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書集_《解放的悲劇》高潮
第十一章 高潮
在中國，日食通常被認為是不吉利的，要是新年出現日食，那就更加不祥了。一九五三年二月十四日，農曆新年的第一天出現了日偏食。三個星期後，史達林死了。在中國，各地都降半旗致哀，北京的公共建築都蒙上了黑紗。前往蘇聯大使館弔唁的人絡繹不絕，以致附近的街道不得不臨時實行交通管制，每個人的手臂上都帶著由黨員積極分子派發的黑紗。在紫禁城的正門口，面對天安門廣場搭起了一座紅色的檯子，上面堆滿了花圈和紙花，最高處則是一幅史達林的肖像。大喇叭裡交替播放著哀樂和對群眾的指示：「不要唱歌，不要笑，不要走來走去，不要喊叫，遵守秩序，按照報紙上說的來做。」人群一片寂靜。
毛主席向史達林像鞠躬，並敬獻了花圈，但他沒有發表談話。在過去的三十年裡，他一直聽從史達林的建議，有時心甘情願，有時不太情願。即使在內戰期間，當共產黨軍隊占上風時，他依然聽從莫斯科的建議和指導。毛是史達林的忠實信徒，他在一九四九年煞費苦心地宣布中國會「一邊倒」，以此來證明他對史達林的忠誠。解放之後，北京和莫斯科之間的電報往來越發頻繁，毛主席似乎在每件事上都要徵詢史達林的意見。
毛是史達林的好學生，但他們的關係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毛經常對他的這位導師心懷不滿，而且三年前，史達林曾在莫斯科羞辱了他。毛特別反感蘇聯在滿洲駐軍，但更大的矛盾是，毛希望成為一個激進的史達林主義者，史達林卻不讓他這樣做。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毛主席曾寫信給莫斯科，說他計畫消滅所有敵對的政黨：「當中國革命取得最終勝利後——正如蘇聯和南斯拉夫那樣，所有共產黨之外的政黨都必須退出政治舞臺。」然而，史達林對此並不贊同，他認為中共應該實行新民主主義制度，讓反對黨繼續存在若干年。史達林解釋說：「勝利之後，中國政府將是一個全國性的革命民主政府，而不是一個共產主義政府。」毛雖不同意，但仍然在建立集權國家的同時保留了民主的外衣。之後，一九五○年二月，史達林敦促毛主席實施較為和緩的土改政策，保留富農，讓他們幫助國家恢復戰後的經濟。幾個月後，毛在《土地改革法》中採納了史達林的建議，土改雖然對農村造成了破壞，但並沒有採取更為激進的做法。一九五二年，史達林在中風之前，還削減了對中國第一個五年計畫的資助，並警告中國領導人說，他們對蘇聯提出的要求太多太快。
史達林的死對毛澤東來說不啻為解放。毛主席終於從莫斯科的控制下解脫出來，再也沒有誰能夠妨礙他實現自己的政治構想了。當然，他繼續向克里姆林宮通報自己的意見，這兩個共產主義國家之間仍保持著頻繁的電報往來。但是，再也沒有一個蘇聯的領導人可以向毛發號施令了——畢竟，他在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中發動了第二次十月革命，並在「抗美援朝戰爭」裡與美國人打成平手。不久，毛就和蘇聯的領導人產生了隔閡。
早在史達林死之前，毛便開始削弱劉少奇和周恩來的地位了。這兩個人當時掌管著經濟，權力過大，這讓毛感覺不舒服。周總理說話語調和緩，有一點點陰柔，他在十年前就汲取了教訓——永遠不要挑戰毛主席的權威。一九三二年，毛的對手們將軍事指揮權轉交給周，結果卻是一場災難——蔣介石痛擊了共產黨的軍隊，迫使其進行了長征。當毛在延安占了上風後，為了證明對毛的忠誠，周恩來在一九四三年九月至十一月間做了許多次毫不留情的自我檢討。對周的指控主要是說他曾領導了一個小集團，跟反對毛的人站在一邊。周對此完全屈服，承認自己是個缺乏原則的「政治騙子」，他將此歸因為出生於「封建貴族家庭」。這是一個令人痛苦的經歷，但周恩來最終還是想盡一切辦法通過了考驗，成為毛的忠實助手。從此，他運用自己的組織才能全心全意地為毛主席服務，想透過這種方式來贖罪。
劉少奇曾於一九二一年到莫斯科學習。他生活節儉，沉默寡言，熱衷於黨的工作，經常熬夜工作。二十年後在延安，他和周的處境恰恰相反——他忘我地投入到運動當中，試圖挖出黨內的特務和破壞分子。雖然審訊犯人的髒活是由康生負責，劉卻為這場迫害運動提供了理論依據。他很擅長這項工作，因此在一九四三年成為毛的副手。
毛對日常工作和瑣碎的細節不感興趣，因此需要一群值得他信任的出色管理者將他的政治想像變成現實。對他來說，周和劉就是很有才幹的僕人，不管白天和夜晚，隨叫隨到。毛的作息時間與眾不同，他患有嚴重的失眠症，內心焦慮不安，因為他總是擔心別的高級領導人對他不忠。毛要服用大劑量的巴比妥酸、水合氯醛、丙烯戊巴比妥鈉才能入睡。他經常在白天小睡、在夜裡工作，不管什麼時候，只要需要，隨時傳喚他的工作人員和同志。他要求所有人一喊即到，而劉少奇、周恩來等高級領導人很難跟毛的作息時間保持同步，因此大家都得靠服用安眠藥才能入睡。
缺少睡眠只是一個小問題，這些領導人還得應對毛喜怒無常的脾氣，小心翼翼地逗他開心，避免說錯話，讓他產生疑心或誤解。毛說話常常語義含糊，其他人不得不揣測他的真實意圖。但有時候，毛使用一些模糊的說法是為了掩飾自己的無知，特別是對經濟問題，他知之甚少。毛很少對具體的金融問題發表意見，當他這麼做的時候，聽起來總顯得是個外行。這對周和劉來說是件很微妙的事，因為他們如今負責管理一個日趨複雜的政府及手下數百萬的工作人員。對他們來說，最好不要跟毛主席討論管理經濟的具體技術問題，以免讓毛主席難堪，但不跟毛談技術問題也有危險，因為毛在談話時會突然從完全抽象的事務跳到非常具體的細節。例如在一九五二年整肅幹部隊伍時，毛主席就對捉捕的人數定下了一個數字，只有當這場運動臨近結束時，毛才對此失去興趣，讓劉來收拾殘局。
到一九五二年，周和劉已經組成了一個強大的經濟管理團隊，其成員包括：薄一波、陳雲、李富春和鄧子恢。隨著關於經濟的討論變得越來越複雜，毛開始越來越難控制這些人，因此覺得自己被邊緣化。與此同時，他覺得經濟增長得太慢，而且還得知有些領導人對集體化的進程表示懷疑。特別是劉少奇，他認為向社會主義過渡需要很長一段時間，因此在未來許多年裡，還需要商人對國家經濟做出貢獻。這種看法與毛相左，但是當史達林還活著的時候，毛不便隨意批評劉，因為劉曾在莫斯科學習，一九四九年夏他代表中國共產黨訪問蘇聯，史達林接見了他六次，對他表示了特別的關注。相反地，毛在莫斯科卻受到冷漠的對待。一九五三年二月底，毛得知史達林即將不久於人世時，曾試圖阻止劉知道真相（劉當時正在醫院做闌尾手術）。幾個星期後，中央舉行了追悼史達林的儀式，劉未能參加。
一九五三年初，毛對財政部長薄一波提出批評。薄當時負責制定一套新的稅務制度，以減輕私營經濟的負擔。對於這件事，毛特地寫了一張紙條，交給薄並抄送其他幾位中央領導人。他抱怨說：「此事我看報才知，我看了亦不大懂。」周立刻意識到毛生氣了，當晚就寫了一封信試圖緩和局面。但是幾天之後，在一次高層會議上，毛當面批評薄：「對稅制的修改事先沒有報告中央，卻跟資本家進行了討論。資本家看上去比黨中央還要重要！資本家們歡迎這個新的制度，這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這話聽起來，似乎是想加快集體化改造的步伐，但毛批評的真正目標實際上是薄一波後面的兩個人——周和劉。毛把這個策略稱之為「投石問路」，即表面上批評一個人，實際是為了攻擊此人背後更有權勢的人。
薄一波為此做了好幾次自我批評，但在之後的幾個月裡，毛並未就此甘休。在削弱其他領導人權力的同時，他進一步加強了對政府的控制。三月，他要求所有政府工作的主要和重要的指示、政策、計畫和事項等，都必須事先上報中央。五月，他寫了一封帶有威脅口吻的信給劉，要求「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請注意。」幾個星期後，當著全體領導人的面，他嚴厲斥責有些人「不太注意」集體領導，而喜歡單獨行動。
在警告周和劉的同時，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毛在政治局會議上宣布要加快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他援引馬列主義的觀點來說明這個問題：
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各項工作離開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
毛說他的談話是為了「駁斥偏離總路線的右傾機會主義觀點」。他沒有點名周和劉，但大家都知道怎麼一回事。長期以來，這兩個人一直聽從史達林的建議，為了努力維護新民主主義的外表，他們向企業家和工商業主們承諾保護私營經濟。但如今，毛對周恩來的「新民主主義」發動了猛烈抨擊，這個詞從此再也不能提了，甚至諸如「保持私人財產」這樣的口號也被毛認為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毛主席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宣告「民主」已經過時了，社會主義改造從此開始，他自己則高踞全黨之上，可以任意裁決誰是左傾、誰是右傾，判斷的標準也可以由他任意改變。
＊ ＊ ＊
毛的另一個策略是提拔了許多地方上的幹部到中央擔任高級職務，以此削弱以劉少奇和周恩來為首的經濟管理團隊的權力——他將這個策略叫做「摻沙子」。在這些新任命的官員中，最重要的一個是高崗。高崗是東北的領導人，於一九五二年十月來到北京負責領導剛成立的國家計畫委員會，他同時還負責八個與經濟相關的部門，涉及輕工業、石油、紡織等領域，因此分擔了很大一部分之前由周恩來分管的工作。他很快就出現在所有重要的高層會議上。他在中南海有一間辦公室，跟毛的辦公室僅隔一條走廊。高崗全家也隨之搬進了東交民巷前法國領事館的洋房。毛和高之間的私人交往很頻繁，經常談話到淩晨。高從毛主席那裡得到一些暗示，在一次會議上，趁財政部長薄一波做自我批評的機會，對薄發動了攻擊。他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之前仔細分析了經過毛修改和同意的一些批示，而且薄也是高的敵人——一年前，薄一波曾交給毛一份報告，內容是關於東北的腐敗問題，其矛頭直接指向高，毛讓黨內高層傳閱了這份文件。
毛主席對高崗的印象很深，一九五三年夏，他委託高執行一項任務：調查劉少奇在一九二○年代是否當過國民黨的間諜。高由此認為，這是毛希望打倒劉的信號。然而，毛很擅長分而治之。就在他對劉少奇和周恩來表示不滿的同時，對高崗也心存戒心。幾年前，高崗曾陪同劉少奇到莫斯科會見史達林。在一九四九年夏天的一次會見中，高曾表示東北應該成為蘇聯的第十七個共和國，以防止美國的攻擊。史達林雙眼盯著高，在一陣尷尬的沉默後，用一個笑話打發了這個提議。劉少奇因為此事發電報給毛，要求將高崗召回北京，毛同意了劉的請求。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日，失落的高崗前往機場，身邊沒有任何代表團成員陪同。幾個月後，當毛澤東前往莫斯科展開朝聖之旅時，史達林交給他一批文件，內容是關於高崗個人發送祕密消息給蘇聯領導人的證據。這些文件的內容至今還是個謎，但它們似乎並沒有妨礙高崗的仕途，他繼續掌管東北。不久，蘇聯即往東北派遣了數千名技術顧問，從高層的行政人員到底層的鐵路養護工人，他們在中蘇合作的模式下從事著各項工作。
在史達林生前，毛一直容忍高崗。但是一九五二年十月，毛將高提拔到北京的政治局，其實是透過這種方式把他調出東北，使他遠離蘇聯，以便近距離地觀察他。這一次，高崗並沒有交上好運。這個人很健談——跟他見過面的好幾個蘇聯外交官都見證過他的誇誇其談——談到國內政治時，他誇誇其談，談到財政赤字時，他語帶譏諷，談到基礎建設存在的諸多問題，他也有頗多意見，而且他還會在背後出賣自己的同事。
毛對高的這些所作所為到底知道多少，我們無從得知。一九五三年八月，毛派高崗去莫斯科與新的蘇聯領導人建立連繫。史達林是窒息而死的，因此死後雙眼凸出，負責安全工作的貝利亞是第一個上前親吻他屍體的人。第二天，貝利亞就從他那些惶恐不安的同志手裡奪過大權，掌握了短短的兩個月。六月二十八日，赫魯雪夫和其他幾個領導人突然下手逮捕了貝利亞，控告他「從事反黨反國家的罪行」。高崗此行見到了赫魯雪夫，但他在莫斯科只停留了兩天。這次陪高崗去蘇聯的不是他自己的祕書，而是毛澤東的私人祕書葉子龍——他監視著高崗的一舉一動。在回北京的路上，據說高崗情緒低落，感到「周圍烏雲密布，這次旅行不會為他帶來任何好處」。
我們不清楚他到底在擔心什麼，但接下來的幾個月裡，高崗開始四處遊說，企圖取代劉少奇成為第二號人物。他不斷邀請想拉攏的盟友，前往自己的住所聚會，並與饒漱石結成了同盟——饒曾經是華東地區的負責人。高崗還列了一份高度機密的名單，作為將來政治局成員的人選。他還到南方巡視，與林彪（林的名字不在名單上）等軍隊領導人見面，試圖贏得他們的支持，打倒劉少奇。參加會面的還有一個二十人的代表團，其成員都是來自全國各地的領導人。
十二月七日，高崗的政治命運突然發生改變。那一天，陳雲和鄧小平見到毛主席，揭發了高崗的祕密活動。他們與毛舉行了三次長時間的會談，參加的人員包括周恩來和彭德懷。接下來的幾天，毛找其他領導人談話。十二月二十三日，毛單獨接見了高。第二天，毛召開最高層會議，警告說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他只能控制其中的一個：「東交民巷八號（高崗的住所）車水馬龍，新華門門可羅雀。」
毛沒有點名高崗，但他發出的訊息卻非常明確，令高崗驚出一身冷汗。就在那一天早些時候，莫斯科宣布，經過六天的審訊，貝利亞和他的六名黨羽已被執行死刑。貝利亞的六名同夥之一叫謝爾蓋．戈戈利芩（Sergei Goglidze），曾經負責遠東地區的安全工作。幾年後，在一九五九年九月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公開說莫斯科背叛了不對中國進行間諜活動的承諾，蘇聯人派戈戈利芩與高崗進行聯絡。
高崗受到了整肅，其罪名是「叛國和分裂黨」。在一九五四年二月舉行的一次氣氛嚴肅的會議上，周恩來負責提出控訴，毛主席沒有出席。那些有可能支持高崗的領導人的住所都被軍隊嚴加看守，大會堂裡也站著荷槍實彈的士兵。有一名獲准進入會場的服務員被嚇了一跳，她看到周恩來在訓斥高崗，臉部「因憤怒而扭曲得變了形」。兩天後，高崗奪過警衛員的槍試圖自殺，但經過短暫的搏鬥後，槍打偏了。半年後，在嚴密的監視下，他還是設法吞下大量安眠藥自殺。饒漱石也被指控組織了一個「反黨集團」而遭到逮捕。整肅運動隨後展開，更多的領導人被安上陰謀反黨的罪名受到公開譴責，並被發配到集中營。
毛是整個事件中唯一的受益者。高崗被整肅，對蘇聯人來說是一個信號，毛主席不允許蘇聯再插手中國的事務。高崗還曾幫助毛主席攻擊過劉少奇，劉最後保住了自己的地位，但在黨的會議上，他不得不向毛屈服，做了長篇的檢討，並表示熱情地支持集體化改造運動，從而為社會主義高潮的到來掃清了障礙。
＊ ＊ ＊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毛主席宣布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即要在十至十五年內完成農業和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雖然農民們被趕進了合作社，而且一九五三年下半年國家透過統購統銷徵收了大量的糧食，但是毛還想進一步加快集體化改造的步伐，因為參加了合作社的農民還有可能隱藏糧食，或者謊稱糧食歉收，從而拒絕將餘糧賣給國家，而且他們依然保留了對土地的所有權，可以自由支配工作時間，這些都不是毛想要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意味著糧食應該直接從田裡送往糧倉，一切都在國家的控制之下。一九三○年代初，史達林在俄國實現了這一點，毛也希望能夠做到，他說「蘇聯的道路就是我們的榜樣」。
然而，大多數農民並不喜歡這條道路。正如上一章所示，一九五四年，無論是絕對數量還是占總收成的比例，政府徵收的食糧都比以前要多，因此許多農村地區出現了饑荒，而水災更令情況雪上加霜。一九五四年秋，農民們又開始毀壞工具、砍伐樹木、屠宰牲口。有些人甚至公開造反，造成村民與軍隊之間的激烈衝突。鄧子恢經過計算發現，農民如今的口糧還不到解放前的三分之一。一九五五年初，他開始允許一些合作社解散。鄧當時負責農業委員會的工作，他的這個決定並沒有得到毛的完全首肯。毛同意做一些局部的調整，但是四月分，當他乘坐私人列車到南方視察時，透過車窗看到農田一片欣欣向榮，突然又改變了主意。毛會見了上海市市長柯慶施。柯身材高大，梳個大背頭，內心對毛充滿敬畏。他對毛說：「鄧子恢給那些集體化的積極分子潑了冷水。」回到北京後，毛警告鄧子恢，對解散合作社一事必須謹慎，「否則你就得做自我批評」。
在隨後的幾個星期裡，毛繼續抨擊針對集體化的「負面態度」。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七日，他在杭州接見省級領導，建議各省應該成立新的合作社，並在數量上展開競賽。他不同意所謂「過度徵糧」的看法：「關於糧食問題，黨內黨外有一股潮流，就是說大事不好。這不對。照我說，大事好，就是有些亂子。」在一份關於廣西省集體運動的報告空白處，他批示道：「中農叫苦是假的。」當他看到一份關於廣東省強迫徵糧的報告後，批示道：「扣留了兩戶不願賣餘糧的，合作社很好。」
然而事實上，各地集體化的進程在持續減緩，有些省不顧毛主席五月十七日的指示，繼續聽從鄧子恢的領導。七月十一日，毛接見了鄧子恢和其他幾位高級領導人，試圖讓他們同意到一九五七年使百分之四十的農民加入合作社。鄧不同意，毛諷刺他說：「你自己以為瞭解農民，又很固執。」會談持續了五個小時，但鄧仍固執己見。會談之後，毛對另一個領導人說「鄧子恢的思想很頑固，要用大炮轟」。
三個星期後，毛對鄧子恢發出了嚴厲警告。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發動了一場新的運動以加快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步伐。這一次，他宣稱過渡期不會超過三年：「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大風暴就要到來。」他還加了一句評論：「我們的某些同志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裡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過多的品頭論足，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盡的清規和戒律，以為這是指導農村中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正確方針。否，這不是正確的方針，這是錯誤的方針。」
毛的話為新運動定下了基調。幾個星期後，毛的談話在黨內傳達到更大的範圍，在正式文件中，「大風暴」被改成了「高潮」。毛認定鄧子恢是反對社會主義高潮的主要人物，因此很快就把他劃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讓他靠邊站。八月十五日，在一次由各省和大城市領導人參加的會議上，毛施計終止了鄧子恢的政治生涯。他指責鄧的指示減緩了集體化的進展，「犯了紀律」，說他下達指示的時候「沒有透過中央」，「這是錯誤的」。毛反問道：「子恢講了，個人決定好，還是集體領導？」毛主席表明了他對社會主義改造的態度：「合作社慢慢吞吞走，富農願意，適合富農的資本主義道路。」他接著說：「社會主義要有專政，沒有不行……這是一個大仗，是對農民私有財產開火，半社會主義是半開火，這個仗是在五億人口裡打，是共產黨領導打的。」毛認為，破壞合作社的地主和富農就是反革命分子，應該被送進勞改營。三年前，梁漱溟因為寫信將農村描繪成「九層地獄」而被貼上反動的標籤，如今像他這樣的知識分子都應被當成反革命分子。事實上，所有「替農民叫苦的都是餘糧戶，梁漱溟、彭一湖，黨內也有。」
＊ ＊ ＊
全國很快出現了集體化改造的高潮，消滅了大部分私人擁有的小塊土地。這一變化來得非常之快。一九五五年七月，一億兩千萬農村家庭中只有百分之十四加入合作社，不到一年的時間，至一九五六年五月，加入合作社的比例已經超過了百分之九十。在一九五三年開始成立的初級社中，農民通常只分享自己的部分土地，而且有時候估算土地的價值和產量可能要花上好幾個月的時間，牲口、魚塘、工具、樹木等在劃入合作社前都要估價。圍繞估價的問題，幹部和農民之間，乃至不同階級的農民之間，發生了無數的矛盾。貧窮的農民到處受到歧視，因為他們拿不出什麼和別人分享，只想從合作社裡獲得好處，甚至有些地方禁止盲人加入合作社。黨對所有這些問題的解決辦法，就是把合作社變成像蘇聯那樣的集體農莊：農民把土地的所有權全部交給合作社，農民變成農業工人，透過勞動賺取工分，並須服從地方幹部的管理——這是集體化改造的最後一步。從此以後，農民們對國家只能唯命是從。
一九五六年三月，私人財產受到了更多的限制。以前，參加集體農莊的農民可以保留一小塊土地，在工作之餘由自己耕種。如今，保留地的面積大大縮減，只占耕地總面積的不到百分之五。
集體化改造對經濟造成了災難性的影響。總耕地面積因此減少了三百到四百萬公頃，糧食產量落後於人口增長的速度。從解放後就一直存在的屠殺牲口現象達到前所未有的嚴重程度。一九五五年六月，胡風被捕之後，城市裡展開了鎮壓反革命的運動，如今在農村，集體化的高潮也造成了恐怖的氣氛，數十萬農民遭到逮捕。正如毛在那一年夏天所明示的，這是一場針對「擁有私產的農民」的戰爭。
集體化改造的高潮並不局限於農村，一九五六年大部分工商業也實現了國有化。這一過程也是在恐怖的氣氛中完成的。在高崗事件中被打倒的黨領導人中，有一個是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他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楊帆於一九五五年五月被捕。他們的倒臺讓許多商人感到害怕。羅心中暗想：「如果像潘漢年和楊帆這麼位高權重的官員在新政權中都不能保證安全，我們還有什麼戲呢？」商界人士都知道，雖然毛曾於一九五二年對資產階級發動攻擊，榮毅仁也曾站在群眾大會的檯子上痛哭流涕，被迫檢討自己家庭的剝削史，但潘漢年及其他高級官員與榮毅仁和郭棣活等實業家一直保持著密切的連繫。他們來往頻繁，經常聚會，還會邀請音樂家表演節目，或者哼唱京劇助興。潘漢年「總是衣著得體，舉止得當」，經常和榮毅仁打橋牌，他妻子的娘家也是從事銀行業的，與郭棣活關係密切。
如今，潘漢年和楊帆被打倒後，榮毅仁再也不能憑藉與政府高層的關係確保自身的安全了，他雙手顫抖著翻檢相冊，將所有與潘的合影全部付之一炬。像他這樣或多或少受到集體化改造高潮影響的人還有許多，一九五五年有四十萬人因被當作「反革命分子」而丟掉了工作。僅江蘇就有三萬多人被捕，另有一萬五千人因為收聽短波廣播、傳播謠言、藏匿武器、破壞工廠或張貼反革命標語等行為而受到懲罰。社會各個階層從上到下都陷入恐慌之中。
結果，榮毅仁和其他實業家不得不把他們的企業交給了政府。但是，毛主席希望他們這麼做是出於自發的。所以在一九五五年，他邀請商界的代表到中南海的頤年堂聽取他們的意見。他聽得很認真，偶爾插些話，榮毅仁和其他人則表達了對社會主義高潮的渴望。榮毅仁發表了長篇談話，回顧了自家紡織廠的歷史，並說如果不是解放，這些廠肯定要倒閉。他說，雖然解放初期，許多企業家對政府的干預確實心懷不滿，但事實證明他們完全錯了。如今，大家滿心希望共產黨能領導人民共和國往正確的方向前進，唯一感到不滿的地方，就是覺得自己對社會主義事業無法做出更大的貢獻，一想到這一點，就感到無比懊惱。「我的企業雖然已經公私合營，但我並不滿意，我還要走上全民所有制……走向共產主義。」其他工業界代表也發了言，毛微笑地聽著。會談之後，毛招待他們吃了晚飯。
回到上海後，身為全國工商聯領導人之一的榮毅仁，開始幫助其他工商業人士做好企業國有化改造的準備工作。當一切準備就緒後，毛主席來到了上海。在這個特殊的時刻，榮毅仁將他的申新紡織第九廠交給了政府，毛對此表示很高興。他在巍峨雄偉、煥然一新的中蘇友好大廈接見了八十名工商界代表。會見的氣氛很莊重，大門打開後，毛主席緩緩步入會場，臉上帶著慈祥的笑容。羅當時也在現場，他描述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大家屏息靜候，只見毛主席「臉帶微笑，表情友好而溫和，讓人感覺就是一個和藹純樸的農民。他不時吸一口菸，企業家們則都很緊張。為了讓他們放鬆，毛平靜地問道：『你們為什麼不吸菸？吸菸沒有壞處，邱吉爾一生都吸菸，但他活得很好，事實上，我知道的唯一不吸菸但活得很長的人是蔣介石。』他的話引起哄堂大笑，緊張的氣氛為之緩和。他繼續說：『今天我從北京來，想聽聽你們的意見。』他說許多商界人士都提出要求要加快私營企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以使民族資產階級不要拖社會主義的後腿。接著毛主席的話頭，工商界的代表們紛紛表示希望儘快實現社會主義改造，他們爭相獻媚，毛聽了足足兩個小時。」
離開會場之前，毛表示會認真考慮大家的意見，但強調說，在決定加快國有化改造之前，他必須得認真考慮大家的利益。過了幾個星期，政府宣布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不是像大多數人預想的那樣需要六年時間，而是只要六天。城市裡到處都是突擊隊，將工商業全部收歸國有，迫使商人放棄他們的企業，加入工商界聯合會。許多人出於害怕而服從，而且在公開場合不得不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因為大家都知道，一旦自己的財產被收歸國有，以後的生活就全得依靠黨了。許多人還記得一九五二年針對私營企業改造過程中出現的殘酷鬥爭，而這一次，大家看上去卻都很開心：「當我們發現，在這場運動中自己變成了英雄而不是受害者，大家高興得幾乎昏了頭，所以有些人是真的開心，但並不是因為像宣傳中說的為『進入社會主義』而開心。」
城市裡還舉行了遊行，到處是標語、樂隊、鑼鼓、煙火和無數的人，遊行沿途還設置了「加油站」。當遊行隊伍快要走到中蘇友好大廈時，大家開始呼喊口號，例如：「向勇敢邁向社會主義的愛國民族資本家們致敬」、「歡迎民族資本家朋友加入社會主義大家庭」等。年輕的姑娘獻上鮮花和點心，企業家們則拿著一只紅色的大信封，裡面裝著要求實行完全國有化的申請書。他們將這些申請書遞交給上海市長陳毅，工人、農民和學生的代表湧向中蘇友好大廈，向企業家們表示祝賀。
就這樣，許多家庭由幾代人積累的財富一夜之間便消失殆盡了。小商店的店主們也被迫加入合作社，失去了全部產業。全國範圍內有超過八十萬大大小小的私營業主們「自願地」被剝奪了財產。從此，所有工商企業全部歸國家所有。
雖然政府通過了一項所謂的「贖買政策」來徵收私營企業，但事實上這個政策既談不上「贖」也談不上「買」，政府只做了些象徵性的補償，通常只是實際價值的五分之一左右。每個私營業主的財產經過估值後，會獲得每年百分之五的補償，不過這筆錢最多只發七年，而且就連這項承諾最後也未能有效地執行。
小商店的店主們徹底破產了。許多人將商店改成了住所，靠積蓄維持生存。他們的私人財產如今成了國有資產，有時連鍋碗瓢盆和嬰兒床也不例外，政府的補貼則少得可憐，連買香菸都不夠。有人幸運地獲准作為政府雇員繼續開店，每月工資二十元，但更多的人吃飯都成了問題。有些人想找別的工作，卻發現自己被歸入了資產階級，因此無法獲得一般工人享有的福利。因此，一九五二年出現了一股自殺的風潮，不過當局很快介入，許多年輕商人從家裡被帶走，送往偏遠的邊境地區，參與社會主義工程項目的建設。有能力的公司會成立互助基金，對上了年紀的職員提供一些資助。許多富有的商人得到的補償是政府債券，他們無法跟政府談條件，當債券到期後，本金和利息都得用來購買更多的債券。
許多大企業家並不在乎補償，他們想要的是國家分配給他們一份工作。許多人生活條件富足，有些人還保留了經理或部門主管的職務。少數帶頭將自己的資產獻給國家的人則獲得了很好的待遇，他們進入各種委員會，享有一定的社會聲望，有時甚至到北京任職。榮毅仁就是這樣的例子。他公開將自己所有的企業捐獻給國家，很快便被毛提拔為上海市副市長。文革中許多企業家都受到了衝擊，但榮毅仁因為受到周恩來的保護，作為紡織工業部的顧問住進中南海，躲過了這場劫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