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德慶 -- 在藝術的時間，做時間的藝術
自去年七月臺北市立美術館宣布由藝術家謝德慶代表台灣參加 2017威尼斯藝術雙年展後，藝術圈無一不引頸期盼更多展覽細節。而一向很少參加公開活動的謝德慶罕見地與策展人亞德里安．希斯菲爾德（Adrian Heathfield）在熱鬧的香港巴塞爾藝術博覽會期間進行了一場對談。這場由臺北市立美術館與香港藝術中心（Hong Kong Art Center）共同舉辦的展覽同名講座《做時間》（Doing Time）不僅是為了五月即將開幕的展覽暖身，也讓擠滿香港藝術中心的觀眾得以一窺這位宣稱自己已是「次等藝術家」的行為藝術先驅的風采。
謝德慶與他的藝術
謝德慶最著名的作品是五件各耗時一年完成的一年行為表演，包括「籠子」、「打卡」、「戶外」、「繩子」與「沒有藝術」，五月登場的《做時間》則是首度同時展出兩件一年行為表演作品：《一年行為表演1980-1981》「打卡」與《一年行為表演1981-1982》「戶外」。一向不善言辭的謝德慶在座談中直接播放這兩件作品中的影像，在「打卡」短短的六分鐘影片中，觀眾看到的是謝德慶站立在打卡鐘旁不斷上下晃動的身軀，身旁打卡鐘的指針飛速前進，頭髮迅速生長。藝術家一整年每個小時準點打卡，留下的8760幀無聲影格轉變為「一年」這個地球圍繞太陽旋轉一圈概念的見證。而由美國激浪派收藏大家希爾曼夫婦收藏的「戶外」則將近十年未曾公開展示。在該件作品開始前，謝德慶宣告自己在紐約街頭度過一年，不進入任何有遮蔽物的地方。影片中記錄著藝術家這一年的生活片段：並行在圍籬中不停吠叫的狗旁、哈德遜河畔旁的清洗、緩緩行走過威廉斯堡大橋，以及那最為戲劇化的一刻 -- 遭警察逮捕進入警局。這個意外事件讓謝德慶不得不違反自己的宣言在警察局度過了一晚，但諷刺的是，他同時也成為法官認證的「嚴肅的藝術家」。
這種矛盾在謝德慶的作品中隨處可見，如同策展人希斯菲爾德提問的：「倘若無法再現或是顯而易見，倘若作品不易察覺或判讀，倘若作品不是由宣稱自己是藝術家的人所創作，那這還是藝術嗎？」他認為謝德慶的「打卡」與「戶外」恰切地反映了人類生活在晚期資本主義下的現況，也激賞台灣選擇在世界充滿對移民與不同種族的歧視的現下，挑選了謝德慶這位自外於國界與藝術的流放者，肯定那些在不以國家作為界線，幾近一無所有的狀態中所創造出的價值。而謝德慶在腦海中規劃的回顧展也透過希斯菲爾德的述說逐漸浮現，五個相等大小的展廳展示了前五件一年行為表演所留下的文獻物件，展廳間的距離都精準的以創作間隔時間等比例呈現，在最後一個展示空間則是十三間等同大小的連續展廳，當中空無一物，只有在出口處掛著謝德慶完成十三年計畫時的聲明：「我讓自己活著」。
作品與檔案、藝術與次等藝術
精確地呈現時間與空間的關係以及機械般儀式化的紀錄機制都是謝德慶經過一番思考的視覺呈現。他提到其實在每件作品開始前，都會花一段時間進行實驗，就像太空人上太空前會在地面做一些測試一樣，如果實驗的成功率只有百分之三十或四十，不如預期，即使那個概念再好，他都不會去執行。而如果成功率有百分之七十，他就會放手一搏。像是在「打卡」這件作品中，他發現一般的鬧鐘無法讓他整點準時打卡，因此買了一個相當昂貴可以設置30秒提醒的手錶。而謝德慶也面臨到難以被叫醒的困境，展示當時設計出利用放大器將鬧鈴聲放大的裝置置於床頭的一張照片。策展人希斯菲爾德也笑說這是他第一次見到這個檔案，「謝德慶的文獻檔案是無窮盡的。」儘管謝德慶提到他像科學家愛迪生一樣進行實驗，但科學性並非是作品的重點，他希望作品呈現的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觀眾可以自由地思考與想像水面下的模樣。就像他的作品儘管是關於時間，關於他自己消耗時間的方法，但是他無法告訴觀眾要怎麼渡過時間。
既然展覽名稱叫做《做時間》，如何呈現時間這個抽象的概念也是多數觀眾的疑問。有觀眾好奇謝德慶怎麼看待「打卡」作品本身與影片中時間感的落差，謝德慶認為藝術作為一種形式並不是要給出一個確切的答案，即使時間本身，有時候也超出他的理解，他只能盡可能地去捕捉那種感覺。另一觀眾同時用中文與英文向謝德慶提問：「對於將行為本身轉化成為作品，你認為是加強還是減弱了作品對於時間的批判性？」謝德慶的回答令人玩味，「兩種語言我都聽不懂。」這種拒絕在策展人希斯菲爾德眼中，是藝術家對於想要保留作品開放性詮釋的一種表示，作品的批判性，對希斯菲爾德來說，就落在行為本身與檔案之間既矛盾又難以言明的地帶，更重要的是，謝德慶以一種帶著激情的紀律、責任與持之以恆，執行了表現時間這個幾近不可能的任務。
而一個人所能擁有的時間也就是一生，對於謝德慶而言，生活與藝術是難以分割的。在做完「繩子」這件作品後，他坦言接近一年都沒有任何想法，所以在最後一刻才開始「沒有藝術」這件作品。而在這之後，謝德慶意識到無法再回頭，在十三年計劃中，他曾經想要開車到阿拉斯加，完全消失於世人眼中，但在西雅圖待了半年之後，這個完全消失的概念變得不可行。「好像變的是為了藝術而藝術，而不是為了生活而藝術。」因此又回到了紐約。觀眾好奇他是否會公開這十三年間的創作，謝德慶不可置否，宣稱自己在這十三年中並未創作任何藝術品。策展人希斯菲爾德對此則是有不同的意見，「你要知道，對於謝德慶來說，創作作品代表完成它。」
既然生活與藝術難以分割，因此在生命終結之前，謝德慶說自己只能以「次等藝術家」的身份出現，展示那些行為作品所遺留下的，所謂「次等藝術品」的檔案紀錄，如同他在臺北記者會用台語所說，這都是「為了溫飽顧三餐」。不過代理謝德慶的 Sean Kelly 畫廊當然不會放過這個大好機會，在香港巴塞爾藝術博覽會展位推出謝德慶早年在台灣創作的《跳》（Jump）攝影輸出，總共 20 個版本。謝德慶一生的創作並不以數量取勝，與畫廊經紀作品的強烈企圖心形成對比。他巧妙地設計了十三年計畫讓自己從創作藝術這個命題中脫身，無論身在台北、紐約或是香港，謝德慶只是生活，只是渡過時間，就像在座談中幽默地用史努比的漫畫替自己現在的狀態下了註腳：生活自己改變。在高喊「藝術萬萬歲」的威尼斯雙年展中，《做時間》不但是謝德慶最強而有力的宣言，也象徵著台灣藝術圈對他遲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