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无论疫情中封控还是所谓放开，都充分体现了政客和专家从不为人民服务这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转）

中国既没完善基层医院防护措施和接诊能力，又没有靠更新疫苗接种加强身体抵抗病毒能力，封控政策放开后导致大量人员感染的情况，是否为了挑动封控派和放开派互斗，从而掩盖政客和专家从不为人民服务这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也没人问封控和放开之间是不是还有进口疫苗/药物然后有充分准备放开的第三条路线。

第一，要算生命帐。

闹剧期间，生命贱如蝼蚁，有人因为生存绝望而跳楼上吊，有人因为延误就医而阴阳两隔，有人因为情绪崩溃而自伤伤人，更有惨烈火灾、转运车祸……

整个闹剧期间，因此而逝去的生命，到底有多少、他们都姓什名谁、都有怎样悲惨的际遇、责任人得到惩处了吗、罹难者灵魂得到慰藉了吗、家属得到补偿了吗？

这些账，一定要算！要给生命一个最低限度的尊严。

第二，要算经济账。

12月7日之前，一有风吹草动，动辄停工停产，无休无止的全员喝酸、无休无止的全域静默，理性、心智与良知，同步按下暂住键，这是多么巨大的经济损失！

宏观的损失，也许只是一个无关痛痒到可以任人掩盖粉饰的数据，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但是，当这些尘埃不幸而飘落到一个个夹缝求生的底层商家、拖儿带母的贫寒家庭，那就无疑是千百万个辛酸与悲剧。

这些帐，一定要账！绝不能傻傻地当白交学费的冤大头。

对于底层民众的损失，我有一个郁结已久的建议：逐户核算因疫政直接下达停工停产命令而给每一个民营商家、普通市民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予以等额补偿。

无论天大的闹剧，公职人员旱涝保收，但是，普通民众一旦停手就要停口，实在太难了！

第三，要算科学帐。

2021年11月9日南非首次检测到奥米克戎变异株，自此以后，迅速传遍全球，成为新冠主角，到去年圣诞节前后，世界主流国家就已经把新冠视同一场流感，采取有如我们今天一样的“共存”策略，称“奥米克戎是上帝送给人类的最好礼物”，因为它是新冠疫情的终结者。至迟，到今年三月底，一切都已经非常非常明朗，所有的研究结果、实验数据、现实情形通通指向一个结果——奥米克戎的毒性，就是今天、现在、此时此刻的样子，作不了妖。

我们即便把时间退回到2021年，新冠的毒性，也远非早期可比。数据显示，2021年全年我国共计确诊15243例，死亡仅为2例，病死率远远低于流感，完全可以直接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根本用不着草木皆兵。

这些科学常识，并不高深，更不私密，完全就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但是，令人无比痛心的是，科学一旦到了中国，就立马摇身一变而成了讳莫如深的话题。所谓的专家、学者，还有网管、媒体，一齐煞费苦心，非得要堵死各种科学信息的传播、消灭一切有理有据亦复有益的话语，然后，拼尽全力编造、散布谎言，拱火疫情恐慌，齐心协力让闹剧往纵深发展。

今年4月，一向防控有道的上海连续出现多例感染。本来，上海方面按部就班，沉着应对，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民生，都不是问题。但是，问题来了！它惹了“众怒”，被有关方面以“东方某市”的名义不点名批评叫骂。到了4月底，某官员带领顶楼专家对上海进行“深入调研”之后，“科学研判”，坚定强调清零，闹剧于是迅速升级，自此一片鬼哭神嚎。

由于上海地位的特殊性，它的沦陷，引起全国效仿，形成一浪高过一浪的闹剧竞赛，封控、静态、静默、落地检、入即检、全员核酸、三天两检、三天三检、一天一检、一天两检……各种莫名其妙的名词不断花样翻新，根本就停不下来。

说到底，科学输给了人性的幽暗与猥琐。这些账，一定要算。不能让科学永远蒙受耻辱。

特别令人愤慨的是，某些专家是在以官方身份正式履职，是在掌握着真实信讯和准确数据的基础上公然利用职务之便制造社会灾难。这就肯定已经触犯刑法，应该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当然，我相信他们只是小“伥”，不是老虎。但是，虎有虎的责任，伥有伥的责任，如果伥们都把罪过推到虎身上，那岂不是在纵容伥行天下？等而下之，各级有着官方头衔而又在这场闹剧中肩负责任的所有专家，都应该平等地接受法律的评判，做到不枉不纵。

这出闹剧还深刻地告诉我们，科学，它必须与良知、操守结合在一起，才有现实价值。好在，闹剧期间，科学并没有被彻底清零，至少还有张文宏先生在，还有千千万万个没有走到前台、不能大声呼喊的张文宏们在，正是他们在迎风逆行，坚守良知、谨守理性，百折不挠地唤醒国人。要我说，科学早就在这个国度扎了根，虽然在一众奴才那里是一望无垠的茫茫荒漠，但是人们心间早已遍布绿洲。试想，如果没有亿万已经被科学唤醒的普罗大众对专家们持之以恒的科普、嘲讽、添堵、施压与抗争，闹剧岂会在如梦如幻、如痴如醉的时刻自行收场？

第四，要算法治账。

闹剧所到之处，法治破坏殆尽，令人痛心疾首。一夜之间，社区大妈、门卫、保安、物管通通被动员起来，充当“执法”先锋，部分地方甚至广泛招募社会闲杂人员，用一袭“大白”武装，以“志愿者”名义，口衔天宪，言出法随。

我们不妨以限制人身自由为例。按照既定法律规范，只有公安机关可以依法作出，并且作业流程非常严格、法律文书异常复杂。但是，在这场闹剧面前，任凭哪个身穿白衣的角色，只要发一声喊，就如同施了法术，可以把任何人给困在那里，动弹不得，甚至还可以毫无商量地破门而入，翻你箱、倒你柜、把你家门给牢牢钉死，在不出示任何手续、不履行任何程序的情况下让你骨肉分离，把你、或者你的父母、子女甚至少乳臭未干的儿童给带到一个未知的地方，旷日持久地关起来。我敢打赌，如果上头的“精神”是“见一个杀一个”，这些“执法者”们依然会积极勇敢地完成任务甚至超额完成任务。这是何其恐怖。

本来，我们已经是一个法律体系基本完备的国家，各领域、各板块、各条线都完全可以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但是，在这场闹剧面前，只有“上级口头说法”才是根本大法， 国家的一切成文法条，就等于零。各地的公、检、法、司呢，要么听之任之，作壁上观；要么赤膊上阵，心甘情愿同其流而合其污。这些账，一定要算，不能一风吹过。须知，法治是一个社会良好运行的根本底线。

第五，要算政治账。

我无心责难于谁，因为任何机制体制，它都不是完美的，社会的长治久安之道，永远在路上。但是我们平心而论，一场无厘头闹剧，居然能够调动全部社会资源，令自上而下的各级官员为之身心疲惫、一筹莫展，眼见得荒唐透顶，却还要顶礼膜拜，使尽全力配合表演，而无一人敢于发杂声、提异议、走正步，必然是我们的机制体制出了大问题。这个话题不便展开。

其实，政治这东西，它只有与人权相结合，才有现实意义，只有权力得到制衡，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人民的尊严，也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官员的尊严，当民众与官众都有了尊严，活成人的样子，闹剧便不可能再有市场。

第六，要算良心账。

闹剧的戛然而止，并非病毒突然发生变异，也不是他们的认知提升、观念转变或者良心发现，而是有人在坚定而大声的为民请命。这种请命之声，已成泰山压顶之势，有如利剑锁喉。须知，在当下语境中，要想发出声音、要能发出声音，是何等困难，又需要何等勇气！但是，这些勇敢的年轻人，他们做了，义无反顾的做了！他们，只有他们，才是这个民族真正的英雄，才是人民真正的救星。那么，作之者谁？我们认知了吗？感谢了吗？嘉奖了吗？铭记了吗？其实我更为担心的是，生乎斯世，他们的安全能得到保证吗？他们的肉身会不会被投入到无穷无尽的黑暗里去？

这些账，一定要算。不能让为众人抱薪者冻死于风雪。只有算明白了这个账，守护着、景仰着我们的英雄，才对得起曾经的苦难。如果为众人抱薪者纷纷冻死于风雪，那后来的风雪时季，谁又再来为我们抱薪？

一个民族，要有记忆、有良知，更要有心智、有血性。而记忆、良知、心智与血性，恰恰是当下最缺的东西。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东西湖区常青花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党委书记： 院长：王岚

武汉市第四医院消化内科丁祥武大肆收受药械回扣，数量不菲，由下面医生出面收钱，几个人私分，万元左右不等，吃喝娱乐，我们医药公司不停轮流摊派，苦不堪言。

武汉市第四医院有领导坚持损害一部分人利益，不顾事实，一味打压，很多人都知道，敢怒不敢言，都是和谐社会，为什么这里没有阳光。

让我们在医疗改革过程中记住那些失去生命的人：李文亮，姜齐宏，胡淑云，杨文，刘崇贤，郭辉，赵新兵，李小莲，赵维萍，赵军艳，蒋绍模，王萍，李国庆，宋应西，陈妤娜，孙明岳，王云杰，康红千，朱玉飞，戴光琼，王浩，续广军，彭玲云，戴春福，孙东涛，陈仲伟，王俊，李宝华等。为逝去的同胞致以深刻的哀悼。即使这些人被官方追封为烈士，但忽视了医疗系统权贵在治理结构上的根本问题，刻意淡化了追责，以及对言论自由管控的讨论。对医患权利而言，这种“勇于近距离接触患者”的追封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继续作恶而已。

公共讨论不应该以医疗改革议题为洪水猛兽，而是要承认经济技术发展其实并非真正建立在最广大公民的根本利益之上，讨论如何调整监督制衡关系更能帮我们建成“由享有人权个体所组成的、民主自治的人类共同体”。欢迎通过你的方式在墙内转发这篇文章，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拒绝遗忘，共同探索”的小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