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科技與數位轉譯系列：初探多媒體顯示器的藝術、技術、與學術】
一、設備產業現況：
曾針對「數位轉譯」專題，談過「顯示器」的光影策展。而所指的顯示器就包括各式、各款、各規格的多媒體可觸控（非觸控）螢幕 :
- 螢幕配置形式：
在畫質、尺寸、重量方面越來越具競爭力的輕薄螢幕已成為多媒體展區或新設展區的必要配備，但因為顧及展區觀眾與設備安全，所以多媒體螢幕較少採用落地式或移動式者，在形式上是以定置式為主。但若深入了解專業細節，仍有以下分項重點：
A. 顯示器技術分：LCD, LED, OLED, QLEDB.以顯示器解析度分：720p SD (1280*720) 、 1080p Full HD (1920*1080) 、 4K Ultra HD (3840*2160)、8K Ultra HD (7680*4320)。C.以螢幕比例分：有4:3, 16:9, 21:9。D.以螢幕形式分：直式、橫式、可調式、桌型、平台式、獨立機體式斜面型。E.以配組方式分：獨立螢幕、拼接螢幕牆 。F.以機體樣式分：窄邊框顯示器、無邊框顯示器。G.以拼接方式分：制式拼接、異形拼接(Mosaic Architectural Monitors )。H.以懸掛方式分：壁掛式、壁嵌式、天花板下吊式、多螢幕吊架式。I.以壁掛樣式分：固定視角、上掀式、無段/分段扭力式、懸臂式、伸拉型單/雙臂式、可旋轉式。
2. 觀賞距離與反光問題：
市售的螢幕類型、安裝方式都能因著不同的需求而決定其展示樣式，在施作裝配、內容播映後，這些設備就能為呈現展示多媒體內容而提供服務。但螢幕在裝設與使用後，其實還有兩大問題包括「適當的觀賞距離」以及「反光的克服」等必須克服解決，
A. 適當觀賞距離的問題。因為螢幕呈像所需的明度、對比、彩度，都使螢幕有光源，這不僅對於展區光源的明暗配置有一定的影響，從觀賞來說，也必須要安排在適當的距離才能保有品質。經查，比較早的，或者是沒有更新的資料，還是會以螢幕對角線尺寸的2～6倍，即肉眼視力1.0能看到的最佳分辨率。也就是50吋螢幕的適當觀賞距離為100英吋（254公分）到 300英吋（762公分），再以肉眼視覺決定適當距離。另外也有螢幕對角線尺寸的2～6倍之說。
B. 接著談談反光的問題。有時總會在展區看到螢幕反光，無論現場的照明或裝飾光源，這確實會影響觀賞品質。但問題在於，目前普遍使用的液晶電視螢幕往往會反射光線。即使許多品牌廠商已經針對顯示螢幕進行霧面處理，雖然不會像平面電視猶如鏡子一般將房間中的光源反映在鏡面螢幕上，然而環境光（ambient light）仍會在整個螢幕上均勻散佈，雖減輕反光的干擾，卻使黑色的深度色域變得輕淺許多。
近來國內的博物館與商業場域也都紛紛導入各式的顯示器科技的運用。像是國立故宮博物院、友達集團創利空間、太極影音所發表的【文物互動導覽牆】，長達12公尺，由 20片BenQ 55吋高規極窄邊框（ 0.18 cm）拼接而成，建置於北院區，且正式發表於2020年5月27日。
然而根據上例最近才於國內看到的大型專業，再根據近年的相關設備與業界應用的觀察，就能發現其實數位技術/設備與多媒體呈現方式的變化不大。（在此不用「成長」一詞，因為每個專案的數位轉譯需求、呈現、與經費均不同）。
舉例來說，若以故宮【文物互動導覽牆】較之克里夫蘭美術館發表於2012年底的的Gallery One展【The Collection Wall】(典藏品互動展牆)，更是會覺得這些年，展館在多媒體展示應用上，是達發展的高原期？還是於谷底中低迴著呢？
然而，看了著名的數位展演公司teamLab新進發表於2020.1.30的【Digital Collection Wall @ アーティゾン美術館】與2013年的【Digital Informayion Wall】所看到的技術應用與呈現效果，我會更客觀且樂觀的認為是已達發展的高原期，也因此需要更大的突破，不管是在技術與創意上。
我過去針對多媒體螢幕顯示器為主題曾發表兩篇專文：
✅【博物館科技系列：室內展區的光影策展～談顯示器】
【談顯示器】這篇，當時是以「室內展區的光影策展」的觀點去寫的，也正好很適合用於與明基電通研究單位安排的專家訪談。【談顯示器】這篇不僅從業界與博物館專業資料中去找到美國史密森學會的美國國家航空航太博物館（The 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針對多媒體數位設備配置所提出的注意事項：Design Standard Considerations ，也特別整理出業界認定的多媒體「螢幕」的配置形式列表，與觀賞距離/反光問題的協會標準，此外，文中許多博物館實務案例自然也很適合於針對「螢幕」作為室內展區光影策展的應用，以及於博物館科技的角色定位，能有全盤的理解。
✅【數位轉譯系列：從展示理論與實務談透明螢幕之應用】
【從展示理論與實務談透明螢幕之應用】援引科技哲學與技術論述去支撐自己的觀點，這種更嚴謹的技術報告要求，文中針對設備所解析的【三元結構論】「內容（展件）、形式（參與）、呈現（轉譯）」的多媒體裝置應用完形。此文也在研討會論文中發表。
但目前正在疫情期間，【數位設備「安全議題」】更是受到關注。所以，也曾在非正式的專文平台中，於疫情期間分享過Tony Cassar（2020.5）的一篇網路專文 “How to keep museum touchscreens safe from Covid19 防疫的觸控螢幕安全問題” (https://reurl.cc/j7Vdpq )，以透過議題去提醒相關機構在（後）疫情時期，更要注重接觸式數位設備的安全性問題。
因為Tony 於文中就提及針對英國麥當勞（McDonalds）與美國三個主要機場的資訊螢幕進行的調查都顯示堪憂的衛生問題，且有感染致病危機。因此他不僅分享觸控螢幕生產商Zytronic所提供的使用手冊，也列出「cleaning 清潔」與「disinfecting 消毒」的重要準則。相信在後疫情時代，此保護觀眾與設備的安全準則就顯得更為重要。舉例來說，該文就曾提出「安全指南 Guidelines for safe implementation」簡述如下：
1. 其實平齊的邊緣接口的清潔和消毒是更為簡單容易的，因為細菌通常藏在共用設備和螢幕的角落和縫隙中。
2. 對公共使用螢幕進行定期且徹底的清潔和消毒，且保持適當的衛生是至關重要的。
3. 許多觸控螢幕技術，例如電容式觸控螢幕，都可連動反應戴手套的手或手寫筆的觸摸。這意味著使用者可以安全地與觸控螢幕進行互動，同時有效地減少自己感染病毒、或傳播病毒的機會。
4. 現在可以買到用於觸控螢幕的專用表面塗料，它可以減緩細菌傳播，甚至能殺死細菌。儘管它們確實解決了觸控螢幕的一般性衛生問題，但仍無法對COVID-19的防範有所改善。
5. 如果需要固定式功能按鈕鍵，就應該設計在整片玻璃表面（應是指觸控螢幕）的位置，以便於清潔。
6. 在需要觸覺功能時，例如對於那些視力嚴重受損的人，現在都能使用觸控螢幕了，因為螢幕上會突出、凹陷、刻度等特殊加工設計，以輔助使用顯示螢幕。但既然要有這些功能設計，不易破損的強化玻璃，並且在清潔方面會比可拆、非固定式的按鈕要好。
近來隨著LCD（液晶顯示器）、 LED（發光二極體顯示器）、OLED（有機發光二極體顯示器） 、ＱLED（量子點發光二極體顯示器）等螢幕設備的功能強化與價格降低，特別是OLED的價格調降更是受到矚目。因為OLED的構造簡單，亮度夠高，過去OLED因為良率低，因此售價過高的問題一直存在，經過十多年的努力，目前相關廠商都已成功改善良率問題。此外，採用奈米技術的QLED也受到矚目，因為在技術
二、數位轉譯觀點
不過，從「數位轉譯」的角度來看，我認為多媒體螢幕的議題應該聚焦在以下四個議題上：
✅ 一、顯示器橋接的「觀眾賦權」：
「觀眾賦權」是許多篇文章的主題，一直覺得這是「數位資料民主化」「數位參與」「開放詮釋」的核心概念。而且「參觀博物館不僅具休閒、教育意義，更屬社交行為，博物館觀眾研究中指出，參觀者約有四分之三為結伴參觀，僅有少數四分之一為單獨到訪(張譽騰譯，1996、Heath & Vom Lehn, 2009)，若採用多人互動形式，則可提供更多互動機會，增進『共同參與』(co-participation)與『社會互動性』(social interaction)。在此需求脈絡下，多媒體設備（包括透明螢幕）允許觀眾針對館藏展示品及其資料進行多功能博物館互動(multifunctional museum interaction)形式使用，也透過展示服務的此用順勢遂行參與式的『內容交付』(content delivery)，這是多媒體螢幕與資訊的展示功能。
但以目前所看到的展示設計與科技應用實況來說，對於賦權後的「內容交付」這件事，在結構上還是權傾於「知識擁有者」的，這或許來自於知識素養的不對等，但也絕對是因為「數位轉譯」技術尚未被有效運用於知識內容的數位形式之「交付/傳遞」。
這也說明「橋接」的關鍵更在於「數位轉譯」技術有效執行在知識內容的數位形式之「交付/傳遞」。
✅ 二、談顯示器的「三元結構」數位轉譯設計:
我個人以Dudley, S. (2013)所編的【Museum Materialities: Objects, Engagements, Interpretations】一書觀點，為觸控類螢幕的「互動設計」與「數位轉譯」之【三元結構論】的概念就是：
🔷展件（內容）：觸控螢幕上「展件（數位典藏資源）」是作為與展櫃實體展品陳列佈置相同功能的應用，並與個別展件與全部展演的數位轉譯呈像有所呼應。
🔷轉譯（呈現）：以觸控螢幕為載體，呈現數位轉譯的成果，透過影像、文字、動畫、連結提供主動式/被動式「內容交付」服務。
🔷參與（形式）：在遂行觀眾賦權的展覽資訊民主化概念下，透過介面設計引導觀眾主動/被動獲得「內容交付」服務
而且，數位轉譯基於數位形式與類比格式之別，已是新的敘事手段與形式，所以作為數位應用，數位轉譯的手法應注意：
🔷數位轉譯仍植基於類比資料，透過轉化，而有了數位呈現形式；
🔷數位轉譯並非是設備與技術之處理過程的成果，因為它本身就是種資料處理過程；
🔷數位轉譯應該在數位技術與設備的條件下，在視覺化脈絡中進行特殊考量。
✅ 三、互動展牆的典藏即展示功能與角色：
像博物館導入數位科技的最知名的博物館～克里夫蘭美術館針對從2016年底開始為期2年的研究，於證明了【ARTLENS / ARTLENS Gallery】展覽與技術不僅能正面強化觀賞經驗，而且對新世代與年長者皆適用，該報告所提出的部分調查數據如下：
🔷76％的參與者同意他們對ARTLENS Gallery的參觀強化他們整體的博物館體驗。
🔷74％的參與者認為ARTLENSGallery能讓他們更密切關注藝術並新事物。
🔷78％的參與者同意畫廊ARTLENSGallery強化了美術館正面印象，認為是一個歡迎廣大訪客的地方。
🔷對於首次參觀CMA的訪客來說，有參觀ARTLENS Gallery者自認其藝術理解和知識因此獲得顯著提升。
此外，能夠一次展出數萬件以上數位典藏品的Google Arts and Culture 其角色與功能也在於創造：「increases access to art更易接近藝術」、「better visitor experienc更好的參觀體驗」、「triggers new visitors 開發新訪客」、「complements real visits to a gallery 支援實地參觀」、「has future development potential具有未來發展潛力」、「democratization of culture 文化平權」等效益。
這些都是我不認為【The Collection Wall】或【文物互動導覽牆】應該在展廳外單獨設置的原因。我的理想型是還是在同展區的「虛擬競演」、甚至是如響應式設計一樣的可攜式應用（BYOD）。
✅ 四、擴大使用t-SNE呈像技術
t-SNE (t-distributed Stochastic Neighbor Embedding) 就是t-分佈隨機鄰域嵌入法，這類的多媒體互動牆可以以博物館數位典藏資料為基礎，不使用後設資料（即品名、尺寸、說明等meta data），只辨識出視覺相似（visual similarity）的品項，並透過t-分佈隨機鄰域嵌入運算（t-SNE algorithm），去創造這個可以讓使用者在互動3D虛擬空間中，依據個人喜好搜尋各類作品的【t-SNE Map】。Hinton and Roweis （2002）發表t-SNE工具，用以將數千數萬維度的資料「視覺化」成二維或是三維等可視資料，所以被廣泛地使用於機器學習以及深度學習等研究領域與成果。
克里夫蘭美術館的【The Collection Wall】與teamLab的【Digital Collection Wall @ アーティゾン美術館】，甚至Google Arts and Culture的許多數位典藏品互動搜尋，都是這樣的技術，例如：【t-SNE Map】（以機器學習分類數位典藏品與放置）、【Free Fall】（在虛擬3度空間中點選數位典藏品）、【Curator Table】（自由選件方式探索數位典藏品間的關係）等三項數位應用。
我認為只有此技術，才能在規格尺寸相對被約束的螢幕上呈現最大量的數位典藏內容。
小結：
此文寫在我正式擔任資訊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的一項顯示器研究計畫之顧問的正式簽約日後，以此記下將透過正式計畫去參與國內相關顯示器開發與應用市場的研究，也希望以此為基礎，將數位顯示設備進一步透過數位內容與數位轉譯的建構，而能在不同市場機制與不同場域應用上有更為具體且有結構的發展。
參考資料：
🔷陳雪華, 項潔, & 鄭惇方. (2002). 數位典藏在數位內容產業之應用加值. 博物館典藏數位再造理論與實務研討會 館典藏數位再造理論與實務研討會 — 人與自然論文集, 17–24.
🔷施振榮(2002). 台灣數位內容產業的發展策略. 2002 數位內容產業國際研討會講義：數 位內容新應用與發展趨勢分析, 台北市，經濟部工業局編.
🔷Alexander, J., Wienke, L., & Tiongson, P. (2017). Removing the barriers of gallery one: A new approach to integrating art, interpretation, and technology. Museum and the Web.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pp. 1427–1436). ACM.
🔷Latham, K. F. (2018). Do Digital Mediators Creat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useum Visitors and Museum Collections?. iConference 2018 Proceedings.
🔷Murphy, S. (2015). Gallery One at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 Connecting Audiences to Art through Technology. Arts Management Technology Laboratory. Last modified June.
🔷Kelley Notaro Schreiber. （2019.5.28）.Digital Technology at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Enhances Visitor Engagement. Retrieved from (2019.6.2）http://www.clevelandart.org/about/press/media-kit/digital-technology-cleveland-museum-art-enhances-visitor-engagement
🔷Oldenburg, R. (1999). The great good place: Cafes, coffee shops, bookstores, bars, hair salons, and other hangouts at the heart of a community. Da Capo Press.
🔷Ooi, J. D., Chang, J., Hickey, M. J., Borza, D. B., Fugger, L., Holdsworth, S. R., & Kitching, A. R. (2012). The immunodominant myeloperoxidase T-cell epitope induces local cell-mediated injury in antimyeloperoxidase glomerulonephriti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9(39), E2615-E2624.
🔷Silvaggi, A., & Pesce, F. (2018). Job profiles for museums in the digital era: research conducted in Portugal, Italy and Greece within the Mu. SA project. Journal of Cultural Management and Policy, 8, 56.
🔷Steven Litt. （2019.5.31）. CMA survey: Digital technology isn’t just fun — it sharpens understanding of art. Retrieved from (2019.6.2）https://www.cleveland.com/arts/2019/05/cma-survey-digital-technology-isnt-just-fun-it-sharpens-understanding-of-art.html?fbclid=IwAR2jMeOeHzO3eCH6pmaTD3N5-FVAAiCjD_xyC5QbcmL39WUVau6p1sLsw-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