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書集_《解放的悲劇》大整肅

第五章　大整肅

至一九五○年夏，共產黨已經沒有什麼朋友了。用毛澤東的說法，黨正在「全面出擊」，結果是四面樹敵。資本家不喜歡共產黨，失業者內心焦慮，大多數工人對經濟下滑不滿，農民苦於賦稅沉重，知識分子害怕失業，藝術家反對政府干預創作，宗教人士對這個新政權更是反感。毛說「全國緊張」，而且「我們相當孤立」。為了改變這種狀況，黨必須交朋友，把敵人一個個孤立起來。為此他提議，減緩對少數民族的壓力，安撫私營商人，與民主主義者聯合起來，對知識分子的改造不要急於求成，可以「穩步前進」。

　　那麼，到底誰才是真正的敵人呢？毛說當前的整體方針是「消滅國民黨殘餘、特務、土匪，推翻地主階級，解放臺灣、西藏，跟帝國主義鬥爭到底。」

　　在毛發表上述談話後不到三週，北韓軍隊越過「三八線」入侵南韓。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聯合國安理會一致譴責北韓的入侵。幾天後，杜魯門總統對南韓盟友伸出援手，聯合國軍隊在麥克阿瑟將軍的率領下發動反攻，於一九五○年十月一日把北韓軍隊趕回了「三八線」以北——這一天恰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周年。十月十八日，二十萬中國軍隊悄悄進入北韓境內。一週後，他們在中韓邊境地區向聯合國軍隊發動了攻擊。

　　趁著戰爭爆發之際，中共組織了大規模的群眾集會支持新政權，並聲討幾個月前毛所提到的敵人。十月十日，本是國民黨時代的國慶日，毛在這一天發表指示，要肅清「國民黨的殘餘勢力」、「特務」、「土匪」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在接下來的整整一年裡，大整肅將連同土改一起橫掃全國，無人可以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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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至一九五○年十月，到底還有多少「土匪」和「特務」對共產黨政權構成威脅呢？官方的宣傳媒體不斷發出警告，聲稱有暗藏的特務和第五縱隊陰謀破壞及顛覆政權。這種臆想從中共政權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存在，新政權的統治者始終活在自己想像出來的陰影裡。長期以來，中共形成了一個傳統，即將所有的失敗都歸罪於敵人——有些敵人是真實存在的，有些則是想像出來的。每次發生往井裡投毒或糧倉失火之類的事件，總要怪到潛伏的間諜或地主身上。普通農民只要稍有反抗——這樣的情況時常發生，就會被視為「反革命分子」。黨在刻意營造一種緊張的氣氛，一方面是為了警告大家謹言慎行，同時也是為了製造各種藉口來加強對社會的控制。

　　不過，在中國南部，倒也確實存在一些威脅新政權安全的因素。例如：湖北、四川和貴州等地就爆發了幾十起武裝反抗政府的群眾暴動。至一九五○年夏，廣西已有一千四百多名幹部和七百多名士兵遭到圍攻和殺害。在解放後的一個月內，共產黨在廣西曾殲滅十七萬國民黨軍隊，但很快各地就出現了武裝反抗勢力，並不斷有農民加入反抗者的隊伍。在玉林縣，有兩百多名村民參與了武裝叛亂。在邑寧縣的一個村子，有三分之一的男性逃入森林，加入反政府的游擊隊。幾十年來，共產黨一直對國民黨採取游擊戰術，對其發動突襲和伏擊，攻擊薄弱環節後迅速撤退到農村地區。毛在一九三○年寫道：「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而如今，中共在華南地區卻成了游擊戰術攻擊的對象。

　　毛對廣西的情況很關注，他指責當地領導人對暴動者「驚人地寬大」。廣西做出了迅速反應，在一九五○年十月十日之後的幾個月裡就殺了三千名游擊戰士。隨後，毛將綽號「坦克」的陶鑄派到廣西，對叛亂者進行全面鎮壓。至一九五一年三月，有一萬五千人被殺，數十萬人被關進監獄，許多人餓死或病死。在玉林縣的部分地區，五分之一的人口遭到逮捕，還有無數人被劃為「地主」，妻子兒女也受到牽連。一九五一年夏，陶鑄發電報給毛，稱：「廣西殲匪四十五萬，殺人四萬，其中三分之一可殺可不殺。」

　　當剿匪運動於一九五一年十月結束時，廣西境內有四萬六千兩百人被殺，占該省總人口的千分之二．五六。也就是說，每四百個人中就至少有一人被殺。

　　除了廣西，其他地方的情況也很殘酷。負責這些鎮壓運動的總指揮是羅瑞卿。羅出生於四川南充的一個地主家庭，那裡盛產大米、橘子和絲綢。這個人從來不笑，因為在同國民黨作戰中面部受傷，一笑嘴脣就會裂開。和林彪一樣，羅出身於著名的黃埔軍校，卻於一九二八年加入了共產黨。他是最早被送往蘇聯的人員之一，在那裡與祕密警察一起工作過。在延安時期，他曾被派往第四軍打壓反毛集團。據一名後來叛逃的高級官員說，羅在第四軍中的所作所為稱得上「心狠手辣」，並因此贏得了毛的信任。新政權成立後，羅被任命為公安部長。他在辦公室掛了一幅捷爾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的肖像——此人是惡名昭彰的蘇聯祕密警察機構契卡（Cheka）的創始人，羅將他視為自己的偶像和導師。

　　在新政權的暴力機構中，羅扮演了關鍵角色，毛對鎮反運動的各項指示，正是由他直接傳達給各地的領導人。一九五一年一月，湖北的負責人李先念來北京見他。在此之前，湖北只鎮壓了兩百二十名反革命分子，可這次會面後不久，大規模的殺戮就在湖北展開了，至該年二月便處決了八千人，之後在春季又處決了七千人。不久，被殺人數迅速達到三萬七千人，部分農村幹部一言不合就拔槍，令民眾整日提心吊膽。至此，運動已經完全依靠恐怖手段來推行，李先念也無法阻止了。有些地方幹部甚至將製造恐怖當作常規手段來控制老百姓，當上級要他們有所節制時，他們反而威脅說：「不批准殺人，我就不搞生產，不做發動群眾的工作，等你批了以後，再去發動群眾也不遲。」最終，湖北全省共有四萬五千人遇害，占全省總人口的千分之一點七五。

　　就像鋼鐵產量和農業產量一樣，殺人也有上級下達的指標。全國有數百萬人遭到逮捕、審訊和判決，對此羅瑞卿不可能一一過問。因此，毛規定了一個大概的殺人指標，作為各地行動的依據。毛認為，總的來說，通常應該殺掉總人口的千分之一，但這個比例可以根據各地的情況上下浮動。各地對殺人的情況進行統計後上報中央，中央有時會要求殺得更多。例如：一九五一年五月，廣西的殺人比例已經達到了千分之一．六三，但中央仍指示要多殺些。貴州因為發生了較多的民眾反抗事件，因此向中央申請殺掉千分之三，而柳州地區則要求提高到千分之五。毛回覆道：「貴州省委要求殺千分之三，我也感覺多了。我有這樣一種想法，即可以超過千分之一，但不要超過得太多。」一旦某個地方的殺人比例達到千分之二後，毛便會指示應該把更多的人判處無期徒刑，送去勞改。

　　為了使殺人的指標看上去比較適度，毛對其不斷進行調整。對未達成指標者，他批評為「右傾」，但同時他也試圖控制那些過分熱衷於殺人的「左傾」分子。他對某些地方領導人的讚揚被當成指示，在黨內高層傳閱。一九五一年一月，毛主席表揚河南殺了一萬兩千名反革命分子，該省隨後便制定計畫，打算在該年春天再殺兩萬人。毛認為，在有三千萬人的河南，這個數目是適當的。但他同時提醒道，數字僅僅發揮了指導作用，實際應該殺的人可能會更多。毛說，大整肅應該「穩、準、狠」，意思是這場運動必須進行得像外科手術一樣精準，不要變成任意的屠殺，那樣會損害黨的形象。但他又說：「第一要強調一個『狠』字。」一九五一年一月底，毛認真閱讀了羅瑞卿的報告後，決定在全國範圍內繼續推進鎮壓運動：「在殺得不多的省分應當大殺一批，絕不可停得太早。」

　　毛在發表評論、談話和指示時，通常故意把話說得模稜兩可，讓下屬不得不仔細揣摩他每句話的深意。他還喜歡讓每個人提出自己的主張，最後由他根據自己的好惡加以取捨，因此常有人提出激進的建議，以迎合毛的意圖。不過，一旦這些激進的做法造成亂子，他們就會受到毛的批評。正因為每個領導人都得揣摩毛的意圖提出自己的計畫，所以黨內高層全被牽連進這場恐怖的運動當中，成為積極的參與者，而不僅僅是執行毛的命令。例如：一九五一年二月鄧子恢和鄧小平便提議，應該處決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反革命分子。毛表示同意，但條件是殺人應該「祕密控制，不要亂，不要錯」。

　　另一個建議是由饒漱石提出的，他當時掌握華東大權。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九日，饒提議這場運動應由「外層」轉向「內層」，意思是說應當將黨內的叛徒和特務作為鎮壓的對象，不過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見，認為這場運動已經「殺得太多」了。毛表示贊同饒的主張。於是，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央發布了關於清除黨內敵人的指示。

　　至一九五一年四月，全國已有五分之三的省分達到或超額完成了千分之一的殺人指標。儘管毛主席曾告誡不要超過太多，貴州仍有千分之三的人口被消滅。

　　與此同時，被捕入獄者超過一百萬人，以致羅瑞卿不得不下令將捉捕的行動先暫停幾個月，以便處理積案。但很快他就後悔了，表示對新政權的敵人不能太仁慈。他宣布：「堅決肅清大量普遍存在的反革命殘餘勢力。」於是到了夏天，殺戮又重新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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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在中南海裡指導著鎮反運動的進展，並隨時根據下面的彙報調整死刑的比例。在個別地區，由於有少數素質較高的幹部掌控局面，恐怖氣氛似乎沒有那麼嚴重，但大多數地方幹部都心甘情願地充當劊子手，而且由於社會不斷分裂，也有底層民眾出於報復、洩憤或私人恩怨，參與製造恐怖的過程。

　　幹部們為了表明消滅反革命分子的決心，肆無忌憚地濫用手中的權力，這樣的例子在檔案中隨處可見。雲南的鹽興縣是個盛產鹽的富裕地區。一九五一年四月，當地黨委接到一封匿名檢舉信後，逮捕了該縣一百多名中學生並對其加以拷問，甚至連小孩也不放過。十歲的武烈英也被吊在房梁上毒打，八歲的馬思烈被綁在十字架上並且被迫跪在地上，兩名施刑者將一根木棍橫著壓在他的大腿上，把他的腿和膝蓋死命地往水泥地上擠，就連年僅六歲的劉文弟也被指控為特務頭子遭到刑訊，最終有兩名小孩被折磨致死。這樣的事情並非孤例，四川的民兵也曾試圖在學生中發掘特務組織。他們將一些小孩雙手和雙腳綁著倒吊起來，把另一些人帶走假裝要槍斃他們，其中三名小孩被折磨而死，另有五名自殺身亡。大約有五十個小孩倖存了下來，但許多人成為跛子或落下終身殘疾。

　　在廣東，即使用黨自己的標準來衡量，那些受指控的人當中也至少有三分之一是被冤枉的。羅定縣發生過一起案件，起因是一名學生被懷疑有偷竊行為，結果導致三百四十名十三至二十五歲的年輕人遭到逮捕和審訊。廣東省的監察部門收到了數百封上訴信，最終才在一年後派人前往調查此案。

　　在鬥爭反革命分子的過程中，甚至出現過全村被毀的情況。在江西的比古曾發生過一起惡性事件，一個班長發現幾戶村民的屋子冒煙，便懷疑那幾戶人家藏有敵人，因此未經請示便擅自開槍，結果全村的房子都被火點著，造成二十一人當場死亡，另有二十六人傷重不治身亡。遇難者中除一人外，全是婦女和兒童。

　　幹部們爭先恐後地想儘快達到殺人定額，由此造成許多冤案。在貴州的某些地區，冤案比例超過了百分之五十。在從江縣，多少有些證據的案子不足三分之一。在惠水縣長安鄉，一名叫謝朝陽的村民僅因敲了地主家的門，便引起辦案人員對他的懷疑，結果他被抓起來遭到拷打，直到供出另外四十八名村民為止。這些村民大都是些窮人，其中有八人被逮捕並遭到毒打，打昏後用水澆醒，然後接著打，最終有六人選擇了自殺。在另一起案件中，一名自殺的男子被控於一九二九年殺害了八個人，然而事實上那一年他才只有一歲。17

　　有些人只是看上去可疑，結果卻招致厄運。在雲南省曲靖縣，有一百五十人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被當作「匪特」關進監獄，負責此案的幹部解釋說，這些人看上去「又像土匪又像特務」，所以叫做「匪特」。任何人只要和舊政權有一點關係，哪怕是微不足道的連繫，也可能招致殺身之禍。四川省富順縣有四千名機關職員遭到逮捕，原因是他們過去都曾為國民黨工作過。地方幹部常常得揣摩上級領導的意圖提出激進的建議，就像黨的領袖們需要猜測毛主席的真實意圖一樣。例如：當時執掌雲南和四川的鄧小平就曾寫過一封信給毛，聲稱地方政府中有許多反革命分子。在雲南的一些村子裡，甚至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幹部都被當作特務、地主或其他類型的壞分子。

　　就像土改時一樣，各地的領導幹部在運動中都不甘落後。從村到縣再到省，一層一級互相仿效，幹部們多奉行寧可多殺而不可少殺的原則，以免自己被當作「右派」遭到整肅。在雲南，有些幹部甚至隨機性地殺人：「看到別的地方捕得多殺得多，自己也就在幾天內草率地大捕大殺。」有些黨員雖然心裡不怎麼情願，但為了顯示積極，不得不硬著頭皮撐著，正如一名幹部所說：「不恨也得恨，不願殺也得殺。」為了達成或超額完成上級下達的指標，數千人就這麼悄無聲息地被處決了。

　　有時候，當關押犯人的地方——包括正規的監獄以及由民兵看守的學校、寺廟和祠堂等——人滿為患後，當局就會不經正式調查和審理，將犯人直接處決了事。胡耀邦曾彙報說，在四川西部「處五年以上徒刑的極少，有些同志認為處五年以上徒刑不如殺掉。」

　　有些黨員幹部對民眾採取恐怖手段，是為了防止他們向上級告發自己的所作所為。在四川，到處都有幹部無視中央的規定，未經公審即祕密殺人，以剷除自己的仇人。懋功是個小鎮，一九三五年六月紅軍長征翻過大雪山後曾到達這裡，而且毛還在這裡對黨進行了改組。在恐怖盛行的四個月中，該地對外公布的死刑犯只有十人，但實際上另有一百七十人被祕密處決，其中有二十人是被刺刀捅死的，還有幾個遭到斬首，首級甚至被掛在城門上示眾。部分遇難者只是普通的農民，從未參與過任何反黨活動。對此，當地幹部解釋說，因為懋功是少數民族地區，所以只有使用赤裸裸的暴力才能馴服當地人。

　　至一九五一年五月，在鄧子恢和鄧小平掌管的華南地區，情況已經越來越失控。最終，不得不由毛主席出面干預，下令將判處死刑的權力從縣級單位收回。

　　然而，這個命令卻導致了一場更瘋狂的殺戮，地方幹部都搶著在命令生效前儘快剷除他們想處死的人。在四川涪陵，僅十天之內，就有兩千六百七十六人未經審判即被處決。中央的命令生效後，又有五百人在兩天內被處決，以致在兩個多月的時間裡，被殺的總人數達到了八千五百人。涪陵的情況在四川並非個案，在溫江縣，當下級請縣委書記批准從一百二十七名犯人中再殺掉一批人時，他簡單地回覆道：「看一下，挑幾個。」結果，三天之內即有五十七人被槍斃，而此時中央決定暫緩死刑的命令已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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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各地都有人被折磨或毆打致死，其中有一些被刺刀捅死或被砍頭，但絕大多數是被槍斃。槍斃的過程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麼簡單。在遍布寺廟和寶塔的古城開封，行刑者一開始都是瞄準目標的頭部射擊，但因為現場太過噁心，所以他們不久便改為射擊心臟。但這樣做也不那麼容易，要是打偏了，犯人就會在地上扭動哀號，不得不再補射。殺人的技巧就是這樣從實踐中得來的。

　　在少數情況下，行刑者會勒令犯人下跪低頭，然後用大刀將其頭顱砍下。在廣西，犯人的首級有時會被掛在市集入口處類似足球門一樣的木頭門框上，柱子旁邊還會張貼著死者的罪狀。

　　行刑的槍聲在各個鄉村回響著。不管是真的敵人，還是假想中的敵人，都被迫跪在臨時搭起來的檯子上，當著眾多村民的面，被身後的行刑者處決。張應榮遭到毆打後，又被用一塊木板抬到臺上。據他回憶：

　當時臺上還有十個人接受批判，全都被繩子綁著。我大哥就在我身邊，兩個民兵把他的胳膊扭在身後，身體向前九十度彎腰。我躺在木板上，向上看著。雨已經停了。在大夥兒的喊聲中，我能聽到附近河水的聲音。雲已經散了，天空一片碧藍。我想：就是在這樣的天空下，就是在這個村子裡，大夥兒已經和睦相處了這麼多年，可是為什麼他們現在變成了這樣？他們為什麼如此互相憎恨、互相折磨？難道這就是共產革命嗎？所有的「階級敵人」都挨了打，打得臉上青一塊紫一塊，頭上傷痕累累。可是毆打並不能讓這些共產黨滿足。他們開始了殺戮。那次大會之後，所有在舊政權裡當過官的都被處決了，包括我的兄弟，他們的子女也被判了十年、二十年徒刑，有些在監獄裡瘋了，有些死了。

　　公開處決後，死者家屬通常會獲准去收屍。收屍者一般都默不作聲，趁著暮色靜悄悄地走向屍體，手裡抱著用來包裹屍體的草蓆以及把屍體運回家的簡易擔架。但有時候行刑者會用炸藥把屍體炸碎，這種做法一度非常流行，以致有些省分不得不正式發文禁止這種行為。

　　有些被害者則是在偏僻的樹林、山溝或河邊被單獨或集體處決，屍體要麼被扔進井裡，要麼草草地集中埋葬，有些則被扔在野外任其腐爛。死者家屬往往得花上幾個星期來尋找親人的屍體。幸運的話，他們能找到屍體的殘骸，然後小心翼翼地將其掩埋。雲南的張茂恩等了十個月才獲准為他的兄弟收屍——他的兄弟是在路邊被槍殺的，然後被扔到了山溝裡。「我兄弟的屍體已經腐爛了，看上去就像倒在河裡的一棵樹。我二哥和我娘下到河裡想把他拽上來，結果屍體碎成了一塊一塊。我們只好撿起骨頭，洗乾淨，裝進隨身帶去的盒子裡。」

　　有時屍體會被野外的動物吃掉。在河北，有些集中掩埋的墳墓很淺，野狗會把屍體挖出來啃掉。在四川，一名婦女因被懷疑私藏槍枝而被捕，經歷了殘酷的折磨後，她最終吊死在一棵樹上。她的屍體被扔到樹林裡，成了野豬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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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初期，城市裡死的人比農村少，因為黨的領導擔心在城市裡殺太多人會造成較大的負面影響，而且為了發展經濟，他們仍不得不與商人、企業家和各類專業人士打交道，有時還得適當做些妥協。但這種寬鬆的局面並未能持續多久。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三日，兩百多名軍隊領導在山東省的省會濟南出席了一次慰問音樂會。當一個民間器樂節目表演結束，大家正在鼓掌之際，一名年輕人突然起身，踩著桌子走向身為高級軍官的黃祖炎，隨後向他開了一槍。子彈從黃的頸部射入，從下頜穿出。黃全身是血，一下子癱在椅子上，隨後滑到地上。觀眾們一陣恐慌，紛紛躲到桌子下面。刺客又開了一槍，最後飲彈身亡，黃則在被送往醫院的途中死亡。這名刺客名叫王聚民，時年三十四歲，一九四三年入黨。他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他的家人在土改中受到了衝擊。

　　事後，毛提醒全黨要提高警惕，因為這個案件表明敵人是多麼狡猾：他們先是混入黨的內部，潛伏數年後，突然衝出來攻擊黨的高層領導人。毛說：「（對這些人）絕不可優柔寡斷、姑息養奸，是為至要。」

　　在刺殺事件發生數天後，毛即下令在城市裡要「大殺幾批反革命」。在寫給天津市委書記黃敬的信中，他借用民意來為殺人辯護：「人民說，殺反革命比下一場瓢潑大雨還痛快。」

　　很快地，全國便展開了一次突擊行動。在幾週前剛剛發生刺殺事件的山東，僅在四月一日這晚，警察就圍捕了四千多名嫌犯。濟南逮捕了一千兩百人。到了晚上，大家不敢睡覺，都從窗子裡膽戰心驚地向外張望，看誰又被抓走了。幾天之內，有數十人被公開槍斃。毛主席對此大加讚賞，並表示那些「膽小的同志」應該向山東學習。

　　三個星期後，四月二十八日這一天，上海、南京等十四座城市聯合發動了一次突擊捉捕行動，共有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五人被抓。那天正好是週六，兩年前剛剛回國任教於上海一所大學的羅（Robert Loh）當晚正在批改學生的論文，他回憶說：「聽到大街上的警笛聲和隆隆的卡車聲持續了好幾個小時，我憂心忡忡地感到肯定發生了什麼大事，但還沒有引起警覺。第二天早上，傭人驚慌失措地向我報告說，已經抓了好幾千人了，他們說所有曾經為國民黨政府做過事的人都被公安抓走了。」

　　人被抓走後，他們的房門便貼上X形的紅色封條，意味著在案件調查結束前，屋子裡所有的東西都不許動。全上海一下子出現了許多紅色的封條，警察甚至占用了公共建築作為監獄。突擊行動事先做了充分準備，在捉捕之夜的數週前，公安局已經要求所有為國民黨做過事的人向政府登記，並聲稱這樣做是為了給那些犯了「政治錯誤」的人一次「重新做人」的機會。這些人必須向當局遞交個人自傳以及家人、朋友或相關人員的詳細情況。每個坦白認罪的人都得到了寬大處理的承諾。

　　逮捕之後便是公開處決。「我們大學旁邊就有一處刑場。每天都能看到一車一車的犯人，上課的時候就會聽到恐怖的槍聲。屍體隨後被卡車拉走，教學樓前面的路上全是斑斑血跡。」像全國各地的人一樣，羅也被迫參加了幾次公審大會。當局說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教育老百姓，不過羅感受到的卻只有恐懼和厭惡：

　我特別記得有一次審判一個工廠的工頭，據說他不僅勒索工人錢財，還勾引手下的女工。宣判之後，他被一下子推到臺下。因為雙手被綁著，所以他只好在地上滾，那樣子看上去很奇怪。當他停下來後，一個警察對著他的腦袋就是一槍。我離他大約只有十步遠，親眼看見他腦漿四濺，扭曲的身體看上去很噁心。

　　在處決犯人的同時，還出現了一股自殺的風潮，絕望的人們開始從外灘的高樓上縱身躍下。不久，警察在許多大樓的一樓窗戶外張起了大網，於是自殺者便不再跳窗戶了，而是爬到樓頂往下跳。有個男人跳下後正好砸中了一輛黃包車，結果他本人、車夫和乘客都死了。很快地，每幢高樓門口都出現了站崗的警察和士兵，於是屍體又開始每天出現在江面上。

　　每座城市都在集中處決犯人。在北京，領導鎮反運動的是市長彭真。在一次群眾大會上，他向與會者喊道：「我們對於這些罪大惡極的惡霸、土匪、漢奸、特務這一群野獸們，應該怎麼辦呢？」

　　全場一起高呼：「槍斃！」

　　彭又說：「現在被控訴的反革命分子，只是一部分，還有一批關在監獄裡。此外，北京市還有不少潛伏的特務和間諜。我們應該拿他們怎麼辦呢？」

　　大家齊聲喊道：「堅決肅清反革命！」

　　彭接著說：「今天我們在這裡控訴的，有很多惡霸，這是些封建殘餘。如果允許這些封建殘餘存在的話，那就沒有我們的自由幸福了。天橋有『霸』，菜市有『霸』，房纖（倒賣房地產的人）有『霸』，賣水果的、賣魚的、賣水的，都有『霸』，甚至於還有『糞閥』、『糞霸』。這些封建殘餘，我們應當怎樣對付他們呢？」

　　眾人大喊：「槍斃！」

　　在上海、天津和北京的體育場裡，都舉行了這樣大規模的群眾集會。從事先準備演講稿，到在主席臺上儀式性地宣判罪狀，每一步都經過精心策劃。但在現場觀看處決的人數並沒有這麼多，通常只限於黨員積極分子，這樣做是為了測試他們對黨是否忠誠、立場是否堅定。周瑛在獲得提拔之前就被迫觀看了在北京舉行的一次集體處決：「卡車把我們拉到刑場，就在著名的景點天壇附近。被害人都跪在地上，雙手用鐵絲綁在背後，身邊擱著簡易的棺材。大概有六個公安站成一排，冷漠地朝他們的後腦勺開槍。他們倒地後，有些人的腦袋已經裂開了，有些頭部只有一個光滑的小洞，還有些人則腦漿迸裂，濺了一地，甚至濺到了旁邊犯人的衣服上。」周瑛厭惡地想走開，但一個幹部抓住她的肩膀喊道：「好好看著！」、「這就是革命！」她叫喊著想捂住臉，但那個人緊緊抓住她，強迫她非看不可，跟她一起去的一些人甚至興高采烈地踐踏著屍體。

　　被殺者在刑場上幾乎都不說話。負責這些運動的幹部們早已從土改時期的群眾大會上吸取了豐富的經驗，他們完全知道怎麼防止拚死反抗的死刑犯鳴冤叫屈或者喊出反黨的口號。一個很有效的辦法就是威脅犯人對其家屬進行報復，此外還有其他一些辦法。一名大會組織者曾這樣說：「我們在每個犯人的脖子上套一根鐵絲。要是他想掙扎或反抗，士兵只需要向後拉鐵絲，就可以勒住他的氣管，讓他發不出聲。」有時候鐵絲會用繩子來代替。

　　城市裡死刑的比例要比農村略少，一般不超過總人口的千分之一。毛認為，為了不致激起民眾的反抗，在城市裡少殺些人是可以接受的。一九五一年四月他曾說：「例如北京人口兩百萬，已捕及將捕人犯一萬，已殺七百，擬再殺七百左右，共殺一千四百左右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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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恐怖的運動直到一九五一年底才告結束，但殺戮從未真正停止。在每一輪新的運動中，都有越來越多的群體被捲入其中。浙江是中國面積最小、人口最稠密的省分之一，其地形多山，沿海地區則分布著山丘和平原。在運動高潮時，浙江全省大約有二十五萬民兵守衛著各條主要街道。羅網如此繁密，很少有人能夠逃脫，許多人逃跑後最終餓死或凍死在山裡。

　　然而，沿著浙江不規則的海岸線坐落著數千座島嶼，這些地方幾乎仍處於政府控制範圍之外。中國的南方水網密布，到處是運河、溝渠和曲折蜿蜒的河流，還有大片大片的梯田，以及天然或人工的湖泊。即使大部分城市都鋪上了瀝青、水泥和柏油的馬路，以方便現代化的交通運輸，很多人還是繼續依靠著水路交通。在中國的沿海地區，最常使用的交通工具是漁船和舢板，其次便是各類貨輪、油輪和渡船。內河航道的交通也很繁忙，既有舊式帆船，也能看到現代化的內燃機船。

　　那些生活在水上的居民主要從事捕魚和養殖業，類似海上的「遊牧者」，長期以來一直被視為流民，既不准在陸上定居，也不能與陸上的居民通婚。對生活在華南珠江三角洲的客家人來說，生活在水上要安全得多，因為陸上充滿了各種危險。他們擁有自己的方言，平時停泊時，他們將小舢板和捕蝦船一艘挨著一艘靠在一起，由此形成了一支小型船隊，他們甚至還在船上設有浮動的寺廟和專門用作宗教活動的場所。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在解放後駕著船帶領全家逃到了香港。慢慢地，香港聚集了近六萬名漁民，他們聚居在香港仔灣和油麻地附近，形成了一座漂浮在水上的龐大城市。

　　除了客家人，在水上繁衍生息的還有其他一些群體，例如大運河上世世代代在大型貨船上勞動和生活的船民。這條古老的運河完工於十七世紀，當時開鑿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將南方的糧食運輸到帝國北方的首都。除了貨船外，運河上還有將糞便等肥料運往沿岸各省的「花船」，這種船的船身常常點綴得五彩繽紛。在黃河與大運河交匯的山東境內，則有許多大大小小的煤船和糧船。在長江中游的湖北沙市，港口裡一艘挨一艘地停滿了帆船。再往上游去，常常能見到等待雇主的縴夫，他們的工作是將船拉過淺灘或者峽谷。

　　在這個水上世界裡，總是活躍著形形色色的走私販、居無定所的漂泊者以及無家可歸的流浪漢。在黨看來，這裡正是反革命分子最後的藏身之所。當局認為，在廣東沿海各口岸大約有一半的人口從事走私活動，同時為敵特提供庇護。廣東北邊的福建和浙江海域的許多小島上，仍有人與臺灣的國民黨保持著祕密聯絡。交通部副部長王首道曾說，在水上謀生的這四百萬人口生活在令人憎惡的陰暗世界裡，他們依然保存著濃厚的封建習俗，而且幫派橫行，控制了沿岸各地的碼頭。他經過計算認為，反革命分子在這類人口中占了五十分之一。

　　羅瑞卿也持相同的看法。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他給水上人口設定的死刑比例是千分之一，關進集中營的人則是這個數字的九倍。接下來的一年中，革命終於從陸地來到了水上，造成數千人被處死，更多的人則被趕下船送去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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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知道在這場大整肅中殺了多少人，因為各地進行統計的方法各不相同，而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許多人是被祕密處決的，地方上根本不會上報。目前可見到的最完整的統計數字，出自鄧子恢領導下的幾個省。自一九五一年十月至十一月，這幾個省的被害者總數超過了三十萬，占當地人口總數的千分之一點七。另外，羅瑞卿在關於這幾個省的報告中還提到，這些地區（主要是廣東）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內還準備殺掉五萬一千八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