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节 致敬女性行动者
三八妇女节的初衷，是纪念一百多年前女权运动先驱们，为争取平等劳工权和参政权的斗争与牺牲，并向所有女权行动者勇敢、坚韧地追寻自由与平等致敬。
中国的女性行动者反抗父权与威权，也同时遭受着二者的双重压迫。时值三八妇女节，《新新闻》X低音梳理在过去五年里行动与发声，并遭到官方打压的十位中国女性运动者/运动群体。
黄雪琴
黄雪琴，独立记者、女权运动者、公民行动者，2021年被刑拘，2024年6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五年。
2018年，黄雪琴报道“北航教授陈小武性侵女学生”一案，与当事幸存者们一起，开启了中国的#MeToo运动，并持续支持多位性骚扰幸存者。同年，她发布了《中国女记者职场性骚扰状况调查报告》，以400多位受访女记者的经历呈现“发声者的失语时刻”。
黄雪琴被媒体贴上“#MeToo Journalist”的标签，直到起诉书公布后，更多人才知晓她默默耕耘的公民行动。
在中国政府系统性打压NGO的背景下，黄雪琴仍努力重建公民空间。“动态清零”期间，她与友人、职业病权益倡导者王建兵一起，在家里办聚会、邀请同温层的伙伴们一起谈论公共事件、分享人生和工作中的困惑、互相提供心理支持，以温和的社群活动重建公民网络。
黄雪琴常在社群活动中讨论女性在社会运动中的处境，倡导从性别视角，更加平等地看到运动中所有人的付出。由于公民运动中女性常被视为行动者丈夫的陪衬，或被赞美“为夫牺牲的伟大妻子”，她时常反思：“我们究竟要什么样的运动？”
她还主办了公民教育“十堂课”，除了女权主义理论，还教行动者如何面对破碎的原生家庭关系、如何处理公权力暴力带来的创伤，以及在对社会和运动失望时，如何回顾自身生命历程，找到坚持往前走的源动力。
黄雪琴温和又正面地对抗着公权力。在2020年因记录香港反修例游行而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时，她为了抗议装在单元楼下监视她的摄像头，每天出门遛狗都去摄像头下举牌“非法安装摄像头，要求信息公开”；她在摄像头下唱了首“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还准备去读《1984》；警察约谈时，她手抄了《个人信息保护法案》，要求提供安装摄像头的手续程序、购置费用等。第二天，摄像头被拆了。她在社交帐号上记录了这件事，标签是“#抗争有用”。
2021年9月19日，黄雪琴踏上飞往英国留学的航班的前夜，被广州警方从家中带走，至今已失去自由1267天。
“你要关我几年就关了，我会很痛苦、很愤怒、很难受，但是可能就是我要付出的历史的代价”，黄雪琴被捕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只能说我想守住自己想守住的东西，这些价值感的东西对我而言更加重要。”
*点击查看《新新闻》和端传媒此前报道：
《雪饼案”煽动颠覆判监，声援友人：延续其行动，中国的公民社会就没有被消灭》
李翘楚
李翘楚，公民抗争者、社会工作者、女权运动者，2020年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释放后次年被刑拘，2024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三年八个月。
2017年，北京“清退”外来务工者，李翘楚联合志愿者与记者住进租户的家里，帮助抵抗暴力拆迁。她将清退现场情况和被驱逐者求助信息，整合发到网上，帮他们寻找临时住处，成为“北京切除”事件的重要一手记录。
同时，李翘楚也投身于#MeToo及其他争取平等权利的个案中。她和朋友为跳楼自杀的武汉理工大学学生陶崇园筹集律师费，去武汉安抚陶崇园的姐姐；原北京大学教授沈阳性侵事件曝光后，她呼吁北大信息公开，声援被约谈的学生。
公民运动圈厌女文化和性骚扰事件并不少见，李翘楚曾批判男性运动者“不愿意承认女性在公共领域的贡献，普遍地强化了她们的从属性和依附性”。她坚持，女性抗争者不要丧失自己的话语和主体性，并要同时“反抗极权和男权”。
2019年，“厦门聚会案”中，十余名律师和公民行动者被传唤或拘留，包括李翘楚的伴侣、公民运动者许志永，而她也因此被带走。取保候审后，她以“越公开、越安全”的抗争策略，披露自己在指定监居期间，被警察持续骚扰和恐吓细节，并控诉许志永等公民抗争者在羁押期间遭受的非人道待遇。随后，她被警方再次带走。
“国保（公安警察的一个警种，全称“国内安全保卫”，先更名“政治安全保卫”）们当然知道如何加重我的恐惧感，恐惧感越大，便越能控制我”，她在取保后的短暂自由时光里写道，“在我鼓起勇气说出真相的那一刻，国保们努力创造的屈辱感、恐惧感便被轻易打破了。”
羁押期间，警方试图通过拒绝提供抗抑郁药物、或调整用药，使李翘楚精神状态恶化、幻听加重，但她从未停止争取药物治疗权益。
“创伤和感受也是一种历史证言，是国家暴力的见证。”她后来写道。
2024年8月3日，李翘楚出狱。她发推称，“我依然在坚守良知，我和许志永仍然需要大家的持续关注，让我们免于恐惧地活在这个国度。”
*点击查看端传媒此前报道：《女性抗争者李翘楚： “我有英雄情结，但我幻想的英雄是我自己”》
张展
张展，独立记者、人权运动者，2020年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四年，2024年释放后，因声援异见者再次被逮捕。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张展以公民记者的身份前往武汉，抓住短暂的审查窗口期，记录封城中的荒谬现实，质疑政府掩盖信息、应急迟缓，揭露官方喉舌的虚假宣传。她把视频发到YouTube和Twitter上，试图让更多人能够不经审查地了解武汉的真实情况。
她穿梭在武昌火车站、雷神山医院、华南海鲜市场，镜头记录下医院走廊里躺在折叠床上的病人、被铁栅栏层层封锁的小区里领不到生活物资的居民、无人搀扶而倒在道旁的路人、饿死家中而被消毒车上门清理的小狗。
2020年5月14日，张展被上海警方跨省抓捕。羁押期间，她以长期绝食抗议不公审判，随后遭受鼻饲强制灌食等非人道待遇。她的身体变得非常虚弱，需坐轮椅出席庭审。
国际人权组织多次为张展发声。无国界记者组织（RSF）和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数次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张展，要求中国政府保障张展的基本人权，并对她的健康状况表示严重关切。
前往武汉独立报道前，张展已经多次参与公民抗争行动。2015年，她联署反对打压律师言论自由的新修版《律师执业管理办法》。2019年，她声援香港反修例运动，在上海的街头举起一把大伞，写着“结束社会主义，共产党下台”，随后被拘留两个月。
2024年5月13日，张展刑满释放，但因声援异见者，不久再次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逮捕，目前被羁押在浦东新区看守所。媒体报道称，该案可能近期开庭审理，检方在起诉书中建议量刑四至五年。
张展在武汉发布的最后一条视频中，记录了她和武汉失业农民工聊天的经过，她也反思自己做的事情是否有意义。
“其实今天我很纠结，不知道该说什么”，她说，“但是这些人、这些事情，总可以推动我从一种绝望和恐惧之中往前再进一步，或者说是去关注他们，为他们再说一点点话。”
*点击查看“低音”此前播客：《拒绝遗忘｜公民记者张展》
曾雨璇
曾雨璇，政治行动者，2023年六四前夕，因计划在香港铜锣湾展示“国殇之柱”直幡，被警方拘捕，后被以“煽动罪”判刑六个月，成为香港首位被判“煽动罪”的“港漂”，刑满释放后被遣返至中国大陆，失联至今。
2023年5月，曾雨璇联系六四民运人士周锋锁，请对方协助将“国殇之柱”九米巨幅纪念海报寄送香港，用于六四活动。然而，消息于行动前泄漏，曾雨璇于6月2日被拘捕，后被香港警方国安处控“企图作出或准备作出一项或多项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判处六个月刑期。
在香港罗湖惩教所服刑期间，曾雨璇多次被关入“水饭房”，被单独关押，每天只有一个小时可以在天台活动。
2023年10月12日，曾雨璇本应被刑满释放，但她的妈妈和朋友们却未见她走出惩教所的大门。香港政府回应称，曾雨璇已被以“不受欢迎人物”的条款遣返至内地。此后，曾雨璇和其母亲均与外界失去联络。
六四行动前，曾雨璇也多次参与政治行动。“白纸运动”期间，她于维多利亚公园举起白纸，抗议“动态清零”政策；李文亮医生逝世三周年之际，她点蜡烛、写悼念卡片，和友人举着“不能 不明白”的标语。她去旁听了香港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的几乎每一次庭审，也在铜锣湾摆着逝者素描、蜡烛和白花，悼念香港“七一刺警案”中身亡的抗议者梁健辉。
这些行动让她处于香港警方的监视中。中国公安同时骚扰其父母，迫使其到香港劝女儿停止抗争。
曾雨璇于2022年秋季前往香港中文大学攻读法律博士。生活中，她爱看港剧、听粤语歌、能写工整的繁体字、喜欢探索香港大街小巷的美食。她的社媒主页简介至今还写着粤语歌《双城记》的歌词：“白色恐怖最怕光明正大，就看谁更快崩塌。”
在法院提讯中，曾雨璇带着眼镜、扎着马尾、穿着印有小熊维尼举着白纸的黑色卫衣。散庭时，她向旁听人士挥手，并在步入羁留室前，高举拳头。
*点击查看“低音”此前报道：《谁是曾雨璇？》
施明磊
施明磊，公民行动者，女性抗争者，流亡美国后努力重建日常。
施明磊的丈夫程渊是公益组织“长沙富能”联合创始人，2019年被刑拘，后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五年，被称为“长沙公益仨”案。抓捕当日，施明磊也被戴上黑头套架着离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接受审讯超过20小时，后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解除刑事强制措施后，施明磊开始频繁对外发声，接受媒体采访、与外国外交官见面，并多次去国安局、看守所、检察院、法院等机构举牌抗议。
2021年，施明磊感受到自己被捕风险变得现实，担心女儿未来的生活。在长期高度精神紧张的崩溃边缘，她决定带女儿远走美国。
刚到美国时，施明磊仍然难以回归正常生活：不愿告诉陌生人名字、更不会分享自己的故事，也想不和华人社群有任何来往。她曾加入当地华人教会，有些教友习惯用微信，说了句“只有反政府的人才会被监控”，便引爆了她的情绪。
她努力逐渐建立生活日常：接送女儿上学放学，白天处理工作，晚上接受不同时区记者的采访；每周和教友们在社区湖边散步；为抵抗心理创伤，练习在公园观察每棵树的树干和树枝，专注“此刻，此地”。
“作为一个母亲，我的首要任务是让我的孩子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施明磊说，“每次看到我女儿自由自在玩耍，见到警察再也不畏惧的时候，我知道我做了正确的决定。”
施明磊的抗争也并未停止。2022年7月，她与人权律师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共同参加“709律师大抓捕”七周年纪念活动，合写英文演讲稿，甚至找美国朋友录音以练习发音和断句。同年十月，她在联合国总部前举起程渊照片呼吁释放，并发起联署行动抵制美沃奇公司使用中国监狱强迫劳动产品。
她努力平衡着政治犯家属、母亲、职业女性多重角色，以更自由、更持久、更有主体性的方式抗争。
2024年7月21日，程渊获释。“他非常希望能够尽快跟我们及（其他）家人重建关系。”施明磊接受采访说。
*点击查看端传媒此前报道：《施明磊的海外流亡生活：重建日常，以更自由的姿态去抗争》
陈紫娟
陈紫娟，公民行动者，女性抗争者。
陈紫娟的丈夫维权律师常玮平，曾代理多起反歧视公益案件，因2019年“厦门聚会案”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后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三年半。
陈紫娟被国保（公安警察的一个警种，全称“国内安全保卫”，先更名“政治安全保卫”）多次约谈，对方先安抚她“相信国家”，后威胁她“丢工作”。陈紫娟惊慌害怕，但发觉对方的逻辑漏洞，便开始了“反骚扰”行动。
公安局领导主办常玮平的案子，表示会依法办事，希望建立良好沟通关系。陈紫娟一有空就给他发信息：常玮平的身体和精神怎么样？贵局对常玮平实施酷刑的办案人员查不查？他做的案子怎么危害国家了？问题太多太频繁，对方甚至以“开会”为由躲避，还一度把陈紫娟拉入黑名单，陈紫娟便打电话到公安局投诉。
“他们哄不了我，也吓不了我，如果我真的被失业了，那就专职给常玮平维权呗。”陈紫娟说。
2022年7月26日，得知丈夫案件开庭的消息后，陈紫娟带着八岁的儿子和六十多岁的母亲，从深圳千里奔赴陕西凤县，穿上精致的西装套裙，想要“体面地见证这个过程”。
然而，在凤县的高速路口，她突然被多辆警车和穿防护服的人员拦截，对方以“疫情防控”为由要求她原路返回，不断轮换着敲打车窗。陈紫娟坚持拒绝下车，拍摄记录被围困的过程。
僵持到第20小时，常玮平的庭审已经结束。陈紫娟突然打开车门，抱着为丈夫准备的香槟色玫瑰和向日葵，站在高速路上，让儿子录下她想对丈夫说的话：“常玮平，今天是你的受难日，也是你的荣耀日……我和孩子永远支持你，我们会等着你回家。”
2022年11月，陈紫娟带着孩子远赴美国。“我走的时候也有犹豫，就觉得好像要抛弃他一样”，她说，“但我在中国（很难为）他维权，还要考虑到孩子的将来，不得不离开。”
2024年7月8日，常玮平刑满释放，被限制出境两年。目前，陈紫娟和常玮平仍在争取家人团聚。
*点击查看端传媒此前报道：《陈紫娟千里“开庭记”：从深圳到凤县，去守候一位人权律师的庭审》
弦子
弦子，#MeToo运动者，女权行动者，“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是中国#MeToo运动最具有影响力的案件之一。
2018年7月26日，弦子公开指控央视主持人朱军四年前在化妆室对其性骚扰，警方对此不予立案，并向其父母施压。指控发布后，相关话题冲上热搜，随即被大规模删帖禁言。
2020年12月2日，“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案”一审首次开庭。近500名支持者站在海淀区法院，举着声援标语高喊：“我们一起向历史要答案！”期间，警察和便衣骚扰声援者，威胁“举牌是寻衅滋事”，但声援者们抓紧手中的标语，没有因害怕而离开。
入夜，网友们下单暖宝宝、手套、奶茶、麦当劳、烤冷面，源源不断地送到现场，所有外卖的收件人都是“弦子的朋友”。许多人感慨，“今夜我们不只是弦子的朋友，我们也是彼此的朋友。”
2021年9月15日，一审第二次开庭。大量警察布防、提前封路、拉起警戒线，并有不明身份人士冲散人群、打断弦子进入法庭前和支持者们的对话。虽然戒备森严，但仍有几十名支持者一直在法院外等候。
深夜十一点半，法院提前在微博宣布了审理结果，弦子败诉。半小时后，弦子来到法院附近的路口，面对支持者们，哽咽着说：“这已经是我三年全部的努力了，我觉得非常惭愧，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接下来的三年了。”很多人开始抽泣，大家安慰弦子：“没关系”、“你很棒”、“弦子我们爱你”。一位声援者说：“我们应该谢谢你，做了这样一次尝试，哪怕未来三年里很难再去公共发声，但所有的人不会都停下。”
庭审当晚，弦子发布长文声明称，法庭以“与性骚扰核心事实没有直接关联”为由，拒绝她申请调取性骚扰前后的央视走廊监控录像、以及警方威胁她父母的笔录。此外，法庭还否认曾经调取过性骚扰发生时弦子身穿的连衣裙。
多名律师和女权行动者分析，法院在拒绝调取有关证据的前提下，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决弦子败诉，该行为本身就涉嫌违法，通过践踏程序正义使得性骚扰无法被证明，更反应了司法和权力官官相护，对受害者联手打压。
2022年8月10日，该案二审开庭，当场宣判因证据不足维持原判。
“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暴露了法律和司法的系统性问题，引发公众对#MeToo运动、父权和威权的公共讨论，其影响远超案件败诉本身。女权行动者梁晓雯律师说：“弦子的案子是对中国法律体系的检验，而不是法律对米兔的检验。”
弦子通过其案件的影响力，成为了联结女性和同温层的纽带。她为性侵受害者找律师、社工、记者，为她们发声；在武汉新冠疫情爆发、河南郑州洪灾等公共危机中帮忙募资捐助。每次开庭，法院门前善意、守望相助、温和有力的抗争，让公民社会在美好的夜晚里短暂重现。
“#MeToo要改变的是法律、制度、社会、文化对女性的系统性压迫，注定是一场漫长的抗争”，女权行动者黄思敏律师接受采访说，“她们用自己的痛苦，不公正的经历，勇敢地言说，换来女性权益和性别平等的一点点进步，这些进步本身就是女性生活的血泪史。”
*点击查看“回声”、NGOCN和“女权之声”此前报道：
《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第二次庭审：一场“证据不足”的判决，一场被重兵把守的声援》
郭晶
郭晶，女权行动者、社工，著有《武汉封城日记》，用个人叙事构建新冠爆发和封城期间的公共记忆。
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郭晶在日记中写道：“药局开始控制进店的人数了，口罩和酒精都已经卖光，感冒药也在限购……有个中年女人拦住我，让我帮她买酒精，她的语气充满了急切，像是在乞求救命稻草。囤完食物后，我依然处于震惊中。今天路上的车辆和行人愈来愈少，一个城市就这样一下子停了下来。”
除了记录，郭晶还积极行动，关注弱势群体在封城中的生活，寻找可以切入的行动方式。她和伙伴们发起“反家暴小疫苗”活动，呼吁关注因封控在家而导致的家暴事件。
作为女权主义者，郭晶透过性别视角记录和写作。“个人即政治，虽然我的日记里写了很多个人的感受、小人物的挣扎和抗争，然而这些个人记录是具有公共性的，很多人都在其中找到共鸣，这是一种公共叙事。”她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
彼时尚未有“动态清零”政策，但郭晶已经注意到封城带来的人道灾难。她说：“我希望政策制定者不要一味地一刀切，而是应考虑到不同群体的需要。”她补充道：“对于个体而言，人始终都在寻找社会价值，（我们可以）用行动来消除巨大灾难带来的无力感。”
在写下《武汉封城日记》前，郭晶还是“074女性法律咨询热线”发起人之一，为受职场性别其实的女性提供帮助。她本人在求职中，被招聘企业以“岗位需要出差，仅限男性”为由拒绝，于是将其告上法院，并获胜诉，成为“浙江省性别歧视第一案”。
*点击查看《联合早报》此前访谈：《〈 武汉封城日记〉作者郭晶 用行动消除灾难带来的无力感》
白纸运动中的女性
一群在政治高压下建立公共空间，喜欢文学、电影、音乐，对社会和公义充满热忱的年轻女性，因愤怒于“动态清零”的人道灾难、以及官方对公民自由与女性权利的长期打压，在2022年冬天亮马桥的长夜里，意外成为“白纸运动”里崭新的一面。
2022年11月27日，北京亮马桥，人们带着白纸，如潮水般默契地聚在一起，为乌鲁木齐火灾遇难者悼念。大家在地上摆放鲜花、摘抄诗句、吟唱《送别》、高喊反对“动态清零”的口号，星星点点的手机闪光灯闪烁在亮马河畔。许多年轻女性的面庞涌现，包括后来被逮捕的曹芷馨、李元婧、翟登蕊、李思琪、杨柳、秦梓奕等20多人。
亮马桥之夜两天后，曹芷馨与至少五位朋友被警方传唤，次日释放。当大家以为官方的报复因“动态清零”结束而停止时，曹芷馨与至少八名朋友于12月下旬起被警方陆续逮捕，其中大部分人不久被取保候审，但曹芷馨、李元婧、翟登蕊、李思琪四人，却被检察院宣布批准逮捕，从“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变更为“涉嫌寻衅滋事罪”。
失去自由前，曹芷馨预感自己可能会“被消失”，提前录制视频，尖锐发问：“我们这些青年只是正常地悼念自己的同胞，为什么要付出被消失的代价？我们是谁不得不交差的任务？”
这些被捕的年轻女性有着相似的成长轨迹：中产阶级家庭，一路升学甚至去海外留学的“好学生”，关注女权、环境等社会公共议题，做电影放映、读书会，也常去live house、小酒馆、独立书店，带有一点“亚文化气质”的文艺女青年。虽然举办一些半地下活动，但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抗争经验。
警方将她们认定为白纸运动的“组织者”。审讯中，警方着重讯问她们是否是女权主义者、同性恋，是否受境外势力支持。
抓捕是悄然进行的。彼时中国正处于“突然放开”的混乱以及迎接后疫情时代的激动中，鲜有人知道这些年轻人正面临的恐惧。2023年1月13日，南京动物园给此前赞助认养小野猪的曹芷馨发了一条信息，问候她：“好久不见了！新年快乐！无论你身在何处，我祝愿你健康平安。”
被关押近四个月后，曹芷馨等四人于2023年4月被释放。
*点击查看端传媒和《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
In China, Young Women Become Accidental Symbols of Defiance
海外离散社群的女权行动
海外离散社群里，女性行动者以去中心化的方式，通过街头抗议、艺术创作、社群聚会等多元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
刘强东涉嫌性侵事件发生在美国，给了女权运动者更大的行动空间。2019年9月，女权行动者梁晓雯组织志愿者从不同城市赶往明尼苏达，在庭审前支持受害者Liu Jingyao。她们用一美元的桌布制作简易横幅，在法院门口举牌抗议。“这并不难，也没那么可怕”，梁晓雯说，她想打破留学生对街头运动的天然恐惧。
女权行动者也不惧与“小粉红”正面交锋。2023年8月，几名中国留学生把伦敦红砖巷涂鸦墙刷成白色，并喷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红色标语。当地中国女权社群“和姐妹们颠覆父权暴政”迅速反应，在“平等”旁写下“江山娇，你来月经吗？”；在“爱国”边写下“女人没有国家”；为“法治”系上拴住“铁链女”的铁链；在空白处写下“和姐妹一起颠覆国家政权，我很愉快！”一位行动者说：“那流淌且触目惊心的红色，给人以亿万女性血泪书写的心情。”
海外民运圈内的父权结构，导致性骚扰时常发生，而侵害者凭借自身的影响力，往往免受追责。近年来，一些女权行动者开始挑战这个现状。2024年3月，多名女权主义者抗议被指控性骚扰的人权律师滕彪参与日本明治大学研讨会。她们在会场外举牌示威、散发海报，并向主办方和滕彪发出质询。
女权运动也是整体性、交叉性的运动，许多行动者以性别立场进入中国民主自由的讨论，也去声援被其他不平等结构压迫的群体。
伦敦的女权主义者在六四集会中喊出“父权不死、极权不止”的口号，呼吁支持民运的同时关注性别议题；纽约的女权社群在法拉盛发起“华人支持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游说华人商铺张贴支持黑人运动的海报；在欧洲，许多以白纸运动为契机而形成的女权社群参与了支持乌克兰、巴勒斯坦的游行。
在海外实践女权行动并非易事，西方社会对中国和中国人的陌生、猎奇、甚至傲慢与刻板影响，移民对当地议程的不熟悉，中国官方如影随形的跨国镇压，均为持续或扩大行动带来多重障碍。此外，女权社群也并非铁板一块，各成员不同的政治光谱，导致部分活动无法以集体名义进行。
但行动者们仍努力“在困境与希望的夹缝中生猛生长”，在“借来的空间”开垦中国女权主义“飞地”，将无法在国内表达的声音带到海外。
*订正：原文写道“伦敦的女权行动者在六四游行中举起彩虹旗”，经查证后，应为“在六四集会中喊出‘父权不死、极权不止’的口号”，特此更正。《新新闻》对错误表示歉意。*点击查看“低音”相关文章：《中国女权主义者在海外： 借用别人的地方，说我们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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