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权翻译】《教育不公中的青少年运动》Part 1

青少年发展中的批判与其集体能动性（二）：青少年工作(Working with Youth)主要方法的局限性

一味指责青少年的困境，并采用刑事惩罚措施来威慑、处罚他们的零容忍政策既难生效又不公正 (Skiba & Knesting, 2001; Skiba, 2010)。 虽然这一政策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但它在非裔美国人和拉丁裔美国人学生比例较高的学校中仍然很常见(Gregory, 2014)。

你可以看到，在五月五日节的混乱之后，罗斯福高中将零容忍方法付诸实践。第二年，为了防止暴力事件的再次发生，学校调来了更多警车并加强了安保。这一策略压制了当天学生们的公开敌对示威，但它对解决学校不同群体之间根深蒂固的紧张、不信任和误解却没什么作用。它是个无法治愈深层问题的创可贴。

另一方面，社会情感学习(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SEL)则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但仍然存在一定局限性的方法(Greenberg et al, 2003)。

SEL能有效的前提是，人们的社会情感发展在这个世界里发挥主要作用，进一步来说，是社会情感能力塑造了学生专注于学术学习的能力。比如，你是否能意识到自己何时变得愤怒、紧张或焦虑？是你在管理情绪还是情绪在管理你？遇到困难或失败时，你是否能坚持下去？最近的几项综合分析(meta-analyses)研究记录了SEL对青少年的积极影响，比如，它能帮助青少年减少情绪困扰，让他们在社会行为上、在对学校的态度上变得更加积极，还有助于提高其考试成绩(Durlak & Weissberg, 2011; Payton at al., 2008)。

学习生活中的”非认知性成果noncognitive outcomes”的重要性引起了更广泛的注意，教育者把目光转向了社会情感学习。Angela Duckworth所研究的“毅力grit”这一概念，在Paul Tough的《儿童如何成功How Children Succeed》得到了推广，并被老城区(inner-city)【注1】特许学校所接受并且投入实践（如知识就是力量项目(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 KIPP)）(Duckworth and Eskreis-wingler, 2013; Tough, 2012)。毅力指的是“对十分长期目标保持兴趣和努力的倾向”，就像其他类型的社会情感属性一样，毅力与教育成就和表现息息相关(Duckworth, 2013)。

毅力、冲突管理能力和情绪调节能力等心理素质，在一个安全网缺失、日益高压的经济体中是有价值、甚至是必要的。但对年轻人，或我们对渴望的民主生活来说，光强调这些素质是不够的。一味地强调毅力或自我情绪调节，只会忽视现实中的社会情况，而强化自力更生这一神话。

虽然有少数人可以发展出一种顽强的适应力，让他们能在不包容的学校中坚持下去，或者让他们可以克服连续多年的低效课堂(nonrigorous classes)。但是，根据定义来看，自我决定【注2】并没有触及青少年们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的根源。毅力的培养有助于青少年对抗(defy)困难，但它无法挑战(challenge)或者改变(change)它们，尤其是在如今这个社会流动性停滞，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时代(Sharkey, 2009; Winship, 2011)。教育学学者Mike Rose说得很好：

鉴于反福利的，并进一步撕碎了我们已经受损的安全网的政治环境，对贫困来说，心理和教育干预可能是唯一可行的政治对策。但是，你能想象说如果斯卡斯代尔或比佛利山庄*附近出现了一座老旧有毒的垃圾场，国家卫生研究院却开始进行一项教孩子们如何做才能减少有害物质对他们的影响的计划，而立刻不是着手清除垃圾场本身吗？(Rose, 2003)

Rose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社会情感干预的存在变成了一个忽视引起了需要这些干预的社会环境的借口 。在富裕环境中成长的青少年可以得到更强的学校，安全的上学路和持续就业的稳定阶梯；而在贫困环境中成长的青少年则可以得到干预措施——以提高他们用来应对所有困难的技能的干预措施。

第三种值得考虑的模式是青少年积极发展(PYD)。

与社会情感学习一样，这项工作听起来在经验上是可靠的，并代表着青少年工作在研究和实践中的一大进步。也许，此研究最大的成就是实现了把青少年视为社会资产而非社会问题的这一再构造。

早先几十年来的干预措施都是根据孩子们的某一特别行为的“风险”这一共同的身份将他们召集到一起来进行的。这于对这一点，青少年发展的倡导者们转向了预防模式——他们提供针对能力建设上的普遍方案。

青少年发展方向的学者们为在贫困中成长的青少年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政策上的发现。这些发现是有关于青少年与非家庭成员的成年人建立牢固关系的力量的，是有关于青少年的归属感与社区联系的，是有关于青少年在有价值的领域发展能力与本领的机会的(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2; Larsin, 2002; Lerner et al., 2002)。

如果以该方式的“最佳做法”为指导，一个典型的PYD项目将会为Luis、Gabriela和Jennifer这样的青少年创造出一个安全空间。这看起来很像是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时工作过的青少年发展组织会做的事。

如果这是一个高质量的项目，青少年们会在这里遇到关心他们的成年人。那些成年人将会建立起所有人都直接以名称呼对方的平等氛围，他们会关心青少年们的学校、家庭、同伴和未来志向等许多日常生活中的方面，他们会与青少年们建立起连结。

无论是在诗歌、数字媒体、体育还是社区领导力方面，这些成年人都会为青少年提供丰富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培养起自己的技能和兴趣。然而，青少年发展在实践或理论上比较缺乏的是，这些关心青少年的成年人应如何与青少年，与那些因其种族、阶级或性别身份而被边缘化的青少年进行关于他们所生活的政治环境的对话——特别是，要以一种不会进一步病态化(pathologize)这些青少年所属社群或他们身边的同龄人的方式来与他们进行沟通。

换句话说，早期青少年工作项目往往倾向于将自己定位成一个安全空间，或是一个可以逃开困难环境的避难所。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强有力的先例和专业培训：关于青少年工作者如何才能帮助青少年提高对日常生活的认知与意识的，关于如何将青少年视为合作伙伴，让他们参与到为诸如罗斯福高中冲突等问题制定解决方案的行动中的。回到Jennifer的例子，在与她谈论学校的种族主义，讨论回应方法时，很少有行动指南会考虑到如何对她的集体身份进行指导的。

社会情感学习和青少年积极发展两种模式都是在培养重要的心理健康和人际交往关系能力。但是，除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之外，这两种模式对种族主义和结构性压迫对青少年工作造成的影响一直是比较沉默的。

幸运的是，我们不需要从头开始。学者和教育家们正在合作开发一个新的教育框架——将青少年积极发展模式与社会政治元素相结合，并将之应用于教室和社区项目(Cammarota and Romero, 2014; Duncan-Andrade and Morrell, 2010; Pacheco, 2012; Rubin, 2011; Stovall, 2006)。Shawn Ginwright和Julio Cammarota将它称之为青少年社会正义发展(Social Justice Youth Development)(Ginwright and Cammarota, 2002)。它们借鉴了社会学所关注的，人们如何对其日常所生活的社会环境进行批判性思考的传统。比如，拒绝种族主义、不平等或是那些只是在遵循“事情原来的样子”的低于标准的学校教育。正如后文所描述的，批判性观点的发展与想去改变这些环境的自主意识的发展紧密相连。

注释部分：

【注1】：老城区(inner-city)，指城市中的旧城区，通常是拥挤的、低收入人群住的区域。

【注1】：自我決定 Self-Determination

名詞解釋:　自我決定之所以可能，乃由於人有意志自由，所以能決定自己的行為或想做的事；也就是人「能夠」且「必須」對於先天所賦予的因素作自我駕馭與自我決定。尤其是「人的在世存有」方面，可以肯定其活動的空間和進入行為的真正界限，人可以利用其能力與機會，謀求有意義的存在。 　　人能自我決定，也就是在自由意志之下，依據其判斷而作成之決定，但一旦作成決定之後，對於結果，自己一定要負責。 　　在教育過程中，有許多要自己或別人協助選擇，但經過選擇後所做成的決定，等於是自我決定，那就必須去完成。自我決定的條件：(1)有決定的能力；(2)出於自願性質；(3)經過思考選擇。 [詹棟樑](http://terms.naer.edu.tw/search/?q=au:"詹棟樑") *

tbc.

感谢原作者Ben Kirshner教授的授权，本文一切权利属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