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何处是吾家：余英时的中国情怀

一、城郭如故人民非

1978年，阔别大陆近三十载的余英时，终于踏上了故土。在飞机降落北京的时刻，他忽然有种化鹤归来的感觉，恍惚在神话之中。然而，江山依旧，故园已非。兴奋之余，是无限的感慨和惆怅。

余英时代表了当下中国历史学家成就的高峰。他年轻时，获得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其后任教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几所美国顶尖高校，在西方学界，打出一片天地。中年以后，多以中文写作，风靡一时，又成为中文学界绕不开的人物。

中国不仅是他的研究课题，也是他一生情之所系。这次，他是以美籍华人的身份，回归故土。

自1950年离开大陆，他无数次魂牵梦萦，遥望故乡，但真正有了回去的机会，他一生的回乡之旅，却仅此一次。中美关系缓和之后，他作为美国官方学术代表团的一员，回大陆进行学术交流，一行遍及北京、洛阳、西安、成都、河西走廊等地。平时在只在纸面上看到的秦关汉月，都一一浮现在眼前，心中震撼自不可言；汉唐时祖先筚路蓝缕，开创如此疆域辽阔的国家，其雄伟之气魄，让他胸中激荡，久久不能平静。

历史尽头的现实，却让他极度失望。以前长袍马褂与西服并存的着装，现在只有清一色的灰蓝布衣。和他交谈的几位一流学者，均极为谨慎，好像担心言谈间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敏锐的他通过这些细节，已经感受到，时代不一样了。在大陆的时间一日日过去，他得知无数的古建筑、雕塑在历次运动中被毁坏，旧时社会的乡情礼仪，几乎荡然。

城郭如故人民非。这一个中国，已不是他早年生活的中国。此后，余英时继续在中国史领域耕耘，却终生未曾回去。他要用中文把那个传统中国，告诉仍在使用汉语的人们。大陆统战部通过他的亲戚朋友，多次劝他回去看看，他决绝地说，我没有乡愁。

二、在大时代的延长线上

余英时生于1930年，国内战争风起云涌，各种思潮飚起又跌落。他的学术著作，大都在50年代后问世，可谓处于大时代的延长线上，所受影响，至深且远。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为避战乱，他被送回故乡安徽潜山的山间。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这里没有鲁迅笔下旧社会的“吃人”与压迫、愚昧，代之以淳朴的乡情，以及大自然的鸟语蝉鸣、松杉溪流，为他的少年赋予了一种金色的光芒，也让他对中国绵延数千年的传统乡村社会有了亲切的认识。

后来他师从于史学大师钱穆，正式进入了历史学的殿堂。钱穆对中国传统的温情与敬意和他早年的经历不谋而合，挖掘传统的价值，发现中国历史的独特脉络，并比较其与西方历史的异同，渐渐成了他决定研究终生的学问。

到了哈佛，他获得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治学方法和思路，即站在一种纯然客观的立场，对研究对象进行冷静的解剖；以专题研究的方式，解答他心中关于中国历史的大问题。这是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兴起，影响及于人文学科之故。余英时在这里，师从著名汉学家杨联升，他并未放下钱穆那里学到的方法，而是左手屠龙刀、右手倚天剑，两套功力并用，被杨戏称为“带艺投师”。此外，他也广博阅览西方思想及历史著作，以期与中国历史相比较。

他从思想史内部出发，提出“内向超越”的理论，指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中通往现代的诸多“秘道”；也因其对兴革之际士大夫心理的精准把握，被人称为“心灵捕手”。其实，他自己就生存于一个江山鼎革的时代。

近代中国，西风压倒东风，亡国灭种的危机，不时压迫在人们心头。于是，很多人认为，传统大都是糟粕、我们的文化素来低人一等，见了白人就应该立马矮一头。一些“不合时宜”的学者便希望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挖出闪光的宝石，来证明我们民族的价值，以应对这灰暗无边的时世。

待到1949年，建国之后，时代的主题已经改变。“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亡国灭种的危机，不存在了。大陆学界的主流变成以马克思主义来解读历史，重压之下，不少名师巨匠，纷纷转向。又有一些学者，坚持己见，远赴海外，寻找另一片天地。他们要应对的危机，已经由亡国灭种而变为反对xx了。中国文化是否能发展出民主文化、衍生出现代社会，就成了大陆之外时常讨论的大问题。

这两个时代的主题，深刻地影响了余英时的治学。他虽然过的是纯粹的书斋生活，对大洋彼岸的神州大地，却时时关注。他的客厅，常常是政治异见者、流亡学者、各个学科的著名人物的聚谈之所，谈学问、写文章，常常到凌晨三四点。

他一方面，坚持客观的视角；另一方面，又带着感情，以同情之理解，探索历史。他研究思想史，但不局限于思想史，政治、经济乃至外交，无不涉及；他从断代史入手，但不囿于某一朝代，而是放眼通史，从先秦以至近现代，都有他治学的身影。他对中国历史中具体课题的研究，如宋明理学中的政治文化、明末的士商合流、先秦诸子的轴心突破等等，已成了我们文化中智慧结晶的一部分。

做学问过程中的艰难，他很少提及。他的学生王汎森曾说过一个细节，有段时间，经常见到老师眉头紧锁，聚会吃饭，无不如此。后来得知，是他那段时间在一直思考一个历史问题。

如果将近现代为中国文化持旗的学者分为三代，辜鸿铭、陈寅恪、余英时可为其代表。辜鸿铭生于1857年，他在其名著《中国人的精神》中，更多的还是以意气之争，来为中国说话；陈寅恪生于1890年，他已经有了更多的学理支持，来更冷静地处理中西融合的具体思路，如他所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学说，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余英时则在他们的延长线上，提出了当下时代的命题，中国文化是否能发展出民主文化、衍生出现代社会。

三、不知何处是吾家

故国情怀，历代士人都有，古代往往是发配到边疆的士人对中原故土、朝堂帝都的一种怀念。到了近代，更多的则是海外华人对中国的思念。

辛亥革命前后，大批海外华人给各方阵营投资，或者不远万里，亲赴大陆，塑造他们认同的中国。1949年建国，又是一个分水岭，大量的人流如一粒粒水珠，组成片片浪潮，或走出国门，或回到大陆。及至1978年改革开放，有人义无反顾地出走，成为新的华人；也有海外华侨来到故土，寻找新的发展。

余英时属于1949年后出走的一批，1978年回国，更让他心灰意冷。文人心中的故国情怀，比经济效益更难恢复。

“未知何处是吾家”，是他回国时所作的诗中的一句。他最喜欢的典故，是明末清初的周亮工在《因树屋书影》种记载的一个佛教故事：

昔有鹦鹉飞集他山······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汝虽有志愿，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尔！”天神嘉感，即为灭火。

这个已经汉化的佛教故事，表达了中国文化中“知其不可而为之”“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等诸多寓意，也可说是是佛教版的精卫填海。小小一只鸟，竟有悲歌慷慨之感。“尝侨居是山，不忍见尔！”通过余英时的引用，也刻在了更多人的心上。

余英时的心中，他也是这只鹦鹉。兴亡无常，他对政治，只是“遥远的兴趣”，他真正关注的，还是具有数千年文明的古国的文化现状。思想史不能经国济世，却能给人一种精神力量。

唐朝时崔颢有言：“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山使人愁”，成为千古名句。其实他的家乡就在附近，快马指日可到，只是他的心灵依然在漂泊。余英时随时可以回去，在1978年后的四十多年中，直到91岁在睡梦中逝世，他始终居留异邦，将故国的长江大河，写给人们。

德国文坛巨匠托马斯·曼曾说：我在哪里，德国就在哪里。余英时也说过相似的豪情天纵的话：我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