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在歷史中的「派娜娜」──恐怖之中，看見每一個有血有肉的人

台灣歷經了數十年的威權統治，身為六年級生，很難忘卻小時候被大人叮嚀「不要亂說話，全家會沒命」的恐懼。猶記得小學時，每年舉行的「保密防諜」主題競賽，我幾乎是無役不與，作文比賽、演講比賽、漫畫比賽，「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年復一年。然而，真正恐怖的不是身邊有匪諜，而是「被誣衊為匪諜」。

派娜娜一生的悲苦，就是從這樣的恐怖開始。派娜娜原名高菊花，父親高一生是阿里山鄉長，鄒族文化菁英、音樂家，在白色恐怖中受難。高菊花是家中長女，父親被誣陷、槍決時，她已申請到哥倫比亞大學的獎學金，準備赴美深造。父親過世，她毅然決然放棄學業，扛起家計，到歌廳賣唱，養活10個兄弟姊妹。

然而，即使她在歌壇光芒四射，極具舞台魅力，名氣也很響亮，是當時歌壇唯一的拉丁舞曲天后，這麼優秀的人才卻因為背景不好，無法灌錄唱片留下作品，還被要求擔任滯台波蘭共產黨高層的性玩物，遊說對方「投奔自由」，否則就要奪走高家賴以維生的所有財產。

高菊花一生低調，因為家中背負著「共匪」的污名，國家特務機關要她做什麼、不准做什麼，她都只能乖乖照辦。而她的痛苦與忍耐，都不能對人言，只能靠喝酒排解。離開歌壇後，因為長期在工地做工造成矽肺病，在阿里山老家寂靜地走向生命的終點。

那樣的恐怖，至今仍在世界猖獗

野火樂集總監熊儒賢在阿里山收集鄒族歌謠時，意外結識了高菊花，為她的晚年留下許多珍貴的紀錄。這些拍攝片段匯集成章，於2月28日發行了《派娜娜》影音專輯，並於當日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舉行首映。筆者很榮幸參與盛會。派娜娜盛世留下的紀錄極少，但起碼在晚年留下了她親口陳述的回憶、她的歌聲、她的身姿面容，點點滴滴堆累起來，讓不同世代的人，一起見證派娜娜所經歷的一切。

「看見每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是我們面對歷史傷痕、面對災變，很重要的提醒。去年夏天以降，香港陷入修例風暴，幾乎每天都有傷亡，他們的名字被抹去，他們的傷亡原因不可提及，不可追究，最後，成了一個數字。我當時正在香港工作，每日假裝無事地上下班，身心卻被「不知何時會『被』消失」的恐懼吞噬。不只我個人的消失，讓家族親友受牽累而蒙難的可能性也如影隨形。我不敢在社交網路中陳述所見與所思，小時候在戒嚴時代感受到的種種如同夢魘，沒想到才安心不到20年，「你的生命不是你的，是國家的，隨時國家都可以拿走」的恐懼復又回歸。

一晚，我歇斯底里地跟香港朋友說：「我受不了，太恐怖了。」朋友問我：「你想到什麼？白色恐怖？台灣死多少人？」

不是人數的問題，死一個，跟死一萬個，都是不應發生的。而且，重點不是死幾個，而是國家如何利用恐懼操控人民。「免於恐懼的自由」是如此脆弱，我開始理解，原來自由、安寧與安全是短暫而稀有的，而且從來都是用鮮血和屍體鋪成，所以前人智者才會在沈痛的反思之後有此倡議。

正因為要守住自由，所以我們不能忘記

香港的年輕人在運動中吶喊：「我是不會怕的！」我陷入沉思。「害怕」不只是怕死，而是要先了解那個如同凌遲般屠戮一代又一代的、無形的恫嚇，會從人民身上拿走的是什麼。是無憂歡笑的權利，是思想的權利，是感受的權利，是追求自我實現的權利。你的家人、鄰人、朋友、同事，每一雙眼睛都可能在監視你，每一張嘴都可能會出賣你，不需要理由地污衊你。而你所愛的人，會因為你的緣故一輩子在苦難中煎熬。了解了這些，我們的勇敢才擁有堅實的理由。

派娜娜的故事不是個案，是整個威權時代的冰山一角。也有朋友問過我：「為什麼我們不能忘記？都過去了。」很簡單，如果我們不弄清究竟發生了哪些事，那樣的時代隨時會再度降臨，而屆時，我們在其中，一句話都不能說，什麼都不能留下，也不會有人知道我們遭遇了什麼。

我們不能忘記，我們必須知道。我們必須守住無數前人苦難換來的、珍貴的自由與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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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於天下雜誌獨立評論專欄「冷角落」 2020/0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