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四十八手　正在撩拨台海战火

日本民族性格向来以内敛著称，内心真正的想法不轻易露于言表，然而日本近期对东亚政治局势的相关表态却显得“反常”，进逼台海的意味浓厚，而且一步比一步还露骨。不仅国防预算默默连续增长九年，2021年突破5.3兆日圆，来到史上新高，更对台湾当局猛抛媚眼，包括日本首相菅义伟在美日领袖峰会中提及台海问题，接着日本内阁又屡屡对外暗示可能为台湾出兵并参拜靖国神社，此外日本还有意在石垣岛布署导弹。上述诸多大动作都让外界忧心，日本是否已确立将摆脱战后和平主义的束缚，奉持右翼路线行「第三次开国」，若是如此，无疑将给诡谲的台海情势带来更多变量。

日本第三次开国的潜台词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Matthew Perry）率舰队进入日本江户湾岸的浦贺，终结了日本的锁国时代，并间接促使日本明治维新，被视为日本“第一次开国”。后来日本在二战中战败，在美国“援助”下完成战后重建以及经济复兴，则是“第二次开国”。对于日本两次开国的经历，不少讨论多聚焦在经济表现层面，包括第一次开国步向工业化，以及第二次开国后日本成为位居世界前茅的经济体。而当前日本政府对第三次开国的追寻，外界印象也一度停留在经济面向，例如2010年时任日本首相的菅直人，便将日本有意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定调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第三次开国”。

但是回归到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其《保守的遗言》一书中所言及的“第三次开国”，是对于日本政治不安、经济停滞，社会出现危机的一种解方，可是对于“第三次开国”的具体面貌，中曾根康弘并未给出现成的答案，可见“第三次开国”应该存在着多个维度的策略选项，经济发展只是其中之一。甚至换一个角度来看，日本历次所谓的「开国」，在经济的大旗之下恐怕还潜藏着国家战略方向的变迁，毕竟第一次开国后，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侵略东亚，至于第二次开国，军国主义因为战败被迫折戟，只得转为和平发展。至于眼前日本“第三次开国”的面貌也越趋清晰，从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任内试图修改战后的《和平宪法》，乃至于当今菅义伟内阁对台海的踰矩，都显示着日本右翼保守力量，正试着藉“第三次开国”还魂。

和平失语的“开国”

而这般画风变化，标志了日本战后两大思潮的消长：紧扣“美日安保”的右翼路线，已逐渐腐蚀“和平主义”涵纳的左翼情怀、反战主张，并在军国主义复辟的肾上腺作用下，占据了“第三次开国”舵手之位，挟持日本狂飙驶入台海的惊涛骇浪。

其实细究此前两次“开国”，亦暗含了反对当下氛围与政治结构的力道。“第一次开国”标志了“锁国”秩序的瓦解，并以萨摩与长州对德川幕府的围打，确立了天皇中心、军方掌权的政治体制，为往后的军国主义崛起、十五年战争埋下危险引信。

“第二次开国”则是经历军国主义的血腥教训后，由反战人士、知识分子带领的全国大反省，日本不仅自愿放弃侵略能力，更接受美国的半殖民宰制，“一亿总玉碎”化为“一亿总忏悔”，核爆、经济崩溃、亲族流离的苦痛，让和平主义成为理所当然的国家路线。然而这段期间的思想斗争，并未因和平年代的主旋律而消沉，反而满是血气方刚的相互碰撞。

在右翼阵营内，其不满战后的反省叙事，展开了由街头到文化、政治界的全面斗争。早在1955年，日本民主党（自民党前身）的右翼派系便发表《可忧虑的教科书》一文，主张把教科书中所载的日本“战败日”改为“休战日”；1958年，日本文部省更直接将教科书中涉及“侵略中国”的语句，改为“进入中国”，暗自为右翼史观的反扑开道。

1964年，日本作家林房雄出版《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一书，重炮抨击日本国内流行的“畸形”史观，主张以带有军国色彩的“大东亚战争”一词，取代相对中性的“太平洋战争”，并认为一系列暴力实践了孙中山所提倡的“大亚洲主义”，帮助亚洲摆脱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宰制。

如此论述，成了一代日本右翼经典，并被80年代以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为首的“自由主义史观”所继承，高举对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的否认；与此同时，日本文部省也于1982年再度删改教科书，将日本对亚洲邻国的“侵略”全数改为“进出”，“南京大屠杀”则改成“占领南京”。

在此期间，日本左翼则经历了由勃发到衰退的起伏。1946年，日本共产党首次投入选举，取得了5席日本众议院议员，并在1949年时成长到39席。然而与世界其他左翼组织相同，其面临了武装与非武装、修正与反右倾的路线之争，并在1952年因支持武斗而失去所有席次。

此后其虽与日本社会党结盟，领导了1959年的安保斗争，并在1979年拿下了众议院41席，却依旧难抗右翼复辟的大势。经历中国的文革爆发、社会党右倾派系崛起、自民党一党独大、苏联崩解等一系列事件发酵后，日共与泛左翼阵营彻底沦为日本政坛边缘势力。

右翼的危险游戏

简言之，日本“第三次开国”的根源，乃是对“第二次开国”的校正，却也正在步“第一次开国”的后尘。

自日本首相换届起，麻生太郎、中山泰秀、岸信夫等右翼便轮番上阵，在台海议题上频频玩火，就连已经卸任的前首相安倍晋三，也在受访中表示“希望能来台祭拜李登辉”，由此收获不少台湾舆论的感恩戴德。

然而台湾各界所不能理解的，是日本右翼活跃背后的心理动因。对安倍等人而言，之所以频频扮演“政治方唐镜”，在台海议题上跳进跳出，乃是出乎两重需求：第一，其欲替上一辈人的惨败翻案，走完右翼复辟的最后一哩路，利用“台海有事”的舆论氛围，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让自卫队升格为正规军，恢复日本“正常国家”地位。

第二，台海军事不对等差距渐大，武统门坎亦在降低，仰赖美日安保同盟的日本不可能毫无所感。而在美国围堵中国的战略蓝图中，日本、澳大利亚、关岛、菲律宾，皆属岛链一环，一旦武统爆发，其将面临两大焦虑：倘若美国在美日安保体系框架下，要求日本共同干涉武统，日本恐将付出惨痛代价；但若两岸统一，台湾将不再是中美博弈间的地缘枢纽，日本或将成为中美“新前线”。

平心而论，两重需求看似是唯心与唯物的斗争，却有可能促成日本再次战败的假戏真做。如若右翼在中国威胁论氛围下闯关成功，修改《和平宪法》、升格自卫队，虽说有了“正常国家”的雏形，却也同时拆除自我保护的围篱，一旦美国迫其出兵台海，日本将失去拒绝理由，同时也难平国内右翼的冲刺欲望。

到头来，日本与台湾差别只在于台湾甘愿同时做美日的棋子，日本则一面假作美国棋子，一面被涉入台海的诅咒牵引。右翼主导的“第三次开国”，看似给了日本新出路，实则有可能在一阵玩火自焚后，让日本直接进到“第四次开国”。

原文发表于2021/8/30《多维新闻》，与杨寓禵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