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之國：中國言論與人權的倒退錄 六、為何這些歷史與事實不能被遺忘

一、記錄不能被刪除：為何這些歷史與事實不能被遺忘

在中國，「遺忘」從來不是一種自然現象，而是一項被刻意設計的政治工程。

從反右運動的萬人批鬥，到大躍進的餓殍遍野；從文革中的親子反目，到六四之夜的槍聲與坦克；再到微博的熄火、南方週末的被噤、白紙運動的集體失語……每一段歷史都不是自然消散的，而是在一次次的封鎖、刪帖、審查與自我審查中，逐步被切斷出真實的語境。

中國的極權，不只是消滅說話的人，而是努力讓人們不再記得曾經有人說過什麼。但正因如此，記錄，才成為我們此刻最基本的責任。

在言論極度匱乏的年代，寫作不是一種創作，而是一種倖存技術。
你必須學會隱喻、學會轉碼、學會在日記中繞過敏感詞，甚至學會如何在一句話裡藏進兩種語境——一種給審查者看，一種給活著的人看。

但這樣的文字仍然值得被留下，因為：

當歷史課本裡不再提六四，是我們的備份告訴下一代，那個夜晚的槍聲曾存在；

當新聞平台不再提張展，是我們的記錄讓她的飢餓與沈默不被抹去；

當白紙運動的每一個參與者都被驅散，是我們的敘述，讓那張紙仍然飄浮在人們的記憶中。

記錄，是對抗失語的唯一方式。
不為了讓真相馬上改變現實，而是讓謊言無法成為唯一的歷史版本。

「你為什麼還記得那些？」有人問。

因為有人試圖抹去。因為他們想讓你相信「那根本沒發生過」，想讓你習慣於「都過去了，就別提了」，想讓你認同「穩定壓倒一切，記憶不過是情緒勒索」。

但正如米蘭·昆德拉說的：

「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對抗遺忘的鬥爭。」

我們之所以記得，是因為記得本身，就是一種抵抗。

抵抗那個讓你不再相信自己所經歷的體系；
抵抗那種讓你覺得「沉默才是理智」的敘事；
抵抗那種把自由說成「境外勢力語言」的話術。

記錄，讓我們保持人之為人的核心能力——見證與言說。

當我們寫下這一系列文章，不是為了還原全部真相（那幾乎是不可能的），而是為了留住這些被選擇性遺忘的片段，讓那些在資料庫中被刪除的人與話，至少在這裡還能留下痕跡。

因為如果有一天，我們也沉默了，那些語言就真的死了。

而如果有一天，有人想尋找他們的痕跡，這些紀錄就能告訴他們：

「是的，這些事發生過。有人經歷過，也有人說過。」

接下來，我們將把鏡頭拉遠：在這樣一個被有系統地刪除記憶的國度，身處牆內牆外的華人、港澳台人民、以及世界各地仍在追求真相的公民，是否也有一份責任——共同守住言說的可能？

二、在世界的縫隙中：牆內牆外的共同責任

對許多身處牆外的人而言，當看到來自中國的新聞時，心中常會升起一種錯落的距離感：

「我已經離開了。」
「那不再是我的世界。」
「我幫不了什麼。」
「我說了也沒人聽。」

這些話語誠實，也真實。但在語言正被掏空、歷史正被改寫、自由正被全球倒退的時代，沉默從來不是中立，而是一種被動的選擇。

而在這個選擇裡，每一個曾經用中文思考過、曾經被那個國家制度影響過、或曾因言論與自由而離開它的人——都仍然與那片土地有牽連。

2.1 流亡不是結束，而是另一種開始

離開中國的記者、學者、作家與異議者們，在牆外繼續書寫、報導、採訪、發聲。他們常被質疑「早已不在現場」、被貼上「境外勢力」的標籤，也被某些讀者抱怨「太激烈」「太悲觀」「太無力」。

但他們仍選擇說話。不是因為他們想成為英雄，而是因為他們知道——

如果他們不說，那些牆內早已不能說的人，就再也沒有出口了。

牆外說話不是安全的。
有人遭網絡攻擊，有人家人被威脅，有人被禁止入境，有人身處孤獨與經濟困境。
但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言說尚未死亡」的證明。

2.2 港澳台的啟示：自由不是自然存在

在過去十年，香港與澳門的言論空間也歷經劇烈的收縮。反送中運動後，報紙被關、台詞被刪、書籍被下架、教師被解聘、歌聲被定罪。人們開始學會「不說話」，甚至「不讓孩子問太多」。

台灣的自由雖然仍在，但也面臨著滲透、假訊息、與自我審查的壓力。
當言論成為攻防戰場，每一個島上的人都應該知道：自由不是永久擁有，而是每日捍衛。

港澳台的存在，不只是文化的分支，而是對中國敘事體系的歷史反駁——
它們證明了一件事：說真話，並非註定滅亡；而自由的語言，是可以開花結果的。

2.3 世界公民的角色：我們要如何不成為沉默的合作者？

當中國的技術滲透世界、話語影響聯合國、企業與平台配合審查，言論自由的議題早已不只是中國內政，而是每一個公民共同的生存倫理。

當你在海外沉默不語，是不是默許了極權的語言定義？

當你因為「不想惹麻煩」而不轉發、不評論、不聲援，是不是默默參與了刪除記憶的過程？

當你面對香港書店被迫撤架、在校園看到中國同學遭恐嚇，選擇視而不見，是不是也在認可某種「適可而止的自由」？

我們不需要每個人都成為記者，但我們需要每個人都成為記憶的守護者。

這是一場橫跨語言、地理、意識形態與代際的記憶行動。只有牆外的我們仍願意保有那種「聽見與說出」的能力，牆內才不會永遠只有沈默與服從。

這些責任不只是對國家，而是對語言與人性本身的責任。

因為只要我們還有能力說，就有義務說；
只要我們還能為那些不能說的人保留一個出口，就不該選擇關門。

而這正是寫下這篇結語的原因。

三、說話的未來：抵抗不是口號，是一種生活選擇

「抵抗」這個詞，在中文語境中往往過於沉重。我們容易將它與示威、抗議、絕食、坐牢、流亡等極端經驗畫上等號，彷彿只有走上街頭、寫下檄文，才算是抵抗。

但在極權政治日漸精緻化、技術化的今天，真正的抵抗，或許是一種更日常的選擇，更長期的行動，更微小卻固執的姿態。

它不一定能改變體制，但它能守住人。

3.1 在日常中繼續說：哪怕只是給自己聽見

當說話變得困難，書寫便成為一種自我保存的方式。

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記者、學者或大V，但每個人都可以選擇：

為你所見之事留下紀錄；

為你所愛之人保留語言；

為你自己記下此刻真實的情緒與反應。

哪怕你的文章無人轉發，哪怕你的影片沒人點讚，哪怕你的日記從不公開——它們都在守住你的心智不被重新格式化。

這樣的抵抗，也許安靜、微弱，但比口號更持久，比吶喊更堅定。

3.2 創造出口而非等待改變

許多流亡者與異議者的經驗都在告訴我們：改變不是靠等待機會，而是靠創造語言空間。

有人創辦牆外平台，有人記錄家鄉的故事，有人做地下教育、舉辦紀念活動，有人翻譯被禁的文章，有人幫助身邊人看懂一段新聞背後的真相。

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動作，累積起來，構成一個非官方的歷史版本，一個從民間長出的敘事生態系。

當我們意識到「沒有人會幫我們說話」，我們就要學會為自己、為彼此說話。

3.3 抵抗是一種價值選擇，而非結果導向

語言的作用從來就不只是改變現實，它也在塑造價值、延續記憶、保存尊嚴。
在一個語言被濫用、意義被偷換、歷史被洗白的世界，仍願意堅持誠實說話，已是一種價值表態。

我選擇不用被設計的話語來描述世界；

我選擇不轉發我不相信的敘事；

我選擇在安全範圍內，仍努力留下真相的線索；

我選擇不合流，不默認，不遺忘。

抵抗不在於能否成功，而在於能否不被同化。

在這樣的時代，我們不能將希望押注在某個英雄身上，不能等待制度自我改革，更不能期盼一夜之間的覺醒。
我們只能從自己開始，從語言開始，從記錄開始。

哪怕只是微光，也足以對抗一整片人工設計的黑暗。

四、寫在結尾的話：致未來的我們

寫到這裡，我們已經走過了一整條語言的殞落之路。從建政初期的審判台，到六四的夜晚；從微博的熱浪到白紙的無聲；從牆內的審查，到牆外的滲透。整個國度像一台緩慢卻堅定的消音機器，把一切不順耳的、太真實的、過於鮮活的聲音，一點一滴地磨掉了棱角，打上了「非法」或「不合時宜」的標籤。

而我們呢？我們在殘餘的自由中說話、記錄、掙扎、互相尋找。

我們用這篇篇文章拼湊出一種可能的真實——也許不完整，也許不絕對，但真誠、透明、有重量。在那些被抹去的新聞、被銷聲的帳號、被判刑的聲音之間，這些記錄是我們能留下的證明：

我們聽見過他們說話，我們記得他們的名字。

這些內容，並不是寫給歷史學家或人權報告，而是寫給將來某天想要明白的人。或許他此刻還未出生，或許他正被灌輸另一版本的歷史，或許他將在某一天偶然翻開這一頁——那時，他會知道：

有人曾經質疑過；

有人曾經為真相付出自由；

有人曾經在不被允許說話的時代，仍然說了話。

這不是一篇結束語，而是一封開放的信。

寫給那個曾經想過沉默的你，也寫給那個在牆內仍努力說真話的她；寫給那個選擇離開、卻仍思念家鄉的他，也寫給那個在流亡之地拾起筆與麥克風的我們。

我們寫下這些文字，不為勝利，只為留下火種。
不為擊潰巨牆，只為在牆角刻下幾行字，證明：我們曾經在這裡。

因為總有一天，牆會崩解。總有一天，語言會重獲新生。總有一天，自由不再是「危險的話題」，而是理所當然的日常。

而當那一天到來，我們希望能有人翻開這些紀錄，輕聲說一句：

「原來他們一直都沒有放棄說話。」
「原來，我也可以。」

給還在牆內的你，願你平安、清醒、不被吞沒。

給牆外的我們，願我們堅持、備份、記得，直到可以一起回家。
給未來的我們：請不要習慣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