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都付一笑中：钱钟书先生逝世23周年纪念

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先生去世。他被誉为“文化昆仑”，一生跨越晚清、民国、共和国三个“朝代”，游历欧美，博览中西。晚年，在世纪之交，88岁时溘然长逝。

少年时，我第一次听到《围城》，以为是乱世征战中类似张巡守睢阳那样一场惨烈的围城之战，会有许多慷慨激昂、感天泣地的故事。后来看到原书，只是几个平凡知识分子的琐碎人生，不禁大为失望。

其实，钱钟书先生喜欢的风格、关注的焦点都和我最初的想象完全相反。他的世界里，轻松、调皮、机智、幽默俯拾即是。对那些宏大叙事、英雄壮举，他始终敬而远之。即使自己身处一个“可以生、可以死”的大时代。

这风格也体现在学术上。钱钟书和陈寅恪的对比，能更清晰地看出他的为学特点。

钱钟书在清华读书时，陈寅恪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是大名鼎鼎的四大导师之一，许多外系学生慕名去听课，其中就有后来成名的季羡林。钱钟书始终未曾一顾，两个天才就这样失之交臂。

据钱钟书说，陈寅恪的研究太过琐碎，言下之意不大看得上。其实是因为二人的兴趣、关怀、研究方法都不一样。

陈寅恪学问的落脚点始终在历史上，他受德国留学的经验影响，重视社会阶层及经济潮流的变动，这些偏向于宏观的成果常由他素所欣赏的乾嘉学派的考证方法得来。由严肃、谨慎的微观考证得到宏观的结果，是陈寅恪颇为自豪的一点。

钱钟书的禀赋与这两点恰好相反，他喜欢调侃、戏谑、揶揄的思维倾向让本就枯燥的考证显得更加乏味。他最感兴趣的还是感性的文学，对社会、经济的宏观潮流不太感冒。加上年轻自傲，身边也从来不缺大师巨子，对于和陈寅恪的交往，也不怎么看重了。

当然，两人都是智者型的人物，都有磅礴恣肆打通中西的知识结构，都不致力于建立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有了完整的体系，接下来的发展，就是要被人打破了。

钱钟书的老师吴宓当时评价：当今学文史的人当中，老一辈的有陈寅恪，小一辈的有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龙凤。一龙一凤，意指完全不同的两种人，此话当做如是解。

清华时期，钱钟书还有很多趣事。

他以“偏科王”考上清华，数学仅得了15分。因为英语和国文试卷上的超一流水准，才被校长罗家伦破格录取；

钱钟书刚进清华，就立下一条宏愿：“横扫清华图书馆”；

他上课就在课桌后面看小说，考试还经常拿第一；

与杨绛谈恋爱时，穿着一袭长袍，用英文写情书；

毕业前冯友兰请他留校读研，他口出狂言：“清华没有一个教授，做得了钱某人的导师”，等等等等。

钱钟书一生最快乐的日子，应该是他在清华和英法留学的时光。在清华是遇到了杨绛，在英法，是来到了第二精神故乡。在英国时准备牛津的博士论文，要查阅大量资料，还比较忙，在法国就轻松多了。杨绛后来回忆，1938年在巴黎，“他（钱钟书）每日读中文、英文，隔日读法文、德文，后来又加上意大利文，这是爱书如命的钟书肆意读书的一年”。

后人常惊叹于他学问的渊博、“照相机式的记忆”。他确实悟性高，记忆力好，却不完全依赖天赋，读书都要记笔记，有时一本书记的笔记比原书还多，一生留下的笔记，有数百万字之多。

对于书，钱钟书几乎无所不读，尤其喜欢各种杂书。有个朋友曾向他请教西方打猎方面的小说，他一口气写了二十多个英文书名，让朋友瞠目结舌。他小时候喜欢读《西游记》、《水浒传》等中国的各种小说。成年后留学英国，对孙悟空金箍棒的重量，还津津乐道。即使没有对英雄主义的想象，他的渊博恣肆天马行空，本身就是一种不拘常俗的气度。也在多年以前，开启了我对西方文化最初的兴趣。

钱钟书一生著作等身，他最广为人知的著作，却是一本小书——《围城》。

抗日军兴，钱钟书回到祖国，被清华大学破例任为教授，赴大后方的西南联大任教，时年28岁，任教于中国最好的大学，可谓青年得志。但短短一年，就离任而去，转赴湖南的蓝田国立师范学校。可能因为西南联大由三校组成，人际关系复杂，钱钟书又心高气傲，随意臧否人物，所以呆得并不长久。

《围城》的构思就在这时，这本书让我们看到抗战大后方的知识分子众生相，一方面是电影《无问西东》中的读书报国共克时艰；另一方面，是大时代下自己的小算盘。在书里，还有对知识的调侃，对人性的剖析，对婚姻的解构，种种复杂的事情，都由一个个俏皮的玩笑或比拟来说出。

钱钟书的时代，战火不断，不论是抗战时期寄身“孤岛”上海，还是建国后供职文学研究所，他需要的，只是一张安静的书桌，其他别无所求。传统也在继续解体，西方涌入的文化还未生根，我们该学习西方的哪部分文化？中国的经书是否应该继续读？中国是该“中体西用”还是“全盘西化”？

梁漱溟、陈寅恪、傅斯年、胡适等人都给出了他们的回答。钱钟书是他们的学生辈人物，也在这条思考的延长线上。这样重大深沉的问题，他的诙谐、机智该如何应对？

他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直接的回答，而是以著作的形式，给出了答案。

上世纪60至70年代，文革中，中西方所有的文化都被打倒，他写出了自己几乎最重要的著作《管锥编》，这部皇皇巨著用文言写成，模仿中国传统的笔记形式，记下了他对中西文化的对比分析与点滴心得。征引的作者超过四千人，引用的书目超过上万种。既有《周易》《毛诗》《左传》《史记》《太平广记》等中国典籍，也有十八九世纪的英法德诗歌。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谈艺录》里的这句话，正可以代表他对中西文化的态度。

文革结束后，1978年，余英时第一次见到钱钟书，谈话中，余问到一个特别专业的问题，钱钟书忽而露出一种幽默的表情，眼中闪现一股智慧，好像余在考验他的记忆力似的，想了一下，然后才正式回答。

如果要问钱钟书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东西，或者非常严肃深沉的话题，他估计也会先是这样一个滑稽而智慧的表情，然后再认真作答。

钱钟书的趣闻轶事，还有很多。他的傲气、博学、犀利、童真，已经广为人们所知。这里仅述及一鳞半甲，以纪念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