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决

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和我一样，对童年的事大多都记得不太清楚，甚至连记忆也不多，但对于某几件事的记忆，却永远那么清晰，就像刚发生一样。

那是在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已经记不起那一年还发生过什么事，除了被学校组织去看枪决犯人以外。

不知道是出于一种什么心态，政府把宣判大会的地址选在了小学里面，或许是因为镇上就只有这一个学校（中学离镇上还有一段距离），而学校里有一个大操场，方便人们到这里聚集。他们还为此在教学楼前面搭建了一个简易的台子。

近水楼台先得月，老师们提前就组织我们占领了台子前的最好位置。很快，两名五花大绑脖子上挂着纸牌的人就被公安押到了台子上，大声的宣读他们的罪行，因为年纪太小理解能力有限，我已经记不起内容。镇上的人几乎是倾巢而出，学校操场水泄不通。可能是经常围观这种公判大会（那个年代，这种大会很常见）的缘故，老师们也显得很有经验，大会还没结束，就带着我们先行往刑场方向走。

根据大人们后来的描述，宣判以后，两个死刑犯又被架在老式解放牌汽车的货箱上，在镇上唯一的街道上不紧不慢的游了一个来回。后来，载着犯人的车辆突然加速，甩开围观的人群，朝刑场方向开去。

刑场离镇上大约有两公里，是一段用碎石头铺成的乡村公路，不管是人还是车，走在上面都有些颠簸，但这无法阻止人们的热情，整条路上都是人，像赶集一样。

睿智的老师们显然高估了小学生们的步行速度，离刑场还有好几百米的时候，两辆卡车以及公安的车辆就心急火燎的赶了上来，转眼就超过了我们的队伍。两个死刑犯面如死灰地站在车厢里靠近车头的地方，旁边是背着枪的公安们。各有两名公安一左一右站在他们身后，分别用一只戴着白色手套的手按在他们的肩上，另一只戴着白色手套的手紧紧捏着犯人被捆绑到后背的手臂。犯人的脖子上仍然挂着写有他们名字和罪名的纸牌，但纸牌上已经被划上了一个血红色的叉。和我那些被老师划上红叉的作业一样，他们的生命也被宣判为是一种错误，没有机会重来。

车队的轰鸣以及扬起的尘土一下就冲乱了我们的队伍，老师们再也顾不上我们，扔下我们就往刑场方向跑，我们也慌慌张张地跑了起来。到处都是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在向同一个方向奔跑，像是马拉松上最后的冲刺。在我刚好能远远看到刑场的时候，枪声就响了，像大号的鞭炮爆炸的声音，短促而清脆，更有力量。奔跑着的人们随即发出一阵阵惊呼，茫然地呆立在原地，最后带着失望的表情逐渐散去，只有少数还在继续往前，想要看个究竟。

我什么都没看到，没看到鲜血，也没看到尸体，甚至没看到那两支杀人的枪，但从那时候开始，恐惧就已经被悄悄的埋进了身体。刑场其实只是荒山野岭间的一小块平地，离我放学回家的必经之路不远，我再也没有去过那个地方、那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