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4 胡因梦的身心灵疗愈之旅（1）

野兽按：今天因为许知远的八卦，想起来我第一次知道胡因梦老师是因为2006年8月24日的单向街·沙龙第三十三期，当时是在单向街·西海店，胡因梦自传《生命的不可思议》新书分享会。

突然想起来，因梦老师除了自传以外，也许需要有人给她来写本传记。貌似这个事情我可以来做。先在这里，梳理一下2006年她来大陆推广身心灵的历程。

2006年8月《胡因梦自传：生命的不可思议》在中国大陆由立品图书出版发行。或许是为了推广此书的缘故，胡因梦的新浪博客于2006年7月20日开通。当然，一开始应该是立品图书创始人黄明雨在更新。

1.

博客的第一篇博文是：美女？才女？——别人眼中的胡因梦(2006-07-20 09:40:38)

李敖说过，如果有一个新女性，又漂亮又漂泊，又迷人又迷茫，又优游又优秀,又伤感又性感，又不可理解又不可理喻的，一定不是别人，是胡—因—梦。

胡因梦，又名胡茵梦、胡因因、胡因子，1953年生于台中市，12岁以前的童年生活都在台中度过。1971年考进辅仁大学德文系。20岁主演《云深不知处》，从此展开长达15年的演艺生涯。演出过《梅花》、《海滩上的一天》、《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等四十余部电影。35岁之后，完全停止演艺工作，专事有关身心灵探究及翻译与写作，首度将克里希那穆提的思想引介到台湾，并致力于推动“新时代”的意识革命及生态环保等议题。著有《胡言梦语》、《茵梦湖》、《古老的未来》、《死亡与童女之舞》，译有《尊重表演艺术》、《般若之旅》、《超越时空》、《人类的当务之急》、《克里希那穆提传》、《自由·爱·行动》、《点亮自性之光》、《生命之书》、《恩宠与勇气》、《存在禅》、《与无常共处》、《当生命陷落时》、《转逆境为喜悦》、《不逃避的智慧》、《钻石途径（Ⅰ.Ⅱ.Ⅲ）》等书。

“以‘平常心’为座右铭的胡因梦似乎很难摆脱生为‘美女’的原罪，更别提一朝为‘戏子’的噩梦，仍让她的影像出现在‘新闻娱乐影视’版，以最荒诞的标题落款。二十多年来致力于引进先锋的世界心理学丛书，几位响当当的心灵改造先驱如克里希那穆提、肯·威尔伯等，都是她一个字一个字地爬格子，爬了上百万字，让台湾的书香园地、心理学界有了更丰富的面貌。自认从未做过‘称职的演员’：‘我根本无法入戏，只凭着美貌赚取暴利，其实于心不安……’就连从事文字工作多年，也只钻研理性的研究范畴，从不碰文学：‘我不是个情感丰富的人，这种感性的文字，我写不来……’”（引自陈念萱的文章《胡因梦：一代美女的才女人生》）

不期而遇的各种因缘的生灭，提供了她个人心灵成长的契机。胡因梦说：“能够不拣择地面对生命的每一个面向，以最宽容的关怀，允许生命自自然然地展现，才能愈趋于圆融，愈趋于无我跟空的境界。”

想要探知“台湾第一美女”如何成长为“受过创伤的治疗者（wounded healer ）”吗？敬请关注东方出版中心与北京新华立品图书有限公司即将联合推出的《生命的不可思议：胡因梦自传》。由胡因梦女士主译的《爱的觉醒》（克里希那穆提著，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6年6月）也刚刚震憾上市。

《生命的不可思议：胡因梦自传》一书是胡因梦历经半生的探索与跌跌撞撞，亲笔撰写的自传。她以观照的言语，赤裸裸地掀开了自我成长的历程。随着书中细密、点滴的叙述，会发现作者很深刻且很有勇气的正视自己，是一部检视自我，呈现人性丰富内在的“心灵地图”。

作者集美丽气质与才华于一身，并为洞悉事物真相，不断地努力追寻。她自称拥有灵媒般的特殊体质，敏感度颇高，视成长、灵修与自疗，为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本书从她父母那一代开始谈起，直到她长大成为一名演员、作家、译者、身心灵整体健康的探索者与实践者为止。书里生动的描绘了她与生命中几位重要人物的互动、童年经验、两性关系、周遭诸多事件的缘起缘灭，以及对大环境的观察与思考。《生命的不可思议：胡因梦自传》除了令人有一股时时刻刻逼近自己，时时刻刻都在死亡与再生的冲击，还有一种欲罢不能的阅读感受，是近几十年来最好看的一本深具剖析自我、治疗自我意义的精彩传记。

作为一个丰富的生命个体，胡因梦身上有着一种“热情的投入与冷静的觉知双管齐下”的特质。多彩的经历带来的是广阔的视角，她除了翻译与写作之外，还热心于环保公益活动、心灵成长的团体建设、教育的省思等。

后面的多篇博客都是胡因梦自传里的文摘，为8月书籍的出版发行预热。

2.

自问自答 (2006-07-20 09:41:19)

问：为什么写自传？

答：为了整合自己，做一次彻底的揭露自疗，串连起细微的因因果果，假如能因此而利益读者更佳。

问：为什么在46岁写传记？

答：如果命运之说成立，我可能活到90岁，46岁就成了中途站，不妨做个阶级性的整理，如果命运之说被推翻，说不定一年半载之后我就走了，此时不写，有点辜负诡谲多变的一生。

问：写自传的过程有什么发现？

答：我发现这本书竟然也是个独立的有机体，它有自己的力量；它不全然受我的意志掌控。“我”曾企图将它导向媚俗，它却自动扳回到如实；“我”想炫耀自己逆俗的勇气，它又开始自省。这个角力的过程，是我始料未及的新发现，我因此而窥见有为与无为、虚构与真实、小说与传记之间的暖昧性。诚如米兰·昆德拉所言：认为自己比其作品更有洞察力的作家不如改行。

问：写自传时有什么感触？

答：一个人自囚于不到30坪的斗室中，历经三个多月的时空穿梭，每天吃同样的东西，坐同样的位置，面对同样的场景，却涉入了40多年来的感官记忆、情绪记忆与思维记忆，感触可以称得上波澜起伏。其中最令我抗拒的是童年回忆里，父亲内心深处的哀伤。他心底的那个幼小无助的孤儿，曾经不可思议地勾动了我儿时的同理、同情与企图援助的渴望；那是我此生救赎欲望的源头，也是深化我生命经验的驱力，然而也是被我压抑得最严重的脆弱。能够和这个最脆弱的部分重新联结，是个惊人与感人的治疗经验。

初恋是另外一个我自认已经解除而实则不然的意识症结，我发现自己在忆写的过程中，仍然有强烈的美感、不舍与遗憾，但是这些强大的情绪能量一旦曝光，执着的力量就消散了；如同一个迷人的彩色泡沫球，在阳光下骤然破灭

问：写自传时身体有什么反应？

答：一开始着手写作时，我察觉后颈喉轮的能量中枢是阻塞的；精神一旦集中，思维活动上了轨道之后，喉轮的气便顺着督脉往头顶运行。有时具体的时间地点资料不全，必须进行查讯，写作的流畅感因此而中断，或者心理上抗拒不愿意进入某种记忆时，我立刻意识到后颈的能量有卡住的现象。这是我头一次清楚地印证喉轮确实是掌管思维活动的中枢。威尔伯在《意识的光谱》这本书中，曾引用亚历山大罗文(Dr.Alexander Lowen)著作的《忧郁与身体》一书中的人体图；图中显示敌意、负面精神状态与退缩，都会引起后颈、颈项和肩部的肌肉紧张。后来我每天按时服用中药的葛根汤，情况改善不少。在气功养生法中，“运思”是普遍被采用的法门，例如“禅”本是梵文“禅那”的音译，指的就是运用思维的活动来进行修持，玄奘将其译为“静虑”——沉静地审慎思虑之意。这使我联想起克氏与大卫·博姆在《超越时空》中所谈到的，脑子必须经常加以锻炼，否则就有萎缩的可能。3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几乎没有什么身体的运动，但是整体来看，气血循环还算不差，食欲和消化都还正常，比起翻译《恩宠与勇气》时要强得多。我认为改善的主要原因是，第一，累积了40多年的心声，终于一吐为快；第二，整合中西医理与药理的萧圣扬教授建议我改变饮食习惯，他的建议和嘉初仁波切的观察十分相似，他们都认为我的体质先天不良，不该一直吃素，应该补充红肉类的食物；于是我隔一两天吃一点此生从未碰过的羊肉，结果精气神确有改善，可见没有任何方程式是适合所有人的。我将萧教授对我的病理与药理分析报告放在此书的附录中，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

问：有没有想补充的话？你到底属于什么教派？

答：受限于传记的时空束缚，有许多整合的理念无法完整而细微地全盘厘清，只好放在未来的著作和有声出版中加以补述。我不属于任何教派，我只服膺于真理以及诚实面对自己的人。

问：这本自传问市后你有什么期许？

答：我觉得中国人迫切需要身心灵整合治疗的研究，我希望西方世界的整合学能结合东方古老的观察与验证，落实于本土，让饱受身心病苦的苍生获得救赎。这个研究计划，需要心中有宏观与宏愿的友人共襄盛举。

——摘自《生命的不可思议：胡因梦自传》（即出）

3.

缘起 (2006-07-20 09:42:38)

《死亡与童女之舞》七年前在台湾发行之后，不断有内地的出版公司来邀约，希望也能够在大陆出版这本书，但我始终下不了决定。直到结识了黄明雨先生，得知新华立品出版公司已经译出克里希那穆提的多本著作，而且逐渐在读者身上产生了启蒙效用，才欣然决定与大陆读者分享这部深受克氏影响的前传。在过往的七年里，我的生命经验继续在深化及精微化。透过两性与亲子关系的发展，我进一步地体认到童年经验对人的一生有多么重大的影响。此外与工作坊里的学员们共同成长了七年的时间，也更细微地观察到身心灵之间的连带关系。我发现关系的品质确实与人的健康直接相关，而健康又决定了人是否能顺利开展出心灵的成熟度，迈向更高层的意识次元。早期家庭生活中耳濡目染的价值观与信念，会根深蒂固地决定一个人对生命的认知；认知若是扭曲，整个社会也会跟着颠倒。

七年后的台湾社会仍然陷落在“谁对谁错”的较量中，仍然不关怀个体内在世界的福祉与真相，这一点，透过各种形式的媒体便可轻易获知。因此身心灵各个层面的整合观察与研究，在中国人的社会里还有许多发展空间，甚至可能是未来最迫切需要被重视的存在面向。

这本传记若是能帮助读者把人生方向从外求导向内证，也就不枉费我生命过程中所经历的那些非言语能道尽的艰苦了。

4.

父亲 (2006-07-20 09:43:37)

父亲在我的记忆里是个既熟悉又遥远的人物，那份熟悉感应该是来自于深层的无意识吧。我们之间似乎不需要太多的适应与学习，很自然地，我从生下来就是他这一世最宠爱的独生女儿，他则是我童年所有的美感、爱与安全的源头。如果人与人真的是前缘再续、补修学分，父亲与我很可能善缘深厚、功业已了，此生的结因而松动。从小我和他聚少离多，我总是遥遥地盼着念着他那熟悉的身影。

父亲的长相与众不同，六英尺的身躯在一般中国男人里面算是相当高大的。他的气质结合了须眉男子的阳刚与深幽俊美的阴柔。他总是穿着体面、举止斯文，表情温和而肃静，眼底有股倦意，像是一个看尽人世变易的老灵，早已失去那股聚精会神的兴致，参与的欲望总是淡然。

父亲出生于民国前七年，老家在东北沈阳。追溯他的宗谱，胡并非他真正的姓氏，赓年也不是他原来的名字；他本姓瓜尔佳，属于满洲正红旗贵族。根据文献和传说，瓜尔佳氏最早可能来自于俄罗斯高地，因为在满洲的族群中瓜尔佳氏的肤色特别白皙，头发赤褐色，眼珠则呈浅棕色，甚至还有碧眼之人。父亲的长相确实有点像混血，记得我小学五年级时和他一块儿搭公车，年轻的车掌小姐看见他上车，脸上的表情突然一愣，我挤上车时听见她和旁边的司机窃窃私语说：“这个人好帅啊!很像那个叫什么葛莱哥雷·毕克（Gregory Peck）的!”我当时听了心里生起了一股非常荣耀的感觉。母亲晚年也曾向我提起父亲年轻时所到之处总免不了引起女人欲盖弥彰的骚动；母亲说这些话时仍夹杂着些许的光荣与醋意。然而这位东北著名的美男子却承受了超乎一般人经验之外的童年创伤。

父亲从娘胎出生没多久祖父便骤然过世了。祖母是一位性子刚烈的满洲女人，父亲未满两岁时祖母因一桩小事而遭人误解，一个想不开便吞下了大量的鸦片，匆匆了结了自己的生命。祖父母相继过世后父亲只剩下两位血亲，一位是六岁大的姊姊，另一位则是我的大伯父。父亲很少提及这位大伯，而我从未谋面的姑姑才是令父亲念兹在兹的恩人。祖母死后姑姑姊代母职，两岁的父亲时常哭着嚷着找妈妈，姑姑只好背着他在村子里踱步度日，两人就这么相倚相靠了四五年。

抗战时期的伪满洲国大臣臧式毅是父亲的远房姻亲，臧家有七个儿子，家里人口众多，需要一个女孩儿帮忙，姑姑便带着父亲一同寄居在臧家。根据父亲的描述，臧家待他不薄，但寄人篱下的日子总有不是滋味的地方——父亲相貌出众，书又读得特别好，敏感、阴沉而寡言的他时常觉得自己遭到排挤。那个时代重男轻女，姑姑自始至终没机会受高等教育，父亲则一路念到东南大学，不久他结识了一位名叫潘玉璞的小姐。

潘小姐的母亲非常喜欢父亲，某回父亲生病，潘家母女悉心照顾他如同至亲一般。从未尝过母爱滋味的父亲在温情的感动下便和潘玉璞结成了夫妻。父亲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心里相当自责，他反省自己不该为了母爱的理由而结婚，后来证明维系这段姻缘的基础确实过于薄弱了些；某日父亲无意中听见潘家母女私底下的悄悄话，话中透露出对他的不满，多疑敏感的他发现自己在潘老太太的心中到底是个外人，失落之余便开始逐渐和妻子疏远。东南大学两年还没读完，他就只身前往日本的早稻田大学专攻政经，后来又进帝大研究所待了两年。

抗战爆发，中国的青年学子纷纷投入报国的行列，父亲就在那个时期回国加入了国民党。他先是担任中央军校的教官，后来转赴韩城县当县长，接着被委派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抗战胜利，国民党派父亲接收旅顺和大连的行政权，当时苏联已经进入东北，旅大的接收工作遭到苏联的拒绝，父亲只好返回沈阳，担任青年团主任，接着转任《中苏日报》社长(接余纪忠先生的职位)。两年后《中苏日报》改为《中央日报》，父亲仍然是社长，就在那时他选上了立法委员。

5.

赴台 (2006-07-20 09:44:55)

他们在上海生活了一年之后国民党就溃逃了。父亲起初并不想到台湾，但母亲的政治警觉度很高，她判断做过平凉军法处长的父亲如果留下来，那些曾经剿共的记录未来一定会让他送命的。父亲被说服了，于是开始整理繁琐的衣物，准备搭船去台湾。临行前父亲决定把属于他勤务兵的一张行军床送给母亲的一位亲戚，那位亲戚前来取床时却被母亲半路拦截，父亲为此事甚为不悦。母亲的性格中有很高的掌控倾向，加上童年的不安全感，令她对物质产生了强烈的占有欲，而父亲这位没落王孙对面子和尊严的需求又总是远远超过金钱和物质。半路拦截的作风伤到了父亲的颜面，不善于沟通和表达的他，就把这件小事埋在心底，开始质疑起两人价值观的差异。

民国三十八年的春天，父母搭船来到台湾暂居友人家中。父亲在政治理念上早已无法苟同老蒋的独裁作风，尤其是以德报怨不要日本人赔款这件事，父亲认为完全是越俎代庖，不尊重民意，因此不得已转而支持他也不十分欣赏的桂系将领李宗仁。那时有一群民主派的学者准备在香港支持李宗仁搞所谓的第三势力，父亲觉得与自己的理念比较接近，于是时常往返台港。他在香港住了一年半后，发现第三势力尚且不成气候，只好郁郁不乐地回返台北，参与政治的热情从此低落不兴。

6.

出世 (2006-07-20 09:44:58)

民国四十二年的四月二十一日，四十四岁的母亲在台中生下了我。母亲怀胎受孕是个曲折的传奇。这个传奇是父母一生津津乐道的，虽然没有客观的记载，但可信度应该很高。原本输卵管阻塞的母亲是不可能受孕的，后来能打通完全和父亲在上海结识的两位奇人异士有关。这两位高人，一位是修藏密和太极拳的乐幻智老师，另一位则是跟乐老师习拳开了第三眼的皮肤科大夫朱仲刚先生。

父亲说他亲眼见识过乐老师的凌空劲功夫。当乐老师进入发功态的时候，他手里通常拿着一根香烟，看看弟子有没有能耐接近他的身体、取下那支烟，但弟子们在一丈远的距离便感到一股强劲的能量，逼得他们不停地翻筋斗打滚，就是无法接近老师的身体。当年上海的报纸曾披露过一则消息——一名来自荷兰的拳击手向乐老师挑战，乐老师先是不应战，然而到底年轻气盛，忍不住便上了擂台，结果凌空劲一挥，荷兰拳击手跌了个倒栽葱，颈椎不幸挫伤，老师花了几个月的功夫才把他治好，却因此而结下了师徒之缘。

父亲建议母亲接受乐老师的气功治疗，母亲的质疑多于轻信。某日在乐老师家父亲促狭地和老师耳语：你就给她点颜色瞧瞧吧!母亲说她当时注意到乐老师对她专注地看了一眼，顿时就觉得头上像是戴了个通电的紧箍子，立刻恶心得想吐。乐老师见到她的反应，笑着走过来在她的背上拍了几下，便纾解了她的难受与难堪。母亲说她从此之后如同孙行者到了如来佛的手掌心，乐老师只要一进入发功态，她立刻犯恶心。她开始心甘情愿地接受乐老师的外气治疗，他们前后一共治了三次，每次四十分钟。治疗时母亲只觉得腹部有电流通过，感受并不强烈；乐老师却是一头大汗，能量似乎耗损了不少。三次之后乐老师就告诉母亲输卵管已经打通，往后应该可以怀孕了。不久母亲果然受孕，开始在家安心待产。

某一天她和父亲坐黄包车前往乐老师家，到了乐家大门口，发现有另一位访客尾随而至，经过主人的介绍才知道那就是开了第三眼的朱仲刚大夫。这位信奉天主教的留德西医最初和乐老师习拳为的只是强身，没想到练了几年后某日在上海的电车里突然看见挤得像沙丁鱼的人群缝隙中，居然夹杂着五颜六色呈气体状的怪东西。他发现如果有人到站下车腾出一些空间，这些气体就会变得胖一点，如果空间很窄，它们就变成了狭长形。下车时他突然有一股想要呕吐的感觉，不久就大病了一场，从此随时可以看见另外一个次元的存有。他把这事儿告诉了老师，老师要他不必担忧，也无须执著，这只是阴阳眼开启的现象。

后来朱医生不但开了阴阳眼，同时还能看见人体的精微组织、内脏和灵光等等；身边的人昵称他为“X光眼”。其实朱医生和母亲相遇的那一天，他的黄包车就在父母的车子后方，他透过车板看见母亲脊椎的下半截有一段香烟大小的白色气体正在不停地跳动。根据他的经验，许多怀了孕但即将流产的妇女，身上都有这个现象，于是他很审慎地提醒母亲千万要留意保胎。母亲说她听了心底一寒，不久真的流产了，胎儿和鸡蛋一般大小，总共流了两胎，到第三胎才保住了我。

直到今天朱医生可能都还健在，高寿应该已经九十多了，是上海受人尊崇的医界导师。一九九三年我的一位满族兄长广树诚曾亲自到上海探访过朱老先生。树诚是台大法律系毕业、进哈佛研究民族学的知识分子，一向对人类潜能怀有高度的兴趣，他在上海见到朱大夫时第一眼的印象和母亲当年的感受非常近似。母亲说朱大夫的长相活脱是一尊佛像，树诚则说朱大夫到今天都称得上是标准的美男子，不但相貌堂堂，还有一股谨言慎行的谦和正气。树诚请教他有关眼通的问题，他十分低调地承认自己确实能看见人体的灵光，从光的颜色和强度可以判断身体的健康状态与精神修为的境界。

他说此生他见过三个人的灵光令他印象最深，一是他的乐师母(竟然不是乐老师)，二是田耕莘主教(耕莘文教院的创办人)，三是他留学德国期间在巴黎的地下铁偶然瞥见的一名女瑜伽士。他说师母的光能照射到屋外，田主教的光弥漫着整间教堂，而那名坐在地上看起来像游民的女瑜伽士，灵光竟然照亮了整个地下铁的通道。树诚问他灵光的强度是否与功夫的高下有关，他的回答是：无关。他说灵光的强弱取决于心量的大小，而心量的大小又和精神修为有关；执意练功之人心量反倒不见得宽广。

文革期间除四旧，朱大夫遭到严刑整肃，当他的肉体实在无法承受痛苦时，就把精神贯注于上方的一幅画，皮肉的痛苦便因而消除。树诚问他当时是不是灵魂出体，他并没有给予肯定的答复，但也没有否认。母亲过世前回过上海，她从朱大夫那儿得知乐老师当年死的时候非常痛苦，长期练硬功与不倒单，他的气整个儿结在下腹，临终时气散不掉，肠子绞成了一团，等于在自体的绞刑下惨烈身亡(二〇〇六年三月底我得知乐老师真正的死因，但不宜公开)。这段不幸的往事令我不禁深思起朱大夫对精神修为与刻意练功的那番感言。

7.

面对 (2006-07-22 11:31:10)

爱情的忧伤，是很多人在此生必须面对的功课。透过这位学员的分享，我们知道，最艰难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习面对自己内在的真实感受。

就我的观察，在你的生活情境中，不只是夜晚的梦境，连日常生活里在面对别人时所表现出来的每个言行举止中都带有逃避，而这个恐惧已经深化到你内在，变成为你细胞的每个部分。

你必须要学习面对。生命最困难的事就是接受人的内在这个最脆弱的部分。这个最脆弱的部分在梦境里经常以死亡、坟场等隐喻的方式来表达，在生活中则经常以恐慌和愤怒的型式出现。

每个人内心最深的恐惧就是无依无恃、无依无靠。失去依赖意味要面对全然未知的状态。死亡的本身并不恐怖，真正让人惶恐的是对无依无靠、对未来的无可预料。你要学习看见并承认恐惧与慌张的存在，而不是一味逃避，因为唯有真实的面对自己内在的空洞、匮乏、无助与渴求，人才会开始真正认识自己，并且趋向成熟。

不逃避的智能，就是接纳痛苦，与恐惧共处的智能，一旦你承认它的存在，甚至愿意冒险、有胆量去经验内在这份深藏的脆弱，不假装坚强，也不去攀缘外物来逃避痛苦，这时，最深刻的慈悲心（对自己和对他人）就会出现。

8.

婚姻的失败 (2006-07-23 09:12:47)

因脆弱与依赖的内在，而把全部的生命能量投注到另外一个伴侣身上，但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好强的、不能示弱的，不想让旁人指指点点的心情，想要撑出一副镇定的、完美的、若无其事的局面给别人看。这种需要硬撑出来的逞强已经内化，成为我们对待自己的某种压力与标准。

所以现在你遭遇的不只是情感失落的问题，还有面对众人的眼光，对你们的婚姻、对离婚、对外遇事件所加诸的各种错综复杂的评论，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事，我们要经过长时间的逐层解构。

首先要解开的就是集体的价值观、社会文化的道德观，所加在我们身上的这层枷锁跟包袱。

我们内在要有很深的认识与非常大的勇气，去面对外在残酷的世界。我们内在要有一个坚强的力量，不受周围的人所影响。我们的人生不是为了要活给别人看的、不是要活给集体的价值观看的。我们是独立自主的生命，有各种的可能性，也会遭遇各种变化和无常，这都是我们在生命经验里需要去包容、面对的。

当你很在意社会压力，就会让你一直活在别人的褒贬中，活在不断想要得到他人肯定的价值观中。首先要透视这一点，把这一点解构掉。

再来就是，我们要去研究自己，为何一段关系当它要结束或产生变化的时候，会带给我们这么巨大的失落、哀伤、无所依持的恐惧？这份''割舍''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创痛？我们到底在怕什么？

有很大的一部份因素是当对方不选择我而选择另外一个对象，当他把注目的焦点由我们身上转移到另一个生命体上面的时候，似乎是代表着对我们这个生命彻头彻尾的否定。所以我们的价值观还是放在别人身上的，我们从内在根深蒂固并没有建立起对自己的肯定。我们对自己肯定与否的价值标准是取决于别人要不要我们，爱不爱我们、关不关注我们、觉不觉得我们有魅力、有没有吸引力，因为这些对待才能产生对自己的肯定与对自己的信心。

其实这样的基础是岌岌可危的。因为真相是，世界上的人事物没有一样是永远不起变化的、能够永远忠贞不二的。如果把自身稳定的基础放在这样无常的对象身上，真的太危险了，随时会被摧毁。

所以，遭遇情伤或婚变都是一个成长的机会，让我们看到，我们在过往所依循的价值观是有问题的。我们生命赖以稳定的基础所扎的根，根本就放错了。尤其，女性通常这方面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整个社会的养成，是将男性培养成独立个体，而女性则培养她要依赖，让她把另一半当成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对象。这个价值观是必须要转化的，女人必须要把自己放在与男人同样平等的地位。生命的独立性与价值观是在自己身上的。

接下来，我们可以来探讨什么是"爱"。

伴侣之间常常说自己很爱对方，这所谓的爱到底是什么？当对方说他爱上了别人，因为那个人可以倾听他、安慰他、鼓励他、帮助他解决一些问题。他显然是要从对方身上获得某一些滋长。这是爱吗？

另一方面，我们口口声声说我们爱对方，可是当对方选择了更适合的伴侣，想要离开，我们却愤恨不平，产生非常深的怨怼，甚至想要报复对方、或伤害自己。请问这是爱吗？爱可以跟这些状态共处吗？这里面到底是爱，还是执着、占有、依赖、忌妒和恐惧不安？我们为何如此需要依赖另外一个生命？

显然，这些受伤和愤怒的反应并不是来自爱，那到底那是什么？当我们真正的看透自己，就会发现，我们其实并没有真的学会爱别人，也没有学会爱自己。这时，我们才可能跳开自怨自艾的自怜漩涡。因为如果我们付出的不是真正的爱，显然我们也得不到真正的爱。那只是人类的婚姻体制透过法律的规范把两个生命捆绑在一起的游戏规则罢了。在这些外在的制度里，人类寻求所谓的安全感，把所有占有、忌妒、执着、控制欲全部合理化，期望能藉由外在制度的规范，可以回避生命深处最不愿面对的恐惧与哀伤。这项游戏规则里面其实跟爱是无关的。

如果是真爱的话，一定有成全的成分。如果是真爱的话，一定懂得割舍，一定会祝福对方，希望对方找到他的快乐。所以这种因缘的变化逼迫着我们要去体悟到底什么才是真爱！

就成长的层面来讲，婚姻的失败却可能是自我觉醒的开始，因此应该要感谢这样的一个机会。当我们从一个小我的执着、依赖、恐惧、占有、忌妒、怀疑、种种伤害自己也伤害对方的内心活动中，能够慢慢跨越出来，去透视自己的真相，然后掉转头来接纳自己，学会真正的爱自己，就能放下依赖和恐惧，建立出内在的价值感和独立性。

9.

与李敖离婚以后 (2006-07-24 09:27:40)

婚离后我整个人好像经历了一次彻底的洗礼，体重瘦成四十四公斤，身上的肋骨一条条地露了出来，但精神很好，心情也出奇的平静。虽然饱尝此生第一次的大是大非，我对于人性却仍然充满着憧憬。我自比《鲁宾逊漂流记》里的黑人星期五，在扭曲的文明与天真的原始之间摆荡，心房的一角却总有一个不散的宴席，一场周五之后的周末狂欢。在《茵梦湖》专栏中我陆续写了《星期五的世界》和《母系社会》，借以抒发劫后的雀跃和领悟。我白天拍连续剧《碧海情涛》，专心地工作，几乎没什么念头，连晚上的睡眠也无梦，像是一种轻安的精神状态。就在那个阶段我开始练习瑜伽大休息式，整个人仰卧平躺、慢慢调息，再配合一些观想，让自己进入定境。

就在我逐渐深入于内心次元的阶段，李敖开始控告我伪造文书，我不得不上法庭面对与我毫不相干的官司。

几年的官司所累积的怨恨像个钩子一样，紧紧地钩住了我和我心中的李敖，后来我读了《灵魂永生》这本奇书，突然明白困境的编导者就是我自己，一切都该由自己负责，于是那个钩子就松了，整个人也跟着轻松起来。当时我正在香港拍《大笨贼》这部喜剧，每天我都捧着《灵魂永生》阅读，并试图说服许冠文也拿起来读一读。沈公子(沈君山先生)到香港见金庸，有一天晚上他和我在咖啡厅里聊天，我也兴致勃勃地和他讨论这本书，但显然引不起什么共鸣。虽然得不到智识上的共鸣，我的心情依旧轻快无比，时常一个人戴着随身听在尖沙咀的街头边跳边唱地走着，那份喜悦想必感染了不少路人，从他们脸上的微笑可以略知一二。

回到台湾后不久又接到了法院的通知，照样还是得面对现实中的纠扰，但心情已经大不相同了。我记得上法庭的那天早上，我和母亲到达的时间稍早了一些，法庭的门还没有开，我转过身望向外面的院子，发现李敖一个人坐在对面的长椅子上等候。我心中突然生起一种想法，好像我们俩共同演出了一场荒谬戏，为的只是要转化我们先天人格中的愤怒与嗔恨，好像那是我们在转世前就约定好的事。当时我并没有以我的理性检验去干预这个想法，我只是很自然地认为就是如此，于是不由自主地对坐在远方的李先生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如同他初次在萧家见到我的举动)。李敖微微地有一些反应，但我不知道他明不明白我的举动里的意涵。下了法庭，我跳跃地走到他的面前对他说：“我觉得我们俩无聊透了，放着好日子不过，这出闹剧可不可以不要再演下去了。”李敖脸上带着苦笑地说道：“其实我也不想演，只是已经骑虎难下了。”我觉得他终于说出了肺腑之言，那一瞬间我心里所有的怨恨彻底烟消云散。

没多久法官宣判我无罪，心中的钩子一松，外在的结也跟着松了。

官司过后，我竟然一连三次在台北东区不同的地点碰到李敖。我走过去和他握手打招呼，心里有一种“从未发生过任何纠葛”的诡异感，好像他只是我初识的一名友人，彼此说了几句问候的话便径自上路去也。

10.

父亲、母亲、我

身为独生女儿，孤独是我从小必须面对的另一种生命情境，虽然与其他小孩儿相处才是我最快乐的时光。我四岁之前母亲还没成天借着麻将排遣难熬的寂寞，她时常在木制的澡盆里摆一些玩具让我玩。日式房子夏季格外酷热，我在澡盆里一玩就是一下午，母亲在一旁看她的书，我们互不相扰，各得其所。晚上母亲戴着顶针专心地缝她的棉被，我站在一旁看着她从上海带来的绣着小白兔与青冈菜的丝质被面，满心温暖地等待着睡前听母亲讲故事。

三岁半时母亲就把我送进了幼稚园，园长是前面提过的那位母亲的老同学。我的年纪是全班最小的，但说故事的本领却最强，有一回我向同学及老师转述父亲胡诌的一个鬼故事。我告诉大家有一个老鬼名叫胡赓年，还有一个小鬼名叫胡因因，老鬼的外号是胡大脚，小鬼的外号是小胡大脚……我转述的故事时常令全班师生笑得人仰马翻。每回母亲来接我下学总看到我一个人在外头荡秋千，爬滑梯，似乎对上课这件事一点兴趣也没有。

小朋友排排坐吃果果乐得眉开眼笑，我却难过得想哭，因为我没有那么高的食欲，而饼干糖果只令我觉得难以下咽，绝不是什么人间美味。虽然不怎么吃东西，我的精力却特别旺盛，一个人东逛逛、西摸摸的，兴致高得很。我喜欢捉水蜻蜓和虎头蜻蜓。我记得虎头蜻蜓咬人很痛，蓝色和鲜红的水蜻蜓则令我入迷。

此外我特别爱到水沟里寻宝，挖出一些破的碗片，玩跳房子的时候可以派上用场。台中商职位于育才街老家的对面，五六岁时我每隔两天就到商职空旷的操场和校园探险。我喜欢一个人站在指挥台上演讲，不知道为什么自小我的心中便有一股任重道远的感觉——这类话听起来仿佛想做伟人者在脸上贴金，或者可能被解读成自恋，然而这真是我当年的感受。

为了替我找些玩伴，学习怎么与小朋友相处，母亲不时地邀请左邻右舍的孩子们到家里来玩耍。虽说是小朋友，其实都比我大七八岁以上，因为像母亲这样四十四岁才生孩子的父母实在是太少了。每回当游戏结束孩子们要回家吃饭时，我一定难过得大哭。我热爱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与温暖，总希望宴席是永远不散的。妈妈看到我的反应又是摇头叹息一番，越发担忧起我的脆弱易感。

我四岁之后，打麻将开始成为母亲上下班的例行公事，除了消愁解闷之外，这也是她私房钱的来源——她十四岁就学会打麻将，三十多年来的练习已经成了个中的高手，可以说是每打必赢。她有一个来自早年的迷信——立枕头比较容易赢钱，因此每次上战场之前，她一定提醒老李把她的枕头靠着床板竖起来；我长大后这项仪式便换成由我来执行。

妈妈进入方城之战，家里只剩下老李和我，那时老李已经六十开外了。这位湖北籍跟了母亲娘家三代的得力帮手虽然没受过什么教育，却自有看尽人生百态的市井智慧。爸爸长年待在台北不回家，妈妈日日方城战，老李就成了我最重要的支援系统——他照顾我吃，送我到学校，放学时接我回家，我有心事多半向他倾吐。三岁以前我性子很急，脾气又大，知觉过度敏感的后果往往是承受力不够，因此幼稚而任性的我时常把气发到他头上。

上小学之后我逐渐觉察到大人的上下对待方式中，有许多欠缺自省的阶级意识。老李虽然跟了母亲大半生，母亲对他的态度仍旧是上下分明，除了偶尔夸赞他的狮子头、葱烤鲫鱼、馅儿饼做得好吃之外，平日里鲜少出现开放心胸的平等对待。父亲在这方面确实比母亲体恤得多，他从台北回来一定偷偷塞点零用钱给老李，母亲总说破了她的行规。

住在育才街的时候，父亲交往的朋友已经令母亲不满了。那时新北里的生活圈子充斥着外省人对台湾人、台湾的环境和台湾语言文化的歧视。那些回不了老家的民意代表个个满怀乡愁，平日里不是念旧，就是开“追悼会”，嘴里总说台湾是个“鸟不语、花不香”的地方，而大陆的气候不知有多么宜人，真是四季分明东西又好吃云云。他们没心思活在当下，也不想睁开眼看看环境未破坏之前的台湾本是全世界物种最丰富的地方。

在这一群人当中父亲是很不同的异类，一来他早已把参政的野心转向对园艺和围棋的喜好，二来他留学过日本，会说流利的日语，因此和不会说国语的本省人之间搭起了可以交流的管道。他时常带着我去找他的同好苏花匠，欣赏园子里迷你型的日式盆景；也时常带我上阿里山找他任职林务局的老友；他生病住院时因为会说日语而结识了一位本省籍的护士石小姐。这些人都和他维持着长久的情谊。

然而在母亲的价值系统里，父亲的行径却被解读成截然不同的东西。她认为父亲的肚子里没料，虚有其表，和上等人接触心里会自卑，因此总结交一些小人物来壮大自己的尊严。父亲当时的意识到底处在什么状态，我小时候不可能洞悉得到，或许他的内心真的残存了童年压抑下来的自卑，故而壮大了对尊严的需求，不过当时我从苏花匠和石小姐的表情读到的却是真实的爱慕与尊敬。难道苏花匠与石小姐都是服膺于特权阶级的浅薄之人吗?这两位朴实的本省同胞难道和父亲之间不可能有诚挚的交流吗?母亲不断地在我面前诉说对父亲的负面评断，不但没达到她想要的效果，反倒造成了我情绪上的反弹以及对现实人生观的鄙视。

恐惧的起因

上小学之后我们家从育才街搬到了存信巷，我的玩伴之中除了年长一点的彭姊姊、实姊姊、嘉美、天来之外，开始出现一些同辈以及更年幼的孩子。我记得巷弄里有一棵大榕树，树荫非常茂密，晚上的街灯很暗，巷子里黑漆漆的，走过那棵大树总感到毛毛的。村子里的孩子们彼此警告，说那树上有个叫“黑锅贴”的鬼，我脑子里烙了这个印，每次经过总是拼了命地跑，差点没吓破胆。住育才街时曾经有一次被躲在树丛后伸着舌头、用手电筒照着脸的干哥哥吓得摔了一大跤，几几乎造成了脑震荡。

孩子们对鬼如此感兴趣，其实和年长的人喜欢说鬼故事有关。长夜漫漫闲着无聊，大伙儿便凑在一块儿讲鬼，孩子们也挤在大人的身边既恐惧又着迷地侧耳聆听。其中有一则鬼故事给我的印象最深。某位东北籍的长辈告诉我们说，他在大陆时有一回住客栈，半夜起来解手时突然看见门口站了一个裹脚的老太太，头上梳着髻儿，穿着民初宽袖宽腿儿的衫裤，身子飘飘忽忽的。他心想，这么晚了她站在门口干啥呀?再仔细一瞧，竟然发现老太太的侧面薄得跟张纸似的。我听到这里吓得赶紧把脚丫缩上来，跟纸一样薄的老太太从此埋藏在我的八识田里，永世不得超生了。

妈妈也喜欢讲鬼，她最爱乾隆大学士纪晓岚的故事。她说纪晓岚小时候有一回上茅房，手里拿了一盏油灯，一个没留神就把油灯放在大头鬼的脑袋上了。大头鬼一气，故意显相给他看，他却毫不畏惧地对那鬼说：“小鬼!小鬼!你好大的头呀!”小鬼听了觉得这孩子果然不凡，日后必有大出息，于是赞叹道：“仕郎!仕郎!你好大的胆哪!”我听完这故事，纪晓岚的不凡早已忘光，就记得那大头鬼有多恐怖了，从此上厕所总觉得旁边站了个脑袋其大无比的鬼。

当身心处在健康状态时，这些无意识里的意象通常起不了什么作用，譬如我在怀孕期间身体出奇的健康，即使是住在荒郊野外心里也毫无所惧。但是产下洁生的第二天我的身心突然瓦解，处在谷底的三年中无意识里最深的恐惧全都休耕、翻土，曝了光；那些从恐惧里投射出来的意象，多半都是荒郊野外的孤魂或女鬼。

我因此联想到克里希那穆提在《人生中不可不想的事》这本书里说过的一段话：“你们大人和孩子相处时，不该把一些误谬的观念、对鬼怪的想法或自己特殊的经验强加给他们。然而这是很难避免的事，因为年长的人总会花许多时间诉说人生中的一些不重要的事。他们逐渐把自己的焦虑、恐惧及迷信传给了孩子，孩子自然会重复大人的想法。年长的人对这些连自己都不明白的事根本不该在孩子面前提及，相反地你们应该创造一个自由无惧的环境让孩子在其中成长。”

如此认真的自省式教育在得过且过的上一代人眼底，恐怕是极度严谨了点儿，然而从我自身的经验来看，童年灌输的恐惧一旦集中曝光，若是没有一点自我观照的能力，是很可能招架不住的。世纪末的今日，聚落式的生活已经式微，在公寓里成长的孩子们很少有机会再听到一群大人讲鬼，然而电视和动画所提供的恐惧暗示却比讲鬼更生动、更微细、更诡谲，父母的辅导还是有必要的。

11.

家的破裂 (2006-07-25 09:29:23)

搬到存信巷之后，父亲回家的次数愈来愈少了，他宁愿长年待在台北的武昌街十八号——当年立委的休闲俱乐部，和工友老李同住在一间阴暗的宿舍里。他的生活日益消沉，成天逃避在围棋里面，虽然隶属于交通委员会，却总是拒绝发言质询。他不常回家的理由最主要是跟母亲不和，两人无法相处，连一个礼拜都嫌多。他们的心性不同，人生观不同，对人的态度不同，心理的需求不同。譬如父亲好面子，母亲实际；父亲被动，母亲主动；父亲寡言，母亲善道；父亲感性，母亲理性。然而在所有浮面的差异之下，潜藏的却是人性共通的恐惧、挣扎、渴望、失望、哀伤、逃避、自怜与忌恨……

父亲好不容易从台北回来，母亲为了取悦他，总是费心地替他张罗牌搭子，当大家高高兴兴地正在玩牌时，站在父亲身后的母亲，看着看着就成了后座驾驶，开始指挥东指挥西的，忍不住还要骂上两句“笨死了”。父亲听着听着，突然忍不住了，站起身来满脸涨得通红，愤恨地撂了一句：“你聪明!你打好了!”然后转身就走了，当天便打道返回台北。我盼了半年好不容易把他盼了回来——还是干爹教我用激将法写信骂他“不回家就是老混蛋”，才把他激了回来——没想到两天就走了，这一去可能又是半年，我心里真是失望极了。

母亲在金钱上老是有恐慌感，看到别的立委都有本事赚外快，便说服父亲挂牌当律师。父亲不擅言辞，虽然挂了胡大律师的招牌，不幸上法庭时口拙，无法替人进行有效的辩护(说不定他心里想的是和解算了)，因此律师的招牌不久就给砸了，母亲为了此事经常当外人的面说他无能。别说替人辩护口拙，就连和母亲吵架，他也是挨了一百句才能回个一两句，骂完便赶紧夺门而出。有时他从台北领了薪俸回来走到半路碰上同事告急缺钱用，他就把信封里一半的钱给了那个人，回家只能交给母亲一半的薪水当家用，患有金钱恐慌症的母亲病情因而日益严重。

小时候我是父母之间的夹心饼，起先是母亲在我身边叨念父亲的自卑与无能，长大一点换成父亲在我面前数落母亲的拜金与现实。我记得父亲爱看武侠小说，但又恐怕母亲笑他没出息读闲书，便躲在被窝里拿着手电筒偷看；喜欢和爸爸起腻的我也躲在里面和他一起偷看。父女二人像是做了坏事的小偷，紧张中带着莫明的兴奋。这时父亲好像在跟他同年龄的玩伴告状一般悄悄地对我说：“那个老达卜(上海话发音的“老太婆”)根本是金钱挂帅，她心里永远是金钱第一，她第二，别人第三。”听了这些话，我深深觉得他是如此地厌恶母亲。

我小时候确实有心理学所说的恋父情结，父亲一向是我的荣耀以及我同情的对象，母亲的强势与批判使得我一面倒地倾向于他。我无论在长相、气质和心性上都比较像父亲，而且父亲和我的关系又特别近，似乎不需要太多的言语便能直接地融合，母亲对这一点时常流露出妒意，从眼神就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上小学后母亲开始把对父亲的不满(其实是对自己的不满)迁怒到我身上，总嫌我和他一般无能、没用。她时常拿我最要好的朋友周中立与我相比，她总说中立能干、活泼、头脑清楚，我和她站在一块儿简直像个老实的小傻瓜。她日复一日地加重我头上的罪名，我虽然反弹但似乎愈来愈朝着她的精神暗示发展，后来我从心理学上完全印证了父母的指责终将一一实现。

父母欠缺觉察的教育方式形成了我许多人格上的矛盾。父亲宠我、纵我，要星星月亮他都设法摘下来给我。上小学后我的钢笔起码有五十支，我喜欢圣诞卡片，爸爸一买就是一百张；他无法时常回来看我便转而以物质的形式补偿。从小到大他总共只打过我一回——他和朋友下棋眼看着就要赢了，我过去夺他的注意力，把他胜算在握的棋给毁了。他气得一巴掌托住我的屁股使劲一推，把我从客厅的前端推到了后端，但地板很滑所以我毫发未伤。我心里笃定他不会真的伤我，拍拍屁股笑嘻嘻地站起来就跑。

他在家的时候我是个满洲格格，他回台北之后我就成了灰姑娘。当时村子里的人耳语，盛传我是母亲抱来的养女。我听见了跑去质问妈妈，妈妈说他们存心不良，我是她打了几个月的安胎针才保住的亲生女儿，这才提起了乐老师与朱大夫的传奇故事。

一家三口的紧张关系只有一个人可以扮演润滑剂的角色，别人都起不了什么作用，这个人就是父亲姊姊的儿子，我的表哥——刘光夏。中国人常说甥舅最有缘，此话确实不假，爸爸的亲戚之中只有表哥到了台湾，母亲则一个都没有。表哥活泼、幽默，但也颇有个性。他长年教外国人华语，学生多半是外交官；他时常和母亲聊起洋人世界的种种，我在旁边耳濡目染开始有了几分向往。表哥的感受力和滋养力都比一般男人强，譬如我刚出生的时候母亲不敢帮我洗澡，表哥却能一手包办。洁生出世后表哥立刻从夏威夷赶回来看我们。洁生喜欢哭闹没有人能治得了她，但一到表哥的手里不消多久就睡着了。

表哥后来和专攻体育舞蹈的陈姊姊结婚，生下了小侄女璐璐和小侄儿老虎，他们的家就成了我的避难所及儿童乐园。 记得有一天夜里母亲和表哥在客厅里聊天，我觉得没趣想到饭厅拿糖吃，但饭厅的灯没开，黑漆漆的令我有点害怕。我打岔要表哥帮我拿糖，妈妈嘲笑我既好吃又没胆儿。我的自尊心受了伤，气得壮起了胆跑到饭厅抓了一把糖，高声喊了一句大人平日随口即出的国骂之后，撒丫子就往外跑。母亲火冒三丈，拿着一根竹条跟在我后头追杀，两个人绕着存信巷不知跑了多少圈。后来我躲进一家人的后花园，母亲找不到我只好作罢。我听见她在我后头追杀的时候口里没停地喊着：“我今天非把你打死不可!”平日里我一跟她顶嘴，她也是对我又打又拧的，可都没那天晚上那么当真，所以我不敢回家了。

晚上十一点多一个人在巷子里没魂似的走着，排行老五的干哥哥骑着脚踏车经过时发现了我，得知事情的始末之后，他骑车载我回家准备向母亲赔罪了事。回家后我跪在母亲面前硬是不肯开口认错。表哥在一旁劝架，母亲好一阵子才软了下来，终究饶了我。第二天放学我对老李说：“我恨妈妈。”老李一脸惊骇，责备我怎么可以如此不孝。我得不到心理上的支持便径自走到竹林宣誓：长大之后一定要复仇雪耻。我想日后的叛逆以及与基度山李敖伯爵的因缘，大概就是这么一点一滴种下的吧。

另外一件令母亲恐惧的事，就是见到父亲烂醉如泥地回来，东倒西歪的完全失去了平日的压抑与克制。老李看到这种情境总是亦步亦趋地照料着父亲，我站在一旁揪着心，母亲则是吓得闪到了一边。老李示意要母亲过去扶爸爸，她说她最讨厌人没理性，爸爸是断掌，很可能一巴掌就把她打晕了。老李把爸爸扶到床上，爸爸嘴里一直喊着：“因因哪!因因哪!”我凑上前去既难过又害怕地拉着他的手，他泪眼模糊地望着我哀号：“妈妈呀!妈妈!……”爸爸的哀号勾起了我心底最深的无助与同情，我含着眼泪束手无策地低头看着他吐了一脸盆的酒菜。

父亲长期不回家，母亲如果休战不打麻将，总是一根烟接着一根烟地抽个不停，或者焦躁不安地在客厅里来来回回地走着；她的不安和错综复杂的情绪严重地波及了我幼小易感的心。生活在一个欠缺沟通的家庭里，孩子只能窥见问题的一角，父母深埋的渴望、孤寂、幽怨与愤恨如同一座冰封千年的活火山，不知哪一天会爆发。妈妈在家时我的感觉就像坐在活火山口，心中充满着不祥，她迁怒的眼神也总是令我不寒而栗。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她为我绑马尾头时为了避免头发很快就松开，往往过于实际地扎得太紧，我痛得发出“哎哟”的喊叫，她拿起梳子劈头就敲我的脑袋，我只好顶着一束紧绷的马尾去上学，离开她的视线时才敢稍微松绑。

日式的房子在冬日里门窗经常被吹得咻咻作响，爸爸人在台北，妈妈打牌去了，只剩下老李和我两个人在家，那种相倚相靠的孤独感总让我联想起当时私下流行的一首禁歌(因为某种政治因素而被禁了)，歌词好像是：热红红的太阳往上爬呀，往上爬，爬上了白塔，照进我们的家，我们家里人两个呀，爷爷爱我，我爱他呀……

有一天我和母亲在街上走着，一位陌生男子迎面而来，母亲突然停下脚步过去拉住那名男子的手臂。我站在一旁看着他们交谈时脸上浮现的表情，我猜想他们一定是多年不见的老友。他们谈完话之后过了几天母亲就带着我到那位叔叔家串门，母亲和他谈着谈着便开始哭诉自己守了多年活寡的难熬之苦，那位叔叔似乎相当同情母亲的遭遇。不久那位叔叔便时常到家里来探望母亲。有一天我放学回家意外地发现他环腰抱着一脸笑意的母亲，母亲看见我立刻撇开他的手，表情十分尴尬。父亲从台北回来带我到包姑姑家聊天，我当着包姑姑的面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父亲的反应颇为淡然。当时他和包姑姑到底讲了些什么话我已经记不得了，但自此之后那位叔叔和母亲就不再往来。我当着包姑姑的面向父亲告状的事令母亲对我更加不满。

12.

上学了 (2006-07-26 11:29:12)

上学了

除了一些属于创伤儿童的记忆之外，学习与成长仍然充满着兴味。

中师附小在当时算是明星学校，里面的外省子弟人数较多，老师、校长大多受过日式教育。附小以音乐、美育著称，刚好这两项我都稍有天才。

一年级的音乐导师萧碧珠是台中著名的钢琴家，她当时判定我为绝对音感，因为每回听音考试我总是拿一百分。另外几位具有绝对音感的同学日后都成了杰出的小提琴家和钢琴家，虽然我没有步上此道，但音乐一直是我的狂喜与至乐。音乐的能量是属灵的，它勾起了我最深的表达欲望，而这些欲望通常是透过舞蹈的形式展现的。

说起舞蹈，我真的差一点成了芭蕾舞娘。台中当时有一位以严格教学闻名全省的舞蹈家——辜雅琴。六岁时母亲把我送到她那里学习，我的瓜子脸和瘦长的体形非常得到她的偏爱。

她对我寄予厚望，但教育的形式却是体罚。我如果跳得不合乎她的标准，她就拿出一根绑着铁丝的细藤条在我的手心抽打三下。那三下打得相当重，我的手总是一阵麻痹，好一会儿才能恢复正常。我禁不住对体罚的恐惧从此不肯再去学舞。辜老师后来很诚恳地写了一封信给我，希望我能持续下去，但我就是死也不肯了。日后想想因缘的来龙去脉，成为芭蕾舞者其实违反了我的心性，那种专注苦修的途径绝不是爱自由、爱多元化发展的我所能承担与满足的。

对我而言绘画是另一项表达自我的方式。我的画时常被选出来参展，但总是得不到第一，不是第三，就是第四。我不习惯大胆用色，下意识地喜欢把颜色调混，画出来的风景或静物总是灰蒙蒙的。评分老师喜欢孩子们以明朗鲜艳的色调表现童趣，所以我无法拔群。这项对混合色的爱好，长大后也表现在我对服装的品味上。

我爱月牙白、秋香绿、墨绿、靛蓝、酒红、中国红、灰紫、栗子色、青磁色，还有各种的黑；黑中掺任何颜色都比纯黑悦眼。这项对绘画的嗜好一直延续到中学、大学，当了演员之后便完全中断了(二〇〇四年我又开始探索油画技巧)。

附小合唱团当时被誉为台湾的维也纳儿童合唱团，上一年级时我被级任导师廖先生介绍到团里，成为年纪最小的团员。我人长得瘦，但嗓门特别大，声音可以高得震耳欲聋，于是外号“雷婆”的我自然被编入了高音部。当时负责指挥的老师名叫陈烟梯——这个名字的意境还真有点费解——他有一对招风耳，一个红彤骸的酒糟鼻，还有两道开阔而深刻的法令纹。他的态度非常认真，教学甚为严谨，口音里带着浓重的日本腔，脚上总是穿着一双纯白皮鞋。他上台指挥时表情严肃，如果有同学声音过大、过高或唱得荒腔走板，他就睁大眼睛狠狠地瞪你一下，嘴里还嘟哝着：“险累哦!”手里的指挥棒差点没成了打人棒。

我小时候有一种奇特的反应，每当大人的表情过于严肃或场面过于紧张时，我就忍不住地笑个不停，有时甚至歇斯底里到流眼泪的程度。上台北参加全省性的比赛如果我控制不住笑了起来，可想而知会是什么场面了，所幸一次也没发生过，因为我被选为高音部的独唱，荣誉感令我收拾起了玩心，一本正经地专注于歌唱。民国五十二年我们的参赛歌是《老乌鸦》，我独唱其中小乌鸦的那一段。我们在台北中山堂表演的时候，我自认为把小乌鸦唱成了黄莺出谷，陈老师也因此而顺着烟梯步上了青云——我们得了全省冠军。第二年再接再厉，我们勤练高难度的《哈里路亚》，我仍旧担任其中一段的独唱。没想到比赛前一天我感冒倒嗓，同学们建议我服华达丸，结果情况更糟，糟到连《哈里路亚》也感动不了上帝。我的演出活像个倒嗓的老乌鸦，陈老师气得七窍生烟，险些没从梯子上摔下来——我们得了全省第四名。从此我开始变音，歌唱生涯告一段落，平日里只能在家中高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全套黄梅调，或者乘着老立委们出巡考察时在他们面前展露一下歌喉，以聊表自己的演唱才华。

回忆起另一段历史可就不那么有趣了，不但不有趣，简直是噩梦一场。到目前为止我读过许多人对数学的观感，其中只有《荣格自传》深得我心。他在自传里有段精彩的辩白，所有痛恨数学的人都应该一读为快：老师说代数是很自然的，应该把它看成天经地义的事，我却不知道数字到底是什么东西。它们不是鲜花，不是动物，不是化石，不是可以被想象出来的事物，而是计算出来的量。令我大惑不解的是这些量是用字母代表的，而字母又意味着声音，因此是可以被听见的。……其中最令我恼怒的是下述的定理：A＝B，B＝C，A＝C。根据定义，A与B的意思应该是两码子事，既然完全不同，那么A就不能等于B，更甭说与C相等了。若是要成为一个等式，就该说A＝A，B＝B，如果说A等于B，在我看来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谎言和骗局。

但荣格的遭遇比我要强得多，至少他还能替自己辩白一番，而且辩得如此高明。我碰到数学完全是转世老僧入了顽空定，脑子里一片虚空，怎么也起不了作用了。母亲发现自己的女儿竟然是个数学智障，真不知有多么忧心了。不论在当年或今日，数学永远是家长及学子们最紧张的科目，于是她特地为我请了一名家教到府恶补。这位家教使出浑身解数，企图让我明白鸡兔同笼、植树问题与流水问题的窍门，可他左解析右解析，我还是断电。最后没辙了，他只好把咱们家里所有的跳棋、象棋全摆在桌上，一颗颗地排好，为我具象地讲解起来，然而令我大惑不解的仍然是公式形成之前的问题——鸡兔为什么要同笼?后来母亲又请宋玉表哥找来他最好的朋友郭先生替我补习，情况终于改善了许多，但考起试来我还是无法及格。

数学不及格是要体罚的，我记得五年级的级任导师当时也是我们的数学老师，他长得有点阿兰"德龙，许多女生私下都暗恋着他。他的小拇指上留着长长的指甲，除了抠痒之外还可以用来体罚数学不及格的学生。有一回我被他叫上讲台示众，因为数学只有三十分。他用那长长的指甲在我的头顶像啄木鸟般开始重重地啄，我被啄得脑浆都晃荡了，可仍然力持镇定，默默地从头数到尾，一共数了一百零一下。回家之后我立刻向爸爸告状，爸爸第二天就到学校向校长抗议，从此这位老师体罚人的次数减少了许多，而我则成了班上的英雄人物。数学不及格已经是学生最大的恐惧与梦魇，还要加上体罚的羞辱，成绩更不可能好了。考数学缴白卷的恐慌与窘迫直到二十七岁时都还出现在我的梦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