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于华：所有人在大恐怖之下都须学会沉默和耳语

阅读笔记：《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这是一部特定时期私人生活的记录，许多个人和一个又一个家庭的经历以故事方式呈现出来；这是一部斯大林时代的口述历史，作者成为各样普通人讲述的收集者、记录者和研究者。近五百位受访人成为讲述的主体，他们看似琐碎微小的讲述如涓涓细水，汇成那一特定时代宏大叙事的洪流。

讲述曾经的过往，并非轻而易举或自然而然，原因是讲述作为人的表达行为、也作为人的本质属性，从来受到权力的干预和控制，在极权统治下更是受到严酷的钳制。正如一位讲述者所说：“我们从小就学会了闭嘴，舌头会给你带来麻烦”；另一位讲述者则追忆道：“经过3年的逃亡生活，我和姐姐已习惯于沉默不言，不会说话，只会耳语。”（p120）

恐怖统治造成的持续性恶果之一，就是造就了一个沉默而顺从的民族——人们学会了缄口不谈自己的过去，至爱亲朋之间也不谈；孩子从小就受到教诲，避免祸从口出。整个苏维埃社会全由耳语者们组成。不难想象，要在死亡和发声之间做出选择，沉默者和耳语者遂成为国民的绝大多数。

在斯大林时代，人们不仅不敢交谈，更很少有人会冒死亡或流放、劳改的风险留下文字记录，书信、私人日记等当然也难以存在。甚至为了生存，人们对所经历的一切不是选择记住，而是宁可遗忘或者有意涂抹遮掩，比如隐瞒出身、改变简历，夫妻之间相互回避家庭历史等等。正因为如此，在那个时代成为过去之时，相关历史材料的搜集，特别是口述历史的访谈、记录、整理、分析才尤为重要和具有社会学研究的价值。

一、大恐怖与大恐惧

据有关统计，斯大林统治下的1928年到1953年，约有2500万人受到苏维埃政权的迫害，约占总人口的八分之一。1941年苏联总人口估计为2亿，这意味着平均每1.5户家庭即有1人！而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死于饥荒和战争的。“他们的人生遭遇到惊心动魄的摧残”（p4-5）。枪决、酷刑、流放、劳改、剥夺财产和株连家人成为家常便饭；无论党内党外，无论老弱妇孺，无论精英平民……迫害是普遍的。"

作者辟专章呈现了大恐怖（1937—1938）年代苏联的政治生态，恐怖成为大规模、持续的社会氛围。作者描述道，对不同政见的反斯大林派别进行清洗是大恐怖的主要理由；面对大规模的抓捕和处决，在普遍性的恐惧中，布尔什维克精英们似乎显得更为消极被动。他们中的大多数接受党在思想上的灌输，他们有着向党证明自己清白的深层次渴望，因而很容易放弃任何试图抵制的想法（p256）。这或许是被成功改造的表征？显而易见，恐怖是改变其心智的主要原因。相形之下，一些“没有文化”的普通人反而更明白。

无论如何，所有人在大恐怖之下都须学会沉默和耳语。“因为嘴快而受害”的教训太多了，所以必须学会“保持沉默”和“窃窃私语”。家庭逐渐生成了谈话的特殊规则：运用迂回的语言；以暗示的方式来表述想法和意见；让孩子管住嘴和保持“不知道”。逐渐地，人们丧失了讲真话的能力——“社会正在变成一个耳语者的社会”（267-270）。

“耳语者的社会”形成的机制值得分析。

首先，在恐怖弥漫中，通过意识形态灌输，人们普遍接受了“人民公敌”思维：任何人，无论至爱亲朋，还是同事战友，甚至老革命、老领导，都有可能是人民公敌。这种阶级斗争思维导致了人们对敌友的判断并不基于事实，其做过什么，说了什么，与自己的关系如何都不是依据，而唯党和领袖马首是瞻。即使有人怀疑是冤假错案，那也肯定是下面的人弄错了，而最高统帅是永远、绝对正确的因而不可质疑。

如此，家庭里、社会中必然是亲情丧失、友情疏离，子女背弃家庭，亲子关系断裂，夫妻情感沦丧，朋友情意不存；其突出表现就是举报人无处、无时不在，所有人都有可能举报他人，所有人也都有可能被举报。

作者在开始就说明了“耳语者”所包含的两种含义：一是指怕人偷听而窃窃私语的人；二是指暗地里向当局汇报的举报人。举报（告密）行为也来自不同的心理动机：有自愿举报和非自愿举报之分；前者是希冀得到奖赏得到好处或公报私仇，后者则往往是受到威胁，出于自身安全而不得以为之。举报是迫使所有人作恶的机制，不仅会使有良心者受到内心的折磨，而且使举报者在作恶过程中日渐丧失良心。很多人会背离人之常情而宁愿相信：举报是爱国行为和爱国义务（p276）。此种行为会污染所有的心灵，让所有人手上沾血，在大恐怖中变得冷漠麻木，这是对人性的泯灭，也是极权统治最为污浊和邪恶之处。正如经历者事后反思到的，“让我们直面那个时代吧，你不能原谅的，不但有斯大林，还有你自己。也许你什么错事也没做，至少在表面上如此——但你已经习惯于邪恶……当你周围的人被枪决、打死或突然销声匿迹时，你却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p281）

进而，在个性和人性丧失的同时人的本质属性——社会性也在失去，取而代之的是党性、阶级性、集体性。互不信任蔓延至整个社会：亲人互不信任、相互离弃甚至相互揭发，人们似乎只相信国家是公正的（p318），国家所为是合理的，于是被捕和被杀不依据证据，被捕和被杀本身成为罪证。虽然也存在相信自己的亲人，寻找和救助家人、亲属的情况，但通常发生在那些成长于斯大林时代之前的祖父母一代人当中。（p340-350）

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党性与阶级性对人性的取代影响了不止一代人的行为与思想。比如，青年人要加入组织，因为“我再次感到，自己从属于一个庞大的我们”（p365）；尤其对那些出身不好的年轻人，加入共青团象征了从“人民公敌”的孩子到“苏维埃公民”的过渡——这成为“普遍的生存策略”。入党更是如此，对许多积极入党的人而言，并不一定相信它的意识形态，而是出于非常现实的考量，比如想转移他人的猜疑，既保护自己的家庭，也有助于自己的职业生涯，期待一个较安全较好的前景。于是，许多人过着“双重生活”；更有许多受害者仍然无比热爱着施害的政权。一个家庭被驱赶的富农孩子的话很有代表性：“相信斯大林的正义，使我们更容易接受处罚，并带走我们的恐惧”。

当所有人必须在放弃生命和放弃良知之间做出选择，即选择死亡还是选择无耻时，其实是无可选择。

二、重塑心灵与重构社会

极权统治对人心和民情的治理除了以强制和暴力造成政治恐怖氛围，还必然诉诸于人们的头脑，即通过意识形态灌输改变人们对常识常理的认知和传统宗教信仰，以达到被统治者精神上的服膺。这种改造与统治是全方位的，从经济生活到社会生活，到私人空间乃至人们的精神世界，无所不至，无远弗界。

1、用计划经济取代市场（哪怕是有限的）经济，以暴力方式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是奠定极权统治经济基础的必由之路。

1930年中央计划配额要剥夺的富农家庭达100万（约600万人口）；后又由国家政治保卫局提高到所有农户的3%至5%；而在各地具体执行时为迎合上级还故意超额。人们描述了集体化这一苏维埃历史上巨大的转折点：在农庄集体化运动中，“富农”被捕劳改，全家被驱逐流放，所有财物被充公，常常只给被驱逐家庭一小时收拾长途旅行的行装，只允许带少量衣物；当他们扶老携幼离开家乡时，没人走近，没人告别，因为人们心存恐惧。这些被驱赶到“特殊居住地”富农们在恶劣环境中大规模死去，1931至1932年的冬季死去的就有几十万人；许多人去往古拉格劳改营并从此销声匿迹。

驱逐了富农的村子则挂上红旗，表示已经集体化：作为村庄公共空间的古老的教堂被推倒，拆下的木材挪作他用，大钟被取下拿去熔化……这意味着宗教信仰被无神论取代，以造成只能追求生存的原子化的民众；数个世纪以来形成的生活方式——家庭农场、独立的村庄、教堂、农村市场均被摧毁，村落社区、亲属和邻里关系无法维系。而这种声称必能带来进步的“消灭富农”、“集体化”导致的却是“从未有过的懒散。房屋、庭院、围栏一片颓圮”。农民和整个国民的饥饿状态一直持续着，不难理解，这是私有财产被公有化的必然结果，这是“通往奴役之路”。

2、对私人领域的消灭，是集体主义/国家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的必要过程。

实现“集体人格”，需要“砸碎私人生活的甲壳”，即铲除作为“孕育反革命分子危险温床”的私人空间。对私人生活的全面占领和监控，让个人几乎完全透明，难以保留任何隐私的缝隙。家庭则被视为儿童社会化的最大障碍，家庭消亡遂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之一。

一对父女的故事，是这一过程的真实写照：叶丽萨维塔的父亲，谢尔盖.古谢夫，在1917年时任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父女上一次见面是12年前女儿只有5岁的时候；这次重逢驱使女儿走向父亲的动力却是饥饿：

“古谢夫同志，我需要你。”他转过身来，显得很疲惫，因睡眠不足而双眼通红。

“我在听，同志！”

  “古谢夫同志，我是你女儿，给我3卢布，我要吃一份午餐。”

也许，他已筋疲力尽，听到的只是我对3个卢布的索求。

“当然，同志。”古谢夫说，探手入口袋，掏出一张绿色的3卢布钞票。我接过钱，向他表示感谢，用它买了一份午餐。（即使如此，女儿从未亲近过父亲）

这对父女的故事受到列宁的喜爱，成为一个生动表现布尔什维克牺牲个人、对革命事业无私奉献的传奇。符合了斯大林所说的“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不应也不能拥有家庭，因为他必须将自己的一切献给党。”（p14-15）

在居住策略上，布尔什维克以“掺沙子”的方式改变原有的居住格局，以加速家庭的解体。具体作法是强迫富裕家庭出让自己的住房给城市贫民分享。布尔什维克认为，迫使人们住进共用公寓，可让人们在基本思想和行为上更趋向于共产主义，因而设计和建立“新型住房”的共用公寓（公共的洗衣房、澡堂、餐厅、厨房、幼儿园、学校等），目标是敦促大家从“私人家庭转向集体生活”（p20-22；p186-197）。而现实中这种转向确实发生了：在共用公寓里，隐私难以保持，家庭失去了对孩子的掌控，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往往不堪一击，被共用公寓的共同原则所取代。许多人切身感到“自己的思维偏向‘我们’，而不是‘我’。”（p182-197）

布党对私人生活的直接干预明确体现在1918年的婚姻和家庭新法上，其框架旨在“促进传统家庭的崩溃”。这种干涉实际上导致大幅增长的随意婚姻，以及世界上最高的离婚率（1926年是法国或德国的3倍，英国的26倍）。家庭和社区的关系、性道德等，都变得松弛。（p22）

3、以发展速度和经济成果确立合法性。

数年的大规模流放和劳改营造就了“囚犯经济”，在消灭富农、取消市场经济和私人生活领域的同时，是“万马奔腾”迈向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扔掉俄罗斯古老落后帽子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计划中的矿产，农垦，运河，地铁，钢铁厂，水电站等大型国家工程的建造需要大量劳动力和设计、技术人员，于是大规模逮捕和流放造就的“囚犯”成为古拉格系统的经济所需，这些无偿劳动力成为砍伐木材、修建道路、建设各类设施——成就社会主义伟业的主力军（p120-124），这也颇具讽刺意味。

首都的建设与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美好生活的见证和人们对未来的美好预期。“莫斯科迅速扩展，从1928-1933年首都人口从200万增至340万。数以百万计的人，梦想就是搬入莫斯科。在苏联，莫斯科是权力、财富、进步的中心”（p160）。除首都莫斯科外，各种辉煌的建筑和城市的扩展都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征，它们光鲜亮丽，美轮美奂，但人们看不到的却是它们的基础，那是用千百万人的生命奠基的。各类工程、项目当然离不开科技专家的作用，但即使是科学家和专业技术人员也只能是被利用的劳力、工具；因而他们的命运也必然是在利用中被清洗，在清洗中被利用。

在“五年计划”中的疯狂努力、“突击”生产、要求实现目标后再做休整等一系列短期行为，向人们召示“共产主义不遥远”，可以“飞速奔向未来”。于是，在想象中“即将”和“现在”都已经分不清了；人们宁愿“接受对未来的憧憬，需要采取一定的姿态，使自己能够顺利滑向与政权的合作”。（p202）

甚至战争也成为凝聚人心、成就对国家忠诚、对党和领袖信任崇敬的理由。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巨大牺牲和艰苦卓绝，特别是最终胜利的结果，“证明”了领袖和政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同时却掩盖了其极权统治与法西斯内在本质的同质性。这是军事上的取胜，也是征服心灵的胜利。

上述社会主义实践加意识形态强制，以一种理想方式重构了人们对现实的理解。对人与社会的改造从方方面面着手，几乎没有空白：文学成为极权统治的婢女，“就像一只鲜活的银狐，走进了皮草店”（p204-206）；书籍、杂志等各类出版物教导读者“《重新做人》”；教育机构更是要办成“共产主义学院”；甚至劳改营中，除了暴虐迫害，也会用相对较好的物质待遇收买少数人如一些科学家和专业技术人员，使囚徒成为合作者、奉献者。科学家帕维尔.维滕贝格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古拉格远远超越监狱营本身，它是苏维埃工业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也是锻造统治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的大熔炉。（p220-226）

用物质手段加上意识形态手段，将人们分成并使其认同不同的等级——“人民公敌”，可以改造转化利用的群众，积极分子，“无产阶级新精英”等。作为执政阶层的新精英，只要政治上相信共产主义，捍卫苏维埃制度，可以保留原有的文化品位，亦可享有特供体系提供的“幸福生活”；革命禁欲主义是针对其他人的，优裕和奢侈才是精英的品格（p168-181）。

“大转变”和“大恐怖”创造了以人与国家关系来定位的“新社会”：摧毁了维系家庭和社区的关系，改变了人们相互间的信任和忠诚，代之以阶级关系和阶级思维，从而实现对社会的再造。人们都学会了编造自己的阶级身份，或文饰自己的履历，使之显得更像“无产阶级”。通过树立榜样等方式，国家意识形态“植入千百万人的脑子”——“与亲人之爱及其他个人关系相比，对国家的忠诚则是更为高尚的美德”（p133-134）。在当时的俄语词典中，举报（donos）被定义为一种（揭露非法行为的）公民美德（p47）。青少年受到鼓励举报亲属以表现对国家的忠诚。显而易见，迫害和洗脑必然导致异化，恐怖制度下的生活给人心和人性带来深刻影响，亲情的断裂和人性的毁灭造成难以记述的人间惨剧：亲属之间的相互举报，以及愤怒的人们杀掉亲属中的告密者；在党的鼓励下，人们相信任何人都可能躲在假面具后面，“看，人民公敌到底是什么嘴脸，有的甚至伪装成父亲”。而在背离亲情的同时，党和斯大林代替了父亲。

正像一位1927年作为托派被开除的布尔什维克领袖所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早已把自己的个性彻底融入党的集体之中，愿意做出必要的努力，抛弃自己的意见和信念……如果党有需要，他愿相信，黑是白的，白是黑的。”（p45）

也如安东尼娜的回忆，妈妈总说：“当你与狼一起生活时，就必须学会狼的习性！”（p157）

三、“解冻”之后，能否“归来”？——反思之难

经历了大恐怖（1937-1938）和大恐怖余波（1938-1941）的苏联人民，因战争的需要，迎来了被领袖称作“我的兄弟姐妹们，我的朋友们”，“为生死攸关的斗争而团结起来的整个苏维埃国家的战争”时期。许许多多人们为这一称呼的改变“感动得热泪盈眶”（p405）。人们为保卫祖国而战，“前线生活让人迅速亲近”，军事比主义更为重要。即使是“人民公敌”的子女，如愿意或胜任战时急需的工作，背景和履历也不再是一大障碍；家庭出身可以被视而不见，作为富农子女的安东尼娜感到，“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全凭自己的能力来取得进步”（p444-458）。同时，宗教信仰，言论自由，社团复兴等有所松动，“战争变成了一种净化”（p462）。人们似乎不难感受到，战争时期极权有松动迹象，而极权统治之恶甚于侵略战争。

在取得战争胜利的1945年到1953年（战后的小恐怖时期），最高统帅斯大林却很快排除了政治改革的可能，他直接挑明：苏维埃制度不会有任何缓和。战后的冷战时期，军队和党的领导层中又推行了新的大清洗，所谓“自由”的改革派成为敌对的权力中心；甚至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军事英雄例如朱可夫元帅也遭到整肃（p486-488）。古拉格的人口再度增加，虽然1945年特赦释放了许多人，但5年后又收进了100多万新的囚犯。

人们在继续戴着面具生存：“虽然不相信党及其奋斗目标，却认真执行它的各项命令”，“掩饰一直是苏俄必要的生存技能”，“人们已习惯于在公共场所故作姿态”，“戴上面具的艺术能耐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人们继续着举报“人民公敌”，监视、汇报他人的私人生活和个人意见，……正是在各种各样的“平庸之恶”（阿伦特语）的行为中，人们将自己变成了“普通的斯大林主义者”。

这些普通的人们，努力使远大“理想”与现实冲突能够调和自洽。这些苏维埃公民也会奋起抗议物品的短缺和供应不公平，抱怨腐败和低效，并将之归罪于新官僚的特权；然而同时他们又忍辱负重，期望自己能亲眼看到共产主义乌托邦。这种努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帮助维持了苏维埃政权。辛勤劳动，勇敢作战，必要的牺牲是为了明天的回报：“享受美好生活”（p198）。在战后，人们痛苦地意识到：“我们是否真正明白，我们拯救了祖国俄罗斯，同时也拯救了斯大林政权？……在自家的极权主义和希特勒的版本中间，我们宁可选择前者。”（p470）

在大恐怖和恐怖余波之后，被塑造的惯习依然强韧。反犹主义的持续；排外的民族主义高涨；以政治运动方式肃清西方影响。普通的斯大林主义者正是生活于这一时期：在对异己作家、艺术家进行批判时，人们仍然相互举报、陷害。他们本可以选择不发言，不出席会议，或者假装生病，但却在控制松动时仍然保持顺从的惯习。例如，作者花费不少笔墨描述的著名作家西蒙诺夫，他仍要“证明自己的忠心耿耿”，奉命写作，奉命批判，一方面参与斯大林政权的镇压，另一方面又往往承受良心的责备，这种冲突几乎把他摧毁（p525-543）。

“迫害和参与者的作为，都植根于无孔不入的对斯大林政权的顺从——即普通的斯大林主义者的定义所在。”（p524）

1953年斯大林病逝，标志着其时代的结束。独裁者对本国人民乃至人类的最大贡献就是他死了；然而肉身死亡并不一定意味着其统治模式和精神遗产的终结。斯大林制度的真正力量和持久遗产，既不在国家结构，也不在领袖崇拜，而在于“潜入我们内心的斯大林主义”。“人们慢慢都会习惯于痛苦”（p523），习惯于顺从，甚至习惯于邪恶。这种惯习造成了所谓“后极权时代”的许多特点。

书的第八章名为“归来”，指斯大林死后的大赦之举——100万囚犯从劳改营获释，这大约相当于古拉格人口的40%。但是当人们从劳改营归来、从流放地归来、从孤儿院出来时，许多人却发现再也回不到从前，回不到家庭亲情友爱中了。在多年的恐怖之后，作为人的本质属性的社会关系——邻里、社区、村庄、教堂，都已被破坏或削弱。虽然家庭仍是社会中的稳定单元，是人们可信赖和依靠的唯一关系，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回归家庭。分离时年幼的孩子完全不记得、不认识自己的家人；长期没有在家庭中生活的人“不知道什么是家庭”；亲人之间因价值观不同或性情改变而疏远彼此的，甚至相互心存怨恨的，都很难重建亲密关系。归来者身心俱损，无法与亲人交流，出现一些囤积食物、偷窃物品等怪癖行为和暴力倾向，导致亲人之间缺少信任。受害者与举报者之间更是无法相互面对，“他们从没想到，那些幽灵还能借尸还魂，来找掘墓人算账。因此，在平反时期，他们变得恐慌失措”。（p611）

  三十多年极权统治的持续，使人们在回归时存在着能寻找回来的与找不回来的东西，人们因长期的恐惧和痛苦而选择沉默、遗忘和麻木，几乎是必然的。

 “解冻”，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坚冰的融化和人们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复苏。记忆依旧冰封雪藏，坚忍和沉默仍是应对过去的常见方式。（p624）

  在所有的极权主义社会，压抑自己的创痛记忆，选择遗忘，已被广泛视为受迫害者的心理自卫。但在苏联，斯大林的受害者更有特殊缘由忘却过去。后斯大林时代没人知道赫鲁晓夫的解冻能够持续多久，很快回到镇压也有可能。而事实上，解冻是短暂和有限的。对斯大林迫害的讨论不可导向对整个苏维埃制度的批评。而1964年勃列日涅夫取代了赫鲁晓夫之后，解冻戛然而止，审查制度变得严格。人们再一次压制自己的记忆——拒绝谈论过去——在表面上加入苏维埃忠诚而沉默的大多数。

反思之难，首先难在极权统治的完整性，它全面而深入地占领各个领域和人们的内心世界，几乎没有空白；其造成的后果也必然是难以轻易摆脱的。人们的社会世界和精神世界被毁灭，恢复起来谈何容易。例如，卫国战争胜利被用来展示政权自身的合法性和人民的忠诚，这形成对公共记忆的操纵。

反思之难，也难在极权统治带来的无法摆脱的恐惧；恐惧具有遗传性，人们深知健忘是生存之道，有意识地回避（否认）创痛，回避政治成为本能的防护之举。虽然精神病学的研究表明：开口说话对创伤的受害者颇有疗效，沉默持续越久，受害者越有可能觉得自己已被秘而不宣的记忆围困和压垮。但是如不能战胜恐惧，记忆和治疗便无从开始。

反思之难，还难在加害、被害的集体性特点，作恶成为普遍平常的事。斯大林时代各级参与施害者达数百万人，其后他们继续过着“正常”生活：他们“不知情”，“只是奉命行事”，很少直面自己的罪责，当然也不会思考在极权体制下个人应承担的道德责任。而官方正统叙述也提供了另一种安慰，即让受害者相信他们的牺牲是为了集体的目标和成就，让人们感觉到自己参与了实现苏维埃理想的斗争，自己的人生因此获得肯定，从而接受所遭遇的苦难（p662）。如此个人与家庭的苦难淹没在国家理想的幸福和骄傲中。作为个人，受害者（施害者）往往对自己的经历缺乏清晰的概念，也没有结构框架或政治背景理清头绪。于是，他们搁置自己的独立回忆，让书籍（被操控的集体记忆）代替自己说话。（p661）

简而言之，反思之难，难在那个时代留下的精神遗产——每个人心中的斯大林主义。直至当今，仍有人怀念斯大林及其时代，领袖，强人，英雄；努力工作，建设成就，治安良好等等，成为因对现实不满而形成的美化记忆。通过记忆、讲述、反思和批判走出一个时代的暗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亲历者的讲述，可以让倾听者在一定程度上感知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态，体验人们的心理脉搏，并更为深入地思考作为统治基础的（托克维尔意义上的）民情。苏维埃时代的民情即平庸之恶，平庸之恶与极端之恶相互建构，互为因果且加速推进灾难性的进程，造成举国性悲剧，人性泯灭，道德沦丧。

即使在普世之光照耀之时，在极权躯体的倒塌已然发生之处，其腐烂发臭的遗体和污染还将长久地存在，且极难清除，因为它诉诸固有的人性之恶。

                   （写于2019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