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谈女权的秦晖一封信

秦老师，你好。

我不知道你是否能看到这篇稿件，但终归还是写下了这段话。想来，这篇稿件终有可能公开，即便你看不见，也许你的读者或粉丝能够看到。

我写下这些文字，并非为了谩骂或反驳，而是因为听了你在东京大学驹场校区的讲座，心中有些想法想与你商榷。这或许会让一些人感到不适。秦老师的粉丝可能会质疑：这样一篇稿件的作者是什么人，居然敢与秦老师商榷？或许秦老师也会因为我的身份不够，而无视这些内容。但无论如何，既然写了，若你无缘看到，那就让能看到的人一同思考吧。

听说这场讲座后，有不少人批评你。但我并不想加入这种谩骂。坦白说，要论骂街，我自认骂不过任何人，毕竟我也不是汉语母语者。我只是想和你聊聊，可惜因为身份与地位的局限，我们无法面对面交谈。于是我只能通过这样一篇既非信件、又非论文的稿件，来表达我真挚的想法与疑问。我甚至不知道，你是否会看到它。

秦老师在2025年2月10日（星期一）于东京大学驹场校区，做了一场以“反思中国女权运动”为主题的讲座。

坦白说，我不知道秦老师是否对中国女权运动有过深入研究。所以，当我听到你提出“反思”二字时，心里不禁生出一些疑问：一个学者在跨学科的场合提出“反思”，其依据何在？

听完讲座后，我理解秦老师的逻辑似乎是：你从观察与研究中国社会的脉络中，发现女权运动的现象，并从更广泛的人权视角，对女权提出反思。你回顾了不少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事件，并分析了这些社会悲剧背后的结构性原因。最后，你得出结论：在国家侵害人权的背景下，个体的权利被剥夺是不分性别的，因此，男性与女性应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国家机器对个体权利的压迫。

这一逻辑让我想到了一种似曾相识的叙事方式。它是否有些类似中国共产党早期提出的“妇女解放是阶级解放的一部分”的论述？最终，妇女解放运动被纳入了阶级斗争的叙事框架。秦老师提出的“联合抵抗国家机器”的逻辑，是否也有以“人权”这一更宏大的叙事，掩盖女权运动独特性的倾向？

或许你会问：“女权不就是人权的一部分吗？”

没错，女性的权利当然是人权的一部分。但在中国语境中，人们往往将“人权”理解为国家对个体权利的侵害，或是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缺失。那么，在这些关于人权的讨论中，有多少是从性别或多元身份的视角出发的呢？如果不具体分析不同身份的特殊处境，只是以“人的视角”出发，谁能真正代表不同性别、民族、阶层的多元诉求？我们是否无意间忽视了这些差异，甚至让某种主流身份霸占了“人权”这一抽象概念？

如果我们今天依然主张“先实现对国家机器的限权，才能保障各种身份的权利”，是否会重蹈覆辙？在提出“人人都有平等权利”的口号时，我们是否忽视了不同群体的独特诉求，甚至无意间再次对少数群体造成压迫？

秦老师，你在讲座中说，“在中国，连中国男人都没有公民权，谈什么男性妨碍女权？”听到这句话时，我感到有些悲痛。

我想提醒的是，秦老师在讲座中提到农民工时，曾为他们争取应有的权利。然而，当讲到女权时，你似乎混淆了“男性的权力被剥夺”与“女性权利被社会结构性践踏”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讲座的后半段，你提到：“女权是让女性也拥有男性现有的权利，不应以平权之名剥夺男性的权利。”但前半段中，你强调的是“个体权利的剥夺不分性别，男性和女性应该联合起来对抗国家机器”。这两种叙述是否存在某种矛盾？

为何在此刻，权力与权利被如此混淆？

如果男性的权利也被国家机器侵害，那么为何女权的发展目标是“获得男性现有的权利”？这是否意味着，男性的权利依然高于女性？更进一步地说，你所倡导的“联合抵抗国家机器”，是否是以男性渴望公民权的诉求，去框限和殖民女权运动的思路？如果我们争取的公民权，是为健康的中产阶级汉族男性量身定做的，女性、少数民族、性少数等不同身份的人，又为何要为之奋斗？我的这个思路，是不是与秦老师在批评西方拿着自己的问题意识去在中国身上找答案，导致问题意识殖民的悲剧一样呢？

以上是我那天在讲座现场想问你，却因没有抢到话筒而留下的遗憾。我衷心希望能与你探讨，而不是简单提出质疑。辩论往往让我们站在对立面，因对立场的演绎而失去共同探讨的空间。所以，我更期待通过真诚的交流，彼此理解。

我真诚地恳求能与你探讨，也希望这场探讨中，没有人为了捍卫立场而用辩论的形式进行表演，最终导致不欢而散。我期待你能暂时放下惯常的身份，以一种平等的姿态，与我在文字中“对坐而谈”。这句话或许听来多有冒犯，仿佛在暗示你一向高高在上。然而，享有特权的人，又如何能够轻易察觉自身与他人的差距？

恰如此刻，我在用你的母语向你表达，仅仅是为了能更好地与你交流。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一定要与你交流？原因无他，只因你的影响力足以引发更广泛的思考。而这样的影响力，本身就来源于一种文化特权与身份特权。

恰好我也是男性——这是一个让我既感到悲痛、却也无奈接受的事实。这或许是我唯一能够在性别上与你持平的地方罢了。然而，除此之外，我们之间的差距依然存在。我并非想因此强调身份差异，而是希望在接下来的探讨中，我们都能暂时放下各自的身份，去理解彼此的处境，去思考那些不同文化、身份、性别所带来的复杂局限与困境。

或许这篇稿件最终你未能看到，但我仍然希望，看到它的读者能与我一同思考，共同探寻答案。

秦老师在讲座中细举各种例子，凭借强有力的逻辑推导出结论：女权受迫害，归根结底是国家在侵害人权时所导致的。先不去论秦老师的推导是否足够严谨，但我当时作为观众，听着你侃侃而谈时，心中闪过一个强烈的念头：这个人在这个话题里还停留在逻辑的框架里，但对真实生活却缺乏体感。接下来，我想请秦老师，或是阅读这篇文字的朋友，与我一起去想象和感受一种具体的处境。否则，整篇文章只会流于坐而论道，最终不过是在为某个立场辩争。

我们生活在东亚，一个依然充满意识形态对立的地方。我们往往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做出许多无意识的行为，随后再用逻辑去解释和理解这些行为。然而，可悲的是，我们在进行这些逻辑推演时，关注的往往是那些尚未实现的“希望”，却逐渐丧失了对真实生活的体感。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

或许，有人会将我提到的“欲望”误解为“把公民权比作一种欲望”。但在今天的中国语境下，社会管控如此严格，我们与其把全部精力投注在短期内无法实现的宏大目标上，不如反过来看一看，我们在日常生活的无意识里，到底做着怎样荒诞的事情。如果不去审视这一点，那么即便某天“希望”成真，我们也可能因缺乏足够的生活实感，而奔向一个自己从未设想过的深渊。

因此，我想邀请各位一起感知一种“处境”的实感。女性这一处境，最初只是因性器官的差异而产生，但围绕这一差异建立起的各种社会规范，逐渐作用于个体，最终将这些规范转化为固定的“身份”。当这一身份具体化为生活中的限制与标签时，女性会在不同场景中感受到无形的边界。比如，在某些场合，女性的参与往往成为他人关注的焦点。她们可能在这样的目光下感到紧张，表现失常，随后又被贴上“女孩就不适合做这些”的标签。这种循环反复强化了性别差异，令身份成为女性无法挣脱的枷锁。

说到这里，我想请秦老师思考一个问题。随着年龄增长，你是否也曾因为“老年人”的身份，而受到某些限制？例如，别人会对你说：“您年纪大了，不适合做这些事了。”你或许认为这些限制是生理带来的不便，因而理所当然。但这些限制，真的是由生理差异完全决定的吗？

举个例子，在你讲座当天，电脑突然卡顿，无法操作。最终，是旁边的年轻女主持人跑上台帮你解决。那只是一个简单的故障，但你没有能够自己处理，可能会说：“我不怎么会电脑。”然而，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认知？是电脑太新？是没学习过相关操作？还是因为我们总在潜意识里接受这样的观念：年长者在技术问题上需要年轻人的帮助？这一点，难道不是无意识中赋予“老年人”身份的一种社会化标签吗？

年老固然是生理上的状态，但“老年人”这一身份和处境，不也是社会建构出来的吗？如果我们能意识到这种标签化对年长者的限制，是否也能更好地理解女性所面对的那些无意识的不公？

生活中，女性常被视为“母亲”，这是由女性拥有子宫、生育能力这一生理特质决定的。然而，“洗衣做饭”这一角色分工，是否也是由生理差异决定的呢？有人可能会辩解，男性在外体力劳动是因为“力气大、体力好”。在现实中，我不会完全否认这种认识，因为我们的社会规范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发挥作用。当我们从幼童逐渐成长时，听到的往往是：“男孩子要有男孩子的样子。”“女孩子要淑女，穿裙子。”

但如果我们认真观察幼童，就会发现，孩子们打架时的强弱对比，与性别无关，而是与谁更壮实相关。真正可悲的是，在成长过程中，我们不断通过驯化，将孩子固定在“男孩”或“女孩”的既定角色中。这种规范并非来自手掌的大小、鼻梁的高低，而是完全基于生殖器的差异。甚至，当有孩子长着阴茎却喜欢同样长着阴茎的孩子时，社会会告诉他们：“这是不对的。”就这样，性器官成了身份的天然标志，似乎决定了一切，而我们却从未认真反思，为什么要教孩子这些所谓的“规范”。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那天我还想问你的一个问题。秦老师，你在讲座中大谈女权，并明确指出这是与性别相关的问题。那么，我想请问你，什么是性别？性别在女性主义运动中，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不认为你曾真正思考过这个问题，甚至可能觉得将性别本身作为一个问题来提出来，实在有些荒诞。但接下来，我想正是从这一“荒诞”的问题入手，去探讨你在讲座中所讲述的那些内容。

秦老师在讲座中提到：“女性主义或者女性解放，本质上讲，是一种个性解放或者个体权力的伸张。”秦老师似乎很喜欢谈“本质”。然而我自认愚钝，远没有秦老师那般深厚的学识，能够直接跨越具体的生活体验，直达“本质”。或者说，对我而言，讨论一个处境时，直接谈本质，反倒是一种懒惰的思维方式。

“处境”是一个复杂而庞杂的东西。每个人都可以谈论，但每个人都难以穷尽，即便努力阐释，也不过是在表达自己有限的所见所闻。用“本质”来达成讨论中的共识，当然无可厚非。但可惜的是，为了追求这一所谓的“本质”共识，我们往往忽略了对处境本身的深入钻研，甚至在给一个处境盖棺定论为“本质”时，无意间忽视了自身视角的局限与边界。这种思维方式，若细思，既令人恐惧，也令人悲伤。

秦老师把女性主义理解为“个性解放”，或许是将重点放在了“个性”之上。然而，处境带来的压迫，真的是通过宣扬自我来解决的吗？如果我们将女性与自身处境的抗争，简单地视为对自我的彰显，那么那些因处境压迫而愈加努力表达自我的人，我们又该如何认识？性别带来的不公不仅是个体化的，而是制度性和结构性的。若我们无法认识到这一点，又如何谈得上“反思女权”呢？

如果我们进一步讨论制度性和结构性对个体的束缚，就会发现，这不仅仅是国家机器侵害人权导致普罗大众失去公民权的问题。这种束缚还体现在社会制度对不同群体的无意识忽视上，甚至在一些被认为“民主”的社会也广泛存在。

例如，公民权真的能解决一切吗？

日本被称为民主国家，日本公民享有公民权，女性自1947年起也获得了参政权。然而，直到1992年，日本国会才首次设立女厕所。这难道不可悲吗？在一个号称“人人享有公民权”的国家，在一个讨论社会议题的最高决策机关里，女性的存在竟然被完全忽视，以至于人们连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都没有考虑到。这是否说明，公民权的获得，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都会随之解决？

或许秦老师会认为，日本的情况不能与中国类比，因为两国社会背景不同，各有自身的特殊性。但当我们做出这样的论断时，我们是否真正思考过，我们身边的女性正在经历什么？秦老师在讲座中列举了许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以来的历史悲剧，确实，那些故事令人痛心。但今天的女性所面临的不公，是否能够仅仅通过“比过去好”来消解？女性追求更好的生存空间，真的必须先联合男性去争取公民权，才能有机会改善处境吗？ 这样的论述，真的合理吗？

而且，用“比烂”的逻辑淡化女性的现实困境？

更令我震惊的是，秦老师在谈到女性面对包办婚姻时说：“父母包办的应该是最不坏的包办，比组织上包办要人道很多。”

这句话让我不寒而栗。这里的“应该”和“人道”两个词，意味着对包办婚姻本身的某种合理化。包办婚姻的本质是不人道的，我们在讨论女性是否有权利决定自己婚姻时，为什么要去比较哪种包办“更人道”？ 这让我想起一个残忍的比喻——一个人被送往断头台时，人们讨论的不是“他应不应该被杀”，而是在争论“用斧子还是用铡刀更好”。如果包办婚姻本质上是一种对个体自主权的剥夺，那讨论哪种包办方式“较不坏”，又有什么意义？更何况，这是从一位具有人文关怀的学者口中说出的。

秦老师主张普世的公民权，那么能否真正做到把所有人——不论其身份、背景、性别——都当作“人”来对待？人的尊严在于拥有自主意识，而替别人做决定、代替别人思考，本身就已经是在剥夺对方的主体性。如果我们在谈论女性所经历的历史性压迫时，依然采用“比烂”的逻辑，将今天的不公与过去的苦难相对比，并试图以此淡化女性的现实困境，那这究竟是出于何种目的？

还有！女性应该自己决定自己的去向。

或许秦老师最终认为，女性“应该回归家庭”。但无论是鼓励女性“出走”，还是劝说她们“回归”，都带有在替女性做决定的意味。如果我们真正在意女性的权利，就应当让她们自己做出选择，而不是替她们思考。娜拉出走之后，她该何去何从，是她自己的决定，而不应是任何社会规训的结果。如果秦老师，或是阅读这篇文字的朋友，有兴趣去了解这一问题，我建议重新审视现代社会所认定的“家庭”概念——一夫一妻制、女性对家庭的专一性要求、母爱神话、父爱如山等观念，并思考它们的真正起源。

我们对身边的许多事情习以为常，以至于放弃思考。当面对不同群体的诉求时，我们甚至会用一句“人生而有原罪”**来进行泛化式的忏悔，而这类表述最终不过是为了掩盖特定个体的责任。我们或许连一句真正的“对不起”都不会说，甚至默认某些不公是“理所当然”的。

性别真的决定体力劳动能力吗？

让我分享一个亲身经历。我曾在回转寿司店打工，店里的啤酒销量很好，而啤酒是用大铁罐装的，每次卖完一个，都需要去储物间搬新的回来。这些铁罐非常沉重。那天，我看到一位女服务员推着手推车，吃力地运送两个大铁罐。我并没有上前帮忙。并不是因为我不愿意，而是因为我们已经拥有了手推车这种工具，体力劳动本就应当依靠工具，而不是单纯依赖个体的身体机能去完成。

更重要的是，我能轻松搬起大铁罐，并不是因为我是男性，而是因为我的体格魁梧。另一位男服务员去取铁罐时，同样需要手推车艰难地前行。因此，在这种涉及体力的劳动中，真正的差别并不在性别，而在于体格。不能因为我这个身材魁梧、核心力量强的人能轻松举起铁罐，就用这一点去论证“男性天然强于女性”。男性，不仅仅是一个性别，更是一个被社会结构化的身份与处境。如果要说男性整体上更强，那是社会体制规训女性的结果，而不是男性自身的天然优势。

并且，这个讨论会被引入很多对历史的误解。比如在军队的话题上，男性是军队的主体。但如果我们回溯历史，就会发现，女性同样能够承担军事角色。例如，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中，女性不仅仅是后方的支持者，她们也曾作为将帅领导军队，指挥作战。这一现象在《明实录》等史料中均有明确记载。如果仅仅通过“比例”去判断女性是否适合军事活动，就会忽视女性在历史上被塑造的身份，甚至看不见男性如何以“自古以来”之名去限制女性的事实。

为何在女性议题上如此狭隘？

秦老师主张争取公民权，这本质上是在否定历史上的奴隶制，并向往一种更加平等的普世价值。那么，为什么在谈论女性权利时，这种视角却变得如此狭隘？我们都在争取更公平的社会，而真正的公平，应该从理解每一个人的处境开始，而不是仅仅喊出“公民权”就期待一切迎刃而解。

在讲座中，秦老师提到，同性婚姻权、变性权、胚胎权等属于“高端需求”。对此，我认为仍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然而，我不禁思考，如果只是我单方面地书写这些或许秦老师及部分阅读者未曾深入了解的议题，最终是否只是演变为一种特定立场的表演？如果讨论无法建立在共享的知识基础之上，而只是各自站在固有立场上论辩，那这场交流的意义又何在？因此，接下来我想与秦老师探讨学术方法论的问题。

听完讲座，并简单翻阅了《娜拉出走之后》的目录，我发现秦老师对于相关研究的梳理似乎并不够充分。所以，我希望借此机会，为秦老师以及阅读至此的朋友补充一份女性主义研究的重要书目。毕竟，如果一个诗人突然宣布自己是数学家，每个人都会感到迟疑。这并不是说诗人不能从事数学研究，而是当他进入数学领域时，至少需要理解1、2、3、4、5、6、7、8、9这些基本概念，而不仅仅是强调自己写了多少诗。

关于女性主义经典理论，如果要理解其奠基性思考，可以阅读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她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这一重要观点；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批判了“女性应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观念，对20世纪女性解放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朱迪斯·巴特勒的《我们为什么没有性别》提出了“性别是表演的”理论，直接挑战了传统的二元性别观；安吉拉·戴维斯的《女性、种族与阶级》分析了性别、种族和阶级如何交叉影响个体处境，成为交叉性女性主义的代表作；罗伯特·康奈尔的《性别与权力》则引入了男性气质研究，探讨了性别结构的社会学分析。

在女性主义历史与社会批判方面，安吉拉·戴维斯的《妇女、文化与政治》关注黑人女性、工人阶级女性等边缘群体在政治与文化中的角色；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的《黑色女性主义思想》是交叉性理论的重要文献，强调黑人女性的知识与经验；格尔达·勒纳的《父权制的起源》研究了父权制历史起源，分析男性如何在历史上建立并维持对女性的支配；琳达·戈登的《女性与社会变迁》则讨论了20世纪女性在社会改革和政治中的作用。

关于女性主义与文化研究，阿德里安娜·布鲁姆和莎拉·吉尔的《女性主义与大众文化》分析了女性主义在流行文化中的表现，如电影、广告、时尚等；修瑟·戈登的《怪物女性：怪兽、女权与流行文化》研究了恐怖电影、科幻小说等文化产品中女性角色的形象；伊芙·恩斯勒的《阴道独白》通过采访全球各地女性，呈现了女性的身体经验与社会压迫；卡琳·阿姆斯特朗的《坏女孩的文化史》探讨了历史上挑战传统规范的女性形象。

在交叉性与当代女性主义方面，金伯莉·克伦肖的《交叉性：当代女性主义理论》提出了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概念，研究种族、性别、阶级等多重身份如何交叉影响个体的社会处境；阿曼达·洛萨诺的《新女性主义：当代女性主义与酷儿理论》探讨了21世纪女性主义在酷儿理论、多元性别文化中的发展；萨蒂·普兰的《网络女权主义》则研究了女性主义如何在网络空间中发展，以及数字时代的女性权利问题。

如果秦老师认为上述书籍大多是西方理论，与中国的社会背景不符，那么可以参考关于中国女性主义的研究，例如李银河的《半边天？——中国女性的现实与困境》，分析了中国女性在社会、经济、家庭中的现实问题；王政的《当代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了中国当代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涵盖了女权运动的不同流派；郑秉文的《性别与中国社会》探讨了中国社会中的性别结构与政策；吕频的《中国女权：历史与现实》讲述了中国女权运动的历史进程以及面临的挑战。

此外，我注意到，在秦老师的新书及讲座中，几乎没有涉及具体的田野调查。我并未看到秦老师针对“女性的处境”进行深入的实地观察或社会调查，甚至不清楚是否曾有此类研究。这可能是我的疏忽，也可能是秦老师在讨论女性议题时，缺乏对现实处境的真正观察和正视。学术研究不仅仅是逻辑推理和理论论证，更需要对现实社会的细致考察。如果仅仅依靠书面论述，而缺乏对当下社会真实情况的观察，就很容易导致研究脱离现实，流于抽象。就像一位数学家，如果从未计算过实际数据，仅凭理论推导来证明自己的数学公式是否成立，这显然是不够严谨的。同理，当我们谈论女性主义、谈论性别议题时，也应当建立在对现实的理解之上，而不仅仅是从已有的政治或历史论述中寻找印证自己的观点。或许有其他可能性，但无论如何，对现实的观察与理解，永远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如果秦老师确实做过田野调查，那我希望能够看到相关的研究资料；如果没有，那我也希望，在未来的讨论中，能有更多基于现实处境的观察，而不仅仅是理论层面的推演。

此致

没礼可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