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影人｜專訪金馬獎得主陳卓斯、王紀堯 顏色擷取樣本.mov 香港的故事還可怎麼說？
文｜集誌社記者
「我哋要成為彼此嘅光，成為自己嘅光，成為人哋嘅光。我哋仲有下一部，我哋一定要去到我哋從來未諗過的地方。」2024 年金馬獎，來自香港的陳卓斯和王紀堯，憑《顏色擷取樣本.mov》奪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短片，兩個女生在台上致詞時，哭成淚人。
陳卓斯記得，頒獎那刻，她頭一次有很大的欲望，祈盼頒獎人讀出她們的名字。「好難得有一次全世界都聽緊你講嘢，你知道一個咁新嘅團隊上到台，係可以帶嚟幾大嘅鼓勵。」
事後她們收到許多訊息，有人感謝她們在沉重的 11 月，為港人帶來一些好消息，也有電影人說本身打算放棄，但因着她們而想繼續拍下去。「我哋覺得最幸福嘅 moment 未必係上台攞獎，而係事後有人同我哋講返，嗰段 speech 畀到啲乜嘢佢哋⋯⋯好似做到一啲有意義嘅事，起碼我哋喺台上講嘅嘢，真係實際上畀到一啲力量、一啲可以堅持落去嘅信念大家。」
獲獎以後，她們未有停步，繼續在台灣各地舉行巡迴獨立放映，親身與觀眾討論。影片不會在香港公映，但還是吸引不少港人特意赴台觀看。
曾在香港一起做記者，再赴台留學，經歷過很長的低潮期，這部片是她們站起來的嘗試。香港的故事還可以怎麼說？在沉重與悲情以外，她們希望摸索另一種可能。
背景迥異 反修例同當記者
在一起踏上金馬的頒獎台前，陳卓斯和王紀堯曾經在香港做記者——雖然她們的背景和性格截然不同。
王紀堯自小便想做記者。中學受反國民教育運動、雨傘運動啟蒙，她成長階段的感受，與香港政治緊緊相連。大學矢志到浸大讀傳理，主修廣播新聞，跑記者會、「扑咪」、「做扒」是日常。
至於陳卓斯，自問性格慢半拍，只是情感較豐富、也喜歡寫點東西，對未來職業沒什麼想像。大學赴城大修讀創意媒體，只覺好玩，但與大部分同學不同，她對一大班人參與的大製作沒有興趣，「我要自己 handle、自己決定好多嘢。」
原本陳卓斯最大的心願，是畢業後考政府工，有固定收入，下班再做自己喜歡的事；但 2019 年爆發的反修例運動，改變了她的路向。一次在示威現場被困住的經歷，令她很想在這個歷史時刻有個崗位，於是她應徵做記者，並在網媒《誌》，遇上同一年畢業的王紀堯。
「覺得佢係一個好認真嘅人⋯⋯唔好玩囉」，陳卓斯笑着憶起對王紀堯的第一印象。二人性格迥異，但在當時曠日持久的運動之中幾乎朝夕相對，形成無形默契，往往是王紀堯上前採訪新聞焦點，陳卓斯則在後面補位，拍攝那些不被注意的普通人，像是一個坐在水炮車旁的伯伯，將近十分鐘由很無奈到流眼淚的過程。
「呢件事對於當時宏觀整個反送中嘅歷史嚟講，係冇意義㗎⋯⋯但我就會覺得，究竟佢嗰時諗緊啲咩，喺我心目中係重要過啲官員諗緊咩。」當那時大部分人着重於抗爭的成敗、行動有沒有用，陳卓斯感到藝術最有魅力的地方，是一起創造經驗、再一起經歷和感受。
「去到五、六年之後，你就會慢慢知道，最後邊啲嘢先係有用、邊啲嘢先係冇用，邊啲嘢你𠵱家睇返，會有個感受出嚟。」
街頭沉寂 相繼赴台進修
街頭上的抗爭，隨 2020 年 7 月《國安法》實施後，逐漸靜了下來，採訪現場，亦由街頭移師法庭。王紀堯坦言，做法庭報道令自己很壓抑沮喪，亦走到了樽頸位——「我寫完出嚟咁又點？我日日都去法庭咁又點？啲人又開始唔睇、都唔感興趣，俗啲講，我好似攞住篇文打飛機。」她想走得更深入，做學術研究。
陳卓斯當時也很抑壓，每天追追趕趕沒有思考空間，睡也睡不好，浮浮沉沉不知做什麼。加上想拍出來的作品更有深度，但理論基礎又似乎不足，「好想要一個改變，會唔會改變咗，嗰件事就會好啲呢？」
兩人於是和幾個朋友一起報讀台灣的研究所，並分別於 2021 年和 2022 年抵台，王紀堯在臺灣大學讀政治，陳卓斯在臺北藝術大學讀藝術跨域。
巨大期望落差
來台之後，她們面對的是巨大的期望落差。2020 年總統大選她們在場，知道台灣很關注香港，「但嚟咗讀書之後你發現完全唔係咁，香港研究完全被邊緣化到一個極致，對於台灣人嚟講，我都睇唔到佢哋點解要 care 香港。」王紀堯說，這種無力感，比在法庭的無力感還要重。
即使有台灣人得知她們來自香港，加以問候，但總離不開「你們真的好慘」、「香港要加油」。「但係香港點樣加油？」陳卓斯無奈，「嚟到台灣，香港就係一個好平面、無立體感嘅一件事」。後來她索性不提太多香港的事，「因為大家都唔明，佢哋都唔需要明。」
台港關係以外，還有很實際的，生活的不適應。人生路不熟，身邊的圈子要重新建立，連溝通方式也被嫌太直接；物價雖便宜，但薪水也很少，「人生唔再係得今日公唔公義，係夠唔夠錢使」。社運年代有光環的香港記者，到了台灣不再獲同樣的關注和重視；王紀堯也漸漸發覺，重理論的學術研究太過離地，不適合自己，即使寫了論文，也不代表可以帶來她想要的改變。
「好想返香港」，這是好一段時間，兩人共同的感受。
短片無聲遭撤成打擊 同伴鼓勵下重拾創作
到底還可以做什麼？2023 年底，有點迷惘的王紀堯去了修讀紀錄片研究，並在機緣巧合下，接到一套紀錄片製片的工作。沒受過電影教育的她，開始大量觀影，接觸了不同類型的紀錄片。陳卓斯則去了一間本地早餐店打工，洗菜、撈粥、送餐。在日復日的勞動之中，放下了各樣身分和光環，亦不需經受創作的無常，她反而獲得一種踏實的滿足感，也拉近了與台灣的關係。
那段時間，陳卓斯獲通知，她拍攝母校城市大學民主女神像和民主牆的實驗短片《城市裏的光天化日》，入選第 29 屆「ifva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節」公開組的「評審推薦」名單，要通過電檢才獲確認資格。但在作品呈交電檢處後，主辦方稱因無法過檢，不能考慮為評審推薦作品，最終沒有任何公開的紀錄，提及陳卓斯的作品曾被推薦。
「好失落」，明明獲得評審的肯定，但最終因過不了電檢，一切付出歸零，甚至沒有任何人知道。她不是沒想過把事件公開，但又擔心會因此「殺死」ifva，所有情緒只能默默吞下。「我覺得我再冇能力去做拍嘢呢件事」，不想再承受同樣的挫敗，陳卓斯想放棄創作了。2024 年初，她決定給自己一個限期，還滿有儀式感地在台灣人視為護身符的零食「乖乖」包裝上，寫上「陳卓斯的創作人生」，過期日是 2025 年 1 月 9 日。
王紀堯看到時非常生氣：「使唔使咁呀？咁容易就話唔做，由得乖乖判斷你嘅人生。」她深知如果陳卓斯就這樣放棄了，往後的人生會有很大的苦澀（bitter），終其一生也無法解決，「因為你人生係有種未竟之地，你覺得你永遠都做唔到嗰啲人做到嘅嘢。」
但對王紀堯而言，「我哋 2019 年都已經咁苦澀喇，點解我哋之後嘅人生都要過到咁樣？⋯⋯2019 年之後，你都知香港人好被動，如果喺一個咁被動的世界、我哋咁被動的身分入面，我哋如果面對自己鍾意做嘅嘢都咁被動嘅話，我就覺得好嬲。」她很想證明，只要踏出第一步，其實每個人都能做到。行動本身，可以令人生沒那麼苦澀。
「不如咁啦，你唔好喺度等死啦，我哋做啲嘢啦」，王紀堯對陳卓斯說。「不如攞返條片出嚟剪，睇完咁多嘢之後，我唔覺得我哋會做得唔好。」影片背後或有無數創作脈絡，但起始就是那麼一剎那。在王紀堯推動下，兩人在硬碟翻找出 2020 年拍攝台灣大選的片段，開始了《顏色擷取樣本.mov》的創作。
香港「黃」與台灣「藍」的碰撞
《顏色擷取樣本.mov》開機的第一天，是 2019 年 12 月 31 日。那時，陳卓斯和王紀堯還在《誌》擔任記者，計劃跟拍香港政治人物到台灣大選觀選。選拍時任人民力量區議員溫子眾，是因為他的政治立場引起兩人興趣——在香港支持反修例運動、屬於「黃」的他，卻擁有國民黨黨籍，在台灣支持「藍」的國民黨，看來有點矛盾；他也有一股其他議員很少有的政治狂熱，像平時也會穿所屬政黨顏色的衣服。
拍下不少素材回港，原定要製成 20 分鐘的新聞人物紀錄片，但二人發現，自己對於「國民黨」、「中華民國」等論述，並未有能力掌握；而且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若繼續製成紀錄片，又好像變成他的政治宣傳。
計劃就此擱置。但她們沒有放棄溫子眾這個人物，仍然繼續跟拍，拍他開會、到後來辭職，「拍來為乜呢？其實係唔知道嘅⋯⋯但硬係心裡面都覺得有一日會用到。」
直至「乖乖事件」，塵封的素材終於重見天日。重看數年前拍的片段，王紀堯有時也難免質疑：「點解呢個位會 cut 機？點解呢個位會係咁搖？」。「但係真係冇得咁樣講」，每一個鏡頭其實也是記錄了拍攝者當時的狀態，「好 green、好 young」，她們可以做的，就是想辦法將以往的片段，與自己現在的狀態和想講的故事整合。
顏色的複雜多樣
她們要講一個怎樣的故事？最初，兩人順剪了一個三小時的版本，再逐步討論框架和如何修剪。「呢個係紅色」、「呢個係黃色」，影片以紅、黃、藍、綠、橙這些在台港有不同政治意涵的顏色為章節，抽取不同人的政治光譜，作為一個個樣本剖析。片段不時停頓，播出王紀堯和陳卓斯剪接時就這些人物的討論甚至吐槽，畫面是兩人色彩繽紛的筆記，以仿掃描的方式，一頁頁在螢幕刷出。
由原本的人物記錄片，發展成以「顏色」為主角，王紀堯解釋，除了因為受訪者本身「香港黃」、「台灣藍」的政治取態很有趣，也因為當時香港經常有「鬥黃」的爭議。「你有出去遊行、但你食美心就唔夠黃」、「你冇幫襯黃色經濟圈就唔夠黃」，所謂「同路人」之間最大的分歧，有時竟來自旁邊那個同樣自稱「香港黃」的人，她們開始思考，同一顏色之間所存在的差異性。
也是那時，王紀堯剛好看到一篇論文，指出西方政黨有某種顏色的傾向，顏色又會影響人們如何看自身價值；她在台灣認識到一些支持香港的國民黨青年部員，也衝擊了她的想法。討論的過程中，兩人也發現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像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理所當然以為國旗和區旗的紅色是一樣，但到真的將兩者比對，卻發現並不相同，「大家對於顏色嘅估計，同佢實際上係好唔一樣。」
剪接後期，兩人決定將自身討論過程錄音，放進影片之中。有聲音了，視覺該如何呈現？一次在圖書館列印時，忘記關上蓋板的經歷，讓陳卓斯想到掃描的形式——一束光閃過那刻，如同將整個人由外到內掃描一遍，一個人看到的顏色，與他人所見的並不一樣。由是她們沒有為影片調色，也在不同獨立空間放映——感光元件不一、放映設備不同，呈現出的顏色也有些微分別。影片的概念，透過放映去完成。
全片高潮一幕，要數兩種「藍」碰撞那刻——溫子眾在 2020 年總統選舉國民黨開票集會現場，遇上一名移港多年、特意返台投票的「藍絲」姨姨。姨姨在香港票投民建聯、稱示威者為「暴徒」，溫子眾則反駁說國父都是暴徒、自己都是暴徒，還亮出黨員證。陳卓斯說，當時對這個人改觀，感受到他的真誠，「佢有佢堅持嘅嗰套民主價值」，即使韓國瑜敗選也只是說：「四年後再嚟過。」
看到顏色的關鍵是光
影片尾聲，兩個導演回到自身，分析自己的顏色樣本。黃色、藍色、黑色——她們列出自己 2020 年之前的顏色。但「2020 年 7 月 1 日之後嘅我，幾乎連自己都睇唔到。」
「後來我去咗一個新嘅地方，先發現睇到顏色嘅關鍵，係要有光。」
影片雖關乎顏色的複雜和多樣性，但王紀堯說，不希望結尾向觀眾說教：「你憑咩勸台灣人去包容、理解？」她們也開始思考，自己為什麼講這個故事？又憑什麼講這個故事？她們對於台灣政治的介入又是什麼？
有次二人討論起，小學常識學過，因為光的折射才看到顏色，她們腦海裡立時浮現許多有關光的聯想。「點解我哋喺香港做唔到呢條片、冇呢啲諗法，係因為台灣選舉嘅顏色好鮮明。因為呢度有民主選舉、呢度有自由，所以你先會見到咁多顏色。」
「我哋喺台灣呢個地方點解做到呢條片，就係因為呢度有光。」
「就算睇唔到條片，都會覺得好有 power」
2024 年上半年，陳卓斯和王紀堯就那樣打幾份工，以微薄收入支撐生活和創作。沒有什麼監製和公司、不受任何人限制，就兩個人單純想做好這件事，每天一下班就趕回家，討論影片的意念、試這試那，「你會覺得自己都幾想呢條片可以出嚟。」
最終《顏色擷取樣本.mov》先後獲得南方影展首獎，以及金馬獎最佳紀錄短片，對兩人來說，都是從來沒有想過的事。得知入圍金馬那刻，兩人甫視像就哭得說不上話來；到了頒獎禮當天下午，在咖啡店準備致謝詞，陳卓斯讀完第一句就哭了，王紀堯也同樣。
在頒獎台上，陳卓斯哽咽以國語說：「很多人以為這部片是講顏色，但是其實我們最想講的是光。我們不需要特別的懼怕黑暗，因為光與影是相依共存的，惟有走入影子的黑暗，才能看見屬於時代的真光。電影就是這樣，在最黑暗的電影院裡面，哪怕是黑畫面，也會有光的存在，我們的故事，就是在黑暗中尋找那道屬於時代的光。」
王紀堯則以廣東話發言：「多謝新聞同政治，畀咗我有思辯嘅能力，多謝電影畀咗我有創作嘅空間。當一個地方，如果佢再無顏色，可能係黑白嘅，可能係清一色嘅，但或者我哋只係需要好好保存過去顏色鮮明的記憶，我哋或者可以有一啲力量，撐到有光嘅盡頭，我諗呢個係我哋每個人繼續創作同前進嘅動力。」
兩個人都說，當時希望向香港人說點什麼，「一世人可能淨係得呢一次機會」。王紀堯那番話尤其想對記者和拍紀錄片的人說——回港時眼見有些朋友有股頹氣，她想叫大家撐住。事後兩人收到不少回饋，像感謝她們讓香港人在 11 月有一刻可以笑，一條影片的力量，原來不只是放映。「你企喺個台上面，就算佢睇唔到條片，佢都會覺得好有 power，好似佢都感受到想表達嘅嘢。」
「或者呢個都係香港電影之後嘅路，你未必每一套香港電影都會咁容易睇到，我哋要接受有好多嘢都係得來不易，但就算你睇唔到嗰吓，你都會有一種共鳴喺入面。」
獨立放映的夢
金馬之後，陳卓斯和王紀堯開始辦起台灣獨立空間的巡迴放映，至今已在台北、新北市等辦過五場，同場還加映陳卓斯被 ifva 撤選的《城市裡的光天化日》。
事實上，在未獲任何影展肯定前，她們已打算舉辦獨立放映。那年在香港搬着投映機，四出放映自己拍的紀錄片，令獨立放映在她們心中留下很特別、珍貴的位置。她們憶起，在某個基層組織的放映會，來的觀眾都是低收入、低學歷的人士，近三小時的片長，不少人聊天、走來走去，她們擔心大家會看得不耐煩、不明白。但結束後，有位伯伯走上前，將身上僅有的 100 元紙幣放進捐款箱，說：「妹妹，相信我，我哋終將會得到自由。」
「你會覺得成件事好感動，好似莫名其妙有一份好大嘅力量喺度⋯⋯嗰時就開始推動自己做好多放映。」
關於獨立放映的記憶，還來自油麻地已經結束的「碧波押」，那是兩人相識以前，讀大學時的共同經驗。在門口「中國夢」的燈箱下、落地玻璃外，不時站着好奇的身影，問在看什麼戲，「電影原來可以咁樣開展一個對話」。由是她們也希望藉由實體放映，讓一些可能不會進戲院的人也前來看戲，拉近與觀眾的距離、開啟溝通，也賺取一點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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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的確得以開展。在映後談上，她們難忘有屬國民黨的叔叔提及，看到香港紅樓播國旗歌的片段時很感動，「我哋從來冇諗過呢個位可以令人感動」；有年輕的觀眾表示，終於明白父母為何在選舉期間常聽《隱形的翅膀》 （韓國瑜和支持者愛唱）。也有認真討論政治的時刻，像一個人的政治傾向到底如何形成；有時有些地方台灣或香港觀眾看不明白，對方便會即場解答。
兩人說，來自香港的觀眾，每場至少佔三、四成，最多甚至佔一半，不少港人特意為這部電影來台。對此，陳卓斯一方面很感動，但另一方面又會感嘆，「原來𠵱家係要咁樣。」
當然，電影無法在香港放映，是她們早就預料到的事。曾經撰寫電檢相關專題，她們知道，片中凡涉及台灣大選的部分都會被要求刪走；但台灣大選正是這部片的核心，故她們打從一開始已沒有打算將作品送檢。網上放映也不在考慮之列，一來因為顧慮法律風險，二來在這部具爭議性的電影中，她們不希望觀眾「睇完就算」，而是留下出席映後談，了解拍攝的因由。
陳卓斯說，對今時今日的香港人來說，看一部電影，原來要花很大的力氣，電影也不再只是娛樂，而是一個行動、一個支持、一個表態。而在某些瞬間，像是當一堆港人踴躍地「買爆」她們的紀念品時，她加倍感覺到電影凝聚人的力量：「嗰個 bonding 你就知道，我哋係來自同一個地方。」
使人快樂自由的創作
未來有什麼計劃？陳卓斯說近來很怕這個問題，金馬以後，伴隨不少期望和壓力，大家開始關注她們的下一步、也好像覺得她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但其實下一步是什麼，她有時也說不出來。獲獎以後，身邊家人和朋友也說，「終於唔使問你兩個喺度做緊咩」，她一方面很感動，但也難免有點沮喪，好像拿獎後大家才看見她們的付出。
但她深知對創作人而言，「無論如何有冇嗰個獎，你都係會做嗰個作品。」
一剎光環過後，日子還是那樣過。目前，她們會繼續舉辦巡迴獨立放映，目標是 30 場，會去到嘉義、高雄等不同縣市。陳卓斯一部拍攝香港失明詩人盧勁馳的紀錄片正在提案階段，由王紀堯任製片。
兩人的路徑還是那樣，有點迥異又有交會之處。陳卓斯說起，2019 年某次採訪後，回程的路上與朋友聊電影和藝術的事，王紀堯當時說，「我真係好憎你哋嗰啲拍電影、做藝術嘅人，好憎你哋唔嗲唔吊、冇一個答案。你知唔知點解我揀讀新聞，因為新聞唔係黑就係白。」五年後，王紀堯也一頭栽進創作。她說自己成長了，社會環境改變下，她意識到沒有所謂快速而有用的方法，很多事情也不會直接有結果。
而創作雖然未必有回報，但可以讓人覺得快樂、自由，對世界保持好奇，還有為觀眾包括香港人，帶來一點感動和意義。
幽默說香港故事
王紀堯不會定義自己，她仍在嘗試、在摸索將要行的路。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們會繼續講香港的故事。二十多歲才來台，人生大部分時間也在香港，就算看台灣的新聞，她們也是關心與香港人的關係、有香港人的視覺，「嗰件事係離唔開」。
香港故事還可以怎樣說？回想當初，她們因為沒有台灣人關注香港，所以想講一個台灣人也看得明白和感興趣的香港故事。近年不少香港的作品圍繞社運創傷，但她們不想停留於「好慘」的氛圍、受害者的模式，而是嘗試用不一樣的方式，講屬於她們的香港故事。
放映現場，總可聽到不同的笑聲，有來自台灣人的、也有來自香港人的，影片以幽默的口吻，討論較為嚴肅的政治話題。陳卓斯說，不是要強行樂觀，但「好多嘢我哋係唔係只能夠用某一個情緒去面對？」。她想起有些坐監的朋友，好像比在外面的人還笑得出，有時面對苦困的方法，或許就是要笑。
「笑得出之後唔代表笑笑就過去，唔係啊，係最尾嗰個情緒，你係可以又有笑又有喊，呢件事係冇衝突。」
電影以《顏色擷取樣本.mov》為名，陳卓斯說，當初沒想過這條片會走得這麼遠，命名「.mov」，就如留條後路給自己，它還有修改的空間；而相較影像壓縮較多的「.mp4」，「.mov」也代表她們在台灣創作的自由。
宏觀來看，如果香港電影是一個檔案總管的概念，一個人不會單看一部電影，就知道整個香港、或者整個香港是怎樣一回事。置身歷史長河，《顏色擷取樣本.mov》只是其中一個很小的影像檔案、一個小碎片，「加加埋埋先係整個香港電影嘅全貌」。而這個檔案會延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