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与感染艾滋的孩子生活了一个星期之后，我不再害怕这个病

編者語：文章於2019年9月首次發表在Vice中國。

7月的一个下午，在这个所有攻略书都不建议选择出行的又热又干的季节，我来到了印度第四大城市 —— 泰米尔纳德邦首府金奈（Chennai）。

从机场出来，向一群英文不算太好的泰米尔人比手画脚问了半个小时路，才坐上前往目的地 Acharapakkam 的巴士。语言不通是难问路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几乎没几个当地人听说过这地方，都是一副 “你一个女的背着一个能砸死人的包去那里干嘛” 的表情看着我。

谷歌地图上面的金奈几乎是一片土黄色。我从一个像汽车总站一样的地方出来，一路上只有野草和矮灌木，空气污染严重，附近散发着一股不知道是牛还是人的污秽物的气味。旁边菜市场和小吃摊档依然人头涌动。

堵了四个小时之后，我到达了 Acharapakkam，却被预订好的旅馆莫名其妙地拒绝入住。我打电话找到了此行拜访的朋友，Rocky。他说：“别住外面了，你就来我们这儿住吧。那个旅馆会半夜撬门强奸女住客，出了名的，你不住更好。” 不知道他是认真的，还是只是想安慰我。 

寻找 Rocky：Blood Brother

这是我跟 Rocky 第一次见面。

Rocky 是我大学英语老师 Terra 的好朋友。大四的时候，Terra 在课上给我们介绍了 Rocky 以及他的个人纪录片《Blood Brother》（《血肉兄弟》）, 讲述他一个人在印度帮助和抚养一群先天感染艾滋的孩子的故事。影片在2013年圣丹斯电影节拿下最佳纪录片。

不确定当时有多少人在认真听 Terra 讲课，反正那天晚上我回到宿舍把电影下载下来，边看边涕泪横流，心想哪天一定要见一下 Rocky 和那些孩子们。

Rocky 告诉我，这些孩子现在面临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成年后离开收容所的他们，并没有学到任何谋生技能。南亚儿童收容所基本上都有严重的腐败，这一点我深有体会 —— 当年在斯里兰卡做完义工回国不久，收容所老师联系到我，说校长因为私吞善款被开除。因为收容所的不科学与非人性化管理，大部分孩子不仅成绩不好，连基本家务例如做饭、洗碗、缝补衣服都不会。

感染艾滋的他们本身就不被社会接纳，如果成年时无法独立谋生，将很难生存。为此，Rocky 和他的印度妻子成立了 Light Partnership 这个组织，为4至14岁儿童提供当地义务教育体制内的教育机会，同时为14至20岁的少年提供更高水平的教育与技能类知识。他说，“我希望通过建立一个健全的、与邻里紧密联系的社群，让这些孩子过上他们应有的人生。”

Rocky 一家所在的村落 Perukkaranai 距最近的城镇也有15分钟车程。村民大部分来自倒数第二个种姓。这里住房与基建非常落后，不少人仍住在用椰树叶和树皮编织成的草房。来印度之前，我一度以为现在它们只存在于深山原始部落。

孩子们：和 HIV 共存 

Rocky 在村里有三个房子，两个小平房分别作男女宿舍，每个房间估计15平，能放两张床，各有一个蹲厕。五年前 Rocky 给孩子们建了一座两层楼高的别墅，用作白天活动大本营，有开放式厨房和客厅，二楼给补习班上课用。Rocky、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还有一些年纪比较小的刚加入这个社区的小孩，都住在这个大屋子里；已经成年的孩子，就按男女分宿舍。我被安排住在女生宿舍，有两个室友，Swathi 和 Keerthi，她们都已经20岁了。

在此行之前，我对艾滋只了解一些基本常识，比如传播途径是母乳、性行为、血液。去之前不知道环境如何，我也就没想太多，只知道要注意卫生。刚来这里第一天我发现，Rocky 一家包括他的三岁女儿，不仅与孩子们共用餐具，并且共享水源和水杯。所以我也不担心和大家一起用餐。

唯一可能担心的一点就是，我跟女孩们是用同一个舀水的大水杯，从大水桶裡舀水洗澡。后来我发现 Rocky 女儿跟孩子们也是这样共用水杯，就没太在意了，因为艾滋病病毒在体外存活时间非常短。

虽然是沿海城市，由于常年缺少降水，极度干燥，洗漱用的水基本都是靠从两公里外的水箱人手提过来，有时也靠接雨水。由于水桶都是敞口的，白天好不容易接回来的水，到了晚上就会漂浮不少昆虫尸体和青蛙粪便。

孩子们早上9点上学，下午3点放学，晚上6点家庭教师会来家里补习，结束后吃饭聊天看电影，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大家在一起欢乐又亲密，在这样的日子里，你不会记得他们天生感染艾滋病毒，并被家人遗弃。直到有一天，我无意之间划破了脚趾，一个大一点的孩子熟练地翻出医药箱帮我消毒贴胶布。我这时才发现，原来这群小孩已经久病成医。

Keerthi：带着伤疤活下去 

Keerthi 跟我睡在同一个房间，一直皱着眉，几乎没见过她笑。她是一个爱美的女孩，会在前一晚编好茉莉花串，第二天别在及腰的辫子上出门；还会出门前仔细搭配衣服和围巾的颜色，有时涂个淡淡的口红。二十岁的她很会照顾新来的孩子，举手投足间散发着与年龄不相符的母性韵味。

来的第一天，我就看到她手臂上割腕留下的疤痕，但不确定能不能问。如果我问她，她会告诉我吗？Rocky 则说，“这里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故事，你不试试看怎么知道呢？”

又过了两天，正好是 Keerthi 二十岁生日。晚饭时，Rocky 让大家围坐在地上做分享，与 Keerthi 互相说出想跟对方说的话，最后每个人都泣不成声。我也终于知道，那些伤疤是因为 Anitha —— 她与 Keerthi 一起长大，在一年前发病去世了。

回到女生宿舍后，Keerthi 跟我一起坐在床上，说她度过了非常煎熬又彷徨的一年。去年8月 Anitha 已经成年，收容所强迫她去金奈市区工作赚钱，但困于能力有限，她只能做一些低收入工作，生活痛苦且无法与人社交，变得非常抑郁。在生活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她病发了，并在一个月内急速恶化。躺在病床上的 Anitha 由于身患艾滋病被医护各种嫌弃，甚至粗暴对待。Keerthi 一直陪在她身边，而她最好的朋友在弥留之际已经不认得自己了。

Anitha 去世之后，Keerthi 想到自己的过去和将来，想到死亡，想到在她年幼便同样因为艾滋而去世的双亲，想到对自己不闻不问的养父养母 ...... 她尝试用极端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醒来之后，她感到很后悔 —— 看到鲜血涌出的那一刻，她突然意识到人生太短暂了。后来她在伤疤上刺了一个寓意 “爱” 的纹身：“我希望能遮住这些伤痕。”

Keerthi 喜欢花。她对我说，Miki Sister，我在网上看到中国有个地方，整个山头都是五颜六色的鲜花，如果有一天去能去那里，可以拍张照片给我吗？我不知道她具体指哪里，但回国之后只要看到一大片花田，我都会给她拍个照。

与 Keerthi 同样在身体上留下印记的还有另一个男孩。他手上有割痕，还有象征  “family” 及 “tamil” 的纹身，他的生父在2004年上吊自杀，生母是一名妓女。父亲死后，母亲要继续生计，会带陌生男人回家；她的工作被当时不到五岁的男孩看在眼里，他说那是 “very nasty things（非常龌龊的事情）”。

“你还跟你母亲联系吗？” 我问。

他说：“我恨她。”

“那你纹身上 family 的含义是？”

“是 Rocky 给我的这个新的家。”

我想做点什么

一星期后，我离开了 Perukkaranai。我和这十多个孩子一起做了很多普通的小事，吃饭、玩摔跤、去镇上逛街、给他们做蛋糕和馒头、教他们中国功夫（做做样子，我并不会）。回想起一开始在脸书上给 Rocky 发简讯，他说，“我们欢迎你来，但是你得想想你要来干什么，光跟孩子们玩是不够的，你得做一些能影响到他们的（impactful）事情。 ” 我一度陷入苦恼，除了这样的日常陪伴，我到底做点什么事情才能算是有影响呢？

可当我离开的时候，Rocky 却说，“其实你跟他们一起生活，一顿饭，一个拥抱，就足以让他们感到鼓舞了。”

但我回来后完全不能忘记他们，我还是想做点什么。所以我想从这篇文章开始，把他们的故事告诉更多人。

目前，Rocky 和他的组织 Light Partnership 仍在为更多孩子努力。如果你想更多了解他们的故事，请浏览他们的网页 www.lightpartnership.org。你还可以注册成为长期捐助人，只需要每个月一小笔善款，便能为他们提供医药费和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