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青年文人的正常死亡

“当锦衣卫脱掉锦衣时，他还是锦衣卫吗？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直到思绪被到访的锦衣卫打断。那已经是他们第三次上门拜访了。我不记得自己究竟犯过什么错误，可锦衣卫也不会无缘无故来找我。据说进了北镇抚司的诏狱意味着告别平庸，那里面的人要么是大奸大恶，要么有大才大智。可我究竟属于哪一种，鬼才知道。我只是一个遵纪守法的读书人，不知怎么就被锦衣卫给盯上了。”

以上的话翻译自我在伊利诺伊大学文学图书馆找到的一本书。几个月前，我在草坪上写博士论文时，看到脚边有一个红色的烟盒，正面画着两条腾空跃起的鱼，背面写着：吸烟有害健康，尽早戒烟也有害健康。我打开烟盒，发现里面有一锭银子和一张纸。顺着纸上的指示，我就找到了这本书，书名叫“一位青年文人的正常死亡”，作者署名：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我第一眼见到这本书时，它正孤零零躺在书架上，穿着一个考究的塑料套。书中，博尔赫斯说他在一名阿拉伯人那儿买了一本明朝人的自传，主人公叫郑惊蛰。郑惊蛰出身名门，身长八尺，形貌俊美，惊蛰出生，后被赐国姓，所以叫了这个名字。他自幼爱读书，擅绘画，通音律，正德三年中进士，后在家赋闲。大约在三十岁的时候，锦衣卫突然找上门来，说他违反了大明律，把他带进了诏狱。没过几天，他便身首异处了。博尔赫斯在结尾处写道，这本自传大概有一千字，每个字的字体和大小都不同。最诡异之处在于，如果这是一本自传，作者怎可能知道自己是如何死的？我不记得博尔赫斯的文集里有这一篇，这书上没有任何关于学校的标记。带着这些疑点，我把书本悄悄塞进了裤子里，带回了宿舍。

第二次读这本书的时候，它发生了一些变化。博尔赫斯写道，那本过了一夜后，内容比之前多了。在这多出来的部分里，郑惊蛰想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被抓。他曾经在教训晚辈的时候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不知道怎么的，这句话就传到了太监们那里。时任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心眼比鸡巴还小，于是就麻烦锦衣卫把惊蛰抓了起来，严加审讯。惊蛰承认他说过这句话，但并不是影射公公们。他觉得太监们好的很，达则奸妓天下，穷则独骟其身，什么皇帝都能伺候，什么案子都能侦破。正当太监们想从宽处理他的时候，新的证据又来了：除了嘴上没毛，郑惊蛰还说皇帝放权给宦官，图的是个六根清净。那时朝中当权的正好是六位公公，这可算捋了虎须了。惊蛰的双腿被打得皮开肉绽，最后直接承认自己想谋反，被一刀砍掉了头。

关于谋反的细节，惊蛰并没有仔细交代。待博尔赫斯再细看这本书的时候，它又有了一些变化。惊蛰说，他自己画的浮世绘在黑市上卖了一百两黄金，后来辗转送入了宫中。这个细节被印在了页脚的注释上，且和其他信息没有任何逻辑关系。也许，惊蛰就是想给五百年后的人们炫耀一下资产。

作为一名留美历史学博士生，我的身份非常尴尬。现在是2030年，中国学生申请美国大学政治系博士的难度和申请政治避难的差不多大。现在我正在聚精会神写一本书，叫做“集权作为方法——一部前现代国家的政治史”。我自认为这本书可以让我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地位。研究我这个课题的人很多，不过我自信可以另辟蹊径，变成像马基雅维利那样名垂青史的人。作为一个明智的准学者，我的论文都会有中英文两版，英文的负责发表，中文的负责传播，正所谓墙内开花墙外香。我爱我的学术作品，也爱我的国家，以及国家里那些可爱的人们。我希望有朝一日，这一对本不该成为矛盾的矛盾可以被调解。

在图书馆发现那样一本怪书实属新奇。所有进馆的书，都需要经过管理员的整理，盖上我们学校的章，贴上独特的二维码，可这本书没有。出于好奇，我又去了一次文学图书馆的三层。想不到这一次，三层的最东面是走廊，并没有书架。我连忙下到第一层，发现这偌大的一个藏书室竟然一本书或者一个人也没有，绿色的金属书架对称地排成阵列，把我困在中心。一眼望去，四周有的只是通向上下层的楼梯。我开始绝望地乱跑，幸好遇到了一个刚走下楼梯的白人。她金色的长发搭在胸前，衣服上印着一条蔚蓝色的闪闪发光的飞鱼。她说当初修藏书楼的时候，向下挖了五层，所以我们必须上到五楼才可以走出去。我总感觉有什么不对，却也不打算再说什么。她告诉我她是研究当代文学的博士，问我来这里干什么。我趁机告诉了她书本的秘密，并把她带回了宿舍。

美国人从塑料套里拿出了那本书。它看起来比之前新了好多，封面依旧写着：一位青年文人的正常死亡。这本书的后半部又有了变化：老博在后来的阅读中，看到惊蛰曾经频繁收到倭国密探的情报，然后和那边的武士一起走私了很多浮世绘。第一次接触到浮世绘，惊蛰就被其特有构图和配色吸引了，尤其是有趣的春宫图。画家为了画出那些动作，不得不对人体部位进行放缩。惊蛰觉得这种扭曲是对性与爱最好的诠释。后来他因为传播淫秽色情罪以及蛊惑青年罪被锦衣卫请走了。在审讯的时候，东厂的大领导面对着画中酥胸半露，春意盎然的妙龄少女，真叫一个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妒火中烧之后，他们一下子砍掉了惊蛰的头。

白人博士觉得这本书全然是在故弄玄虚。浮世绘大概兴起于江户时代，而从郑惊蛰之前的叙述来看，他出生在成化年间，死于正德年间，比浮世绘的兴起早了近一百年。

博士摇摇头，生气地走出屋门，留下了满屋的香气。我看着她远去的背影，暗骂博尔赫斯实在不给我争气。

一个周日的午后，我习惯性地读起了偷出来的文学作品。打开塑料套，我发现老博又多写了三个部分，一部分关于他的仕途，一部分关于惊蛰的艺术观，还有一部分讲的是审讯的详情。进士及第后，他在山东老家当了一年的小县令，能力颇强，很受上级赏识。可惜他不想再干下去了，就谎称父亲病故回家丁忧。两年多后，他又说母亲病故。上级开始担忧：照这样下去，惊蛰的全家都会死光，之后如若犯了大罪，诛九族的时候就没人可杀了。想明白，上级立刻放走了他。惊蛰回到京城，买了一个小院子，专心研究文学和书画。

对于艺术，郑惊蛰是这样说的：“万物皆可为审美对象，审美对象却有高低之分，这种“分别”建立在人们的基本认知范畴上，也就是，建立在人的理性基础上。作为艺术品的审美对象来自于创作者，创作者也一定是审美活动的主体，也就是接受者。有了这些前提，审美活动与艺术创作就可以在社会中流变，并形成特定的结构。作为创作者的接受者可以将自己的审美活动强加到接受自己艺术作品的接受者身上。对于那些低级的鉴赏者，高品级的艺术作品不会造成很剧烈的审美冲动，但是前文提到的社会构架会迫使低层次的艺术欣赏者承认高品级的艺术品。整个结构是可变但相对稳定的。高品级的艺术（很多情况下是严肃艺术）在这个结构中占据优势地位。创造出这些高阶层艺术品的天赋使得创作者们获得了别人无法享有的权力。意见与话语通过社会审美结构传输向下，权力通过社会审美结构汇集向上，形成了一种建立在审美上的集权。在艺术领域，集权不是手段，集权是目的，是所有严肃艺术家的宿命……”

大文豪博尔赫斯在叙述这一部分的时候，显现出一种不屑。不过我认为这部分还是有一定启发性的。众所周知，博尔赫斯描述的书一般都只存在于他的脑海中。他用逻辑雕刻着意识里的迷宫，在充满神秘的思辩中实现自己的审美诉求。不过我总是觉得这本书里面的郑惊蛰自传是确实存在于客观世界的，而且大明王朝也的确有那么一位人才，他在搞艺术之余还喜欢说说风凉话，以至于断送了性命。想到这些，我打开了电脑里的论文，把题目改成了“方法即目的——一部国家主义视野下的集权史”。

在接受审讯的时候，郑惊蛰说他的春宫图卖给的不是别人，正是当朝天子正德皇帝。皇帝把那副名为“鹊华好色图”的绝世之作挂在豹房粉屋屋顶的正中央。如果这间房子被保存到了今天，那惊蛰就会享有米开朗琪罗那样的盛名。每当和情人巫山云雨之时，皇帝都会盯着那画上细长的双腿和红润的脸颊，觉得自己离艺术更近了一步。

郑惊蛰还有一些秘密，不过博尔赫斯需要在恰当的时间才能看到，而我也得在恰当的时间从老博那里知晓。这个恰当的时间便是一年一度的布鲁姆日。那天，这本封面印着“一位青年文人的正常死亡”的书变厚了很多，里面多出来了不少受审的细节。作者署名也从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变成了钱宁，当时的锦衣卫指挥使。对于这件事情，有两种方法去理解：1、原作者的思维雕刻技艺已经炉火纯青，作品已然有自己的生命力，不再需要创作者的加成了；2、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卷详细的口供，与文学没有任何关联。

按照钱宁记录的口供来说，皇帝读了郑惊蛰写的文章，并召见了他。惊蛰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画一个茅房，听到圣上口谕后，他放下笔，嗅了嗅空气中不和谐的味道，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这是一个艺术匮乏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集权气息的时代。他对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充满了好奇，迫不及待想会会那个神秘而高贵的青年人。在惊蛰的印象里，正德皇帝应该穿着曹弗兴画的衣服，挂着吴道子画的丝带，戴着克利姆特画的头冠，领着弗朗索瓦布歇画的小侍女，出现在黄公望的山水世界里，或者坐在郭忠恕描绘的亭台楼阁内。不过，真正的正德皇帝那时正光着身子平躺在豹房里的床上，左边摸着汗淋淋的钱宁，右边抱一个娇小的宫女，看着惊蛰画的淫荡的浮世绘。

钱宁回忆说，正德在性方面是一个妥妥的独裁者。每次他都会选一男一女侍寝，侍寝的过程也是充满了压迫与剥削。完事后，他还会拍拍男人，说：朕宠幸你，纯属爱好；然后又拍拍女人，说：朕宠幸你才是本分。读到这一段，我就觉得钱宁可能是被皇帝宠幸傻了，居然把这些东西都写到了惊蛰的口供里。

正德皇帝擦干净身子，换上了体面的衣服以接见郑惊蛰。惊蛰抬起头，看到了一个尖嘴猴腮的人。现实虽然和他期待的不太相符，但他还是说了一连串的奉承的话。朱厚照一开心，就赐国姓于他。圣上欣赏惊蛰的艺术理念，于是把他请进豹房彻夜长谈。

惊蛰告诉皇帝，艺术的方法论主要有两个方面：感官刺激和观念传达。好的艺术家一般都会想尽办法刺激人的感官，不管是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还是触觉。我们可以把人们的感官排列组合，然后创造出绚烂多彩种类繁多的艺术形式。更高级别的艺术就依赖于观念，甚至是实打实的哲学思辩，这也是五百年后的艺术要经历的转型过程。正德皇帝点点头表示赏识。他说，其实集权也可以分为观念传达和感官刺激两步。首先就是要让人明白朕是伟大而正确的，其次要让人们明白，集权只是方法，不是目的。观念方面做好了，剩下的就只用负责感官刺激了。人类有多少种感官，诏狱就可以发明出多少种刺激的方法，谁要是不听话，就把谁刺激得死去活来，看看他的生理结构到底和医书上写的有什么不同。

“艺术的一大主题便是政治隐喻，没想到皇帝居然也发现了，难怪天下都是他的。”惊蛰的口供里出现了这样一句话。我看着手中这本笔录，觉得世界更加的蹊跷了。“后来我便算是和皇帝有了私交。每个月圆之夜七天过后，我都会和正德皇帝在豹房小聚。豹房是一个伟大的建筑，你从豹口进去，会看到满世界的花纹。那些花纹在墙上流变、扭转，然后腾空跃起，向着更高维度的世界进发。通过狭长的豹喉，就会进入豹胸。那是一个粉红色的大殿，有八十一个乐手被锁在殿内的椅子上，随时准备演奏。除了大明的乐器，那里还陈列着从夷人那里抢来的鲁特琴和羽管键琴。再往里走就是一个紫色的博物馆，馆内摆满了雕塑、绘画和装置艺术。大厅中央就是皇家画室的轮值人员。他们在拼命模仿前人的技法和构图，再把新时代的思想注入不朽的艺术作品中去，然后高价卖到民间，以充盈国库。再向里走便会来到一间白的没有一丝杂色的房间。皇帝会把钱宁带进这个屋子，亲亲他的耳垂，然后说，朕的江山，就靠你了。正德帝会在这间屋子里见他真正看得起的人，这其中包括我郑惊蛰。会面之前，我按要求沐浴，换上一袭白衣，双手捧着新画好的春宫图，站在门口等候。会客厅的后面，就是粉红色的豹屁股屋。那里面养着棕熊、老虎和豹子。在三个巨大的笼子面前，有一张粉红色的大床，躺在床上，你就可以看到墙上我画的春宫图，画里的人穿着一袭白衣，双手捧着这副我画的春宫图，等着两扇白色大门徐徐打开。”

很多时候，我读文学作品都是在为我的研究课题找灵感。从这个角度说，这本偷来的书没有给我很好的阅读体验。首先，惊蛰并没有详细说明集权主义的定义、性质、优势以及其手段性，更没有交代集权的历史。另一个方面，惊蛰作为一个观点偏颇的人，居然可以逃脱审查，甚至得到上面的认可，这不得不让人嫉妒。认识到这些，我打开了电脑里的论文，把题目改成了“艺术作为集权——一部表现主义视野下的集权史”。

随着其作品水平越来越高，其人格越来越受到皇帝的赏识，惊蛰获得了大师的名号。他的作品在拍卖会上拍出了十万两银子的天价。当时的一位智者王守仁评价惊蛰，说他的浮世绘作品有拉斐尔前派的自然，风格派的纯粹，原始主义的放荡和未来主义的潇洒。惊蛰知道他一定是胡扯，因为那个时候并不存在这些乱七八糟的流派，不过还是欣然接受，毕竟阳明先生是一颗冉冉升起的学术新星。未来他的思想将变成难以打破的权威，借由学术圈的组织结构，最终转化为新时代光辉而伟大的霸权。

在一次和皇帝的长谈中，惊蛰说自己就是艺术界的帝王，和正德并列为这个时代的两座高峰，和阳明先生并列为整个文化史的两座高峰。同时，艺术可以隐喻政治，而政治却无法隐喻艺术；艺术可以视儒学为素材，而儒学很难视艺术为素材，所以他自己的地位是至尊中的至尊。他还说皇帝所谓的集权的非目的性都是胡扯，集权是无处不在的，想用好这个工具，必先将其目的化，不论是在政坛，在学术圈，还是在艺术领域。惊蛰回忆说，他那次进豹房前吃了一个毒蘑菇，结果眼前的世界开始扭曲，自己也变得口无遮拦。从此，正德皇帝再也没有召见过他。一年后，惊蛰就因为失言进了诏狱，审他的人正是老熟人钱宁。钱宁趴在他的耳边说：对不住了。我问出真相只是爱好，感官刺激你才是本分。

惊蛰招供说，他在和皇帝失了联络后，确实写了几篇诽谤朝廷的文章。他希望人们醒过来，去追求一种之前从来没有过，能让大家无比快乐的东西。至于那是什么，我也不是很确定，可能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自由”吧。中国古文里并没有这个词，难怪他表达起来如此困难，也难怪我们追求起它来如此不易。惊蛰还说，自己搞艺术是本分，写这些文章是爱好；向皇帝提意见是本分，骂朝廷是爱好；接受锦衣卫的提审是本分，配合钱宁的讯问是爱好。他还说，他攻击朝廷，并不是因为他不爱朝廷不爱大明，而是因为他是郑惊蛰。此处钱宁加了一句有趣的批注：“我们打你，没收你的文章，也不是因为你说的不对，或者恨你，只是因为我们是朝廷。如果人人都能只安守本份，不发展爱好，那该多好呢？只可惜有些人的爱好就是不守本分，而我们的本分，便是打击他们的爱好。”

2030年，人们早已没有了什么本分。几年前，世界上几个最重要的国家都走向了威权化的道路，从那时候开始，学者们就不能研究真理，转而去讲道理了；艺术家也不能去研究美了，他们要去研究一种叫正确性的东西，研究的不透彻，锦衣卫就会频繁光顾他们的家。在缺乏女人的军队里，营妓自然成为主角，所以在满是束缚的时代，自由便必须成为主题。这样的思考在那本口供里也有记载。惊蛰在诏狱里，看着钱宁红润的面颊和高挺的鼻梁，说：“阿宁，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吗？”

钱宁笑笑，凑到惊蛰的耳边，悄声说到：“五年前，市面上自由派的书里，有一半都是我和皇帝合写的。整个国家的人，有一半以上也是自由派，包括那个被千刀剐的刘瑾。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是自由，但我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它。你懂吗？”

“那你为什么要把我抓起来，说我诽谤朝廷，中伤公公，还企图谋反？多少文人经历了这样的非正常死亡！”

“自由是所有人的爱好，而干好活才是我们的本分。在一个所有人都追求独特，追求自由的世界，像你们艺术圈，不也是有你这样的集权者吗？谁都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世界该是的样子，和它真实的样子，如果完全一样，那岂不是太无趣了？”

“所以你们就变成了锦衣卫？即便在脱掉锦衣的时候？即便身边所有人都他妈的向往着……”

钱宁摸摸惊蛰的脊梁，温柔地说道：“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这是弗罗斯特的一首诗，即使番邦的朝廷都和我们不同，我们也要选这条路。林中多岐路，殊途而同归。普通的儒生做得到我注六经，非凡的儒者要让六经注我；普通的艺术家将自己投身艺术，伟大的艺术家会用艺术构架自己；普通的政客要以天下为己任，了不起的政治家要以己任为天下。这些道理你应该比我更明白吧？世界上不存在非正常死亡。一切都再正常不过了，我们只需要适应。”

“适应吧，我的惊蛰，别忘了你的姓可是郑。”

第二天，郑惊蛰认罪伏法。他的画大多充公，田产祖宅悉数拍卖，市面上流通的惊蛰著的文章全部收缴然后烧掉。三天后，惊蛰被推进了西市斩览馆。观斩的人中，有一个长得尖嘴猴腮的人，也有一个双眼朦胧，步履蹒跚的老人。大刀落下的那一刻，尖嘴猴腮者流出来热泪，而老人则悄声念道：“这本书，也转来转去，终于转到了一个结尾。”我看到这里，又一次打开了论文。这一次，题目就叫“集权作为艺术——一位青年文人的正常死亡”。

确定好论文题目，我合上了这本书，发现书的作者又变回了博尔赫斯。我用塑料袋封起它来，放进裤子里，走到文学图书馆的第三层，把它还给了失而复得的书架。我眼含热泪，深情向萍水相逢的郑惊蛰告别。书架在我的面前缩进了洁白无瑕的走廊墙壁，一瞬间，文学图书馆三层的东侧又变得空空荡荡，了无一物了。

告别了书中这个不寻常的世界，和我有关的便只剩下待写的论文，待读的书，待上的课和待业的自己了。我的前途依旧渺茫，世界的样子依旧模糊，谁也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变好，我们会不会被生活善待。

当天晚上，有两个身着飞鱼服腰佩绣春刀的人敲我的门，我没有开。毕竟这里是美国，他们一时半会儿应该还不能拿我怎样。第二天打开门，我看到他们给我留了一个信封，里面装了两页纸，是从那本书上撕下来的。纸上记录了惊蛰对于艺术最后的思考，或者说，他临死前的一派胡言：

“艺术家所追求的，是被审美奴役的自由。所有的事物，无论是诏狱中的皮开肉绽，皇宫中的草菅人命，黑市上的蝇营狗苟，刑场上的大块人心还是文渊阁里的自我审查，皆可被视为审美对象。当政治与死亡作为艺术展现在我的眼前时，我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自由为笔触，集权为构图，观念传达作为配色，感官刺激作为装裱。在这种集体意志画成的春宫图里，我和皇帝是主角，皇帝和钱宁是主角，钱宁和锦衣卫是主角。大家在你来我往的性暗示里，生而赴死，死而复生，自得其乐，彼此成全，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2019.08.18

李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