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太平洋的閩粵堂鬥、抗戰與黑道

檳城大暴動

寶福社，在檳城的媽祖廟附近。馬來西亞的法律規定，一條街若有一種宗教建築，其他宗教的建築則不允許再建，而只在這條街上，目之所及有四五種信仰的建築共存。

寶福社看門的爺爺坐著泡茶，看著遠處的戲臺，偶爾用臺語和邊上的老人攀談兩句，聽到我用臺語詢問，他好奇的問我道，“聽妳口音，好像不是在地人，妳是怡保來的嗎？”怡保，位於馬來半島腹地，是客家人的聚集地，他們開發錫礦，燒制陶瓷，至今是馬來西亞錫器與瓷器的驕傲。

當他聽到一個福建人講福建話時，與當地口音略有差異，便懷疑眼前這位福建人，是否是附近地方的來客。

曾經，在19世紀下葉到二戰之前，許多個早晨，英殖民者看著報紙，密切關註荷蘭軍隊圍剿印尼的叛亂，海南傭人在旁操作著錫壺過濾咖啡，倒入瓷杯，給面包塗上黃油。

但客家人為什麽要進入陸地，海南人為什麽要當廚師和傭人，這和像檳城這樣商貿要地的閩粵戰鬥關繫密切。

南洋華人自移民開始，就不斷依靠信仰和宗親關繫建立一些組織，這些組織在19世紀中期發展為跨信仰與跨親緣的堂口，寶福社的前身建德堂是檳城最大的堂口。1841在檳城的一處崖洞下面(我有記錄這個崖洞，下次去看)，福建人邱先生與天地會南洋成員共同成立建德堂，他們歃血為盟，堂口兩次遷移，現在定格於媽祖廟邊上，二樓供奉著清水祖師，媽祖娘娘，這是閩南的信仰，而一樓則供奉著神農大帝，這是所有華人的最大信仰公約數。

堂口的存在，可以幫助和救濟落難的本省同胞，也可以武力自衛。在移民過程中，福建人逐漸呈現出控制商貿路線，碼頭船塢，漁港漁業的優勢，廣東人則要麽進入內陸開發城市貿易，要麽正面與福建人競爭。客家人則進入更深處去開發錫礦或尋找陶土，海南人憑借出色的廚藝深受英殖民者喜愛。

廣東人是最有實力與福建人正面競爭的族群，只不過在大航海時代中，這種競爭往往是依靠地下秩序進行的。福建人與廣東人常常在一些商行或碼頭爆發戰鬥，他們用著拿破侖戰爭時代的火槍，也在漁船或商船上架部前膛炮，通過線報得知競爭對手的必經之路，在海上襲擊，在路上偷襲，併趕在英國龍蝦兵趕到之前脫身而去，英軍渾身上下米色旗配色的軍裝紅白相間，像一只張牙舞爪的龍蝦，時人稱之為“龍蝦兵”。

經過30余年的大小沖突，到1876年時，閩粵兩幫已經水火不容，建德堂動員一仟余名閩人與粵幫一萬余人進行了有史以來最大的火拼，(老爺子口述，但據我查到的資料是7000余閩人對陣30000余粵人)，十天十夜席卷全城的街壘和巷戰，史稱檳城大暴動。這場戰鬥其實蓄謀已久，福建人本就控制著麻六甲海峽的軍火黑市，建德堂因此有充沛的火槍與彈藥，廣東人此前已經有段時間買不到武器了，是福建人對他們實行了武器禁運，甚至，福建人聯合了馬來人一起對付粵人，地位最為尷尬的是客家人。客家人是跨越省份建制的族群，他們少數選邊站，被稱為閩客，或者粵客，但終究是客，互不信任，骨肉相殘。更多客家人為避沖突只能進入內陸發展。

英軍在檳城本就空虛，只有一個六星菱形堡壘，幾百名駐軍和十幾門固定火炮，無力鎮壓，這座在星加坡與印度之間的腹島，哪個英帝國的印度洋總督會想到，如此大規模的軍火和民兵會突然在眼皮底下冒出來，緊急調派星加坡的駐軍乘船趕來，路途就花了7天。

英軍到達後，建德堂大佬邱先生很快出面，主動尋找英軍要求與粵人握手言和，既然閩人在殖民者這邊得到了支援，粵人便很快放棄戰鬥。這條老街的觀音廟裏，老人們還言之鑿鑿，閩人和粵人的大佬在哪張桌上終止了這場血腥暴力的幾萬人戰鬥。如今這座觀音廟，又被稱為合福廟，取和氣生福之意。紀念著1876年閩幫與粵幫在檳城大小士紳、英殖民官員與軍隊的見證下，用漢語、英文、臺語、粵語，討論了停止暴力，地下會社合法化。客家人也終於可以不用選邊站了。但明顯的閩人優勢還是形成了，在檳城的閩人併不怎麽會粵語，而粵人則基本會說臺語。

檳城大暴動後，英殖民者要求所有秘密會社必須註冊團體公開活動。就這樣，這群華人開始學習作為公開的社會組織進行活動，這在祖國是從未有過的體驗，民間組織可以在法律框架內活動，一切合法財產與行動受法律保護，他們繼續救濟著睏難同胞，繼續修建著華校，同時，也進行一些英殖民者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活動，比如20世紀頭10年，孫中山來此文宣革命，募集資金和軍火。合法化，是南洋華人現代化的一環，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建立了福建公司，作為實體經營資產，一百多年過去，社裏的固定資產有10家店鋪，現全部低價出租給睏難華人，房屋裝修缺乏資金，福建公司便嚮政府申請的“可負擔租屋計劃”，由政府出資裝修，而其他的資產據說更多，但我無從查詢。

日軍的閃電戰與海南雞飯

爺爺帶我走到一塊地磚邊上，手一掰就開了，爺爺說，旗幟就從這裏挖出來的。旗幟，是指建德堂一百多年前的各類戰鬥旌旗。1942年初，日軍在山下奉文大將的帶領下閃擊星加坡和馬來半島，因地制宜地用腳踏車大軍創造了德軍在歐洲用裝甲實現的閃電戰，英軍很快投降，可是南洋華人參與的抵抗運動卻風起雲湧，在密密的熱帶雨林中，無數遊擊隊神出鬼沒，地下會社的組織和規模也讓日軍膽戰心驚，侵略者開始搜捕華人，追溯參與抗日的證據，特別是和南洋機工有關的親友。抗戰爆發後，一群南洋華人回到祖國，開車，修車，開飛機，修飛機，甚至造螺絲刀，他們被稱為南洋機工。光在馬六甲，日軍就屠殺了1000余名南洋華人。在日軍登陸檳城時，建德堂把各種旗幟全部掩埋起來。

此時，隨著白人殖民者的倒臺，海南廚子也大量失業，他們走上街頭，賣起海南雞飯和海南咖啡，或者各種西餐。1942年中，馬來西亞淪陷不久，就立刻出現了全球第一家在政府（日軍治下的傀儡政府）造冊登記海南咖啡，檔案上寫著“瓊咖啡NO.1”。這種咖啡館往往是茶餐廳，同時兼容各種親戚朋友一起經營，茶餐廳作為售賣飲品主體的同時，各種海南雞飯、爪哇面、福建海鮮面的檔口也一併在茶餐廳經營，僅一個硬性規定，必須點一杯飲品，將吃與喝牢牢捆綁，是馬來西亞茶餐廳的經營之道，而那個坐在飲品櫃後臺的老闆，往往臉色平靜，穿金戴銀，目視前方，單是這個氣質都能傳達給人一種感覺——他從這每一個檔口，都要收一筆。

另一些海南廚子，把文昌雞、白切雞帶到了馬來半島，名為海南雞飯。併且在流佈過程中產生了不同的口味，例如曼谷海南雞飯比較熱衷於蓋飯，檳城海南雞飯熱衷於分例，馬六甲海南雞飯熱衷於飯團，連醬料亦有所區別，泰國海南雞飯的酸度要相對更高。時至今日，吉隆坡國際航空站的肯德基和泰國711，也有海南雞飯，顯然前者要更貴也更為好吃。而泰國據我所知最正宗的海南雞飯位於清邁三王紀念碑邊的發清雞飯，老爺子七十有幾，八歲左右時逢神州內戰，被父母從廣東省海南市抱到泰國，迄今自稱廣東海南人，美食界一直有關於泰國海南雞飯究竟自大陸直接發源還是自馬來間接發源兩個假說，發清雞飯便是直接發源的鐵證。馬來西亞與星加坡的政治間隙已漸漸紓解，而文旅界的間隙卻越擴越大，海南人為此貢獻頗多，因為馬新兩國都把海南雞飯列為“國菜”。

與日軍合謀的馬來西亞法西斯們曾有一句口號，馬來是馬來人的馬來，他們借此煽動對華人的仇恨，一位泰國貴族也寫過一篇文論，號稱華人是南洋猶太。而海南人的故事也可以告訴我們一個道理——馬來西亞的獨立，是全馬來西亞人的獨立。因為海南人既不需要做哪個殖民者的私人廚師或傭人，也不需要做哪個中央王朝的奴才，他們通過秀色可餐的奮鬥，掌握了四分之一馬來西亞人的胃。時至今日，海南雞飯成為一筆糊塗賬，大陸自媒體說不清楚，為什麽曾經的海南島沒有海南雞飯，也沒有海南咖啡，自媒體們只是把這當作一種國威遠播的證據，這分明是對南洋瓊人的褻瀆，因為抹去了血與淚的光榮與夢想是虛偽和殘忍的。

1945年(口述，此處待核對，因為是年日軍已撤出馬來西亞)，日軍開始在檳城搜查華人會社，建德堂將戰旗、虎旗，龍旗等各類旌旗掩埋於地下，現在，馬來西亞各處青天白日徽立於碑頂的華人抗日紀念碑有一百多處，2003古建修繕時，一百多年前的建德堂戰旗也被挖掘出來，重見天日。

馬來西亞原住民在密密的雨林中生生不息，曾經英殖民者視之為懶惰，這兩年的東南亞人類學學術熱點則是“土著懶惰的迷思”——他們併不懶惰，只是對於國家機器的命令不像華人和印度人那樣在意罷了，懶惰，僅僅是殖民者與服從者的迷思。

洪青兩幫在檳城

到了八九十年代，檳城仍是華人天下，馬來人寥寥無幾，彼時，開煮炒店的王哥仍然是洪幫的小弟，馬來西亞雖獨立三四十年，但警察還是穿著短褲，慢悠悠騎著腳踏車，一副英殖民地警察的裝扮與清閑。

那是東南亞經濟飛速發展的年代，亞洲四小龍崛起之時，黑社會爭權奪勢的美好時光，一個洪幫小弟，帶把左輪手槍是很正常的事，但開槍是罕見的，主要是收保護費，街頭砍殺，如此肆無忌憚的前提，是他們能搞到很多機車，而那群騎腳踏車的馬來西亞警察追不上他們，也不想追。

臺灣經濟是整個太平洋最為耀眼的明星，甚至因為被驅逐出聯合國，以至於敢做許多違反聯合國公約的行當，比如直接出售軍火給高棉軍隊，或者是統領海外華人的黑社會勢力，從那時起，王哥就知道一個道上規矩——洪幫成員代號阿公，青幫成員代號阿婆。

在檳城，洪幫以福建人為主，青幫則以廣東人為主，砍人前，大家用尋呼機或者機車挨個通知，代號是“某點某分，出來吃飯”。

如果是深仇大恨，就從泰國招募殺手，在就近鄰國中，泰國殺手質量上承，價格公道，按今天的匯率來說，只需要五六萬泰銖，也就是一萬多人民幣就可以殺一個人，他們殺完人往北進入宋卡半島密林中，回到泰國，那也是1942年日軍登陸的地方。

美好時光總是短暫的，隨著馬來人湧入檳城，在一繫列讓華人成為二等公民的政策面前，洪青之間的鬥爭似乎無關緊要了——馬來人可以無證在街頭擺攤，華人無證擺會被拆攤，馬來校有大量國家投資，華校要募捐，馬來警察隨意搜捕華人，每每要價1.5萬仙林保釋費（約4000多美元）。於是華人們開始悶頭賺錢，賺錢離開這裏，二等公民沒有希望。

王哥也是在這仟禧年後幾年入獄的，一天他正炒菜，警察上門拿出一張童年朋友的照片，問逃亡何處，他努力回憶了最後一次見他，是多年以前，兩人帶小弟們去收保護費，那是美好時光，馬來西亞被人叫亞洲四小龍、帶把左輪手槍肆無忌憚的時代……他說我很多年沒見過他了，接著他馬上被帶走，在警局他沒有任何解釋的機會，就投入監獄，在家人繳納保釋費後才出來。

現在他在經營一家煮炒店，不再去賭場，也不賣“那種東西”，有人問起，他就說自己是小弟。煮炒，是臺語烹飪的意思，是一個在描述一個人廚藝時才會用的專有名詞。每年過節，他的小弟們會魚貫而出，各家各戶收點保護費，這叫包店，一家店只能由一個幫派包，如果有人在被保護對象店裏鬧事，一個電話還是義不容辭。以他的店為例，一家小飯店大約一年繳納一箱價值200元人民幣嘉士伯啤酒就行，不是為了賺錢，而是宣示主權。出獄後，他不再打打殺殺，而是靠從前的人脈開家煮炒店，收保護費帶小弟打點小架，生意紅火，忙不過來，桌椅擺到街上，客人在路邊排隊，好景不長，馬來官員又盯上這條街，命令他把煮炒店的外擺桌椅全部收起來，他只能照做，然後看著馬來人的飯店外擺桌椅。如今生意寡淡，守店，與老友喝茶。

現在出面的情況很少了，除非小孩打架。小孩就是小弟，他覺得，所有的小弟都是自己的孩子。如果小孩和別人打架了，就要與對方大哥們坐在一起，討論是哪邊小弟不講理，人在社會混，挨打要立正，不佔理不僅要認錯，若事態較大，還要支付賠款。

那種洪青兩幫在日本街砍得血雨腥風的美好時代已經很遠了。

“不論如何，顯示我站在這裏很重要。”他說，“所以每年竹聯幫的大會，檳城飛去臺灣，十個代錶，我是其一。”

提示：本文僅為個人淺行馬來西亞口述史之寫作，深知不足之處繁多，請多指教、批評，以進我改正之，完成之，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