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錄《烈火黑潮》台港同盟：從平行到共享命運

台港同盟：從平行到共享命運

李雪莉──文

台灣與香港相距僅有七百公里，但直到二○一九年，在中國因素的巨大壓迫下，兩地人們的情感與命運才緊密交會。

從最高層級的、總統蔡英文承諾的人道援助，到台灣民間組織與教會伸出援手，陸續為來台避難的港人提供法律和經濟援助；台灣的上班族與學生們，緊盯著理工大學和中文大學的抗爭現場直播，徹夜未眠；大學校園或咖啡沙龍裡與反送中相關的活動、社運人士與前線記者的演講，場場爆滿；台灣的中學生也關注香港動態，在週記裡頻頻以「最重要的國際大事」書寫香港；台灣人臉書也紛紛換上「爆眼少女」、「五花瓣黑洋紫荊旗」的頭貼；近日更迎來許多開始思考投資移民台灣的港人。

一直以來，台灣與香港像在一個經濟宇宙裡競賽的兩條平行線，從一九六○年到一九九○年間，被放置在「亞洲四小龍」東亞迅速發展的經驗框架裡，理解彼此；一九九○年前後，台灣汲取著港劇、港星等流行文化的養分，認識這個輝煌多變的城市；而再之後，我們則進一步理解政治下從英殖民轉殖到中國的香港。

多數台灣人到過去半年才密集關注香港的命運，但台港之間的平行線早在近年漸漸靠攏。從香港的民調研究裡，看得到香港近年對台灣的關注，以及香港人對台灣和中國間的詮釋，出現不同於以往的觀點。

一九九三年開始，「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1]團隊就開始在香港對台灣進行四個問題的民意調查，分別是：「是否贊成台灣獨立」、「有無信心大陸同台灣終能統一」、「一國兩制是否適用於台灣」、「是否贊成台灣重新加入聯合國」。若把歷經二十六年的民調攤開來看其趨勢變化，會看到港人對台灣獨立的支持站上歷史新高，對一國兩制不適用台灣，以及兩岸統一沒信心的比例，也是歷史最高點。

原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香港大學榮譽講師的鍾庭耀表示，一九九三年開啟「台灣系列」的四個民調提問，是基於一個大中華區的概念，針對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做分析。

如果從「贊不贊成台灣獨立」的提問來瞭解港人意向，可以發現，香港在九七移交後，從兩千年到二○○八年，贊成台灣獨立的比例只有十到二十個百分點，但從二○一○年後贊成台灣獨立的比例開始往上走，到二○一九年最新民調是百分之四三．七；而反對台灣獨立的比例則從二○○八年前後的最高點百分之八十二降到百分之四四．一，贊成與反對的人數比相當接近。

二○○八年認同大翻轉

「香港民意研究所」數據科學經理戴捷輝二○○八年起執行此計劃十一年，他觀察到港人對台獨的看法在過去二十六年呈現一個「Ｕ」型。一九九三年還有近百分之三十的港人贊成台灣獨立，但愈接近九七年移交中國，港人對台獨的支持度則往下走。

同樣以民調見長的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認為，「任何一個地方想獨立，坦白講關香港什麼事，是吧？它要獨立或不要獨立，本來就不是香港人要考慮的事。但一九九三年開始對台獨的看法是一路下降，那是因為從九三年開始一直到回歸之後，香港人在看這些問題的時候，尤其在看台灣的問題，是從整個中國的框架去看。」

從中國的框架下，港人在「一國兩制是否適用台灣」及「是否贊成台灣重新入聯」的議題上，和「是否支持台灣獨立」的想法上，有十分相似的走勢。民意顯示，二○○八年是重要的分水嶺。

一九九八年，認為「一國兩制適用於台灣」的比例，首次超越「不適用」；二○○八年港人的態度開始反轉，當時認為一國兩制適用的比例高達百分之六十．六，但接著快速下滑，二○一九年來到最低點百分之二七．二，而認為一國兩制不適用於台灣的比例，也在二○一九年來到最高點百分之六三．二。

至於是否贊成台灣重新入聯，二○○七年是反對的最高點，達百分之六六．九，贊成的最高點則是二○一八年下半年（百分之五十九），其次是二○一九年的百分之五七．二。而二十六年來持續的民調裡，對於「有無信心台灣和大陸終能統一」的問題裡，二○○九年信心最高點（百分之五九．五），但二○一九年來到沒信心的最高點（百分之六四．九），相較下有信心的不到三成。

二○○八年做為一個香港對台灣圖像理解的轉折點，香港人對中國人的認同感有個巧合的變化。一九九七年到二○○八年，香港人對中國認同是直線上升，而後在○八年後下降。那一年，雖有北京奧運拉高了中國的國族意識，但那一年出現汶川地震，爆發了豆腐渣工程，還有中國各地的毒奶粉和環境汙染等事件。

李立峯指出：「○八年之前，大家平時看看新聞，不會看得特別深入或特別多。○八年因為那幾件事，大家突然之間對中國大陸關心，尤其是年輕人拿到很多資訊，對中國大陸非常非常矛盾的資訊，一方面你看京奧好像很厲害，好像發展得很成功，非常繁榮，但另外一方面，地震本身是天災，跟地震裡面所出來的貪汙，還有毒奶事件裡沒有良知的商人。通過○八年，港人突然發現，那裡原來是這樣的一個地方。」

中港融合的效應在○八年後出現非常負面的影響，遠遠超過○八年之前，自由行和高房價給香港帶來的影響。

香港人的政治身分認同變化的分水嶺就落在二○○八年。

香港民意研究所從一九九七年開始調查港人認同至今，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在二○○八年達百分之三八．六的高峰，當時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比例歷史新低，只有百分之十八．一[2]。但○八年後，香港人的「中國人認同」和「香港人認同」開始反轉，二○一九年最新數據，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出現移交以來最高峰，百分之五二．九，而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來到歷史新低點的百分之十．九。

台港心理鏡像間的互依

就像「鏡像」原理，港人在自我政治身分認同的變化中，投射台灣處境，兩方都在凝視自我與回望彼此時，看見兩地與中國命運的交纏。

長期關注中港台政治體制，最早提出「中國因素」概念的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吳介民認為，港台在過去五年呈現同樣的情緒結構，都在抵抗中國因素的入侵，「香港為什麼關心台灣被親中的候選人拿走？因為一拿走，香港就被捏死了；港台間的心理狀態是沒有時差地以光速進行。就像照鏡子裡的自己一樣。」

吳介民以兩個相同分子式但有不同結構的「同分異構」（isomorphism），解釋台港間的糾纏。他說，台港是不同的殖民脈絡與選舉脈絡，但近年在政治身分認同上卻轉趨相近，開始尋找本土的身分認同。

從政大選舉研究中心歷年執行的民調──台灣民眾的自我認同趨勢分佈──來看，在台灣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也在二○○八年後，前總統馬英九任期內，從百分之四八．四持續一路快速上升，到二○一四年達最高點百分之六十．六，二○一九年則為百分之五六．九；但「中國人」認同快速下降，目前只有百分之三．六。

台港間是否因而出現一種「反抗者同盟」，基於對民主、法治、人權的基本公民價值走在一起，而形成對中國的反抗隊伍？

吳介民認為，在中國入侵的前提下，香港是前線，台灣是香港的腹地，的確有唇齒相依的命運；但台灣還是實質獨立的國家，而香港是中國主權的特區，香港人即便想「脫中」（脫離中國），也沒有像台灣的政治條件。

但港人已透過這次反送中運動，意識到中共目前對港的治理方式，與港人意識和香港價值有極大的落差。

只是，「我是香港人」的認同，究竟是一種公民意識取向，又或是國族認同取向？

戴捷輝認為，「香港人」是個在變動的概念。過去香港是七百五十萬居住在港島和九龍土地上的人，但在反送中運動後的香港已不同，「香港是否一定得在一國兩制下存在？已有少部分人在討論港獨，有人建議成立城邦，甚至有人想買島把香港搬到另一處的概念，原來那個對香港很實體的想法突然變得有各種可能。」

沒有人能預測香港強烈的本土身分認同會怎麼帶港人走下去，但這條認同之路已是不可逆的趨勢。

到二○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為止，香港反送中運動參與者中，有六千一百零五人遭警方逮捕；在九百七十八位遭到起訴的人裡，有五百一十七人被以「暴動罪」起訴、一百二十二人被控「持有攻擊性武器」，其中暴動罪的刑期最高可達十年。香港在歷史上創造了年輕的政治犯，也出現跨世代感受到城市戰火的市民。這群港人對中國的認同更低，甚至會持續在各處反抗中共。

主流的香港仍是一個重視經濟、強調穩定發展的城邦，但經歷這場戰役，香港人已長出自己豐厚的港人意識，是個關於民主、人權、政府治理方式的正當和合理性的想像，也是一種香港人共同體的想像。此刻的香港在快速變動和摸索中。

[1]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在2019年年中從港大獨立出來，目前以「香港民意研究所」持續運作。

[2] 除了「中國人」和「香港人」兩個選項，還有「中國的香港人」（2008年6月數字為29.2％）以及「香港的中國人」（2008年6月，數字為13.3％）兩個混合的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