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为什么长征？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只是外因，根本原因是什么？

因为当时中央苏区的社会体系已经陷入了一种总崩溃的状态。

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中央苏区在江西根据地掌控的人口总数大概为300万人左右。

但这些人口当时需要支持多少脱产人员呢？

当时为了应对国民党的进攻，红军不得不一再扩充军队，进行所谓的“扩红”运动。单单在1933年5月，中央苏区在若干个县里“就扩大了近二万的新战士 ”，而同时期的闽西苏区在5月至9月期间，也扩军达九千余人。

在后世以“将军县”闻名的兴国县，仅仅在五月与六月间，就动员了3个师的民兵预备役加入红军，在多次“扩红”后，几乎全兴国的适龄男子都被征入了军队。在长冈乡，16岁至45岁间的男性有八成都参加了红军。在情形类似的瑞金，据后来统计全县参加红军的人数就多达5万余人，实际数字恐怕还会更高。

闽西的情况也大致相同，以上杭县的才溪乡为例，其青壮年参军率已经高达88%。在整个中央苏区，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期间，就征召了11.2万多的男性加入了军队。而在整个中央苏区时期，大概有35-40万的男性被征召入伍。

这样的动员比例，虽然还不及二战中的部分工业强国，但在当时的中国已经是极为骇人了。按照之后陕甘宁边区的经验，仅仅是维持2%的脱产人口，就已经让边区的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动员率更是1%不到。而负担这样动员率的基础，只是在中国都堪称贫瘠的赣南地区。

而除了军队征召人员之外，边区的土改政策与频繁的冲突也导致了大量的人口流失。

同样以兴国县为例，据1930年江西《民国日报》报道，就有7万难民逃离了赣州地区。而在整片赣南与赣西地区，逃离的难民更是数以十万记，据称流落到吉安城的难民就有19万，在赣州情况也相差无几。而在整个冲突时期内，形成的难民数量约为65万左右，而且这些人口中又以青壮年男性为主，这更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的人口危机。

在这样的动员率面前，当地的整个社会体系已经是不可维持，以征兵方式为例，已经从当初的志愿兵役制转变成了强制征兵，根据1933年12月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关于红军中逃跑份子问题》，其中首次规定了对各种逃避兵役人员的惩罚方式，从最基础的责令其赔偿损失，到剥夺其选择权，直至枪决。

例如在江西省洛口县，由于征兵工作始终没有完成，且全县有 600 余名的逃兵。为此洛口县李富、丁发新被撤职，县副军事部长会常林被枪决。而且把全县其他拖枪逃跑与领导开小差及破坏扩大红军的消极份子30余人也均被枪决。

但即便采取了这类手段，逃兵现象还是屡禁不止。早在1932 年，各地县乡的逃兵情况就已经频发。会昌县在1932年7月份开始将应召加入红军的人集中到地方武装，但是其中开小差的就有二三百人，长汀县群众一开始响应扩红号召，扩大了57个新兵，但是最后集中到的就只剩下了5个人，其中有3个还是有伤残的。据统计截止1933年底，仅江西全省就“约有两万逃兵。”甚至还有部分人为了逃避兵役，而采取了一些极端的做法。

而在粮食方面，中央苏区也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当时中央苏区前后一共发起了三次借谷运动，分别是1933年春借谷20万担；1934年夏没收征发与借谷24万担；1934年秋收中借谷60万担。

但在当时情况下，向农民偿还粮食是比较困难的，因此政府随后又提出了捐谷运动，在一番工作后，兴国县、胜利县等地都上交了借谷票据，而其他各县个别区、乡均有此类举动，据最后统计不要政府归还的粮食约有10余万担。

而在当时的中央苏区，由于劳动力的匮乏，已经连粮食的生产都已经荒废，根据《红色中华》统计，在1934年2月时，中央苏区一共还有六十多万担荒田，并且号召说“最低限度要做到消灭四十万担荒田”，这意味着至少二十万担的田地无法凑足最低限度的劳动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苏区在事实上已经丧失了继续支撑军队作战的能力，这也注定了红军必须以长征的方式转移阵地，以获得维持军队所必需的物资，而不至于使军队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