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险家博物馆

第一次对瑞典的探险家们产生好奇是去斯德哥尔摩的东方博物馆（Östasiatiska museet）时，此馆收藏了中国、韩国、日本、印度以及東南亚的大量文物。这里的彩陶收藏让我吃惊不小，看了说明后才知道，这座博物馆创立于1926年，首任馆长是瑞典考古学家尤翰・古纳・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他以中立国地质专家身份于1914年受北洋政府之邀请前往北京，帮助进行矿产勘探（尤其是铁与煤），那时的北洋政府想开发国内工业，而矿产发掘则是重中之重。安特生与留学归国的丁文江、翁文灏共同组建了中国地质调查所，而他们的地质调查工作却因为发现北京山顶洞人的头骨，河南仰韶文化、甘肃齐家文化、青海的马厂文化等为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奠定了基础。

时逢战乱，安特生为进行进一步研究，与中国政府达成书面协议，将其挖掘到的陶器运回瑞典整理研究，在研究完成之后，再将其中的一半归还中国，于是约有3万件未经修复的陶器和陶片运回瑞典，除了归还中国的那一半外，其余便留在瑞典，为此他成立了东方博物馆来进行展陈。我在这之后去过青海的柳湾彩陶博物馆，看到馆藏的彩陶与斯德哥尔摩那些若隐若现的相似处时，不由对安特生当年在这些地方考古的场景浮想联翩。

还有一次类似的奇妙联结，是在上次去台湾时，我和同伴特意去了中研院史语所历史文物陈列馆，那里收藏了不少居延汉简，而它们的发现者也是一位瑞典考古学家、探险家弗尔克・贝曼（Folke Bergman），我曾翻译过他在蒙古考察的报告，以下是其中发现居延汉简的片段：

额济纳河是内蒙古最大的河流。 它从高高的终年积雪的南山（注：应指祁连南山）流淌而下， 在其下游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三角洲，并注入两面盐湖——嘎顺淖尔和苏古诺尔 （注：即现在的东、西居延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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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一地方的蒙古名哈拉浩特通常被译为黑城，这是其实是字面上的意思，因为哈拉（Khara）的意思是“黑色”，而浩特（khoto）的意思是“城市”。但这种直译并不准确，因为蒙古语地名中与颜色有关的往往有转义。因此，khara的意思是“死亡”。因此，哈拉浩特（Khara khoto）在瑞典语中被译为“死亡之城”，或简单地说就是“废城”。像许多其他地名一样，它更多的是一种含义，而不仅是一个名字。

科兹洛夫从那里带回了丰富的佛教艺术和典籍收藏，现在存于列宁格勒。被他的发现所吸引，奥莱尔•斯坦因在1914年第三次探险时也去了哈拉浩特，接着是1925年美国人兰登•华尔纳的到访。1927年，当斯文•赫定的探险队第一次到达这一地区时，什么都没有，不仅是遗址区，而且附近都是如此。幸运的是，这是我们的判断失误，这点我很快就会谈到。

从外面看，哈拉浩特一点也不像座死亡之城。保存完好的城墙巍然耸立，看起来就像是座奇异、古老而庄严的城墙，但荒凉如同周围的沙漠一样在城内蔓延。只有一些寺庙和房屋的废墟仍然矗立着，其他所有的东西都与地面齐平。沙尘暴在夯实的粘土墙上堆起沙，这些墙有14米宽，8米高。飞舞的沙子在墙壁四周堆积，现在已经堆到了沙丘顶部的高度（见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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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我开始在没有太多期待的情况下对城市内部和周围进行发掘，但很快我就注意到，对于一个考古学家来说，这里的东西多不胜数。很大一部分出土的文物是纸质手写文字资料，其中大多是汉文，还有藏文、蒙文、回鹘文，以及一种特殊的波斯文。 此外，手写纸质和木质的西夏文资料也不少，西夏文是一种以汉字为基础的极为复杂的文字，至今仍未全部被解读。另外还发现了几张印在粗糙灰色纸上的钞票，被认为是忽必烈统治时期发行的，有可能是中国最古老的纸币。 一些小型文物的类型极多，如唐宋元时期的铜钱（甚至还有一枚汉代铜钱）、针、耳环、带扣、箭头和其他各种青铜器物，还有铁制的刀、剪等家用物品，以及玻璃珠、石珠，另有许多的陶器和瓷器。

出土物品多属于宋元时期，但一部分瓷器是明代早期的。

因此，至少到14世纪后期，这座城市一直有人居住。现在的城墙无疑可以追溯到西夏或西夏时期，也就是说，最早建于公元10世纪。

哈拉浩特周围有大量的小规模废墟遗址。尤其是古城的北部、东北部和东部，有数百个农庄、寺庙、堡垒和烽火台的遗迹，这些地方现在被称为Erego khara burukh（注：蒙古语“杂草沙丘”之意，哈拉布鲁克？）。斯坦因发现了其中的一些废墟，我自己也详细绘制了这片废墟的大部分地图，但还是有许多废墟有待发现。这一地区很难深入，其中混杂着不计其数的红荆锥形丛、灌木丛和沙丘，而且多数地方都缺水。

这些小规模遗址中有大量的箭头、带扣、硬币、零星物件、装饰品和其他各种青铜器、陶器、瓷器、木器和铁器，它们与哈拉浩特城中的物品是同一时期的，一部分甚至来自更古老的年代。在而后来的发现，则格外有趣。

1927年在第一次到达哈拉浩特东南40公里处的博罗松治（注：蒙古语意为“灰墩”）时，我就知道那里有一座汉代（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的烽火台。 1930年，第二次去到那里时，我仔细观察了这座烽火台，随之便是极为惊人的文物发现，不仅在位于台基之上高耸的烽火台平顶四周，而且在一个较低阶梯转角处都发现了文物。这处阶梯转角处还有一处带围墙的房屋遗迹。 这一处挖掘到了写有汉字的又细又长的木简，它们通常的测量长度为23厘米（即汉尺的一尺），宽为1-2厘米。 木简的一面最多可以写下50个汉字。 不出所预料，这座烽火台是一处军事设施，因而木简中的内容主要是军事事务。 里面有武器库存和其他装备的清单；军官向下属发出的命令； 粮食、衣物和其他用品的征用清单。 另外便是或多或少的私人信件，例如包含对付疾病的验方，同时还有一种日历。 一旦完成对这些文献的研究，人们肯定会对这些遥远的边塞日常生活，过往年代的战争与和平有一个很全面的了解。 人们也应该能够对那些在或许会被遗忘的时代存在过的地名有一个不错的概览，同时更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信息的出现也是可期待的。 在古文书方面，这些木简肯定会提供有价值的内容，因为它们大部分都以官办方式注明了时间，不仅按年份，而且还按月份和日期。 通过这些年份标注，我们知道了为什么当时中国人用木头而不是纸来书写。 纸张直到公元105年才被发明，但这些文献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年。 也就是说 公元前100年是没有纸张可用的。 不过当时除了木材之外，书写时还使用了一种更优质的材料：丝绸。

除了手写文书外，发掘过程中还发现了其他文物。被用来封印信件和其他物品的小型青铜或木制印章。还有大量各种各样的“信封”，这种用来做原始信封的小木块有一个正方形的凹坑，绳子从开口处穿过，再把绳子挂在送信人或牲畜身上。在绳子的结头用泥粘接起来，并用印章压紧。 泥干了以后，就形成了令人满意的“封印”， 这类泥封印发现了好几个。

发现物品中还有三角形的青铜箭头，甚至有完整的箭，包括含有石英成分的金属箭头和用来导向的羽毛。此外还有铜钱、斧头、小工具、刀和各种小型铁或青铜制品。饭碗是用木制的（大多被精心地漆成黑色和红色，并配有华丽的装饰图案）。勺子、筷子和牙签也是木制的。粘土烧制的容器碎片很多，尺寸大、小都有。同一地点还出土了许多漂亮的梳状物，有用来梳头的，也有用来织布的。另外还发现了圆形的陷阱机构，应是用来捕捉跑得飞快的羚羊。其他还有不少丝绸衣服的碎片等等。丝绸大多是单色，但也有部分彩色丝绸，以及锦缎。鞋和拖鞋是用细绳编成的。

在一处烽火台的废墟中，发现了一个用编结的草绳做成的蓑衣（中国有些地方至今仍在使用，样式相同）和一个装着两枚铁针的小丝袋，尽管已经有两千年历史，但它们都没有生锈，这个细节比任何冗长的描述更能说明当地的气候有多么的干燥。（但它们放在北京，过了一个潮湿的夏天后，就开始生锈了！）

在破城子（注：原文蒙古语Mu durbeljin，应是“障”的意思）这一不起眼的堡垒里，发现了数千份珍贵的文书，这还不算什么。也许最为有趣的是出土了一支完整的石英状笔发的笔。这是中国已知最古老的毛笔！应该强调的是，这是斯文•赫定于1901年在遥远的突厥斯坦楼兰古城所发现的那些文物后最重要的发现。

在额济纳河中游查科尔贴的一处烽火台也有一个极具意义的独特发现。这是一卷由78片手写简牍一片接一片地由绳子固定在一起的卷册，这应该是最早的中国纸质卷册的原始模型（注：即《永元兵物簿》）。

除了上述两位外，还有一位更知名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他的书在中文世界很多，但没有从瑞典语直译的，几年前有位研究者曾向我求证其作品中的一段，我们才发现中文版的错漏，大概是瑞典文——英文——中文的转译之失。因而我开始译他那本最知名的《我的探险旅行者生涯》。

1929年至1935年以斯文・赫定为首的中国西北考察团里也有几位瑞典同乡，这些在那个年代离开北欧，经由芬兰、俄罗斯、中亚到达中国西北的学者、探险家们的故事和作品其实还不少，我也希望自己能把它们一一译出来，和他们当年拍摄的照片、影片等一起收进一个电子博物馆里，留给中文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