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人物簡說：「漢奸」曾國藩（下）

前一篇講了太平天國，這一篇來談談天津教案。

晚清教案頻出，而天津教案可算得其中案情最嚴重、影響最大的一個。當時正在直隸總督任上的曾國藩，被朝廷命令負責辦案，於是便與此事有了牽扯——當然，事後來看，誰與此有牽扯，誰就是倒了大霉。

一、教案之緣起

我們先前講過，雖然1844年中法《黃埔條約》後，基督教得以在中國公開傳播，但在廣大民眾心裡，「洋教」依然是他們所抵觸甚至仇視的對象。¹在這種情緒的影響下，與教會有關的各種事物，也被他們施以種種猜忌。而天津教案，就始於當地法國天主教會設立的「育嬰堂」。²

育嬰堂的性質大約就相當於今日之孤兒院，區別在於，出於教義的要求，它會先對收治的嬰兒（大多數是瀕死的棄嬰）進行洗禮，以確保其「靈魂得救」；如果嬰兒在洗禮後仍存活，育嬰堂再負責將其撫養成人。³

我們今天來看育嬰堂的行為，總體上講確實是善舉——畢竟眾所周知，中國古代歷來重男輕女，棄嬰、殺嬰現象很嚴重。⁴但是這裡有一個隱藏的問題：育嬰堂收到的嬰兒很多已經瀕死，再經過洗禮這一番折騰，其中勢必有很多「沒能挺下來」的，這就導致育嬰堂的死亡率很高。我們姑且可以理解其中的緣由，但當時的民眾對此會怎麼想呢？

同治九年（1870年）端午前後，育嬰堂幼孩因疫病大批死亡，達數十人。因埋葬草率，有屍體為狗刨出；附近居民前來圍觀，議論紛紛，懷疑是教堂「拐孩」後「挖眼剖心」。⁵五月初八，官府抓獲兩名「拐犯」，「據供挖眼取心合葯屬實」，官府後貼告示稱他們「受人囑託，散布四方，迷拐幼孩」，明顯是意有所指。同月二十日，抓獲拐犯武蘭珍，其供稱「迷藥系教堂王三所給」，這一下可炸開了鍋。二十三日，武蘭珍被押往教堂對質，然而教堂中卻無「王三」其人，武氏口供亦與現場相悖，案情似乎陷入僵局。⁶

官府這邊沒有進展，但百姓的怒火已經難以遏制。早在五月初，形勢就已相當緊張，「百姓不時成群結隊地麇集在教堂附近, 肆意發表激憤的議論, 而且不止一次地要求仁慈堂將幼孩釋放回家」。二十三日當天，大批民眾聚在教堂前，與教會人員發生衝突，雙方甚至有動用武力。此時，局勢已是一觸即發了。⁷

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恰恰又是一個比較蠻橫的人。他先是前往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官邸，要求後者派兵彈壓，並開槍威脅；後來，豐大業親自前往教堂，遇上知縣劉傑，他又開槍打傷其隨從。⁸圍觀的民眾見此情景，再也無法剋制，一擁而上，先是打死了豐大業和其秘書，後又洗劫、焚毀仁慈堂、法領事館、法英美教堂等多處建築，殺死教士、修女、外國遊客等數十人，釀成一出大慘劇。⁹

^二、曾國藩的妥協

五月二十五日，清廷諭令曾國藩「前赴天津查辦事件」，要求其「務當體察情形，迅速持平辦理，以順輿情而維大局」。曾國藩這邊自然知道事情重大，認為查明「拐孩」和「挖眼剖心」兩事為此案之關鍵；但是，他心裡明白洋人必不會輕易放過，於是也做好了妥協的打算，說「即使曲在洋人，而公牘亦須渾含出之，外國既斃多命，不肯更認理虧，使在彼有可轉圜之地」。

洋人的態度果然強硬。五月二十六日，各國公使向總理衙門發出聯合照會，認為此案「證明了在華的外國人並不是到處受到地方當局充分保護的」，要求中國政府「伸張」「正義」，保證其在華公民安全；受害最大的法國，更是要求將天津「府縣正法」，並與英國聯合調軍艦北上，向清政府施壓。¹⁰

更為微妙的是，此時慈禧太后看到了其中的機會，打算利用此事「搞搞政治」，打壓執掌軍機處和總理衙門的恭親王系勢力。五月二十七日，上諭「本日復據崇厚奏，自請治罪，並將天津道府縣各官請分別嚴議革職」；五月三十日，清廷發諭旨，認定天津教案是「民間懷疑啟釁」，要曾國藩「將迷拐人口匪徒及為首滋事人犯嚴拿懲辦」。這就與先前恭親王系「查案」為主的對策產生了分歧。¹¹

在內外兩邊的壓力下，曾國藩不得不著手懲凶和查辦官員，但是，他並不願意對洋人太過屈從，於是也努力在中迴旋。

對於官員，他斷不同意「正法」的要求，只是奏請將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兩人「即行革職」，「飭交刑部治罪」——即便如此，他也覺得處罰過重，力爭將兩人從輕發落，然而最後朝廷仍令將其「從重改發黑龍江效力贖罪，以示懲儆」。對於這種結果，曾國藩十分痛苦，認為「此固由廷議別有深慮，究由敝處初奏過重所致」。

懲凶這一部分則更有戲劇性。曾國藩內心清楚，此案「雖由謠言肇釁，而百姓之聚眾滋事，實緣豐大業之對官放槍，倉猝致變」，因此剛開始極不情願「多拿兇犯」。後來，由於法國公使逼之愈緊，加上總稅務司赫德透露「若能切實拿犯，將來府縣之事自易辦理」，曾國藩的態度又轉向積極。他大量搜捕「嫌犯」，又在治罪時降低標準，最後按照數目「相抵」的原則，得出應正法者20人，發配從軍者25人。¹²

值得注意的是，法國這邊由於陷入了普法戰爭的泥潭，於是也「各退一步」般地做出讓步，接受清政府方的處置結果。¹³轟動一時的天津教案，最終就這樣有些草率地結束了。

三、「重審」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距今已經一百五十餘年，很多細節已經很難搞清楚了，但我們不妨以手頭的一些資料，加以合理推論，儘可能地還原案件「真相」。

根據知府張光藻的稟報，就在教案發生當日，官府抓獲「王三」和另一行拐教民安三，前者經武蘭珍辨認確系其人。「王三」供稱，「每早在天主堂門外交武蘭珍迷藥一包，令其外出拐人」，又說安三的迷藥也是自己所給；至於迷藥來源，據供乃「謝神父」所授。後來，又有消息說，案發後「並於仁慈堂搜出幼孩及壇裝幼孩眼睛」，似乎已然證據確鑿。

然而，後續勘察表明，教堂內並不存在「挖眼」一事。至於武蘭珍、王三等人的供詞，根據曾國藩的判斷，極有可能是屈打成招，不足以採信。因此，所謂「挖眼剖心」的傳聞，基本可以斷定為假。

那麼「拐孩」的情節是否屬實呢？答案依舊藏在迷霧之中。王三雖然一度招供，但「旋供旋翻」；安三雖然承認自己拐孩，但沒有確實的證據將其與傳教士聯繫在一起，「可為奸民入教、借為護符之證，而不能為教堂主使出拐之證」。王三的身份也難辨真假，根據崇厚的上奏，「此人與武蘭珍所指之人箱〔籍〕貫、面貌亦不相符」。後來，由於辦案方向發生了變化，王三、安三兩人被草草釋放，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¹⁴

其實，今天我們用常識稍加思考，便不難得出一個判斷：「挖眼剖心」之事幾乎不可能存在，至於「拐孩」，確實有可能有教民的參與，但也很難想像是由傳教士所指使。因此，天津教案的根源，到底還是在當地民眾的愚昧；他們因為自己本身的迷信，於是把這種迷信移植到洋人身上，妄想對方可能做出的種種卑劣行徑，並最終為此而做出暴行。

當然，必須指出的是，法國領事豐大業的蠻橫行為，無疑是教案爆發的直接原因。同時，拐孩也未必與教會完全沒有聯繫：美國駐華公使曾披露，為鼓勵民間送棄嬰到育嬰堂，該機構會向送孩者支付一定的報酬，這確實可能誘使一些心懷不軌之人做出「拐騙」幼孩的行為。¹⁵

那麼，對於最後的案件處置，我們又當作何評價？首先，殺人償命天經地義，因此捉拿兇犯本身並無不當。但是，客觀地說，在這種群體性事件中，究竟誰該負主要責任，其實是很難認定的；因此最後處決了那麼多人，著實有些「湊數」的味道。至於當地官員，因為沒能儘早地阻止傳聞蔓延，也不能說完全無辜；但發配從軍，確實也是重了一些。

四、結語

這一篇連同上一篇，我們討論了曾國藩辦過的兩大有爭議的事，請大家現在想一想，曾國藩是漢奸嗎？

首先，從結果上來講，曾國藩維護了誰的利益？我想主要是清朝統治者的利益。鎮壓太平天國就不多說了，至於他在天津教案中的表現，也主要是為了官員的處置而據理力爭，並沒有太多地為百姓著想。從這點來講，我們可以批評他，但是這和「漢奸」沒有多大關係。

那麼，曾國藩是否與洋人有勾結呢？在天津教案的處理中，他確實對洋人有所妥協，但是這種妥協是基於列強軍事威脅的妥協，而非自願、主動地「賣國」。假使換一個人處理（比如李鴻章），也許可以在一些細節上有所來回，但卻無法改變當時列強壓迫中國的現狀。

在「漢奸」這一敘事邏輯里，曾國藩不過是一個靶子，不論是誰站到他那個位置，都難以擺脫千夫所指的命運。人當然要有理想、有原則，但很多時候，人的行為卻不一定與其相符合。對於這樣一個事實，我們更多地是要思考「為什麼」並努力改變，而非糾結於這一事實本身。

敬請期待下一篇！

註釋

1. 可參考《百廿庚子：戰爭之火種》
2. 育嬰堂乃通稱，準確地說，涉案的機構名為「仁慈堂」，這裡的討論使用前一名稱，以顯示其普適性
3. 參見：孫長來，近代外國教會在華創辦的慈幼事業
4. 參考文獻同上
5. 參見：朱東安，再論天津教案的起因與性質——兼評長篇歷史小說《曾國藩》津門篇；另，本文作者不同意此文獻中的觀點，僅引其材料
6. 參見：董叢林，「迷拐」 、「折割」傳聞與天津教案
7. 同上
8. 有文獻稱該隨從被「打死」，另有文獻稱打傷劉傑和其隨從兩人，存疑
9. 參見：楊帆，《紐約時報》視野中的天津教案
10. 參見：孫春芝，英國公使威妥瑪與天津教案
11. 上面的論述，參見：邱濤，曾國藩的權勢之死——清廷的天津教案對策與同光之際湘淮權勢轉移
12. 上面的論述，參見：孫春芝，也論曾國藩辦理天津教案「內疚神明外慚清議」
13. 參見：楊天宏，如何看待普法戰爭對天津教案的影響
14. 上面的論述，參見：董叢林，「迷拐」 、「折割」傳聞與天津教案
15. 參見：董叢林，「迷拐」 、「折割」傳聞與天津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