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中人，你缺的不是快递，是“问责”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2年11月6日23:35分，我打开微博热搜，排名第一位的，是“痛经的克星终于找到了”，第二位的，是“雷佳音怎了”，往下翻到第五位，才是“郑州官方致歉”，且点进去一看，评论大多在指责郑州的刘红英主任在疫情通报会上提及自己”未能及时参加女儿的成人礼而哽咽”，部分网民们开始不吝于以最大的恶意去祝福她的女儿十八岁成人快乐。

在疫情通报会上谈及私事，这显然令听众寒心。可官方道歉的话题点进去，热搜评论前三有两个都在呼吁”尽快恢复快递“，好像目前这一轮”疫情“，对我们简中人最大的影响是无法拥有双十一拆包的快乐——这显然有点荒谬，今晚有跳楼的呼和浩特人，有已经不知音讯的兰州三岁男童父亲，还有那个持刀闯卡为幼子买奶粉的爸爸，这么多手机屏幕背后的痛苦与呐喊，竟然打不过一个快递包裹，我不知道是称赞马云的淘宝在中国深耕得过于成功还是疫情三年已经让人们麻木，我只能猜测这也是”博主精选评论“，毕竟一个沉默的年代不需要听见悲伤的声响。

但有一件事我希望简中人能明白，那个十八岁想和妈妈一起过成人礼的女孩子没有错，即使她属于普遍意义上的特权阶级；她的妈妈也不应该因为性别为女而受到更多的指责——评论们叫嚷着要她摘下”乌纱帽“回去当一名家庭主妇。请记住，”刘红英“有且仅是一名官员，而这名官员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但这样的无能并不由性别决定。我们更应该问的是，什么样的官员选拔机制在选出这样的人为我们服务？

这一定是比快递能不能送，包裹什么时候能到更为重要的事。但在我们的简中社会，所谓的”问责“显然已经缺席了太久。这不仅仅是“良心媒体三问呼和浩特”，也不仅仅是四通桥勇士贴抗议的横幅，更不仅仅是一个点赞，一次转发，和一句评论，我们需要更为严肃，更为广泛的公共讨论，这种讨论是上问全国人大在立什么法，监察委在行使什么监督权，下问地方政府，该名官员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获得的职位，且必须认真地讨论并询问性别因素在这件事中到底占多大比重，类似的问题真的只有女性官员会犯错吗？

无论学历、性别和年龄，所有人都可以并应该参与到这样的讨论中，因为这是我们公民的职责——如果你真的觉得作为“人民”你已经跪了太久的话——去行使一名公民的权利，这本身很简单。

当然我知道此刻你在摇头，想要跟我大声地控诉这件事在简中是多么难办到。可是，如果我们的社会缺乏这样的讨论，那么舆论场上留下来的只有戾气、发泄和极端的不满。因为想要正常讨论的人都知道这话不该说，所以能够被听见和看见的当然只剩下“不正常的讨论”，无论是甚嚣尘上的网课爆破还是爱国全母教的拥簇，你会发现“正常的讨论”是一项需要学习的技能，我们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也不知道失去的时候该如何申诉，于是只剩下发泄，将一切的不满放大并尝试从中寻求认同——这对“某些人”来说是一种娱乐。

如果认真检讨一下我们的应试教育，会发现我们确实没有被教导过如何“正常的讨论”。当《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改条例通过时，一群人拍手叫好，但事实上你会发现决策者什么都没有承诺，因为你找不到任何一条规定说，如果侵犯了妇女权益，会按照什么样的标准量刑。媒体们也只是提炼出一句话并广泛传播，看起来也不外乎是”上面的任务“：消除就业性别歧视，妇女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你看这前半句，你说好啊职场歧视早就该管了，可是简中人，我问你，“性别歧视”如何定义？如果没有定义，那岂不是随便定义？无论是职场中的性别歧视还是校园里的性别歧视，有些场合下，这样的歧视里面存在着严重的权力不对等关系，请问我们的法案有考虑这个因素吗？包括这个“规定住宿经营者应当加强安全保障措施，发现可能侵害妇女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请问经营者如何加强安保措施呢？是多安几个摄像头吗？那普通食客住客的隐私谁来保护？又要像为了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安全而取消所有成年人享受成人影片、含血腥暴力因素游戏等的权利吗？

所以你看，我们简中人不会问责。我们关心油价涨了几毛钱，但不关心油价为什么涨；我们关心双十一销售额卖了几百个亿，但不关心猪肉价格为什么又涨了几块；我们关心美国今天因为新冠死了多少人，明天哪家外国公司和艺人辱华了，后天哪部国产主旋律电视剧要上了，但我们不关心那6亿月收入不足一千的人在疫情下怎么生活，不关心那些隔离在家没有物资的人的精神健康。我们看见有人衣着破烂，语言混乱，据说是被拐卖的妇女，你唏嘘不已；我们听说某位人权律师或知识分子因为说了一些真话而遭到禁言封号，你唏嘘不已；我们看见那坐在地上哭喊的女儿，没有呼吸的母亲，一个个跳楼的生命，你唏嘘不已。我们简中人，是温良的，也是唏嘘的。

我知道会有无数人告诉我ta只是躺在铁轨上，ta没有能力去关心，也没用精力去关心。可是公共讨论并不是一个只有知识分子才能参与的东西，个人的发声虽然不一定有回音，但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参与其中而不是孤苦伶仃地单向开麦。我们必须证明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认真地关心身边的人事物并不是一件个人的事情，这是一个公民集体的责任，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够兜住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失业的青年和单身母亲，还有每一条危在旦夕的生命。

这不是指责我们每个人没有做什么，而是一份建议，建议我们每个人可以一起做到什么。我们的生活可以娱乐，但不能只有娱乐，因为一代又一代这样麻木地娱乐直到生命的某一刻突然被铁拳砸醒，那样的痛苦会伴随一生。去叙述这份痛苦，讨论这份痛苦，比起做一个沉默的大人，我认为这是对我们的下一代更为负责的做法。如果曾经的中国可以有“三聚氰胺”和“邵氏孤儿”，那么今天的中国不应该没有，因为政治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无论是一把韭菜，还是一张收据，抑或是坑洼不平的小道，新建的车站，姗姗来迟的急救车……是时候开始认真思考我们自己了，和与此相关的一切权利了。

那么就从“问责”开始吧。总不能对着梨泰院踩踏事件能“五问”韩国政府，却对自己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问”吧？视而不见也是一种慢性自杀。躺在铁轨上看着那架你无处可躲的火车碾过你的肉体时，你是否多少会希望有人在你死后大声问道：谁设计的这条铁轨，谁建造了这列火车，我请求法医鉴定这具尸体，这是自杀还是他杀？我请求法律依法逮捕嫌疑人，因为法律不应向权力低头，我呼吁一起抗议这不公正的政策，因为它没有取得“我们”的同意。“我”问责这一切的不公，“我”讨论这一切的不公，我知道不公会永远存在，那么永远应该有人要和不公做抵抗。

这难道不是我们应得的社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