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錄《我逃離的帝國》香港．二○一九年

香港．二○一九年

二○一九年十一月的溫暖午後，身穿黑色忍者服裝的年輕女子站在大學校園裡空蕩的戶外游泳池池底，將玻璃瓶一個接一個扔向牆壁。每個瓶子都碎開來，玻璃碎片散落一地。她每扔一次都會調整目標。牆上的其他地方也有黑色的痕跡，那位女子的同伴用他們自己的瓶子在這裡朝牆壁練習投擲。他們將那些瓶子裝滿汽油並用火點燃了。牆上的燒焦痕跡顯示出這些自製炸彈擊中的位置。這些都是為了模擬真正的目標：香港警察。

在泳池邊緣的地面上，有兩位學生正朝靶心射箭。他們就像那位女子一樣，身穿黑色服裝，戴著口罩。我一早在香港理工大學散步時注意到的氣味，這裡也聞得到。那是汽油的味道。在校園的幾個地方，學生堆滿了裝有汽油的瓶子，裡頭塞著布條或是報紙。我曾看到許多紙箱裡裝滿了上千個汽油彈，準備讓人點燃並投擲出去。

在學生眼中，他們的敵人是曾經備受香港市民愛戴的香港警隊。示威者表示，警察現在是依照中國共產黨和遠在北京的統治者行事。自一九九七年以來，這些統治者強化了對香港警隊的控制，起初是漸進式的，但近年來速度不斷加快。他們肆無忌憚的舉動導致香港居民的憤怒和恐懼持續升溫，例如二○一五年中國的國安人員綁架了香港的五名書商。現在看來，中國曾經向英國和香港居民承諾的「一國兩制」似乎將在二○四七年（也就是英國政府將殖民地移交給中國領導人的五十年後）正式結束之前就面臨瓦解。

我看到地上寫著「Fuck the Popo」的英文標語。這裡的「Popo」指的是警察，校園裡的學生李傲然（Owan Li）解釋道。「示威者必須面對警察的暴行，」他說，「中國共產黨是完全獨裁的政權。他們的心態是要維持完整的主權與統一。他們會說只有政府及其統一與主權才是最重要的。談到人權、人民的權利或人民的生活時，他們不屑一顧。而維護主權的唯一方式就是獨裁統治。」

在校園的其他地方，我看見兩位年輕人正在將金屬把手焊接到大塊的黑色金屬板上。他們在打造盾牌。有人在牆上用噴漆畫上了反法西斯圖像小說與電影《V怪客》中的V符號。在另一面牆上，學生們噴上了「如果我們毀滅，你們也將與我們同歸於盡」（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的字樣。這是《飢餓遊戲》（The Hunger Games）小說中的弓箭手女主角凱妮絲．艾佛丁（Katniss Everdeen）所說的台詞，這本小說講述的是反抗威權國家的故事。我到處在校園裡閒逛，看到更多學生在練習射箭。

在過去一週，學生和其他示威者占領了香港各地，目的是擾亂交通，強化他們反警察和反共產黨的訴求，希望香港或北京的官員能做出讓步。但警方已經展開反擊，他們毫無顧忌地用警棍和催淚瓦斯直接對付示威者。到了週末，學生在香港各地的五所大學校園築起了路障，其中反抗意志最堅決的一群學生聚集在香港理工大學。他們準備展開最後一戰。數個月來的抗議、高喊口號和街頭衝突，最終演變成了這樣的局面。

五個月前，在六月的時候，這座城市的居民開始上街抗議，人數之多是數十年來從未見過的。他們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希望立法會通過的《逃犯條例》感到憤怒。許多香港居民擔心，如果中國的安全機構想要緝捕香港的特定人士，無論是批評共產黨的人或是企業主管，這項法案將為地方當局開闢一條新的途徑，讓當局能夠將香港居民送往中國大陸接受起訴和監禁。在示威者眼中，這項法案是共產黨用來破壞香港法治的工具。在今年夏天的示威活動中，參與者並不僅限於學生，不同於五年前我曾經目睹的雨傘運動示威。那時候，示威活動圍繞在學生於金鐘地區建立的營地。今年夏天，遍及全城的示威遊行吸引了年輕人、老人、高中生、上班族以及退休人士。

整個夏天，警方與示威者之間的衝突規模和暴力程度不斷升級。警察發射催淚瓦斯，並逮捕了許多人。一名女子被警察發射的布袋彈擊中臉部，導致眼睛嚴重受傷。這些事件廣為人知，許多示威者都描述了這些事件，顯示出警察採取的殘酷手段。林鄭月娥在九月時宣布撤回《逃犯條例》，但到了那個時候，引發抗議事件的原因已經遠遠不止於此。示威者要求整個警隊必須承擔責任，而這支警隊曾經受到多數香港居民的敬重。示威者持續提出五大政治訴求，包含全面落實雙真普選、撤銷被捕示威者控罪，以及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以徹查警方濫權。

我在華盛頓觀察情勢的發展，當時我在《紐約時報》擔任外交記者。我一心想要回到香港的街頭，而不是和政府官員一起喝咖啡或參加大使館晚宴。在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新聞學，接著到哈佛大學擔任研究員之後，我在二○一八年搬到華盛頓報導川普政府，這是許多美國新聞機構當時最關注的新聞。這是一趟返鄉之旅，我可以再次與父母共度時光，而愛月也在開始上小學時認識了她的祖父母以及堂兄弟姊妹。從我的國際新聞報導職涯來看，這種發展也有其邏輯：首先報導美帝在伊拉克計畫的重大挫敗；接著關注美國最大挑戰者中國的崛起；現在則探討美國民主從內部權力核心遭到侵蝕的問題。然而我也感到失落：我不再是真正意義上地「身臨其境」，在報導美國外交政策時，也不再沉浸於其中所涉及的國家與文化之中。

在二○一九年十月一日中國國慶日前夕，中國大使館批准了我為期一週的簽證，讓我前往北京採訪國慶的重頭戲，也就是習近平即將主持的天安門廣場閱兵儀式。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七十週年的宣傳大秀，但我認為這或許是能讓我一窺習近平權力的機會。更重要的是，結束後我可以前往香港，親自了解這場運動。

十月一日，北京城仍在沉睡時，我在廣場西側的軍事博物館搭上了官方巴士。太陽升起時，我們越過廣場，來到我們的座位。昨天晚上睡前，我打電話給父親，想聽他描述他當年在一週年閱兵儀式上於毛澤東面前遊行的事情。我在二○一五年參加習近平的第一次閱兵儀式時，我們還沒有談過這件事。現在我知道了父親在這裡的經歷，我感覺自己就像跟隨他數十年的幻影，化身為他早年在帝國中心廣場上存在的迴響。

自毛澤東以來，共產黨領導人從未在四年內舉辦過兩次閱兵儀式。此舉本身就突顯了習近平的野心。去年，共產黨將「習近平思想」寫入黨章，這是另一個與毛澤東的相似之處。這次的閱兵儀式與二○一五年大致相同。習近平身穿傳統的無領外套，搭乘黑色轎車從天安門出發，經過一列長長的軍隊隊伍。他檢閱了戰車、飛彈與無人機，其中有些是首次公開亮相。他們揭開了東風-41型導彈的神祕面紗，這是一種能夠攜載核彈頭的洲際彈道飛彈。

在臺上發表演說時，習近平引用了毛澤東的名言：「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他繼續說道：「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撼動我們偉大祖國的地位，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進步伐。」

然後我發現了她。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身穿灰色粗花呢套裝，站在習近平身旁。中國領導人在告訴全世界，他全力支持林鄭月娥和她的警隊。這種忠誠度的展示對林鄭月娥來說如此重要，以至於她選擇在多數香港居民預期將出現緊張情勢的一天離開香港。示威者計畫要反制習近平在北京舉行的國慶宣傳活動。閱兵遊行結束後，香港居民在街上集結。數萬人在購物商場和摩天大樓間遊行，高呼「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在某些地區，示威者向警察投擲燃燒彈，並砸毀那些被視為與中共立場一致的店家櫥窗。

在荃灣區，警察與揮舞著金屬棍的年輕示威者大打出手。一名警察被推倒在地時，另一名警察背靠著停業的商店門口，拔出了槍。一名示威者朝他揮擊。這名警察近距離開槍，擊中這名十八歲男子的左肩。這是自六月抗議活動展開以來警方第一次射傷平民。記錄下這起暴力事件的手機影片迅速流傳，導致更多人譴責警方，並聲稱林鄭月娥放任香港變成戰區。這些事件彷彿一九六七年父親前往美國前夕在香港爆發的衝突，當時英屬香港警方手持警棍和催淚槍對抗左派示威者。

在習近平閱兵儀式的三天後，我在潮濕的週五早晨搭上高鐵列車。這班列車疾速橫越中國，停靠在長江岸邊的武漢，穿越南方的丘陵和稻田，最後駛入香港。九個小時內，列車跨越了兩千四百多公里。想當年，父親的旅程需要花好幾天的時間。

我拎著行李從金鐘的地鐵站出來時，天已經黑了。金鐘位於香港島中心，充滿了高級購物商場和辦公大樓。我正要穿越主要幹道前往飯店時，一位年輕人在距離我九十公尺的街上朝著廣告看板噴漆，然後迅速逃走。噴漆寫的是一句咒罵林鄭月娥的話。午夜過後，我聽到飯店周圍的街道上傳來喊叫聲。數以百計身穿黑衣、戴著口罩或頭套的人剛從示威現場離開，他們經過這個地區，同時高喊著口號。

近年來，金鐘一直是吸引示威者集結的地方。金鐘是香港立法會的所在地。今年初夏，示威者曾闖入空無一人的立法會會議廳。在香港官員眼裡，這表示抗議行動已經提升到新的層次。這些辦公大樓也讓金鐘成為二○一四年雨傘運動的集會地點，當時的民主示威運動持續了數週之久。那年十月，我經過夏慤道上龐大的營地，採訪那些擔心公民自由遭北京領導人剝奪的學生。當時北京當局宣布改革香港選舉制度，因而觸發了這場運動。這場運動持續了數週，特定的象徵符號在全球的關注下格外顯眼：黃色雨傘，因為示威者曾共同撐起雨傘形成防護牆，以抵擋警察使用的催淚瓦斯；還有黃之鋒，他是身型瘦弱的十八歲學生，創立了民主團體「學民思潮」（Scholarism）。但當局最終消磨了示威者的意志，拒絕回應他們的訴求，這場運動也逐漸式微。

在接下來的五年間，年輕的社運人士研究了二○一四年發生的事件以及雨傘運動中的弱點。現在，到了二○一九年，他們以不同的方式來組織示威運動。這場運動沒有明顯的領導者。示威者加入Telegram上的聊天群組，透過一連串的來回訊息進行交流，針對每天的行動達成共識。在外人看來，看似是雜亂無章的聲音。示威者還採用了香港武術家與電影明星李小龍的經典口號，聽起來簡潔而優雅：「如水聚散」（be water）。這個口號的目的是避免發生正面衝突，以免讓警察占上風。如果眼看暴力衝突一觸即發，示威者會衝進香港的大街小巷，進入商店、公寓大樓以及地鐵站，然後在其他遠離公安部隊的地點重新現身。示威者不會像雨傘運動時那樣建立營地，集會地點也會在最後一刻才決定。他們的目標是讓示威行動變得難以預測，避免成為當局鎖定的目標。

露西．江（Lucy Kong）坐在高架道路下的街道上，正在用水沖洗她小腿上的傷口，其他示威者從她身旁走過。她是在與示威者同行時摔傷的。我們在金鐘，也就是靠近中環和皇后像廣場的地方，皇后像廣場的集結將是這次遊行的高潮。露西像所有示威者一樣身穿全黑服裝，她還戴著黑色的Patagonia帽子和肩背小包。她在銀行上班，已經受夠了香港的公民自由不斷受到侵害。她告訴我，在這裡看到年輕的抗議者很鼓舞人心，但他們需要外部力量來協助他們抵抗共產黨。「另一種形式的冷戰可能即將來臨，」她說，「這是文明世界與共產世界的對抗。」

她說的文明世界是指美國。在香港的這幾天裡，我不斷聽到這句話。就在遇到露西之前，我和示威者一起走在街上，看到一個人穿著美國隊長的服裝，還帶著盾牌。有些示威者揮舞著美國國旗或掛在木桿上的山姆大叔海報。像露西這種三十歲以上的香港居民，還記得在一九九七年親眼目睹大英帝國將香港移交給另一個帝國，過程中英國人完全漠視香港居民的意見。但是現在，他們又將希望寄託在另一個遙遠的帝國身上。露西說，他們別無選擇：共產黨以及中國太強大了，只有美國能夠對抗他們，並替示威者捍衛他們的權益。川普是美國總統，有些示威者深信他會伸出援手。

「如果川普總統發表更多相關言論，就會製造更多壓力。」露西說。

我不知道該跟她說什麼。川普政府的一些官員曾經告訴我，他們擔心北京可能會出動人民解放軍來鎮壓示威活動。但很明顯的是，川普本人根本不關心示威者。川普是個商人，交易和利潤是他看待世界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川普希望他的手下與習近平達成貿易協議，他甚至很欽佩中國領導人能徹底掌控一個擁有十四億人口的國家。

對美國抱有信心的示威者正關注著一項在美國國會審議的法案，即《香港人權與民主法》（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美國國會議員利用香港議題來展現他們的反中立場。這項法案一旦通過，將促使美國政府針對試圖鎮壓示威活動的中國官員實施經濟制裁與旅遊禁令。但美國的政府官員本來就擁有這項權力，卻遲遲沒有行使。「制裁香港官員將有所幫助，」露西說，「這會讓林鄭月娥三思而後行。這些官員都有親屬具備美國公民身分。」

我想到所有華盛頓當局實施制裁的國家，像是俄羅斯、伊朗和北韓，但此舉似乎對這些領導人的行為沒有什麼影響。在露西和我交談時，示威者開始從我們身邊匆匆跑過，互相喊著要繼續前進。我聞到一陣催淚瓦斯的味道。在附近的某個地方，警察正朝人群發射催淚彈。我跟著人群跑向皇后像廣場。示威者很快就放慢了腳步，試圖弄清楚警察在哪裡。有人告訴我附近有間教堂，數十名被催淚彈擊中的示威者在那裡避難。接著突然下起雨來，人們在陰暗的天空下返回家中。當天的遊行就此劃下句點，但大家都知道這一切尚未結束。

我在臉書上收到表親潔西（Jessie）的訊息，她從小在香港長大。潔西是南希的女兒，南希是我母親的表親，一九九七年我第一次來香港時和南希一起吃過點心。潔西和她的父母參加了我在北京舉辦的婚禮，我最後幾次來香港時還和她一起喝過酒。她告訴我，現在她對自己家鄉所發生的一切感到心碎，她希望國際新聞媒體的報導能對香港以及北京當局施加壓力。「這裡的情況越來越糟糕，而且似乎看不到盡頭，更不用說是正面的結局了。」

抗議活動就這樣持續到秋天。所謂的前線社運人士與警方之間的衝突愈演愈烈。在香港市中心，人群在催淚瓦斯中冒險前進的場面屢見不鮮。示威者戴著各式各樣的面罩，像是外科口罩、大圍巾、防毒面具以及護目鏡。我也隨身攜帶了一套防護裝備。香港政府試圖禁止市民在集會遊行時蒙面，但示威者無視了這項命令。

十一月四日凌晨，二十二歲的大學生周梓樂從停車場的三樓墜落，四天後在醫院離世。示威者表示他遭到警察追捕，但沒有證據能證實這項說法。周梓樂是首位在抗議現場身亡的示威者，這讓社運人士群情激憤。他的照片遍布了整座城市，人們在大學校園、街角處和公園留下字條與蠟燭追悼他。十一月的第二個週末，人們在公園舉行了大型的燭光悼念儀式，紀念墜樓身亡的周梓樂。

為了重振士氣，第一線的社運人士呼籲大眾在下週一（十一月十一日）上街遊行。他們的目標是在上班日讓香港的多數地區陷入停擺，實施大規模關閉。這是示威者自八月以來首度嘗試的升級策略。

週一，我搭地鐵到將軍澳，也就是周梓樂去世的地方。當時正值通勤高峰，人們沿著主要幹道步行上班。接著，一小群年輕人開始聚集在十字路口。我看到其中兩個人把藍色腳踏車推到路口中間，然後丟在那裡。這些人朝街上扔了些垃圾，並放下塑膠交通錐。司機停下車，無奈地按著喇叭。然後，一輛貨車很快停了下來。六名警察跳下車，衝進十字路口，把腳踏車拖到一邊，清理街道。車輛又開始繼續前進。有些司機大聲表示感謝。警察衝向站在人行道上的幾個人，他們一直在用手機拍照和錄影。「不要打人！」一位女士喊道。

同樣的情況發生了好幾次，示威者將更多的腳踏車和雜物搬到十字路口，警察則快速衝過來移除這些物品。有些警察身上帶著貼有螢光橘貼紙的步槍。有人警告我，這些步槍裡裝有海綿彈。有一次，一名警察衝向街上的一名示威者，舉起手裡的步槍，朝男子的背部開了一槍。站在人行道上的數十人對著警察大吼：「不要開槍！」、「你真的朝人開槍？」

辦公室主任奈森．譚（Nathan Tam）在被封鎖的十字路口下了車。「我對這些示威者並不感到憤怒，」他告訴我，「我知道這是政府的錯。但對於有家庭和工作的普通人來說，我們能做些什麼呢？我在六月時參加過遊行，但結果又如何呢？如果政府不願意聽你的意見，除了移民之外你什麼也做不了。現在，我非常慶幸去年就把兒子送到英國。否則，以他的個性，他現在可能正在外頭抗議，還可能挨子彈。如果這裡的情況變得非常糟糕，我會想辦法讓我的家人離開這裡。」

過了一會兒，警察忍無可忍了。在我們的北邊，一群警察開始向示威者發射催淚瓦斯。我看到了濃煙，也聞到了刺鼻的瓦斯味。我衝進購物中心的一樓。我周圍的人都在咳嗽，商店店員拿著瓶裝水衝了出來，讓大家趕緊用水沖洗眼睛。

我搭上巴士和地鐵前往中環，發現辦公大樓、百貨公司和殖民時代的政府大樓之間也上演著類似的場面。警方與示威者對峙，其中包含身穿西裝、戴著口罩的上班族。發射出的催淚彈在空中畫出一道道弧線，落在街道上。隨著警方陣營持續推進，社運人士持續後退並逐漸散去。示威者也讓這裡的交通陷入癱瘓，他們用交通錐、竹竿以及磚塊沿著主要幹道建立了臨時路障。在干諾道上方的天橋，有人懸掛了巨大的白色標語，上面印有肯塔基州共和黨政治家、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米奇．麥康奈（Mitch McConnell）的臉孔。標語上寫著「參議院該採取行動了」。這個標語強烈要求麥康奈協助通過正在院會審議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在那之前，兩部令人震驚的影片已經廣為流傳。其中一部影片顯示，一名身穿黑衣的年輕人在人潮洶湧的十字路口走向一名警察，接著那名警察舉起手槍，近距離射擊示威者的胸部。在另一部影片中，一名看似支持中國政府的年長男子在行人天橋上嘲笑著示威者，後來有人朝他身上潑灑汽油，另一人則朝他扔了一根點燃的火柴。那名年長男子隨即全身著火。到了傍晚，這兩起暴力事件的受害者都躺在醫院病床上，情況十分危急，性命垂危。情勢不斷地惡化。很少有社運人士希望暴力衝突演變到現在這樣的程度。

我搭乘地鐵回到九龍。彌敦道是香港相當熱鬧的商業區，也是香港重商主義的象徵，人行道上總是擠滿了前往珠寶店和電子商場的消費者。但現在卻出奇地冷清。商店全部關門，數以百計的示威者在街上遊蕩，街上沒有任何車輛在行駛。人們在路上放置了磚塊，阻止汽車與其他車輛通行，封鎖了香港極為重要的地區。在彌敦道的一個街區，六輛雙層巴士被棄置在街道中央。這一幕就像末日電影中的場景，彷彿文明世界突然陷入停滯。

我聞到了橡膠燃燒的味道。隔壁街區傳來的爆炸聲響讓我嚇了一跳。我走近時，發現示威者放火燒了電線杆上的配電箱。附近有一群人將他們在別處砍下來的樹幹拖到馬路中央。還有一些人手持長棍和磚塊，正在砸中國建設銀行分行的鐵門，這間銀行是總部設在北京的國營企業。有人大喊警察帶著水炮車來了。所有人迅速散去。我從清晨就開始奔波於各個地區，突然感覺一陣筋疲力盡。我走到地鐵站的入口處，準備下樓時卻停下了腳步，因為我看到示威者正試圖拉下鐵門。他們對著地鐵站大喊，說工人沒有關閉地鐵站是叛徒。我開始跑向下一站。我知道政府已經宣布宵禁，要求人們離開街頭，警方很快就會開始搜捕滯留在街上的人。

在接下來的幾天內，城市的部分地區仍然處於癱瘓狀態，主要幹道上堆滿了障礙物。示威活動依循著固定的模式。人們會在中午時於中環舉行集會，然後就地解散。但在十一月中旬的那一週，最重要的示威行動轉移到大學校園。警方首次試圖闖入校園，顯然是為了追捕示威活動的領袖和其他知名的社運人士。到了週一，也就是全城爆發動亂的那天，警方在中環山上香港大學（簡稱港大）校園週邊的宿舍裡拘留了一名學生。當天晚上，動亂逐漸平息，但緊張情勢持續升溫，有消息指出在城市另一端的香港中文大學附近有幾名學生被捕。也有消息傳出，警察開始進入校園。在此之前，香港的校園一直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空間。學生在校園內能夠感到安全，不必擔心遭到報復，他們集會與發聲的權利也受到保護。

香港的公立大學總共有超過八萬六千名大學生和將近一萬一千名研究生。由於週一爆發的動亂，市政府宣布停課一週。現在學生可以整天在街頭參與示威活動，然後重新集結並制定計畫，睡上幾個小時，天一亮就準備再次出動。

週二，我來到香港大學。在他們的同學遭到拘留後，學生們接管了校園。我和一位二年級的學生加百列．馮（Gabriel Fung）一同走在幾乎空無一人的校園。「人們已經意識到，抗議、運動和衝突是不可避免的，」他告訴我，「無論你身在何處，這些事情都會在某些時刻影響到你。」這裡和其他學校的中國大陸學生大部分都離開了香港，至少是暫時離開。第二天，警察護送數十名學生越過邊境前往深圳，深圳的飯店也為他們提供免費房間。

香港的大學各有特色。香港大學創立於一九一一年，是香港歷史最悠久、最具聲望的大學。香港大學在建制派人士之間占有重要地位。許多香港大學的學生都是曾經就讀國際學校的外國人或香港居民，英語是他們主要的語言，其校友包含警務處處長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但政府與警方的行動卻讓學生變得激進。在學生遭到拘留的消息傳開後不久，有人在網路上發布了影片：兩位自由派法學教授傅華伶和陳文敏在校園內用英語對一群憤怒的學生發表演說，懇求他們不要訴諸於暴力。一位蒙面的女子高喊，他們別無選擇。「我們要犧牲多少人？」她問道。

「我們更好，我們和他們不同。」傅華伶說。

「但我們不會原諒他們，」一位年輕人說。「我們不會忘記。」

週一晚間和週二早上，警方再度來到校園，試圖清除路障。在學生的反抗下，他們發射了催淚瓦斯，然後撤退。校園的神聖性得以維持。我在下午抵達時，看見戴著口罩的學生守在路障前，各個小組封鎖了從遠處薄扶林道通往校園的不同路徑。在其中一些入口處，電梯連接著校園與道路。教授和行政人員走到學生守衛身邊聊天。隨著夜幕降臨，學生們交換輪班。

我漫步在校園的主要建築之間。在慶祝二○一九年畢業生的室內標語上，有人漆上了「明德革命」的字樣，這句標語結合了革命的精神以及學校的校訓。在戶外，一名蒙面的學生坐在牆邊，用手機看著影片，牆上的標語寫著「我反抗，故我存在」（Je me révolte, donc je suis），即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卡繆（Albert Camus）的名言。其他塗鴉就沒那麼高雅了，這些圖畫和標語指控香港警察輪姦、雞姦和謀殺。

我走進一座中央露天庭院，抬頭仰望著高聳的血橙色方尖碑。雕塑上呈現了數十具扭曲、赤裸的軀體以及變形的臉孔，糾纏在一起的屍體在尖叫聲中凝結。這簡直就是但丁筆下的地獄。我突然驚訝地意識我看到了什麼。這座名為「國殤之柱」的雕塑是由丹麥藝術家所設計，並於一九九七年六月四日放置在維多利亞公園，當時許多香港居民都認為這可能是最後一次為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受難者舉行大型燭光晚會。二十二年後，在我凝視著那些受苦的面孔時，我的思緒又回到了那個潮濕的夜晚，當時我站在公園裡凝視著同一座雕塑，人們手持點燃的蠟燭從雕塑旁經過，悼念那些在天安門廣場喪生的人。

當時，這座銅像不僅象徵著中國早期那段噩夢般的歷史，也代表著香港居民在英國將殖民地移交給中國時的那份恐懼。多年來，這座雕塑逐漸成為國家恐怖主義以及對抗國家恐怖主義的象徵。如今，在香港的山丘上，身著黑衣的蒙面學生行經這座雕塑，前往剛築起的路障。雕塑底座上刻著「老人豈能夠殺光年輕人」（The old cannot kill the young forever）的中英文字樣。

週二下午，警方試圖衝進通往香港中文大學校園的二號橋路障，該校區位於新界高地。這座行人天橋建於吐露港公路和東鐵線之上，在全城行動的號召下，學生向下投擲磚塊與其他物品，導致當地交通和火車被迫停止。

香港中文大學校園被視為整座城市示威活動最激烈的地方。許多學生積極參與夏天的示威活動，他們的學校因此被稱為「暴動大學」，學生也對這個稱號引以為傲。這座校園裡的兩萬名學生大多以粵語為主要語言，許多人與父母住在擁擠的公寓大樓裡。校園的位置相對偏僻，從市中心搭地鐵到學校需要一小時。學生已經開始在道路的入口處建造磚牆。一些從其他地方來的示威者也加入了學生的行列。

週二，警方為了爭奪行人天橋的控制權而展開攻擊，導致了一整週連續的示威活動中最戲劇性的衝突。警方發射了數百枚催淚彈和橡膠子彈，學生則投擲汽油彈和磚塊。超過一百名受傷的學生被送往體育館內臨時設立的急救診所。校長段崇智一度試圖與警方協商，但暴力衝突再度爆發。學生並沒有退縮，警方則在逮捕了數人後被迫撤退。

到了十一月十五日星期五，學生仍占據了香港各地的五所大學，準備迎接警方即將展開的一連串攻勢。就在當天，我造訪了香港理工大學，看著學生在空蕩的游泳池裡練習投擲汽油彈和射箭。就像香港中文大學一樣，香港理工大學也坐落在交通要道上。與校園相連的高架道路橫跨在通往紅磡海底隧道的多線道之上，而這座海底隧道可讓車輛往返於九龍與香港島之間。政府必須控制大學，才能讓隧道再次恢復運作。

然後一夜之間，其他四座校園內的學生都逐漸散去了。週六破曉時，築起的路障已遭到棄置。附近的居民與警察開始清理學生留在路上的雜物。唯一堅持下去的是理工大學，學生已準備與警方展開最後的對抗。我與這些學生交談時，感覺到有些人渴望成為烈士。各地校園裡最狂熱的學生都集結在這裡，準備參與最後一戰。

週六晚上，警方開始試圖突破外圍路障。舉著防暴盾牌的警察與裝甲車並肩前行。他們沿著一條寬闊的大道朝學校前進，然後在接近路障時放慢了速度。學生拋擲汽油彈、朝警方射箭。週日破曉時，警方出動了他們在城市各地使用過的武器：水砲車、橡膠子彈和催淚瓦斯。學生堅守陣地，一次又一次擊退警察的進攻。一名警察腿部中箭。學生領袖表示，示威者遭水炮擊中後，出現眼部受傷和失溫的情況。警方試圖從學校後門突破防線。一輛裝甲車緩緩駛向後門的路障。示威者朝裝甲車投擲汽油彈，車輛陷入火海。裝甲車駕駛儘速後退。在校園的那一側，靠近紅磡海底隧道的高架道路都因燃燒彈爆炸而留下焦黑的痕跡。玻璃散落一地。在北京，《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在社群媒體上發布了警車著火的影片。《環球時報》是在中國流行且與共產黨有關聯的民族主義媒體。「在這種情況下，警察應該獲准發射實彈以制伏暴徒。」胡錫進寫道。

警方威脅將在週日晚上對示威者使用致命武力。接近午夜時，二十二歲的學生威廉．劉（William Lau）告訴我的同事：「我知道今晚警察有可能會向我們開槍，但現在我們別無選擇」。他說校園內仍有約五百名示威者。在校外，一些學生的支持者試圖突破警方的封鎖線進入校園，卻無功而返，其中包含夏志誠主教（Bishop Joseph Ha）和來自布朗克斯（Bronx）的美國牧師威廉．德夫林（William Devlin）。我在兩天前進入校園時遇到了德夫林牧師。現在他在電話中告訴我，他在經歷了四個小時的對峙後離開校園。他說示威者並沒有被警方嚇倒，他們已經做好了被逮捕的準備。香港各地的居民都從社群網路和電視新聞報導中聽說了這場圍城。民眾從香港各地趕來，聚集在大學校園附近，試圖把警察從校園引開。

香港的醫院管理局表示，週日的衝突中至少有三十八人受傷。圍城持續到第二天，傷亡人數增加了三倍。在一些街區，警察站在學生群體旁邊，這些學生坐在人行道上，雙手反綁在身後。他們在離開校園時遭拘留。泣不成聲的家長在警方的封鎖線外舉行燭光守夜，為仍在校園內的子女求情。這些孩子試著尋找逃跑路線。有些人將繩索綁在行人天橋上，沿著繩子搖搖晃晃地移動到下方的道路，接著騎摩托車而來的同伴將他們接走。其他人則爬過下水道逃走。

仍留在校園裡的一百多位示威者感到恐懼與疲憊。眼看黎明就要來臨，有些人陸續離開。這一切有種即將落幕的感覺。這是香港數十年來規模最大的示威運動，在這最動盪的一週，抗爭的餘燼就此熄滅。在接下來的幾天內，有更多的學生悄悄溜走或在離開時投降。留守的學生漸漸變得虛弱，餓得奄奄一息。警方在十一月二十八日進入校園，也就是爆發最激烈衝突的十一天後。他們發現學校裡沒有人。

後來的示威活動再也沒有達到如此劇烈的程度。在那一週之後，只要民眾在街上聚集，就會遭到警方迅速逮捕。美國政府頒布了許多香港居民所希望的懲罰性法令，但這並沒有帶來任何改變。香港的地方官員和北京的統治高層對此置之不理。然後香港迎來了冬天與農曆新年假期。有人推測示威活動可能在過年後再次升溫。但到了二月，首次在武漢出現的新型冠狀病毒迅速蔓延全世界。世界各國紛紛在三月進入封鎖狀態，關閉國境。一夜之間，中國化身為與外界隔絕的龐大堡壘，香港則成為堡壘中孤立的封地。

二○二○年六月，共產黨對香港施以致命一擊。而早在一年前，林鄭月娥推動的《逃犯條例》修訂案就已經引發香港的大規模抗議。北京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了《香港國安法》，這是比《逃犯條例》更嚴厲的法案。《香港國安法》於六月三十日晚間十一點生效，比英國將香港移交給中國的二十三週年紀念日還早一小時。新的《香港國安法》賦予香港安全機構更廣泛的權力，允許北京的中央政府繞過香港法院，介入所謂的國家安全案件，並直接監督具有政治性質的新國家安全機構。當然，國家安全的定義十分模糊且容易受中共操縱，當局能夠以任何方式加以運用。

新法案通過後，異議分子很快就遭到拘留。今年夏天，最引人注目的案件是《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遭到逮捕。在將近一年後，二○二一年六月，《蘋果日報》被迫關閉，使得這份香港重要的民主派報刊結束了長達二十六年的運作。隔年，黎智英因兩項詐欺罪成立，遭法院判處五年九個月徒刑。

許多外國記者紛紛離開香港，因為他們擔心公安部隊和法院可能會用新法令對付他們。有些教授和學者也選擇出走。學校老師不知道他們在課堂上還能說些什麼。

二○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香港大學校方在放置「國殤之柱」的大樓周邊設置了警戒線。保安人員和工人在接近午夜時抵達現場。附近的居民看到卡車，他們拍下的照片顯示，工人搬出了一件裹在白色包材中的物體。第二天，學生進入這棟大樓時，他們看到曾經矗立著雕塑的中庭如今空無一物。

隨著這些事件的發展，我想起了一九九七年夏天正在轉變中的香港，當時是我第一次造訪香港。我看到這座城市經歷了日本侵略、毛澤東時期由中國大陸蔓延過來的緊張局勢，以及在倫敦與北京當局達成祕密協議之後，英國政府逐漸交出香港主權的過程。我還記得在那次訪問時與黎智英的會面，以及在維多利亞公園的燭光晚會中第一次親眼看到「國殤之柱」。英國將香港主權移交給中國的過程看似困難重重，但也蘊含了無限可能。當時，樂觀主義者認為香港有望改變中國，而非香港被迫接受中國的改變。

我也想相信香港和這座城市的無限可能。我的家族史根植於這座城市的理念之中，而香港遠遠不止是一座城市而已。香港曾經是各個帝國關注的焦點，但香港人民創造出自己的身分，也塑造了自己的主體性。父親、母親與他們的家人就是其中的創造者。香港曾經是他們和許多中國人的避風港，這些中國人在大陸的動盪不安之中尋求庇護。因此，他們把香港變成了自己的家，將他們的夢想和慾望寄託在這座城市。

目前看來，共產黨似乎已經澆熄了最後一絲希望。習近平和他的同志們認為，根據他們自己的方式控制香港是讓西方帝國主義時代走向終結的必要之舉。雖然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已經歸北京當局所控制，但某些制度和理念仍然存在。習近平試圖強行將這些制度和理念連根拔起。他在上一次的鎮壓行動中取得了某種勝利，但他不知道革命的火苗仍在何處燃燒。

在許多中國以外的人眼中，香港變得與新疆和西藏一樣，成為共產黨壓迫的象徵，也是共產黨試圖建立新中華帝國下的犧牲品。北京當局透過控制邊疆地區來界定國家的勢力範圍，這些邊疆地區曾經是父親生活及勞動的地方，也是他的家族（也就是我的家族）的祖籍地。政府的控制影響了數百萬人的生活，彷彿一股巨大的平衡力量，旨在建立橫跨時空的偉大帝國，確保臣民都安於其位。父親和母親都明白這一點。有些人對這種統治方式嗤之以鼻，有些人則欣然接受，並認為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要手段。我在這片土地上許多不同的角落，透過各式各樣的視角，親眼目睹了這一切。我看到人民認真扮演自己的角色，努力耕耘自己的土地，並盡力超越統治者對他們的期待。

在中國生活的那幾年，我曾經想像有朝一日我會搬到香港，與父母親一起走在街頭，透過他們的視角以及記憶，盡情體驗這座城市。我們會在城市裡過上悠閒的生活。我們會逛市集，在餐廳裡吃點心，然後坐電車穿越香港島的心臟地帶。他們會指給我看他們年輕時去過的地方，然後講故事給我聽。

或者我會與父親一起飛往新疆，一同穿越草原、高原以及高山峽谷，然後他會談起他數十年前對此地的印象。我曾有幸在他與高中同學重聚時與他一起造訪廣州。我希望在中國與他們共享更多的體驗，因為我認為這樣既能更深入了解我的家族，也能洞察中華文明的核心。

在示威活動那年離開香港後，我知道這一切都不會發生了。父親年紀大了，不適合長途飛行。他的身體與心智都變得遲緩。即便不考慮這些，這些城市、這個國家、這片土地都不復以往。一起旅行的時機已經過去了。他還有他的回憶可以分享，他的故事也還沒有被人遺忘，如今這樣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