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精神變形記
引子
五月將至除讓人想起勞動與端午節外,另一個近代甚富意義當數五月四日。百年前青年學子高舉德先生(Democracy)與賽先生(Science)被視為五四精神的根源,來到近年可已漸演變成培養學生一顆「愛國心」。在五月四日來臨前,本文嘗試回顧港澳兩地對五四精神的重新解讀,試圖了解其中意義,也不失對百年前追夢學子的一種憑弔。
談及五四運動,近年最教人歷歷在目的,想必是以下片段:
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210504/bkn-20210504083053664-0504_00822_001.html
由香港前特首夫人領軍的12個青年團體,上演一幕「夾旗」事件可說震驚中港澳,事後更被澳門大肆「抽水」,表示從沒有發生此種不專業的情景。香港政府眾高官是否“愛國心”不足才會臨急抱佛腳呢?事實上,此評論好比近年對香港通識教育的批評,缺乏歷史常識與事實根據,有機會再另立篇章詳談香港通識教育的真相。
從官方資料顯示五四升旗這一套雖然由澳門開始,但說到識玩,還是香港...。
澳門官場的先聲奪人
現存官方資料顯示澳門五四升旗始於2004年,但未能找到當天的報導,對活動開始進行文宣,最早見於回歸十年即2009年,當時報導如下:
「活動籌委會主任黃昇雄、戴華浩以及陳炳強,而活動的目的是向本澳青年推行國情教育,啟迪年輕才俊發揚五四先輩愛國精神以及引導年輕奮發向上,培養本澳未來社會棟樑。」
這篇短短幾十字的報導有三項事值得留意的事,首先活動是由獨立籌委會負責,這是政府作對事情關注最直接的表現;其次,人員名單的戴華浩後來更成為澳門社會文化司辦公室的顧問成員。而最後,活動目的顯然已把五四活動定性為國情教育活動,精神則成了愛國精神。
來到2010年活動活動更出現喜劇性的轉變,不但安排了專屬部門負責(教育部門),更透過活動將五四的紀念儀式化,加強五四精神與愛國這符號之間的連結:
“上午在西灣湖廣場舉行升旗儀式,共49家學校1,100多名學生參與。活動包括升旗儀式、粵華中學管樂團演奏、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軍體拳,播放“2009年促進學校愛國愛澳教育資助計畫”的活動花絮等。升旗儀式後,其中一位負責升國旗的學生說,當五星紅旗在自己的手中冉冉升起時,感覺到責任重大,儀式莊嚴。”
此種儀式化的五四升旗模式自此被一直沿用,而五四等同愛國精神的公式也就被確定,這也合乎港澳媒體歷年的解讀方向。即便,配合國家需要,官方想要把五四精神濃縮為只餘愛國精神。但翻查過往官方資料便可以發現,這種理解似乎流於粗疏。以下摘録由2011年至2021年期間,中央機構或澳門官方發報的事後新聞稿可以看得五四精神充滿彈性:
如圖所示,官方版本的五四精神除了民主與科學,更會因為需要作出不同解讀:中華民族不屈不撓、奮發自強的精神、維護國家安全、愛祖國等內容一應俱全,100週年期間政府官員更直接引用習近平原話介紹五四精神,這已遠遠超過媒體的培養一顆“愛國心”的解讀,背後隱藏強烈的訊息符號:向中國官場文化靠攏。
此外,活動的一些具體演變也是值得補充的:2011年首次出現社會文化司司長出席,自此也成為慣例也是至今為止最高級別的官員;2013年開始,由中學生出任升旗儀式和護旗手;2017年新聞稿的出席名單中首次出現中聯辦代表;而新近的2019年則澳門出現首支學界升旗隊負責升旗,這些細微變化也反映政府對活動儀式感的重視,至於五四的精神層面是否可換算升旗與舉辦活動,相信讀者們心中自有答案。
香港官場的愛國心
坊間一直認為澳門政府是乖孩子,相較於此的香港似乎愛得不夠徹底。但比較兩地五四升旗活動的規格,將會發現這全然是錯覺。香港五四升旗最早可追溯至2006年。為什麽是2006年呢?向來講求行事有依靠與實際的香港官場自不會無縁無故,當時的新聞稿解釋了一切:
“在庄严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在香港金紫荆广场上冉冉升起,拉开了“香港五四青年节2006——新青年·迎奥运”大型系列活动的序幕。这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首次全部以青少年学生为主体的升国旗仪式,升旗手、护旗队、仪仗队、银乐队全部由中小学生组成..….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黎桂康、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担任活动主礼嘉宾…以许海峰为团长的“国家体育总局奥运金牌健儿‘五四’访港团”参加了升旗仪式。”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用五四精神來迎奧運,我只能想到這一幕:
這段新聞有幾個值得關注點,作為首次的時間是比澳門晚上幾年,但格局上卻高出許多,不但首次便有中聯辦代表,而最高級別的官員更來到民政事務局。要知道民政事務是香港主管教育範疇中高位部門,澳門要到2011年的新聞稿才出現社會文化司,可見香港官場一早已懂得這活動背後意義。
而北京奧運是2008年,兩年前已迎不是太早了嗎?2007年恰好是香港回歸10周年,提早一年作熱身也不足為奇,當然這只是推測難以考究其背後的原因。
來到2007年,正值香港回歸10周年五四升旗大動作基本可以預示,按新聞稿顯示,當時活動除了在金紫荊廣場舉行五四升旗,更請了當時的國寶的李雲迪與香港中樂團的伴奏下領唱國歌,並一起宣讀“五四宣言”,全港大中小學校也紛紛組織學生在校內參與升旗儀式,更請來來自全國56個民族的112名代表一起出席了升旗禮,與香港青少年一同在國旗下感受民族親情和民族共融。
五四精神不但升華到「民族共融」,而嘉賓名單更是星光熠熠:
“主禮嘉賓包括中聯辦副主任李剛、全國人大常委曾憲梓、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活動委員會主席梁愛詩、特區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和中聯辦副秘書長兼青年工作部部長王志民等”
所以說五四精神不單只有港澳媒體所解讀的愛國,從香港政府的經驗便能看得出,2009年不但是中共建國60周年,更碰上汶川地震,五四精神也為之一變:
“帶領全場青少年一起宣讀《五四宣言》:“新青年,心系家國;獻青春,服務人民……構和諧,民族共融;當自強,振興中華。”…當天更邀請了來自地震區的同學作方分享,經歷過地震,才對“國家”這兩個字有了更深的理解,每次看到國旗升起似乎就看到了希望正在升起來。”
五四精神不但包括了心系國家、民族共融原來還有療癒作用,讓人不禁猜想官場把兩者合併的用意是否出於獻媚?此外,出席名單更是年年升級:以2015年為例是立法會主席;2018年政務司司長;而來到2019年100周年,由特首林鄭與中聯辦主任王志民一同出席,以“官大活動大”的官場文化切入,澳門自不在同一水平。
按理,香港政府除了被澳門早著先機外,各方面都略勝一籌:首次活動便有升旗隊、特首出席、五四精神的解讀方式,都緊緊握住勝利關鍵,那為何會出現本文開端的驚世一幕呢?
是否因為社會事件導致原本參與的學校割蓆?現存資料中難以找到確實答案,但幾可肯定香港政府關注程度退回至舉辦首年,不但只派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出席了事,升旗隊也變成由香港女童軍總會及香港升旗隊總會的成員負責便完事。
回想百年前的五四青年學子,為理想與家園滿腔熱血,若他們得知百年後的五四精神變成為透過一場升旗禮,並以大大的精神解讀為依歸,你覺得他們的心中又會有何種感受呢?
A..相對無言,惟有淚千行
B.表示安慰
C. 我 !! (後省略十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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