼人都知只是“时间问题”。

表面上争的是堕胎的权利，但“罗伊诉韦德案”早已超越了健康、女权的范围，成为美国宪法、法律、道德和政治上的“生死命题”，更是年内美国中期选举背景下，反对堕胎权的共和党和支持堕胎权的民主党博弈的核心。

 美国女性最关心的问题，从生理期追踪应用Stardust的“火爆”体现出来。该应用一度飙升至美国Apple App Store榜首，并承诺加密用户数据，不会上交给政府。

堕胎权翻转

“罗伊诉韦德案”被推翻，首先影响的是育龄女性。

由共和党把持的“红州”，已经全面禁止堕胎，并相继筹划立法，禁止本州女性去其他州堕胎；而民主党把持的“蓝州”，既不能保证未来联邦层面不会发布全面禁止堕胎的法令，还有可能因此背上和其他州的官司。

对于育龄女性来说，堕胎的法律风险已经大大提高，而堕胎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健康风险，那么，利用科技手段如Stardust、Clue之类的软件应用，来观察和记录自己的生理周期、怀孕日期，就变得非常合理和可靠了。

除了下载追踪应用，女性也在大量囤积紧急避孕药。美国的CVS和Rite Aid Corp药店，本周一宣布限制购买，每人最多买三片，以确保能持续供应。

同时，能够长期避孕的宫内节育器的需求也在激增，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正在网上预约购买。

其次，对已经怀孕的女性来说，生育或流产的过程变得艰难起来。《柳叶刀》的一篇社论曾指出，全球每年有约1.2亿次意外怀孕发生，其中五分之三以流产告终，而只要使用医学推荐的方法、并由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完成，堕胎大概率安全。

堕胎权在多个州被禁止后，患者是否可以流产、何种情况下适合流产，以及如何定义堕胎和流产的区别，都变得不再“大概率安全”了。在德克萨斯州，“帮助堕胎”最高可被判处无期徒刑，医生根本不敢做出“跨越雷池”的建议。

“红州”如密西西比州、德克萨斯州的堕胎群体，不得不跨州寻求帮助。其接受护理的平均距离，从25英里增加到125英里。这些人往往是少数族裔等边缘群体，并不富裕。

另外，保险公司和诊所也受到影响。前者要研究法律程序，帮助孕妇跨州进行堕胎手术，还得让雇主和公益团体去面对更高的雇佣成本问题和后勤保障。诊所和医生面对更多的临床困境，例如在“子宫切开术”和“排空堕胎手术”之间如何抉择——前者不会触发“堕胎权”禁令，但会增加患者并发症风险。

数据迫害

美国女性对堕胎的需求很高。有三分之一经历过广义上的“堕胎”，包括使用堕胎药。

这部分需求，虽然科技公司提供的生理期追踪应用，提供了一部分解决方案，但也隐含了很高的风险。应用中关于生理期、怀孕期、激素波动等数据，如今都可以用来起诉打算堕胎的女性。那些有“堕胎赏金”的州，还能用这些数据搞政治迫害。

德克萨斯州去年通过一项法律，任何公民成功起诉怀孕六个星期并打算堕胎的女性、医疗工作者或者任何帮助堕胎的人，都可以拿到至少1万美元的赏金。其他“红州”也有模仿的想法。

这种情况下，Stardust“火爆”是有道理的。因为创始人大张旗鼓地表示，该应用使用了加密手段，数据不受政府控制。根据Sensor Tower的数据，6月24日“罗伊诉韦德案”被颠覆当天，Stardust达到13万5千次新安装量，比前一天安装量增加4400%。第二天，又增加20万次安装，排位从应用商店的第119名升至第1名。

人们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类似的身体数据记录应用，之前都有和第三方追踪公司、分析公司共享数据的“前科”。去年，一款名为Flo的应用违反了隐私政策，需要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达成和解。另一款名为Glow的应用，因暴露女性医疗信息，与加利福尼亚州达成和解。

然而Stardust的加密到底是否靠谱，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其官方介绍中，已经删去“端对端加密”的字样——此前大肆宣扬的就是这一点。

可怕的是，不仅仅是生理期追踪应用，浏览器、搜索历史、电子邮件、短信、日志，以及其他每天都需要打开的商业应用，都可能暴露用户的生理数据。最高法院的裁决，急剧放大了用户隐私暴露的担忧。

The Register近日联系了亚马逊、微软、谷歌、Meta和推特，询问“贵公司会做什么来确保收集的数据不会被用来起诉寻求堕胎的女性，以及提供堕胎支持的个人或组织？”这些科技巨头暂时没有回应。

人权从何处开始

堕胎权重要、敏感，因为它牵扯到的是权利如何推导的法理问题。

此前，一份疑似由最高法院萨姆埃尔·阿利托大法官（Alito）撰写的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密西西比15周堕胎案）判决书草案全文在网上曝光。铁杆保守派阿利托，直接抨击了“罗伊诉韦德案”，称其一开始就犯下了“严重荒谬的错误”。

他的意见是，堕胎权既不是宪法规定的权利，也不是存在于美国社会历史上根深蒂固的权利，最高法院根本没道理“立法”。换句话说，这属于“原旨主义”看法——最高法院只能作宪法、法律的解读和诠释，不是立法者。

而1973年的激进判决，当时的最高法院是通过判例来立法的——直接宣布堕胎权全美合法。判决也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口子”，没有将堕胎权视为基本权利从而给予完整的宪法保护，而是用本身就充满争议的隐私权作为堕胎权的支撑理论。这个做法非常“能动主义”。

不过，并不是保守派法官全都喜欢“原旨主义”，自由派法官就喜欢“能动主义”，大家还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来，需要原旨就原旨，需要能动就能动，反复横跳。

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宣告堕胎权全美合法之后，堕胎问题得以“扩大化”，从健康卫生问题，变成了宪法和政治问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平权风潮中，美国最高法院的自由派发挥出的能动性是非常惊人的。同时，反堕胎势力也从地方走向全国，从很少一部分天主教扩大到福音派基督教、社会保守派中间。

由于当年的堕胎权利源自“隐私权”，前者遭到禁止，也意味着一系列隐私权连带着也不那么“稳定”了。包括关联的同性婚姻权利、避孕权，都变得岌岌可危。

人们更多考虑堕胎权的权属问题。女性的（怀孕的）身体，到底是属于自己，还是属于国家/社会等公共领域，不同国家、地区、文化，都有不同的解释。同时，胎儿的身体又属于谁？

生命权从何处开始？15个国家的生物学家从生物学角度给出答案：生命与生命权从精子和卵子的结合开始。

从人权开始的地方，道德、法律也要开始。然而，人权从何处开始？没有人确切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