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乡团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还乡团是对农村进行“动员”的代价：

在1947年的旧历年前，营南县陈家岭发生了一起常备民夫集体逃亡事件，这九人为了逃避出夫，白天就藏在山上，晚上在一位看山户家中吃饭睡觉。不过这伙人很快就在组织的剿山中被捕，由于正值战事焦灼，这种现象自然是不可容忍的，在一番审问与“很轻的用刑”后，当局便顺藤摸瓜的破获了一个涉及12个村庄、39人的“特务组织”，最终有三位“主犯”被处决。

其实在当时这类现象非常普遍，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进逼，山东根据地的支前民夫曾经出现了大规模的逃亡现象，例如在莒南县的金沟官庄，第一批出夫17人，在宿迁就全部逃回，第二批出夫24人，在卞庄逃回9人，第三批出夫，全部逃回，第四批出夫13人，逃回7人。期间死亡民夫的家属还大闹干部、闹区公所、撕毁税契。在有的地方还出现了村庄联保的现象，在周围山顶派人放哨，各庄都安排好了逃跑路线，一见干部来就数庄齐跑，一哄而散，见到军队进庄，连民兵也都跑了。

当时一些干部还抱怨土改后征兵甚至比土改前还难。农民想留在家中享受斗争成果，特别是因为这一成果中还包括了一块土地。柯鲁克夫妇在《十里店》中也描述了前村长博高林“轮到他抬担架时，他就往脸上贴膏药，让人觉得他似乎病得厉害，不能去。

在五莲县大茅庄在1946年冬季的大参军运动中，“开始动员时，干部都犯愁，在民兵中提出参军，没有一个认可”，后来在动员中发现了“一个破坏分子”，就将他押起来半威胁半动员，加上党员带头，才有二十五名青壮年报名参军”。在事后总结中，工作队将“干部的动员和强迫威胁”作为熊够完成任务的原因之一。

由于这种情形的不断发生，山东根据地被认定为是“土改不够坚决”、“走了富农路线”、“在执行方法上是限制群众路线”。

为了指导山东进行正确的土地改革，华东局在7月7日下达了名为《关于山东土改复查的新指示》，指示中要求在之后的土改复查中“必须放手发动群众”、提出要“根据90%的农民的意见行事，如果党的规定与90%农民的要求不符合，就修改党的规定”，其眼下之意就是给出了10%的“地富分子”指标以供斗争。同时还介绍了兄弟解放区的“先进经验”，既之前太行区土改杀人、扫地出门的经验。

而随着这份指示传达到基层，更是变成了“地主一切都是非法不合理的……实行扫地出门，贫雇农小组成立与整理了农会，就要真正当起家来，不能把当家成了空话，一切照百分之九十农民的意见要求行事，对地主有生杀予夺之权，任何人不能干涉。”

在这样的指示下，许多干部就理解为之前减租减息是向地主“要粮”、土地改革是向地主“要地”，而土改复查就是向地主“要命”了。而被动员起来的农村“积极分子”们，更是直接将杀人当成了唯一的考核标准。很多村庄为了争功、得奖旗、受表扬，就开始挖空心思抓特务，扫地主、挖蒋根拔蒋毛，开会动员时“不是棍子会就是杀人会。而由于山东许多地区都属于根据地，大部分地主在经历了减租减息之后土地已经所剩无几，即便全部斗争了也拿不出多少用来“动员”，因此各地就以“抓特务”的名义开始乱捕乱杀。

由于死刑权被下发到村，各地都发生许多既荒唐与可怖的现象：在莒南县大店区，据当时的一位民兵庄某回忆：

“地主家有很多官服，农教会长穿上官愿坐堂，严重的时候枕木一敲，“给我把耳朵割了！”说用刺刀截就戳死了，死了好几百口子……我那时当民兵，负责从村里往北河带人，把人带去就回来，我不敢看。会开了些日子，白天开，晚上点上汽灯开。在牟家官庄杀很多庄家地主，外边小庄子里有50亩地的也得斗，瘸子里拔将军不是？

没地的破落地主也得杀。有很多是因为自己认为没罪恶没跑就被杀了。牟家官的庄惠顿有百十亩地，假装成医生跑了。他老妈妈在家．这个老妈妈平时谁家生小孩，就今天送小米，明天送面，后天送几个鸡蛋。村里开斗争会，村干部想砸死她，说他没炮的儿子都砸死了，还剩下她吗？让大家提意见，有个人说俺媳妇生娃的时候她送这送那。干部就说：“你坐下吧，还有谁提意见？”

刘家岭村的农教会长回忆道：

……张政务在会上讲了个例子，侍家宅子村有一家弟兄6个，都当石匠，三年盖了三层炮楼，全家四十亩地……瘸子里拔将军选出来了，弟兄6个大人被砸死，小孩被一劈两半……

历家寨村农救会长回忆道：

当时我记得村里地主就三五户，一复查就扩大了……47年我当农会主席，区里开反特复查大会，村里由我和老支书参加……会场上就打死好几个，有一个瘦巴的老头。

散会了回去，回来继续开会，开会就砸，那次五X虎的二儿当兵，要回来当天就砸死了。砸死了好几个，也有砸伤的，极左的，老妈妈、小孩齐上阵。五X虎是全区开大会打死的。除了五X虎爷俩，还有个老妈妈被打了，说她有钱，没拿出来，没打死。还有两家死了俩，枪毙两个，打死了三个。贫雇农当家作登的不轻了，有天晚上有个村有个别人说XX人不好，就乱棍打死了。

在日照县芦山区的三庄村，在动员后立刻就在村中发现了一个“特务机关”，村民郑全西只因从小在西安上学，又恰好从西安回来，即被认为是国民党员，当他闻讯带着全家逃跑时，就被敢去封门的人在家门外乱棍打死。在另一个村，因为一个被关押的“特务”乘着看守睡觉逃跑了，于是第二天村里的贫农团就将村中的一个疯子与他的儿子一并打死交账。

在这期间，当地著名的开明士绅庄晓光、徐干卿、庄作农等也都扫地出门，由其老婆要饭给他们吃。有些地区在将地主扫地出门后还嫌不足，宣布要对地主实行挖地三尺。如大店连续三日搞突击，“第一天搞三户，对地下浮财挖得不彻底，组织的力量与分工没有展开。群众热情很高，一点不成器的东西都收拾着，第二天就以每村大动员，全部参加，每村负责搞两户……翻箱倒柜，挖墙掘土。群众说：“船破三千钉，这个八千还多，血他娘挖干的！”、“这回翻身可彻底啦”，还有的地方宣传土改就是把地主家的妇女弄出来，因此各区普遍发展到分地主女人，与地主的老婆闺女结婚。大店镇还大兴扒地主坟之风，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大坡庄回去立刻成立了“贫雇农小组”，在研究后将八户人家扫地出门，有三个还没有打死押起来了，群众说“打不打不要紧了”，但干部却不罢休，开始“商讨如何打死好”。其中一个当过曾经顽乡长的人，被一再逼问是否有政治问题，最后被迫“供出”曾干过国民党后，就“拉出去揍死了”。然后又拉出去五个斗争，也不管招供不招供，参加诉苦会的一人一根把棍子，又拿出铁锨、撅头，一哄而上打死了。在追浮财时除了吊打之外，还把一些人绑在扁担上，并残忍地放在火上烤其胳膊窝来逼其说出钱财藏在哪里，为了让地主家妇女说出浮财，就把人往鏊子上烙（鏊子是当地做烙饼的工具），又刺手指。

滨海地委委员、民运部长在1947年11月28日的滨海地委扩大会议上检讨反特复查时说：“我们普遍杀，小孩也杀大人也杀，有的一个庄杀到四五十个，如大土山杀了四十多。”当时还有个村子，只因一个疯子说有特务支部、小组，即打死了28名所谓的特务，然后就连这个疯子自己也命丧棍棒之下。

孔家口子村因荣军人孔贤美联合村民反对有贪污行为的“村老虎”村长，两者产生矛盾。荣军人当民兵的弟弟偷了一口刀去找正在区里的村长而被搞起刑讯时说他哥是特务，这位荣军人随即被抓捕。送到区公所后被打得说胡话，咬了二十余人，结果这个只有80户人家的村子就抓出了43户特务。荣军人被打死后全村又被打死11人，其他也几乎被打死，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中贫农，只几家地主富农。事后群众反映打死的十一户中，只有三个该死。其余都是屈死的。

上大峪村一开始搞出一家特务，最后却咬上了60家特务，上古崖村也咬出60多家特务。沈瞳区南鲍瞳村一个中农只因他之前的外号叫“皇帝”，分区干部听到后即不问青红皂白把他给斗了，结果全村其他四十余户中农都吓得不敢过日子。

莒南县长、县委委员高风林在1948年滨海区的土地会议上也曾说过个乱攀咬的例子，当时潘沙沟48户人家，有45被咬成了特务，党员也没能幸免了。

官庄乡召开农代会议，在会上决定打死32个所谓的地主特务，民兵带着大棍把人押到这所谓的“乡农民法庭”，审问之后就拉出去枪决了。在这次会议后下面也有样学样，高家沟村原来只打算打死一个，回去后一次就打死十一人。台庄村竟然“光选些小孩做法官”，各村都照样子学，干部一见面就互相问“您庄打死几个？

在这种为了杀人而开设的法庭下，芦山区一口气就打死了160多人，该区南部的四个乡顿时觉得自己落后了，也纷纷表态一定会“限期完成”。

望海区尧王城村，由于一批物资丢失，乡长看谁都像特务，于是就听了一个流氓的话，把该村在外逃难刚来家的五个老实村民扣押起来，乡长带头前后审讯了三次，期间有一个农民竟然被活活吓死。

到了八月后，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进逼，各地的基层干部也开始惶惶不安起来，生怕遭到报复，于是就产生了“一网打尽满河的鱼”的想法，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之前许多只是稍有嫌疑的人，都统统打死了事。

芦山区的区委书记马吉德当时听说城里地主反攻倒算得厉害，于是就决定北边四个乡先打死105人，凡是地主即全部打死。之后随着战事紧急，许多之前被扣押的人被干部视作况累赘和负担，因此就把所有与敌伪有联系的、特务地主的妻儿、伪保长、流氓等等一概打死，声称“上次打死男人，这次打死女人，总之是能打死的一定打死。”

三庄村之前分两批打死了10个所谓的特务地主、封建地主。还有一些流氓坏分子“群众”本来也要打死，在干部劝说后暂时留下了，但在这次则全打死了，全村前后打死20人，上吊投井7人。望海区的区公所把附近100多个地主富农押了户虎睡岭，在林子里第一天挑了11个杀了，第二天又杀了6个。

黄墩区的梁山乡，其前前后后也一共打死了45人，外加送到县里枪决的10余名“特务”，也足足杀了五六十人，但还是被认为“落后了”。

当时在日照县巨峰区马瞳村，有一位村民名叫丁立现，他的父亲早年就死了，母亲顶着女地主的身份领着一家人勉强度日。四七年夏天时因为国民党军队进逼，全村的人都奉命向着河南边躲避。期间他母亲因为裹了小脚走得慢，结果到河边时就被干部摁到河里给灌死了，她的两个闺女见状扑上去想去救母亲，结果也被一道摁到水里灌死了。

后来丁立现四处找他老娘，结果被那位凶手威胁说“连你弄进去！”而他的母亲和两个姐姐并不是仅有的受害者，当时全庄有34个人都因为类似的原因被杀害。

巨峰分区的委员袁培瑞，在他同另一乡的干部交换意见说你乡打死多少他就打死多少。该乡石桥官庄一夜打死十二人，即是他强令打死的。在他带领下口要杀人都由干部小组长动的手。干部又下命令，谁不砸就与地主同罪，杀人的时候全村硬逼出五十余人开会，干部动员说“不砸死，来了敌人不和咱一条心，留一个一个刺眼钉。”还举例子说“崖头打死得多立功”指导员李克楷说，“咱敢不敢？”下边说“敢”就这样拉出打死了。

当时望海区有一位颇有名望的士绅名叫郑振东，他创办过新式学校，积极投身于抗日活动，日照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还被选为县参议员。但在斗地主时由于当地强调按政策办事，这样一位爱国士绅即被害死了。芦山区三庄乡范家楼范聚东是当时著名的开明士绅，知书达理，抱有极强烈的爱国热忱，在抗日战争期间倾力支持中共抗日，为中共党和军队输送了大批的青年才俊，他生活居住的村庄范家楼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小延安”。但就是这样一位著名人士，仅仅因为在村里得罪了极少数人而在土改复查中被报复打死，而他那位已经做了藏马县农会主席的儿子范熙彭却爱莫能助，唯一所能作的即是“来信脱胎换骨，不承认父亲。”

在这种人人自危的清下，神经紧张的村民几乎看到任何陌生人都有特务嫌疑。当时有人走路者带了匣枪，就被捉去即以特务罪名打，有区队到石墩送信，虽然互相都认识却因无路条被打”。秦滩井村一妇女说“如割韭菜，一茬一茬，早晚挨着了。

在斩草除根的思想驱使下，有些地区只要家中有人涉嫌与国民党有联系，就会将其全家杀害。芦山区官庄乡高家沟打死的十一人里有两户为贫农，这两家老小一共被打死六口。之后村干部又怕其在区中队的两个儿子报复，威胁要带回斩草除根以绝后患，区干不同意，乃逼其二人表明态度才放过。大坡村通过刑讯逼供使一村民假供自己是国民党并咬上其他庄的几个人，当场有人说“这些人国民党来了不会与咱一心，非打死不行”，于是连他一共五个人一上场，群众一拥而上乱棍打死。该村一村民只因其儿在国民党当兵,“群众怕，即砸死了”。

由于胡乱攀咬成风，许多干部自身也成了受害者。滩井乡林家滩井村中的党员本就分为两派，当时一个被押地主咬上了其中一派的农会会长就三青团成员，另一派的干部就立刻将其逮捕，计划将其兄弟打死，后经区干发现方才救了这位农会长一命。

在当时，村民之间任何微小的嫌隙都会演变成杀戮。巨峰区马庄乡崖头村的农会主席只因自家小孩与组织出夫有功的村团长的小孩打架，即“主持要斗他，组织了十九个出夫开小差者将他打了，喊着要枪决，幸乡长知道禁止”，但这位村团长仍被“扫地出门”。石桥官庄李克枯与李茂父同为贫雇农，只因争山场时被李克枯争去，李茂父怀恨在心而乘开会之际呼口号：“这是正式坏蛋”，就这样李克枯在会场上被打死了。

沙沟村原村干郑培延因与村民郑培夫的母亲不睦，就诬称郑培夫散布谣言说“中央军进攻啦”，开会时非要将其弟兄四个都砸死，并威胁村干不能阻止“群众翻身”。在斗的时候，只郑培延自己提了一个意见，马上持一口大刀即杀了二口，当夜共杀了九口。接着郑培延追问群众：“彻底不彻底？”群众反映差不多了，但郑培延说：“不彻底啊”这样群众害怕了，还不知道要杀多少。第二天早晨去检尸跑了一个（郑培夫之五弟）但还是被上河提回又杀了。

在这样一番“土改”之后，效果自然是立竿见影。

首先在高压之下，给落后群众形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使其服从与服务于战争需要，达到了有效实现战争动员的目的，“群众假装活跃，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不反特就行”。

如在薛庆区，在反特斗争教育下，全区岗哨建立起来，由团体到全村都在订立防奸公约。借粮工作在会前大家都说困难，现在自动的送粮，甚至有的老太婆也都挑着粮向区公所送，出夫时也听不到怪话谣言，“十多天全区完成献金140多万元，超过了田赋，石城一村即献金14万余元，田赋税契等工作，亦顺利完成了”。

其实是伴随的还乡团的反攻倒算，乡村民众被彻底撕裂成了两个你死我活的阵营。

根据滨海区的一份材料显示，还乡团内部除了领头的“上层”人员是地主外，下层扛枪的主要是些被骗被迫的基本群众。由于在“反特复查”和“大复查”斗争中，整个滨海地区由于不加分别地乱打乱杀，导致了相当数量的地主、富农以及其他阶层人员逃亡他乡谋求生路，这类人员大多经历过或亲眼目睹过残酷的斗争场面，且有不少人身负家仇、族仇，因此他们心怀强烈的不满，极端仇视党员干部及土改积极分子。

当国共战争爆发后，许多逃亡的地主上层在国民党的支持下组织了还乡团，前述此类人员就有很多被搜罗到还乡团并成为日后杀戮解放区干部群众的骨干和狂热分子。

还乡团随国民党进攻山东的军队重返解放区，每到一地即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正所谓“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他们开始对党员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当时整个鲁南地区被还乡团反攻倒算的村庄约占总数的80%以上，泗水县全县被杀干部群众达2169人，曲阜县被杀1100人，滕县1982人，苍山县1594人，仅临沂城及周围无辜入狱者多达4000余人。

在当时互相杀戮已经趋近白热化的情形下，当时只要抓住敌方的人，不杀就不足以为死难者报仇。而被敌方抓住也只有死路一条，因此只有抵抗到底，“还乡团的屠杀同样再次激起中共干部群众的愤怒和仇恨，他们极端地认为凡是国民党军队及还乡团占据的地方，当地群众就“全部伪化了，群众都叛变了。因此不但仇视各种敌对势力，而且还“痛恨雇贫农”，于是每当己方武装力量突入一庄时，见到“群众不分男女老少、地主贫农一律打杀，若见有人说八路坏话即打杀，对地主富农捉住的都杀”，以至于出现了“有的村子站岗与我们武装对抗”的现象。这种疯狂的互相杀戮，一直到战争局势明朗后才算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