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書集_《解放的悲劇》戰事再起

第七章　戰事再起

解放本應帶來和平。一九四九年，絕大多數中國人對前景持審慎樂觀的態度，大家經歷了十幾年的戰爭，都希望能過上正常的生活。然而，一九五○年十月，毛卻將他的人民拖進了曠日持久的韓戰。

　　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召開的雅爾達會議上，史達林與羅斯福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不僅就滿洲問題達成了祕密協議，而且還討論了共同占領朝鮮的問題。朝鮮半島位於滿洲南部，與中國以鴨綠江為界，於一九一○年成為日本的殖民地。該半島南北長約一千公里，其東北邊境距符拉迪沃斯托克很近，與蘇聯的邊界不足二十公里。一九四五年八月，蘇聯紅軍幾乎未遇抵抗便進入朝鮮北部，一直到北緯三十八度線才停了下來，以待美軍從南北上。與此同時，俄國人扶持金日成成為北朝鮮臨時政府的領導人。

　　金日成生於一九一二年。他本人並不怎麼會說朝鮮語，因為他小時候全家都生活在滿洲。一九三一年，金日成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以北的地方參加了抗日游擊隊。一九四○年，他被迫越過邊境逃往蘇聯，並接受了蘇聯紅軍的訓練。到二戰結束時，他已經從普通士兵晉升為少校。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二日，金日成抵達平壤，至此他已在國外流亡了二十六年。回國後不久，金日成便將數萬名朝鮮志願軍和一車車軍事物資送過邊境，以幫助中國共產黨與蔣介石爭奪滿洲。此外，他還在蘇聯顧問的協助下建立了朝鮮人民軍，史達林向他提供了坦克、卡車、大炮和輕武器。但是，因為沒有蘇聯的同意，金日成無法向美國支持下的南韓李承晚政權發動戰爭。當毛奪取了中國的政權，將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帶入社會主義陣營時，金日成卻只能眼巴巴地看著，聽憑朝鮮繼續分裂下去。

　　金日成曾向莫斯科反覆提出進攻南韓的要求，但史達林並不想這麼快便捲入與美國的衝突。然而，到了一九四九年底，眼見美國人並未干涉中國的內戰，反而拋棄了撤退到臺灣的蔣介石，史達林的立場開始發生動搖。一九四九年底毛訪問莫斯科時，史達林與他討論了朝鮮問題。史達林建議將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部分朝鮮籍士兵送回朝鮮。毛表示同意，因此將五萬名朝鮮籍士兵送了回去。隨後，一九五○年一月，美國表示其在太平洋地區的防禦範圍並不包括朝鮮。於是，金日成又數次祕密前往莫斯科，並最終說服史達林同意他進攻南韓。但史達林仍擔心戰爭的代價太大，因此拒絕出兵參戰。他對金日成說：「就算你被揍得鼻青臉腫，也不要指望我出手相助，你只能向毛求援。」於是，一九五○年四月，金日成來到北京見毛。

　　毛此時正需要史達林的援助。為了進攻臺灣，他只能指望蘇聯提供必需的海上和空中支援，而且中國的大部分地區已經解放，他也沒有理由拒絕幫助朝鮮完成統一。於是，毛承諾金日成，如果美國出兵，中國也會參戰。

　　蘇聯對北韓的軍事援助開始成倍地增加，其中包括坦克和飛機。與此同時，蘇聯軍官開始幫助金日成制定作戰方案，將發動進攻的日期定在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這一天，北韓藉口邊境的一次小規模衝突，從空中和地面對南韓發動了全面進攻。南韓猝不及防，其軍隊人數不足十萬，而且美國人一直擔心南韓會進攻北方的共產黨，因此故意不向其提供反坦克武器和口徑在一○五毫米以上的大炮。結果數週之內，南方的軍隊便潰不成軍。

　　杜魯門總統對此立即做出反應，警告說美國不會坐視不管，並發誓要將北韓趕回去。戰爭爆發當天，聯合國便通過了一項決議，決定派軍隊支援南韓。當時，蘇聯駐聯合國大使正在抵制臺灣在聯合國的地位（這項抵制行動從一月分即已開始），他本來計畫回到安理會否決這一決議，但史達林通知他不要參與此事。兩天後，蘇聯人向金日成和毛保證說，美國的干預不會導致事態的升級。史達林對西方的介入並沒有採取任何防範措施。事實上，他知道毛已經承諾金日成會向朝鮮派兵，或許他正希望借中國人之手消耗美國的力量。

　　杜魯門命令駐日美軍向南韓提供援助。為了在全球與共產主義進行鬥爭，總統獲得了國會批准的一百二十億美元軍費。很快地，除了美軍之外，又有十五個聯合國成員國也派出了各自的軍隊，其中包括英國和法國。到了八月分，聯合國軍隊憑藉在坦克、大炮和空軍等方面的優勢，在朝鮮發起了反攻，並迅速扭轉了戰場上的形勢。一九五○年十月，麥克阿瑟將軍率領他的部隊已經打到了三八線。他本來可以就此停戰，但他相信毛絕不敢派兵參戰，因此下令繼續進軍，將戰線一直推進到鴨綠江，從而直接威脅到了人民共和國的安全。

　　十月一日，史達林發電報給毛澤東，要他派五到六個師的兵力增援北韓。他建議最好叫「志願軍」，以謊稱中國並沒有正式參戰。此時，毛已經在邊境部署了軍隊，接到電報的第二天，他便命令部隊「隨時待命開進（朝鮮）」。

　　接下來的幾天，毛試圖說服其他黨和軍隊的領導人支持他的決定，但只有周恩來表示審慎的支持。在內戰中贏得東北戰場的林彪，此時謊稱生病，不願指揮這次行動。其他領導人包括劉少奇在內都極力反對參戰，他們害怕美國會轟炸中國的城市，摧毀東北的工業基地，甚至投擲原子彈。聶榮臻元帥回憶說，那些反對參戰的人認為，中國已經經歷了這麼多年的戰爭，因此「除非真的萬不得已，最好不要打這場仗」。彭德懷在賓館的地板上翻來覆去想了一個晚上（他嫌床太軟，因此睡在地板上），才極不情願地接受了任命，負責指揮這場戰爭。對於這一決定，他解釋說：「老虎是要吃人的，什麼時候吃，決定於它的腸胃。向它讓步是不行的。」

　　這一次，毛下的賭注很大。他認為美國人不會將戰火燒到中國，因為那樣就會激怒蘇聯。他還相信，美國人並不打算打一場持久戰，因此根本不會像中國那樣投入數百萬的兵力。毛認為，中國與美國必有一仗要打，因為韓戰甫一爆發，杜魯門便派出第七艦隊前去保護臺灣，所以與其將來進攻防守嚴密的臺灣、與美國和國民黨同時作戰，還不如現在就在朝鮮同帝國主義打一仗。而更為重要的是，東北邊境如果出現一個敵視中國的朝鮮，那將對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安全構成巨大的威脅。

　　此外，毛還想與史達林暗中較勁。當時，蘇聯和中國同在朝鮮競爭，想一統亞洲。史達林領先一步，一直將中國共產黨排斥在北朝鮮之外。但一旦蘇聯的周邊力量開始瓦解，毛隨時準備從東北出發，扳回局面，成為亞洲共產主義陣營的領袖。

　　與此同時，毛也向克里姆林宮開出了價碼。一九五○年十月十日，他讓周恩來和林彪去見史達林，雙方在黑海邊的史達林別墅進行了談判。史達林承諾向中國提供彈藥、大炮和坦克，但收回了之前派遣空軍的承諾，藉口是飛機需要再過兩個月才能準備好。史達林甚至發電報給毛，告訴他中國並不一定非出兵不可。但毛堅持說，不管有沒有蘇聯的空中掩護，中國都會出兵。周恩來讀到這封電報後，知道事情已無可挽回，只能無奈地雙手抱頭。十月十九日，數十萬中國軍隊開始悄悄地開進朝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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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國軍完全沒有料到中國會出兵參戰。對於中國國內發生的事情，美國人幾乎毫不知情，因為美國在中國的軍事情報網早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就已基本瓦解了。不過，十月十九日，美國駐香港的武官發了一封電報給華盛頓，情報來源是一名叫陳卓林的中國人，曾任中央航空公司總經理。電報警告說，中國在中朝邊境部署了四十萬大軍，即將開赴朝鮮戰場。荷蘭外交部也利用其在北京的使館蒐集到的情報，向美國人提供了中國軍隊即將出兵朝鮮的詳細情況。但這些警告都被忽視了。

　　麥克阿瑟堅信中國絕不會介入戰爭，因此當他得到報告，說解放軍已經進入朝鮮時，他冒著極大的風險，乘坐道格拉斯C54飛機親赴鴨綠江上空想一探究竟，但結果什麼也沒看見。彭德懷指揮的十三萬大軍都是趁夜色行軍，而且他們既沒有機械化設備，也沒有無線通訊，因此很難發現其行蹤。

　　十月二十五日，中國軍隊突然發動了襲擊，消滅了幾個南韓軍團，隨後又像進攻時一樣，迅速地撤退到大山裡。麥克阿瑟對此不屑一顧，認為這一行動恰恰證明中國軍隊數量有限，不願與美國開戰。感恩節那天，天寒地凍，風也很大，他決定立即發動全面攻擊，以便讓美國大兵們「回家過耶誕節」。

　　結果，用一位歷史學家的話說，美國人遭遇了「近代戰爭史上最大的一場伏擊戰」。

　　十一月二十五日，麥克阿瑟的部隊遭遇大批伏兵。中國軍隊吹起響亮的號角，鼓聲、口哨聲響成一片，士兵們在夜色的掩護下一邊咆哮一邊向敵人投擲手榴彈。這一切讓聯合國軍隊驚恐萬分。解放軍士兵向敵人的陣地猛撲過來，發起一波又一波的凶猛攻勢。戰局幾乎在瞬間扭轉，美軍被迫向南匆忙撤退。十二月七日，共產黨幫助金日成光復了他的首都平壤。

　　因為沒有空中掩護，補給線拉得過長，而且缺乏食物與彈藥，彭德懷主張在「三八線」停戰，但毛決心繼續打下去。一九五一年一月正是中國的新年，中國軍隊占領了南韓的首都漢城。美國人遭到了沉重的打擊，杜魯門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他告訴美國民眾，他們的家園和國家「正處於萬分危險之中」。

　　毛的聲望獲得極大提升，但士兵們付出的代價也是高昂的。他們不得不在極端的天候中作戰，氣溫常常降到攝氏零下三十度，還得忍受刺骨的寒風和深深的積雪，而且大部分中國士兵竟然沒有棉鞋，有些只穿著單鞋，少數人甚至打著赤腳，打仗前只能用破布把腳包起來。士兵們成批成批地凍死，許多人的手腳都生了凍瘡。三分之二的士兵患上了戰壕足病，有些最終發展成壞疽。因為供給線拉得過長，而且還不斷遭到敵機的轟炸，士兵們普遍吃不飽。在有些連隊裡，六分之一的士兵因營養不良得了夜盲症。疾病開始流行，痢疾變得很常見，因為缺少藥物，只能用鴉片來治療。最初幾個星期的興奮過去之後，士兵們的體力消耗殆盡，士氣開始變得低沉。有些人實在不堪忍受，最終選擇了自殺。

　　沒過多久，中國的士兵就失去了活力。一九五一年初的幾個月裡，他們只能靠敵人撤退後留下的武器和補給生存，大家開始學會吃美國士兵的罐頭口糧。李修是一名宣傳幹事，他回憶說士兵們很快就喜歡上了美國的餅乾。「要不是從美國人那裡奪來的睡袋和大衣，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還能活下來。」

　　局勢很快便發生了逆轉。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李奇微（Matthew B. Ridgway）將軍抵達朝鮮，協助麥克阿瑟指揮美軍。一九五一年初的幾個星期裡，他重組了聯合國軍隊，並開始發動反攻。在試探了對手的實力後，李奇微精心部署，發動了幾次強有力的反擊，在戰場上用強大的火力壓制住對手。他將自己的戰術稱作「絞肉機」，意思是用大炮和坦克一步一步向前推進，一遍遍地蹂躪敵人。可是毛並不肯後退，他向前線發出電報，命令他的部隊進行反擊。結果，僅在二月分的頭兩個星期裡，即有大約八萬名中國士兵傷亡。

　　一九五一年二月，彭德懷趕回北京，在玉泉山的地堡裡見到毛，就志願軍傷亡巨大的問題當面爭論起來。毛聽取了彭的意見，但因為太沉迷於戰勝資本主義陣營的幻想，他告訴彭要堅守陣地，爭取打持久戰。三月一日，毛發電報給史達林，告訴他自己有決心打一場持久戰，把美國拖垮。他說：「在最近的四次戰役中，人民志願軍傷亡十萬人，其中包括戰鬥人員和非戰鬥人員，我們將再補充十二萬兵力。我們準備在未來兩年內再傷亡三十萬，但會再補充三十萬人。」

　　就在此時，麥克阿瑟輕率地提出使用核武器，甚至一度打算入侵中國。但是一九五一年四月，杜魯門總統將他解職，由李奇微取代他全權指揮朝鮮的聯合國軍。李奇微的態度很明確：堅決不越過三八線。

　　一九五一年夏，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七月中旬，雙方開始停戰談判，但後來被共產黨方面中斷。史達林不想讓戰爭結束得太快，因為和平不能帶給他任何好處，所以決定放慢談判的進度。他希望看到更多的美軍在朝鮮被消滅，而且將這麼一個潛在的對手拖入一場代價巨大的戰爭中，這應該是他喜聞樂見的。不過，毛本人也反覆數次拒絕和談。就像他在相持階段出現之前就已向史達林表態的那樣，他準備打一場持久戰。戰爭拖得越久，他就可以向史達林索取更多的彈藥、坦克和飛機。毛想利用這場戰爭尋求蘇聯的幫助，來擴充他的軍隊，並建立一流的軍事工業。

　　毛拒絕和談的藉口是，美國人手裡有兩萬一千名中國戰俘，而且大多數人拒絕返回中國。這些人被關在南韓的集中營裡，為了防止被迫遣返，有人在身上刺上反共的口號，有人則寫下血書。一名紅十字會的代表報告說：「戰俘刺破指尖，把自己的手指當作自來水筆。我看到許多這樣的信，令人深感震驚。」但是毛堅決要求所有戰俘必須全部返回中國，這一強硬立場得到了史達林的支持。

　　於是戰爭又打了兩年。戰線其實並未發生什麼變化，但是傷亡卻越來越多。戰壕戰迫使許多士兵不得不待在散兵坑、地道和掩體裡長達數週，只有在夜裡才能出來。戰壕裡到處是屍體、彈殼和垃圾，幾乎找不到食物和水。有時，士兵們只能靠舔石頭上滲出的水珠解渴。鄭言曼在回憶一九五二年十月的一次進攻時說：「地道裡大約有一百名士兵，包括六個連隊的剩餘兵力，其中最小的十六歲，最大的五十二歲。大約有五十個人已經負傷，他們得不到任何藥物和醫療救助，就那麼躺在地上，有些人已經奄奄一息，可是大家似乎都不在乎。有一個掩護洞裡就堆著二十多具屍體。」若有人逃跑，便會被當場擊斃。

　　許多士兵之前曾參加過國民黨的軍隊，在內戰中投降了共產黨。毛毫不猶豫地將他們派往朝鮮送死。就在三年前，他們當中有些人曾在徐州與共產黨打過仗，共產黨強迫村民當人體盾牌，逼得國民黨士兵不得不向手無寸鐵的平民開槍。如今，這些國民黨老兵被一波一波地用來消耗敵人的子彈，以血肉之軀抵抗著現代化的武器。一名美軍機槍手這樣描述一大群中國士兵發動夜間攻勢的情景：「我們看著他們就像保齡球的瓶子一樣一個個倒下，只要信號彈的光亮著，我們就可以毫不費力地發現目標。」

　　一九五三年五月，史達林死了，雙方這才迅速達成停戰協定，但是相持階段已經造成了巨大損失。從一九五一年七月至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停火為止，有數百萬士兵和平民死亡。中國派出了三百萬人開赴前線，其中陣亡四十萬。儘管人員傷亡巨大，對毛個人來說，韓戰卻是一次勝利。當他的同事們動搖不定的時候，是他堅決主張參戰。如今，他的放手一搏得到了回報：中國同世界上的頭號強國打了個平手——中國已經站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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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戰爭在中國國內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中國政府的官方宣傳中，一九五○年六月韓戰之所以爆發，是因為南韓受了美帝國主義的唆使，公然入侵愛好和平的北韓。中國民眾對這一說法不僅無法相信和理解，甚至感到害怕和恐慌。許多人不禁要問，為什麼北方對南方的進攻顯得如此有計畫、有效率？在上海的大學裡，師生們公開討論朝鮮到底發生了什麼，而最令大家擔憂的，則是中美之間有可能爆發衝突。各種小道消息迅速流傳開來。在接近朝鮮邊境的瀋陽，許多人都在談論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美國已經參戰，大戰開始了！」在南京，有些人非常擔心，於是打電話給《人民日報》，詢問新的世界大戰是不是爆發了。大家對戰爭充滿了憂慮，都希望恢復原來的秩序。在東北有小道消息說：「蘇聯已無條件投降了，還要抓戰犯毛澤東呢！」還有人斷言新政權就要崩潰了：「美國已與蔣介石收復海南島，林彪犧牲啦！」

　　大家對可能爆發的核武戰爭充滿了焦慮，很少有人再相信官方媒體關於帝國主義即將崩潰的宣傳。毛澤東曾說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但是一九五○年十月，當聯合國軍迫近鴨綠江時，上海有許多人卻在嘲笑這一言論。有人諷刺說，如果美國是紙老虎，那中國連隻貓都不如。

　　民眾對戰爭極為恐懼，大家都害怕美國會轟炸中國的城市，甚至入侵東北。瀋陽有數千人開始逃亡，五一工廠有一千兩百多名工人放棄了工作，市工具廠有五分之一的工人逃走。許多教師、醫生、學生，甚至黨員，都相信末日即將來臨，因此爭相登上南下的火車。留下來的人也開始囤積食物、衣服和水。學校、工廠、機關、醫院和宿舍裡都發現了反黨標語，有些是草草地寫在牆上，有些則刻在傢俱上，甚至刻在食堂的水壺上。有的標語內容很簡短：「打敗蘇聯！」有些則是對共產主義的長篇聲討。

　　針對這些情況，黨使用嚴厲的手段予以鎮壓。與此同時，從一九五○年十一月開始，黨發動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試圖以此來贏得民眾的支持。每間學校和工廠都召開了群眾大會，報紙、雜誌和廣播也以密集的宣傳來激發大家對敵人的仇恨。《人民日報》和所有官方出版物每天都在譴責美國。例如，《南方日報》是這麼表達對美國的蔑視的：

　這個國家無比反動、無比黑暗、無比腐敗、無比殘忍。那裡是少數百萬富翁的天堂，卻是無數窮人的地獄。那裡是黑社會、騙子、流氓、特務、法西斯細菌、投機家、放蕩者以及所有人渣的天堂。那裡是全世界各種罪惡的淵藪，向世人展示著人類所能犯的全部罪惡，諸如反動、陰暗、凶殘、墮落、腐敗、放蕩、人壓迫人、人吃人等。那裡是人間地獄，比任何作家描繪的還要血腥十倍、百倍，甚至千倍。（此處據英文譯出）

　　為這些宣傳定下基調的正是周恩來，他以口才出眾成為仇美運動的發言人，不厭其煩地譴責美國企圖奴役全人類的陰謀。文化部長茅盾是一位著名作家，他宣稱「美國人是真正的魔鬼和吃人者」。從美國回國的留學生也被迫發表聲明，譴責美國人的獸性和墮落。各種漫畫和宣傳畫中，杜魯門總統和麥克阿瑟將軍被描繪成強姦犯、嗜血的殺人犯和凶殘的野獸。大喇叭裡一天到晚播送著同樣的內容，呼喊著同樣的口號。一位北京居民說：「就算在室內，把所有窗戶都關上，還是能聽到那些反覆播放的音樂和發言，要是打開窗戶，耳朵都快震聾了。」這些長篇累牘的謾罵，很難分清哪些是真的出於憤怒，哪些只是做做樣子，但它們都清楚地表明，大家必須仇恨、咒罵和貶低帝國主義分子。

　　其實，所有這些都是上面精心策劃的。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央特別指示，要把民眾「親美」、「愛美」、「恐美」的情緒變成對美國的「仇視」、「鄙視」和「蔑視」。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除了不停地進行宣傳，當局還充分利用了學習小組和群眾大會的動員方式。一九五○年冬天的某一天，上海的一所大學要求所有師生在十分鐘內穿戴整齊，到操場上集合。學校將印好的標語分發到各人手中，上面寫著諸如「打倒口蜜腹劍的美帝國主義」和「抗議奧斯丁的無恥謊言」之類的口號。羅回憶說：「大家都在問發生了什麼事，但好像沒有人知道。學校要求我們照標語上印的口號喊，於是我們在上海的馬路上就這麼遊行了五個小時。」回到學校後，大家被要求去聽黨委書記言辭激烈的報告。直到那時，他們才明白自己剛剛參加了一場「自發」的示威遊街，以抗議美國駐聯合國安理會代表沃倫．奧斯丁的發言。此後，師生們經常被組織起來抗議帝國主義的謊言。「我們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直到從報紙上讀到『自發遊行』才明白過來。」

　　除了大學生，那些曾親歷過鎮壓「反革命」、「土豪劣紳」和「地主」等激烈運動的老百姓，也覺得這場仇美運動令人費解。一九五一年初春，蘭州各地幾乎每週都要舉行聲援戰爭的群眾大會，雖然有許多傳單、演講和宣傳片，有些人仍搞不懂到底怎麼回事。要是不參加這些大會，就會被罰款，或者被當作祕密組織的成員。雖然如此，許多人還是不敢去開會，因為有傳言說，參加運動的婦女會被送到朝鮮為部隊做飯。廣州舉行了五十萬人參加的愛國遊行，但許多人仍搞不清狀況。當地的宣傳部門曾對一家電廠的工人進行了測試，結果一百多名工人當中，有六分之一不知道中國跟誰站在一邊，超過四分之一的人從來沒聽說過金日成這個人。在農村，宣傳達不到的地方就更多了。例如：在始興縣一個村子裡，參加掃盲班的六十名婦女中，沒有人知道「朝鮮」到底是地名還是人名。

　　「自發遊行」之後便是「自發捐款」。一九五一年夏，當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政府需要大量資金來購買戰略物資。史達林終於派來了承諾已久的飛機，但他要中國為所有用於韓戰的蘇軍裝備付費。此外，政府宣稱中國軍隊還需要更多的軍裝、藥品、槍枝、坦克和飛機。在官方文件中，對每個人應該捐款的數額都列出了詳細的表格，「有錢人」則被要求捐出黃金、珠寶、美元或其他外幣。羅很快就明白了政府對捐款的要求。「他們第一次來找我時，我主動提出捐半個月的工資。但很快我就發現，他們嫌我捐得太少。最後，直到我答應捐出三個月的工資，他們才肯甘休。我發現其他教授也捐了同樣的數額，但是募捐的人總是說我們這麼做是自願的。」

　　工人們也被要求加班加點提高產量，卻沒有任何加班費。不過，農民才是這次募捐的重點對象。與之前的運動一樣，為了證明執行上級指示的堅定態度，各級領導都給募捐定下了指標，唯恐落在人後。東北局驕傲地宣布，至一九五一年十月已經募捐了九百三十萬元。當時執掌西南地區的鄧小平也不甘落後，於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宣布，為「抗美援朝」募捐是一項革命任務，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不允許有任何懈怠。大炮、坦克和飛機對戰爭的勝利具有決定性作用，因此每個人都得捐出相當於二點五至四公斤的糧食。

　　在此之前，老百姓的賦稅已經很重，如今又要捐出巨額款項，可是誰都無法抗拒。在四川的某些地方，有些機關幹部被迫捐出每月三分之一的工資，直到戰爭結束為止。在其他一些地方，捐三個月工資的情況也很普遍——儘管有人納的稅已經等於其半年工資。不僅如此，許多地方的學生也被捲入運動之中，為了捐款只好偷父母的錢。有些孩子為了換一點錢，不惜賣掉鞋子和衣服，還有人翻出家裡的剪刀和鐵鍋，當作廢鐵拿去賣錢。

　　農民們對捐款的命令沒有任何能力反抗，特別是在土改之後，他們的生活只能完全依靠黨。當城市居民捐出三分之一的工資時，農民則被迫上繳三分之一的收成。在華容縣的一個村子裡，三分之一的小米被政府收走當作戰爭捐款，另外三分之一則作為稅收上繳國家。但許多人實在太窮，什麼都捐不出來。在四川的一個村子裡，幾十名農民在群眾大會上被扒光衣服，因為他們沒有錢繳納捐款，唯一能捐出來的就是身上的衣服了。在四川的其他地方，甚至有些婦女被強迫剃掉頭髮、充當捐款。

　　有些人因此被逼到死亡的邊緣。在湖南的望城，一名叫戴鳳基的貧農被迫要上繳十四公斤小米。他哀求道：「我一個人勞動，八個人吃飯，老婆病了要吃藥，小孩子無人帶，我哪裡出得起呢？」農協主任的回答很簡單：「死活都要出。」結果戴鳳基全家被逼得跳水塘自殺。沒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受到死亡的威脅，僅在湖北隨縣，就有五個人因不堪忍受捐糧的壓力而自殺。

　　這場狂熱的運動造成一種恐怖的氣氛，無論是誰，只要對運動流露出一絲不滿就會招致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險。儘管如此，還是有人拒絕捐款。遇到這種情況，政府會先派人跟他們談話，要是談過幾次後還是不肯捐，就會對他們罰款，罰款的數額等同於要他們捐出來的錢。其實，這樣的處罰算是輕的了。在新疆的某些地方，有人被迫光著身子在烈日下站上好幾個小時。在南京，有些積極分子到處在人家門上張貼通告，寫明必須捐款的數額。有一名對捐款態度冷淡的男子，甚至被拉到臺上接受批鬥，從早上八點一直鬥到半夜。他最終答應每個月捐十元，一連捐六個月，但第二天他又受到批鬥的威脅，只好將捐款的總額增加到三百元。

　　然而，光靠捐款是不足以贏得戰爭的，部隊還需要補充兵源。每一次群眾大會上，總有一批熱情的志願者報名參軍，其中大多數是生活在城市裡的充滿理想主義的學生。在廣州，有一萬三千人表示願意奔赴前線殺敵，其中許多是高中生。雖然也有少數人像羅一樣，對官方的宣傳心存懷疑，但更多的人卻對戰爭非常積極，李志綏便是其中之一。李當時是一名專門為國家領導人服務的醫生，他對中國打敗美國感到很興奮：「雖然朝鮮戰爭仍然勝負未定，但我為身為中國人感到驕傲。」畢竟，這是「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第一次在對外戰爭中沒有丟臉。」李醫生這麼說。這種觀點在許多相信愛國主義宣傳的知識分子當中很普遍。李曾想加入軍隊，但他的領導不許他去。

　　農民對戰爭就沒有這麼高的熱情了，特別在那些曾飽受徵兵之苦的地區，大家對戰爭早就厭倦了。在與朝鮮接壤的東北，就有許多年輕男子試圖逃避徵兵。在德惠縣，有數千人隱姓埋名逃往城市，甚至收割季節也不敢回家幫忙，因為害怕被抓住送到前線。在山東文登縣，當大家聽說要徵兵時，一個個「大有談虎色變的感覺」，小夥子們都躲到了山上，甚至有幾個為了逃避徵兵，剁掉了自己的手指。在山西代縣，有些村子裡的年輕男性跑掉了三分之一。

　　於是，為了完成徵兵的指標，各地想出了各種辦法。在山西高平縣，徵兵的人謊稱開村民大會，等人到齊後，突然襲擊徵兵對象。被抓的壯丁夜裡都被關起來，但仍有一百多人設法潛逃。最後，縣領導決定只留下真正自願參軍的，結果在被抓的五百人當中，只有十幾個留了下來。有時候，當局把年輕男性的家人抓去扣為人質，或者關起來，以引誘他們自投羅網。在湖南岳陽，一名婦女堅持認為徵兵應該遵循自願原則，結果她被綁起來，當著村民的面被吊在房梁上，以警示眾人。

　　在河南、河北和山東的交界地區，有十個縣報告說，當地發生了年輕男子為逃避徵兵而跳井的事情，此外還有人選擇了上吊，有兩個跳下鐵軌被火車撞死。這些絕望的行動看似極端，但在當時那種恐怖的氣氛下卻並不難理解。正如一名叫周昌吾的湖南農民所說：「國民黨抽壯丁往山裡躲，現在往山裡躲便說是特務，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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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戰爭造成的經濟損失也是巨大的。一九五一年，中國的軍費開支占了財政總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五。由於韓戰，一九五一年的預算比一九五○年多出了百分之七十五。

　　政府預算主要倚賴農民上繳的糧食。韓戰爆發後，東北變成了戰爭的大後方和部隊的中轉地，蘇聯控制下的南滿鐵路和中東鐵路運輸了數十萬部隊。這裡是中國的糧倉，就算其他地方發生饑荒，東北照樣可以豐收。由瀋陽、鞍山和撫順構成的三角地區是中國的工業中心，出產全國一半的煤和大部分的生鐵、鋼鐵及電力。入朝參戰的軍隊將彈藥庫和補給點都設在東北。此後，在鴨綠江上空出現的數百架蘇聯飛機也以東北作為據點。

　　東北的農民面臨著巨大的壓力，要為戰爭捐獻糧食、棉花和肉。一九五○年底，全國人大注意到，在東北的許多地區，因為軍隊的需求巨大，各地在徵糧時已經突破了當初設定的底線，從而使老百姓面臨著饑荒的危險。至一九五○年底，東北有三分之一地區陷入了困境，農民缺少耕牛、食物、飼料和工具，有些連來年春耕的種子也沒有。

　　在接下來的兩年裡，徵糧的巨大負擔不但沒有減輕，反而變成了常態。有些地方的幹部召集村民來開會，結果卻把他們鎖起來，不同意上繳更多的糧食就不許走。有些地方幹部乾脆關掉當地的磨坊廠，闖到農民家裡，搬走傢俱，檢查碗櫥，撬開地板，搜查藏匿的糧食，甚至派民兵把整個村子封起來，不准帶任何食物進出，直到完成徵糧的指標為止。這樣做的結果是，東北全境有三分之一的村民吃不飽肚子。在懷德縣，村民只能吃野菜和豆餅，而這些通常都是用來餵牛和家禽的。馬也餓得倒地不起，最後被人吃掉——自內戰以來，還從未出現過食物如此匱乏的狀態。在長春附近，村民們為了完成納稅指標，不得不賣掉包括衣服在內的全部家當，有人甚至賣掉小孩。對此現象，吉林省委的看法是，蔓延全省的饑荒與自然災害無關，導致饑荒的直接原因是農民被迫繳納了更多的公糧。

　　南方的四川也是眾所周知的糧倉。鄧小平曾驕傲地宣稱，他決定讓每個人都上繳四公斤糧食支援戰爭，結果僅雅安一縣即有數萬饑民只能以草根維生。同樣在鄧小平掌管下的雲南省，有一百多萬人挨餓，許多人只能吃樹皮或泥土——土雖然可以填飽肚子，但會在腸子裡乾結，把人活活痛死。儘管如此，政府並沒有減輕徵糧的力度。一九五一年十一月，鄧小平甚至宣布，在正常的徵糧任務外，西南地區的農民還必須額外上繳四十萬噸糧食。六個月後，這個地區有兩百萬人挨餓，有地方甚至報告出現了吃人的現象。

　　戰爭對城市的經濟發展也毫無益處。本書的第三章表明，一九五○年全國經濟的衰退，已經對昔日繁華的商業和工業中心（如上海、武漢和廣州等）造成了巨大的破壞。不過，作為北方商業中心的天津，情況要比其他城市好些。當上海被國民黨封鎖後，中國的出口貿易大部分只能透過天津，因為臺灣的勢力達不到那裡。但是韓戰爆發後，美國對中國實施禁運，涉及一千一百多種商品，極大地打擊了私營企業的進出口。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全面經濟制裁從一九五○年開始，至一九五一年上半年，中國的外貿總額下降了百分之三十。韓戰期間，政府為了利用天津港運輸戰略物資，新成立了一批國有公司。這些公司因為戰爭而生意興隆，但與此同時，私營企業卻迅速走向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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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二年四月，北京向全國發出警報，控訴美國人於一月底祕密發動了細菌戰。據說敵人在北朝鮮和東北境內投放了帶有病菌的蒼蠅、蚊子、蜘蛛、螞蟻、臭蟲、蝨子、跳蚤、蜻蜓和蜈蚣，用來傳播各種傳染病，此外還發現了攜帶病毒的老鼠、青蛙、死狐狸、豬肉和魚，甚至連棉花也可能傳播瘟疫和霍亂。據說敵人的飛機已經投下數千種生化武器，大多數都在東北，但也有些投放到青島這麼遠的地方。

　　北京最早指控美國進行細菌戰是在一九五二年二月，這一消息立即吸引了世界各國的關注。有幾名被俘的美國飛行員承認說，他們曾向朝鮮和中國境內投下帶有病菌的昆蟲，這一指控因此變得更為可信了。更加有力的證據則是，由劍橋大學的生物學家李約瑟率領的一個國際委員會在對東北實地調查後，發現了一隻帶有病毒的田鼠。他們隨後發表了一份長篇報告，支持中國政府的指控。

　　中國政府的宣傳機器開足馬力，再次掀起了反美運動的高潮。報紙上連篇累牘地刊登文章，談論帶有炭疽病毒的雞和裝有狼蛛的炸彈，並配有圖片展示成群的死蒼蠅和染病的昆蟲，還登載了顯微鏡下拍到的病毒照片。據說北京還發現了帶有病毒的豬肉、死魚（其中有四十七條是在一座山頂發現的）、玉米稈、醫療用品和糖果。

　　全國各大城市還舉辦了細菌戰的巡迴展覽。在北京，展品陳列了三個大廳，內容包括空投下來的圓筒，據說裡面裝滿了帶著細菌的昆蟲，還有一張地圖，上面標注著美軍先後八百零四次投放生化武器的七十個地點。在其中一個展問的角落裡，裝了一支大喇叭，反覆播放著兩名被俘的美軍飛行員的供詞，他們的供認狀則放在玻璃櫃裡供人參觀。展廳裡還擺了一些顯微鏡，向參觀者展示據說是從被感染的昆蟲身上培殖出來的病菌。照片中有一張拍的是三名瘟疫病人，據說都是被敵機投下的蒼蠅感染的。

　　這場運動在全國引起了強烈共鳴，因為二戰期間日本人曾在中國進行過細菌戰的實驗，現在日本成了美國的盟友，所以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美國人也在朝鮮進行著同樣的實驗。北京在宣傳中特別強調一點，即惡名昭彰的七三一部隊在二戰後被赦無罪，因為他們答應與美國人交換有關細菌戰的研究成果——美國當時否認這一點，直到幾十年後才公開了與日本科學家合作的內容。當時，麥克阿瑟將軍曾輕率地建議使用核武器打擊中國，因此對中國人來說，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威脅正變得越來越現實，所以大家都傾向於相信美國真的可能使用了祕密的生化武器。就整個亞洲來說，正如《印度時報》的編輯弗蘭克．莫賴斯（Frank Moraes）注意到的，公眾對這個話題很敏感，擔心美國人將亞洲人當作小白鼠，進行另一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試驗。中國的許多知識分子也相信美國人確實在朝鮮使用了細菌武器，為黨的領導人服務的李志綏醫生就是其中之一。

　　但也有人對此持懷疑態度。四月六日出版的《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證明《人民日報》刊登的與細菌武器有關的照片是偽造的。一名科學家研究了這些照片後指出，感染後的蝨子和跳蚤根本不可能在朝鮮那麼寒冷的氣溫下存活。其實，幾個星期前，在天津就有人提出了同樣的疑問：「朝鮮氣候很冷，為什麼蒼蠅凍不死呢？」還有人公開質疑這些所謂細菌的危害是假的。曾為國民黨工作過、因此被當局打成「反革命」的李善棠大膽宣稱：「這是共產黨擴大宣傳，要讓全世界都恨老美，別聽這個胡扯蛋！」在東北，農民們也不以為然地說，冬天快結束的時候總會有昆蟲出現，沒什麼大不了的。

　　另外有些人則感到很害怕。韓戰的爆發本來就已經引發了大家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擔憂，現在戰爭已經持續了兩年，又出現了細菌武器的危險，而且這些看不見的敵人可能潛伏在各種有機體內，這讓許多人整天活得提心吊膽。在瀋陽，有幾個人被蟲子咬了，便趕忙跑到醫院要求治療。醫院裡擠滿了僅僅因為看到蟲子就突然覺得心理難受、生理疼痛、甚至局部感到麻痹的人。因為害怕災難降臨，少數人開始儲備食物。有人認為末日即將到來，索性花光積蓄，喝酒吃肉，整日狂歡，甚至遠在重慶的人們也把小孩鎖在室內，以防感染病菌。在河南，有些村子被完全封鎖起來，因為傳言說有特務往井裡投毒。更多人則擔心政權維持不了多久了，因為大家普遍相信天災預示著朝代更替。有傳言說，政府即將垮臺，國民黨就要打回來了。在大連，有人感歎道：「不得了，變天了！」在河南臨潁縣，據說有農民褻瀆毛像，不僅燒掉毛的眼睛，而且用手撕、用斧頭剁。

　　全國各地貧苦的農民為了治病，紛紛開始祈求神靈賜給自己帶有魔力的聖水。位於河南北部的許昌是個盛產菸草的地方，當地有數千農民聚集到「聖地」喝「聖水」，據說這些水可以殺菌。在東北德惠的一個村子裡，每天都有大約一千名信眾聚集在一口古井邊，這些人大都是已經被沉重的賦稅逼得吃不飽飯的農民，也有些是剛從朝鮮戰場復員的軍人，他們是特地坐長途汽車從鄰省趕來的。當局斥責這些行為是迷信活動，但其實當地的幹部也缺乏安全感。在舞陽縣，所有的縣領導都將自己關在衛生局裡喝雄黃酒，據說古代的術士常用這種酒來祛病，他們還在身上塗滿一種特效藥膏。

　　儘管大家對所謂的細菌戰反應不一，全國各地都開始動員民眾蒐集細菌戰的證據。在東北，那些懷疑感染了病毒的人被要求喝DDT來殺毒。在靠近邊境的安東，有五千人戴著紗布口罩和手套，拿著布口袋，在附近的山裡日夜不停地尋找可疑的蟲子。在瀋陽，當局部署了兩萬人清洗路面、打掃街道和倒垃圾，人行道的每一塊磚都進行了消毒。下面一段話則描述了天津應對生物汙染的措施：

　案例四：一九五二年六月九日。一開始是中午十二點，在塘沽工會大廈附近的碼頭上發現了蟲子。十二點四十分在新港工程部、一點三十分在北塘鎮都發現了蟲子。蟲子分布在二○○二四○○平方公尺的新港地區，沿北塘海岸超過二十里（約十公里）範圍。在天津市消毒小組的指揮下，全市展開了滅蟲行動。群眾被組織起來協助捕捉蟲子，其中包括一千五百八十六名城鎮居民，三百名士兵和三千一百五十名工人。蟲子被捉住後即被焚毀、煮熟或掩埋。蟲子的種類包括尺蠖、螟蛾、黃蜂、蚜蟲、蝴蝶、巨蚊等。昆蟲樣本已經送到北京的中央實驗室，結果發現牠們感染有傷寒、痢疾和副傷寒等病菌。

　　整個過程就像軍事行動一樣。這種全國範圍的大掃除很快便導致一大批人被隔離。在北京，每個人都注射了瘟疫、斑疹傷寒和傷寒疫苗，而且不管願不願意，還得注射一大堆其他疫苗。對農民的強制防疫則是透過另一種方式進行。在山東的有些地方，通常由民兵把守市場的進出口，將全體村民關在裡面，直到每個人都注射了疫苗才放出去。在齊河縣的一個村子裡，部隊封鎖了全村，然後將大家集中起來，由士兵為每個人注射。有些年輕人以為會被抓去當兵，於是跳牆逃跑，婦女們則帶著小孩躲在山溝裡不敢回家。全國各地都在強迫接種疫苗，有些人拒絕服從，結果被當作帝國主義的間諜。陝西就有地方幹部認為普通農民中潛伏著許多敵人，有些幹部甚至宣稱：「誰不打蒼蠅，誰就是細菌戰犯。」那些沒有遵行規定的家庭，門口會被掛上黑旗。有些地方以防止細菌戰為名，強迫登記結婚的婦女在領證之前接受羞辱性的身體檢查。

　　這場恐慌產生的一個好的結果，就是讓幾個主要的大城市變得乾淨了。在北京，人行道全被沖刷了一遍，路上的坑也填了起來，家家戶戶都被要求把牆刷上一公尺高的消毒白粉，樹木也刷上一圈消毒粉，以防止昆蟲的侵害。在像天津這樣有很多溼地的城市，本來就很容易滋生蚊蟲，在這次運動中，市政府將全市居民組織起來，給每人發了鋤頭、鏟子和木棍，用土填埋了數百個化糞池。

　　然而，城市裡的大掃除也對自然環境造成了破壞。為了讓害蟲沒有藏身之處，灌木、樹叢和植被都被剷除殆盡，人們還將大片大片的叢林點燃，用來熏趕蒼蠅和蚊子。房屋、樹幹、灌木叢和草地全都刷上了白色的石灰粉，結果卻把植物殺死了。村莊和城市變得一片灰暗，到處可見白色的石灰，間或散布著點點紅色。DDT和其他殺蟲劑對大自然的破壞是永久性的，城市也因此失去了綠色，變得光禿禿的。

　　這場運動還造成一個現象：從交通警察、食品加工人員到環衛工人，許多人都開始配戴棉質口罩，這讓外國遊客感到很驚訝。用威廉．金蒙德（William Kinmond）的話說，「那些姑娘和小夥子，一個個看上去就像剛從手術室裡出來的一樣」。

　　中國人的這個習慣此後一直延續了數十年。

　　此外，全國上下都展開了除「五害」的運動，即消滅蒼蠅、蚊子、跳蚤、臭蟲和老鼠。在北京，每個人每週都得上繳一根老鼠尾巴。那些遠遠超額完成任務的，可以在家門口掛一面紅旗，要是不能完成任務，則得掛一面黑旗。於是，很快便出現了買賣老鼠尾巴的黑市。在廣東，滅鼠運動下達了嚴格的指標。一九五二年七月，每個區都接到命令，必須殺死至少五萬隻老鼠，並須砍下尾巴上繳政府，然後保存在乙醇溶液裡。結果許多人迫於壓力，不得不到黑市上去買老鼠尾巴，致使有些地方老鼠尾巴的價格一路上漲，兩毛錢都買不到一根。在上海，老鼠尾巴的需求並沒有這麼高，但市民被要求上交成噸成噸的昆蟲幼體，達不到要求的就不能享受單位的各種福利。結果，有人甚至坐火車到農村去蒐集蟲子，還有人透過走後門才過關。56

　　雖然這場運動極大地普及了關於某些疾病的防範意識，卻無助於改善基本的醫療狀況。一九五三年一月，在一次全國性的會議上公布的一份衛生學報告表明，全國胃腸疾病的發病率比上一年有所增加。在山西，數百噸的糖製品裡面發現了蒼蠅和蜜蜂；在上海，死老鼠出現在月餅裡；而在濟南，綠豆糕裡發現了蠕動著的活蛆。從肺結核到肝炎，患病人口的比例高得出奇。在部分礦區，因為過分追求高產量，以致忽視了改善最基本的工作條件，致使大約一半的礦工生病。這次會議後九個月，衛生部在對毛澤東做的自我批評中承認，一九五二年的衛生運動基本上都是強迫的，而且浪費了許多資源，「甚至妨礙群眾的生產，引起了群眾的不滿」。更多詳細的調查則顯示了這場運動造成的損失有多大。例如在陝西，因為當地幹部只追求面子上的效果，而不是將有限的資源用來改善群眾的健康，結果僅僅六個月，全省就把足夠一年使用的藥品揮霍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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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狗並沒有算在「五害」之列，但它們在運動中也成了被消滅的對象。全中國無論哪裡，只要狗能生存的地方，就必然會看到成群的流浪狗在街上亂逛，有的跛著腿，有的滿身骯髒，牠們每天在垃圾堆裡覓食，常常為了一口吃的互相爭鬥。在城市裡，有些家庭將狗當作寵物；在農村，狗則普遍用來看家護院、協助放牧，或者成為人的食物。內戰期間，在共產黨占領的地區經常發起打狗運動。解放後，同其他許多東西一樣，狗也成了被消滅的對象。在北京的一次突擊行動中，警察帶著綁有鐵圈的套狗竿，在群眾的協助下，從大街上清理了幾千隻野狗。一九四九年九月，政府規定所有寵物必須進行登記，而且只能養在家裡。可是過了一年，已經登記過的狗也成了被消滅的對象。有人主動將牠們上交政府，但也有人拒絕執行。有時候，憤怒的狗主人在群眾的支持下，不惜與警察對抗。為了完成任務，警察便趁狗主人外出時闖進屋子，結果等主人回來後，房門開著，寵物早已不知去向。

　　在防禦細菌戰的過程，一支支打狗隊出現在了大街上，挨家挨戶地進行搜查。大多數狗都被送到城外的一處聚集地。一位北京居民目睹了這一過程：「牠們被帶走，裝在垃圾車裡，裡面塞得滿滿的，門關得很嚴實。如果你從旁邊經過，可以聽到裡面不停傳出敲打的聲音，小車旁邊還能看到血跡。」在城外的聚集地，數百條狗被關在籠子裡。因為沒有食物，牠們就互相攻擊，最後強壯的會吃掉弱小的。有時候，警察用鐵圈套住看上去比較健康的狗，然後不停地擺動竹竿，直到把牠們勒死。死狗的皮會被剝下來，熱呼呼地攤在籠子上晾乾，而籠子裡的狗則被嚇得渾身戰慄。

　　周瑛在宿舍裡養了一隻小母狗，但她的室友並不喜歡動物。小狗剛出生不久，周瑛就開始照料牠了。她把自己的食物分給牠吃，並給牠取了個名字叫「小米」。打狗運動開始後，她的一個同事因為不喜歡狗，所以故意打開門，把狗放了出去，結果小米很快就被抓住帶走了。後來，在一位高級幹部的幫助下，周瑛設法找到了集中關狗的地方。她回憶當時的情形說：「地上都是一堆堆已經死了或者奄奄一息的狗，我磕磕絆絆地一邊走一邊喊小米的名字。那裡有幾百條狗在吠叫和哀號，所以我的聲音必須壓過牠們。後來我終於找到牠了。牠跟其他幾條狗一起關在一個籠子裡。牠一看到我就跳起來想舔我的臉。不知道是因為害怕還是激動，牠渾身都在發抖。牠肯定希望我把牠帶回家，可是我只能坐在那兒，輕輕撫摸牠。」之後周瑛定期回到關押點看小米，有一次她還特意帶了一把剪刀把狗的毛剪掉，希望這樣一來，就不會有人因為想要狗皮而殺死小米。後來，她獲准可以給小米餵幾片罐頭裝的肉。小米吃東西時，渾身亂糟糟的毛都在發抖。最終，在一個富有同情心的幹部的幫助下，周瑛弄到一把手槍。她打開保險栓，將槍口對準小米的耳朵，對著牠的頭開了一槍。

　　當局指責狗妨礙公共衛生，而且在食物匱乏的情況下，養狗是資產階級腐化的標誌。於是，狗很快就從城市裡消失了，只有個別享有特權的外交官和高級幹部才可以養。但在某些農村地區，打狗運動卻遭到農民的長期抵制。例如在廣東，一九五二年的打狗運動激起村民的憤怒，大家開始公開反抗政府。對他們來說，如果政府一定要殺地主，那也沒有辦法，但是想殺他們的狗則堅決不行，因為這些狗擔負著看守家園、莊稼和牲口的任務。在山東，幾乎每家每戶都養狗，所以打狗運動發動了幾次都以失敗告終。不過到最後，農民們還是不得不向政府認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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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三年三月，史達林死了。幾個月之內，莫斯科的新領導人便迅速採取行動，開始加快與美國人進行朝鮮和談的進程，並最終於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簽署了停戰協定。對細菌戰的指控也就此戛然而止，因為莫斯科發覺了其中的不實之處。很明顯，這個指控一開始來自戰場上的指揮員。毛澤東和周恩來下令進行實驗室調查，以蒐集證據，並派出傳染病預防專家到朝鮮。但在實驗還沒有做完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就開始公開譴責美國發動細菌戰。後來，雖然實驗報告證明這項指控是不準確的，毛卻不願意放棄反美宣傳所帶來的好處。蘇聯的情報頭子貝利亞曾收到一份報告，概述了這次事件的由來：「所謂某些地區出現瘟疫其實是人為製造的假象，政府事先組織人將死者埋起來，然後再公開揭露此事，並採取措施製造出瘟疫和霍亂。」一九五三年五月二日，蘇維埃部長聯席會議主席團做出一項祕密決定，撤銷了所有細菌戰的指控：「蘇聯政府和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受到了誤導。媒體上傳播的關於美國在朝鮮使用細菌生化武器的消息，其資訊來源是錯的。針對美國人的指控是憑空想像出來的。」事後，蘇聯向北京派出一名高級特使，傳遞了一項嚴厲的指令：立即停止所有指控。於是，就像當初突然出現一樣，對細菌戰的指控突然就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