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書第四題:如果我是賣火柴的小女孩
如果我真的像賣火柴的小女孩一樣,生活在極度貧困的環境之中,沒有人為我提供幫助,那麼,我不會有什麼夢想,也不會思考未來。因為此刻,我最重要的問題只有一個:我該怎麼撐過今天?
從安徒生的童話《賣火柴的小女孩》來看,小女孩的死亡幾乎是命運的必然。她生活在極度貧寒之中,孤立無援,被社會遺棄在冰天雪地的邊緣。這個故事不是奇幻的童話,而是一面殘酷的鏡子,映照出十九世紀社會的冷漠與不公。
對小女孩而言,「活下去」不僅是一個動詞,而是一種反覆挨餓、受凍、遭打的漫長折磨。即使她賣出很多火柴,最終也要回到那個充滿暴力與恐懼的家。日復一日,她只能穿行在街頭叫賣、祈求路人施捨。死去,對她來說,或許反而是一種解脫。
讓我們回到十九世紀的丹麥。當時的城市貧民被牢牢地鎖在社會底層,她沒有機會接受教育,無法獲得工作(她還只是個孩子),連基本溫飽都要靠兜售幾根火柴換取。即使是在基督教影響下的歐洲,人們把對天堂的想像寄託在死後,卻對眼前的苦難熟視無睹。她害怕回家,不是因為冷,而是因為挨打。可她沒有選擇,也沒有權利獲得法律的保護。
如果她想活下來,就只能寄希望於陌生人的善意。也許她會鼓起勇氣走進教堂、修道院或某個慈善機構,試圖博取神職人員的憐憫。如果她幸運,可能被收容進當時極其稀少的孤兒院。那裡條件惡劣、紀律嚴苛,但總比凍死街頭強。她或許會學會洗衣、縫紉、祈禱,也許還能認識幾個和她一樣被世界丟棄的女孩。
如果她能撐過幾年,掌握基本技能,將來也許可以在富人家做女僕,或到紡織廠工作。如果能存下一點工錢,也許能買一台舊縫紉機,開一間小小的裁縫鋪,為工人和寡婦做些平價衣服,偶爾還能免費補補破衣,回饋曾幫助過她的社會。那時候,如果她在街角看到另一個像當年的自己一樣顫抖的小女孩,她也許會輕聲問:「冷嗎?要不要來我這裡暖和一下?」
這是最溫柔也最渺茫的夢。
但如果我是她,而我活在今天,會有更多可能嗎?
如果我生活在現代社會,我或許可以偷走父親的手機,悄悄連上商場的Wi-Fi,看見這個世界的另一種存在。或許我會刷到一些無家可歸者拍的短視頻,或是誰在網上發帖教人如何逃離暴力的家。我會看到有人留言說:去報警、找社工,他們會幫你。然後我可能會鼓起勇氣,走進派出所或者打電話求助——如果我在丹麥,或許真有一線希望。
但如果我是生活在中國的一個女孩,事情可能就不那麼簡單了。
當我試著報案,警察可能把這件事當作「家庭糾紛」,要我回家「解決矛盾」;當我找社工,對方也許會說我「不屬於這個轄區」;如果我沒有戶口,想進孤兒院幾乎不可能;如果我逃家,有可能被當作「問題青少年」抓進少管所。法律的門檻太高,制度的裂縫太深,沒有人願意為一個沒有背景、沒有證件、沒有聲音的孩子打開門。
但我還是會想活下去。
我會在網路上找尋「地下互助組織」,那些由逃家少年、邊緣人與願意陪伴他們的大人組成的小小避風港。也許我可以匿名發帖、拍視頻,讓世界聽見我。我可能獲得一些捐助,或者至少,有人願意告訴我下一步該怎麼辦。
我可能會住進某個廢棄廠房改建的臨時庇護所,幫忙打掃、做飯、換食宿。我會學習怎麼在城市裡生存:回收瓶罐、洗碗、送外賣、避開驅趕,還可能學會用手機簡單剪輯視頻,在TikTok、小紅書上講述自己的故事。日子不容易,但我開始理解一件事:不是每個人都會幫我,但總有人不會袖手旁觀。
真正讓我自立的關鍵,不是一次性的援助,而是我慢慢擁有了三樣東西:
一項能養活自己的技能;
一個不再自我否定的身份;
一段被人尊重與理解的經歷。
當我擁有這些,我就不再只是活著,而是開始為自己、也為他人創造一些價值。
如果我能走到那一步,我就想回過頭去幫助那些像我一樣的孩子。我可以教他們怎麼在城市裡活下去,怎麼避開陷阱,怎麼辨識善意;我可以在社群裡回覆他們的留言,整理二手物資,送去帳篷與熱水;等我年齡再大一點,我也許會去洗碗、縫紉、送外賣、修手機,不是因為這是我唯一能做的,而是因為我選擇不再讓自己消失。
這些路都很窄,但它們都是活著的路。只要還活著,就總有一點點光能穿過裂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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