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愛發電】以母系社会为透镜，翻看父权话语（六）|听一听，停一停

2020 年 11 月 5 日

第六章

前几天，有人问我：既然拉康派认为神经症、精神病，不管哪种主体结构都有问题，为什么被关的是（发作了的）精神病？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从好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有许多“发作”是合法的、是符合我们的道德、价值观念的。比如小泽因为长头发，他的妈妈威胁他不剪头发要跳楼；他的爸爸因为一次偶然看见他头发没有扎起来，在大城市的街头当场崩溃，对他破口大骂；或者我们常常在微博中看到的，为了“孩子听话”把孩子送去网瘾学校电击的家长；以及无数的非常恐怖的家暴……这些都是非常疯狂的行为，但是因为家长教训孩子、丈夫打老婆，在我们的社会中是被当作合理的，就没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精神失常或者别的什么心理病。但实际上，依然可能是某种结症的爆发。

其次，有些心里的结会以身体的形式表达出来，比如有些过敏、头痛、失明、失聪、甚至癌症等等，都有可能是因为不同的心理上的原因。我们的无意识与身体是更近的，无意识也常以身体来表达。但这时候，大家就直接去治身体病了，而忽视了可能是压力过大或者心结难解。

以及一些情况，也是非常常见的。父母、家庭有问题，但由孩子表现出症状，看起来就像是孩子有病，实际上孩子是承担了整个家庭的病。比如有家暴的家庭；以名利为一切标准的、焦虑的家庭；父母哪一方有不可言说的创伤、没时间照看孩子的家庭等等。在 @一個人的社會这个项目里，其中一位余秋呈的合作对象宁静，就是一名留守儿童，在青少年时候遭遇的挫折中爆发了精神分裂。而我们的文化中，缺乏孩子的视角，缺乏对父母权力的挑战，缺乏对家庭内症状传递的知识，最后往往被关的就是孩子，而不是做家庭治疗。实际上父母的症结往往是极其严重的，但又因符合主流价值，便以弥散于日常又不被说的秘密的方式不断地在孩子的无意识中诉说。

在当下phallus中心的社会，通行的道德、法则，也是phallus中心的。也因此，很多的创伤被压抑到了无意识的层面。以及精神病比起神经症，更不符合phallus中心的道德标准、理性标准。那么，精神病就算是稳定的常态精神病主体，也常有不被“常人”接纳的症状，比如异装。

我们在前文提到，在婴儿初期，母亲的注视、名字的呼唤、对成长的期待，这三者稳定了一个主体。其间语言的使用，用语言将孩子包裹，以免受实在的冲击，则能使孩子进入象征界。而在拉康看来，精神病结构常常是缺失了其中的某样。比如名字与孩子没有真正的联系；或者怀孕的时候不被期盼着到来；母亲仅把孩子当作“自己的一块肉”，而不把孩子当作一个有自己未来的人等等。这些孩子最终难以顺利进入象征界，或者说，没有进入俄狄浦斯情结。

也因此，曾经很多精神分析师会认为神经症的结构才是“正常的”，应该要有“父亲的名字”、父亲的功能来让孩子与原初大他者拉开距离，不至于被彻底当作“妈妈身上的一块肉”。

进一步来说：父亲的功能意味着法则、限制、进入语言的世界（象征界）。象征的父亲是受尊敬的，也是限制性的，它会压抑孩子与母亲融合一起的愿望，限制孩子与母亲的连结，让孩子知道母亲不是万能的，分离孩子和母亲。接受与父姓相连的名字，孩子就能以语言与外部联系，将孩子编制入象征秩序。

在了解了一些当年的母系的摩梭社会的基本运作之后，我们可以说，摩梭并没有“父亲的功能”、“父亲的名字”一说，语言世界（象征界）的中心也不是phallus，并不通过欲望“父亲”来进入俄狄浦斯情结，由此我们可以确定摩梭没有神经症结构，那么，摩梭人就是精神病结构吗？或者换个视角来看，精神病结构是否过于泛化，将许多不同类型主体的可能都概括了进来？还是说，神经症结构是父权社会的必然，却不是人类社会的必然？或者如同坐标轴上的函数，直线的神经症是少数，而曲线的精神病是才是多数？精神分析对主体结构划分的模型，是不是过于局限了？

我们再重新回到主体精神稳定所需的几大条件：（婴儿初期）母亲的注视；名字的呼唤；对成长的期待；以及其间语言的使用，使孩子进入象征界。

这些条件，在摩梭文化里可以做得更好：母亲的注视，将让孩子进入镜像阶段，复数的摩梭妈妈们（不仅是现实的，也是象征的，都是复数）以及舅舅，能够让孩子离开二元母子融合的幻想；孩子的名字，则对应着主体无意识层面的主能指，由于男人也能做当家人，摩梭也不会给男孩取名叫“招妹”；母亲不是一无所有的，而更能对孩子放开手，期待孩子的成长，不分男女，把孩子当作人来看待，让ta可以在言说中存在，进入线性的时间序列。摩梭的害羞文化的禁忌以及其他社会秩序、礼仪，让孩子并不需要以父亲的名义，或者父亲的功能，也能进入象征秩序，成为社会的人。也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父亲的功能、phallus中心，依然可以有稳定的精神结构。父权，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我们已经知道，一个父权下的母亲比起母系社会的母亲，她是”什么都没有”的。她也缺乏社会的支持的，也就更容易将孩子当作自己绝对的附属物，施予彻底的控制。如果是生了女孩，也可能因为重男轻女而不给她属于自己的名字（比如“招弟”，显然与孩子本身无关，对她的期盼也如其名）。确实，在在精神分析的角度看，对孩子来说，有一个不被限制的万能母亲，有一种不被分离的母子关系中，孩子大概率会是精神病主体，再加上缺乏对孩子的理解、支持，压力大、成功学盛行，往往更令精神病主体走向彻底的崩溃。

摩梭母亲会是万能的吗？万能往往意味着单一，就如只有单数的神才是全知全能的，也才有单一继承人（the one）之争。但在摩梭，我们看到母亲却不是有吞噬性的大母神，而是代表着生命、繁衍产出的，能自在享受性与爱的复数的母亲们。同时，祖先、家屋的名字限制了母亲，使母亲也是“有限”的，终有一天要死亡。反观父权社会，父权是单一且无限的，生死都被摒除于日常之外。就算被儿子挑战，儿子也会成为新的单一的父亲。

我们已以phallus中心的语言作为媒介来认识、命名事物了。语言支配人的行动的能力比我们以为的要大得多，就如拉康所说；“语言切割身体”、“无意识被语言所结构”。Phallus中心的话语又催生了促进phallus中心的人们。

我们可以看一些关于语言塑造人的例子（详见下方视频）。有一个民族，他们说话的时候，只要涉及位置的，全部用东南西北来表示，包括左右。因此，这个民族的人就培养了非常强的方向感，无论他们在哪里，都能准确说出东西南北。

TED How language shapes the way we think

中文字幕版本：https://www.ted.com/talks/lera_boroditsky_how_language_shapes_the_way_we_think

我们回到汉文化里。在汉语中，“对”这个字以及其词组，结构了无意识层面的二元思维模式。如果是错的，就是“不对”，“对不上”、“对不起”，都意味着“错位”了，正确的才是“对”的。“对”是好的，那么“一对”就好过形单影只，也就难怪对鳏寡孤独者不能有放松自然的态度了。也是国人对单身很难放松、甚至愉快地接受的原因之一（对比，solo这个字多正面啊）。在被语言所结构的无意识层面上，即便这么小的一个字，我们就已难以摆脱这褒贬的影响。

类似“对”这个词的二元化的思维模式，在汉语中随处可见，如关于“里外”关系的二元模式，从家庭到国家都可以如此套用。如“阴阳”，“阳”所关联的词汇链条，都是正面的、男性的；“阴”则相反，是非人间的、令人不适的、女性的。二元关系的词还有君臣父子、男女尊卑、左右上下等等，这些词语都形成了主奴式的、如同心圆一般由内及外的、从君王开始一级接一级的链条二元上下等级关系。

这样的等级关系十分稳定，却没有让人能生活得更好，而是生活在另一种焦虑中。拉康曾从黑格尔（科耶夫研讨班）那里学习了主奴辩证法。显然，主人需要有奴隶在才能是个主人，是主人需要奴隶。拉康提出，由于这其中关系的不平等，主人无法把奴隶当作他人看待，也因此，主人是无法看见他自己的。没有他者的存在，人就无法知道自己是谁。在主奴关系中，奴隶并不作为他者、另一个人类存在，而仅仅是伺候主人的奴隶而已。也因此，主奴式的上下级关系链条，中心必然是空心化的。

这个处于中心的主人，还会发展一种话语、辞说，拉康称为“主人话语” （the discourse of the master）。这一辞说宣布了人们的位置，而自己则占据着真理的位置，填充着每个个体，以语言的形式结构人的无意识，令人们遵照它的指令行事。结合前面几章的内容，毫无疑问，phallus中心的话语、父权式的话语，便是我们如今社会的主人话语。这又回到了开头的问题：为什么被关起来的是精神病人？不幸的现实是，只要发作符合主人话语中所彰显的“真理”，便不会被当作异类来看，甚至能得到诸多支持。反而背弃“真理”的人，才是异类。想想在大城市之外，熟人社会里的不婚主义者生活会多么艰难。

无论是疯狂追捧成功学的人；还是不接受孩子单身而逼婚的人；还是让儿子女儿赶紧生娃的人，这林林总总对自己或他人的压迫的背后不仅是我们说的“主流观念”或“意识形态”，更是填塞到每个人身上、指挥人的行动的主人话语。凭着这填塞，人可以不必去面对自己、不必面对自己的命运，尤其对许多男性而言更是如此，父权的话语更加彻底地指挥了男性的身体，将其塞入无限长的主奴（父子）等级链条中。

更不幸的是，男性处在权力结构的中心，以及阳具自豪的光芒之下，这一处境不仅使他会以为自己的所思所想是万物尺度、是标杆；权力运作时自身的透明化（如白男就等于man这个词一样，其他人是女人或者有色人种。换句话说，在这话语里，白男是标准，没有性别、没有颜色）使得男性就如主奴辩证中的主人一样，陷入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境况。同时，主人话语的填塞好像麻药，可以使他尽可能无视这可悲的现实。这是为什么有些机构（美国）在做家暴男的工作时，光是让一个家暴男不提任何借口，而仅仅是描述时间地点事件（X时X地，我打了X）就要一组人花费好几个月才能做到。无论是家暴的男性；还是愤恨于女性的“高价”的男性；性骚扰、性侵女性的男性；或是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一书种所提到的：不能直接以第一人称讲述自己身体的男性；愤怒于女人不肯爱自己的无人气男；厌恶女强人的男性……这些男性常常因其不尊重女性而惹人恼怒，但他们自己也身处于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地狱之中，而不知晓自己所遭遇的暴力、操控究竟来自何方。女性由于处在父权社会的边缘，往往比男性更能看清权力结构的运作，父权使男性更难有自反能力（虽然男性更喜欢教导女性，而女性完全不知道自己所思所想所见的价值），即便他是个好人，但结构性的盲目力量强大。

精神病人所呼唤的理解、同性恋者所呼唤的理解，与女性所呼唤的是一致的。而承受着无论何种身份带来的遭遇的人，身上也都有主人话语的烙印、操控。它们或者以某种难以忍受的、折磨人的方式出现，更多是以某种美妙的、诱人的、舒服的方式出现……也是福柯所说的：法西斯主义最重要的堡垒是在每个人自己身上。我们要对抗我们身上那些话语对我们已然的切割、许诺的诱惑，就如“完美女人”这样的位置总在诱惑着女性；“好女孩”的标准看起来是那么安全可靠；“听父母的话”、“相夫教子”又有什么错呢？对于男性而言，更是如此。“阳刚男人”、“事业有成”、“妻妾成群”的诱惑总是巨大的，男性团体的兄弟会也似乎温暖如春。男性不似女人总受着存在危机的折磨，男性面对的是生存的紧张（阉割焦虑）、更大的诱惑、以及已被塑造的欲望。

这世界上大部分的权力，确实掌握在父权者手中，主人话语也强势得如日中天。可喜的是，福柯还为我们指明了一条路，一条对抗宰制性的话语的路。

在福柯这里，话语即话语权力。话语权力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下标签，第二步是空间配置。比如一个疯癫的人，在原始社会可能就是什么神婆祭司之类的，别人要把她请去神殿的，在现代就被鉴定为精神病，关病院里。那么，这种变化在福柯看来就是话语的变化：关于话语的知识改变了。无论哪个时代，总有一种知识占据宰制性的位置并自诩真理。福柯认为，不断地描述宰制性的知识如何如何地起作用，反而增强了它，不如直接发扬非宰制性的、局部的、当地的（local）知识来得更直接。

在一个医院里，医生的知识是被尊敬的、被看见的，护士的知识（包括经验、经历）则是被忽略的、局部的、local的知识。在家长制的社会，孩子的视角从不被重视，也没有话语权，家长也不会蹲下来看孩子。在父权社会，男性的经验是普遍的，而女性的人生、知识，则是隐蔽的。这也是为什么蹲下来看孩子；喊出破除月经羞耻；讲述女性故事；倾听家暴受害人的反复与撕扯如此重要的原因。

精神病人的世界也是如此。一位女性病友问我该不该去书写、讲述精神病人的家庭及其个人生活、历史。我说：太好了，特别该去做这件事，太重要了！现在社会中的精神病人，尤其是女性精神病，其遭遇、症状之复杂，恰恰映照了整个社会的历史、话语、权力结构如何击穿个人，扭结到了个人身上。

在这过程中，我们需要接受、面对现实已然如此的勇气，摆脱对蓝图的幻想和以“知识”分类人的标签，真正将自己投入对她人、对自己的生命历史的理解之中，去倾听、理解，并将其展现。

我们前文讲述了许多，已经足以让我们理解阿伦特所说的那句话：人无法回答自己是什么，却能回答“我是谁”；但如果没有他人在场，则永远无法回答“我是谁”。也因此，如果要倾听别人的遭遇，一定也要倾听和理解自己。虽然主人话语总以美妙真理的面貌在觊觎着我们每一刻的行动，我们只能谨记：不要被真理的光芒所蒙蔽，毕竟每个人能够有的只有“关于自己的真理”。一定要去听，不断地听，无论他人、自己。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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