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脱口秀演员，比杨笠更加冒犯

杨笠又上热搜了。用不少网民的话说，她是“被冲了”。

究其原因，是她参与了某IT品牌的推广；探其本质，是她在某脱口秀节目上的言论被认为“太极端”。

我们很难不感到惊讶：一个词汇（比如“普通”），如果都能够在国内严苛的审核标准下正常被播出，那它是该多么温和。而如此不具有攻击性的语句，居然也能够刺痛网民的心，使他们感到“被冒犯”、“被讽刺”。

其实，脱口秀本身就是“冒犯的艺术”。而且，这种“讽刺精神”甚至不是舶来品，而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据古史传说，在黄帝、尧、舜、禹的部落时期，历代君主都广开言路，接受各种形式的进谏。不过，等到进入阶级、国家社会后，君主的面子神圣不可侵犯，因此就算进谏者是“我批评你是因为爱你”，往往也难逃一死。

在这种环境中，“讽谏”作为一种讲究委婉含蓄的进谏方法，渐渐取代了“直谏”。就连儒家创始人孔子，也不敢“冲塔”，坦诚交代称“吾从讽之谏也”。

而俳优——即以乐舞谐戏为业的艺人——古代的脱口秀演员，则是“讽谏”最成功的实践者。他们指出统治者的问题后，后者非但不会勃然大怒，反而会哈哈大笑。

就像这么笑

正因如此，俳优们也都敢于在节目中表达自己的意见。虽然有些人还是受到了惩罚，但是大多数俳优都被豁免，没有进入“因言获罪”的名单。正所谓“我优也，言无邮”，即“我是俳优，言论自由”。

俳优的社会地位不高，但在历史中的分量也不小。在《史记》中，司马迁甚至为这些脱口秀先驱单开一章，谓之《滑稽列传》。“优孟哭马”的故事就取自于此。

楚庄王之时，有所爱马，衣以文绣……马病肥死，使群臣丧之……王下令曰：“有敢以马谏者，罪致死。”

春秋时期的楚庄王有一匹爱马，天天给他吃好穿好，住得比文武百官还好，最后马得了富人病死了。于是楚庄王安排全朝给死马治丧，按照大夫的葬礼规格安葬它。身边的大臣接连劝谏，搞得庄王很生气，怒斥道：“谁反对我就弄死谁！”

这时，负责“讽谏”的优孟出场，并发表如下言论：

臣请以雕玉为棺，文梓为椁，楩枫豫章为题凑，发甲卒为穿圹，老弱负土，齐赵陪位於前，韩魏翼卫其後，庙食太牢，奉以万户之邑。诸侯闻之，皆知大王贱人而贵马也。

总而言之，优孟建议不要按照大夫的葬礼规格安葬这匹马，而是要按照君主的葬礼规格安葬这匹马。楚庄王听了恍然大悟，立刻下旨以“六畜葬之”。

经常网上冲浪的朋友可以看出，优孟用的这招就是“高级黑”，通过将错就错和走极端的方式，将矛盾推向顶峰，从而达到荒诞的效果。这样寓庄于谐，不失风趣幽默。

这种“高级黑”的手法并不少见。

秦始皇意欲劳民伤财、大兴土木、扩大菀囿，有俳优讽谏道“多纵禽兽其中 , 寇从东方来 , 令糜鹿触之足矣”，让始皇“知音顾之小，解弦为更张”；后唐庄宗为了打猎踩踏庄稼，一位县令直言，气的庄宗要赐死，有俳优上前对县令说：“汝为县令，岂不知吾天子好猎邪？……何不饥汝县民，而空此地，以备吾天子之驰骋！汝罪当死。”这也让庄宗乐开了花。可以看出，这些古代君王都用宽容接纳了对自己的讽刺。

除此之外，像今天的某些脱口秀演员一样，俳优们也热衷于使用“谐音梗”。

据《金史·后妃传》记载，章宗元妃李氏地位显赫，一手遮天。有次宫中举办宴会，两个俳优就演了一出双人脱口秀。

一个俳优问：“国内有什么吉祥的符瑞吗？”另一个俳优说“出现了凤凰”，且凤凰“其飞有四，所应亦异……向里飞，加官进禄。”这个“向里飞”就是谐音“向李妃”，意思是只要讨好巴结李妃，就可以加官进爵，高薪厚禄。

这种有关讽刺统治阶级却安然无恙的案例，实在数不胜数。直到“大不敬”在汉代成为一项重罪之前，“讽谏”这种脱口秀形式一直是中国古代语言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不敬”后来还被加入“十恶”，不可被赦免

到了后来，相声演员作为俳优的接班人，也将这门讽刺艺术发扬光大——《讲帝号》、《改行》等作品都将矛头直指统治者；《假大空》、《小偷公司》等作品也都讽刺力度极强；2015年，法制周报还刊发评论称：“不准讽刺不叫相声。”

但是不知为何，最近几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文艺创作越来越少了，讲究歌功颂德的电视节目越来越多了，冒犯和批判像是小众爱好，媚上和媚众反而成了主流。

抛开大环境不谈，不得不承认的是，我们对于“冒犯”和“讽刺”的忍耐能力反而变低了：古代君王都能一笑置之的事情，很多网友却要通过谩骂、抵制和举报的方式来回应。

难道我们的地位比楚庄王要高？抑或是我们的面子比秦始皇更薄？

其实都不是，只是我们的心胸太过狭隘，甚至不如封建时代的独裁者宽广。而这种狭隘是多么的危险：当一个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容不下任何的言语冒犯，大家就只能愈加割裂，最终造就所有人与所有人的战争。

更何况，今天杨笠可以因为她的段子而举步维艰，明天其他人就会因为某句话而寸步难行——而这个人或许就是我们自己。

保护脱口秀演员杨笠，就是保护我们发声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