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业辛迪加丨中国的裙带资本主义有多例外？

中国的裙带资本主义有多例外？

洪源远（YUEN YUEN ANG）

 中国正全力应付经济放缓的难题，但事实上，中国经济已取得令人惊叹的长足进步。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接纳资本主义以来，中国已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令人惊叹的是，任凭腐败丑闻层出不穷，中国仍做到了这一点。因其经济超速增长，同时腐败无所不在，经济学家保罗·莫罗(Paolo Mauro)称中国为“巨大的异数”。

长期以来的共识是，西方工业化经济体实现繁荣，是通过消除腐败和建立善治。跨国统计研究支持这一共识，那些研究运用全球腐败感知指标，一以贯之地发现腐败有害于经济增长。那么，为什么尽管存在腐败，中国经济仍实现了快速增长？为什么中国经济是在经历四十年持续繁荣之后，现在才放缓了脚步？

回答这些问题有赖于重新构建讨论框架，尤其是重新审视对西方历史的流行讲述以及全球腐败指数的效力。

事实上，略进一步回溯历史揭示出，中国没有多么独一无二。十九世纪晚期，美国还是一个新兴经济体时，一样经历了猖獗的腐败。但自那以后，美国镀金时代的许多元素就被人们遗忘在脑后。

全球腐败指标刻画的是“穷人的腐败”，而非“富人的腐败”。依赖这些片面指标模糊了一个重要历史模式：像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超级大国不必根除腐败；相反，它们的腐败已演进为时常触发金融泡沫的合法化的精英交易所。

这样，只有以理想化的西方为基准，中国才显得反常。可一旦这种神话被揭穿，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演进过程比绝大多数人所认为的更像是西方的经历。

美国的镀金时代

尼日利亚这样恶名远扬的掠夺性国家，和处在各自镀金时代的美国及中国之间，存在一个关键区别。至关重要的是腐败质量。

在美国和中国，随着时间推移，腐败从暴行和偷盗演变为更复杂的权力和利益交换。哪怕政府稳步遏制了贪污和勒索等掠夺形式的腐败，（精英交易所钟爱的) “渠道费”仍呈现爆炸性增长，养肥了政客和有政治关系的资本家，从而加剧了不平等，刺激了高风险的商业交易。

在美国，这种裙带资本主义滋生的麻烦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爆发过多次。例如，1837年恐慌，一定程度上是由高风险、不透明、腐败丛生的公共基础设施融资形式引发的，这令其成了与中国当下困境有着诡异近似的先兆。

或者，换个方式说，假如中国是一个“异数”，那么它与实际的西方历史道路不过一样是例外而已，并非支撑着今天人们的一般看法的神话版本。

在美国的镀金时代，随着新产业的形成，资本家与政客沆瀣一气，积累了巨额财富; 事实上，一些政客本身就是资本家，如强盗大亨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斯坦福大学以其名字命名）。斯坦福利用他担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特权，软磨硬泡州立法机构，为他的公司的铁路项目提供补贴，他把利润留给了自己，同时把风险转嫁给了社会其他人。众所周知，他的合伙人将公司股票装在鼓鼓囊囊的行李箱里，作为给政客的贿赂; 为削减铁路建设成本，他的公司从中国输入契约工人，并在他们抗议时，用饥饿令他们屈服。

发展经济学很大程度上已经剔除了这段令人揪心的历史。标准的记述往往精挑细选西方历史的片段，夸大少数著名事件（最著名的是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的增长效应，同时抹去官商勾结和利用特权的难堪现实。

光荣革命确实强化了与王权相对的议会（一个当时只代表拥有土地的精英阶层的机构）的力量，但有关光荣革命直接导致了工业革命这一人们广泛称颂的说法令人满腹狐疑。历史学家已经证明，英国政府在革命之后实际上变得更具掠夺性；但这样的发现长期以来遭到无视，因为它们不是建制派想要听到的。

利用一些全球性指标，这段被神话了的西方历史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正如已故学者莎莉·恩格尔·梅里（Sally Engle Merry）所论，那些指标“传递出一种客观真理……的光环，尽管在指标编制过程中存在大量诠释性工作”。世界银行的世界治理指数（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和透明国际的腐败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都证实了人们的印象，即：腐败仅限于贫穷落后国家，而全球北方基本上是品德高尚的。

政治学家 Alina Mungiu-Pippidi 甚至得出结论说，“古典表演者”英国，和“有着欧洲血统人口的大英帝国碎片”已经达到了“道德普遍主义”的终结状态。在这些机缘巧合的地方，“平等待遇适用于所有人”（这一说法与当今许多发达经济体存在的极端不平等和更广泛的民粹主义反弹相悖）。

正如我在最近的一篇评论中指出的那样，全球性指标“系统性地低估了我所称的‘富人的腐败’——这种腐败往往是合法化、制度化的，而且道德方面不可接受，存在模糊性——而不是‘穷人的腐败’”。通过设计，评估腐败的标准方法略去了近年来东窗事发的所有复杂黑钱政治和金融欺诈，使富裕国家看上去比较清廉。

腐败如何演进

官方指标未能刻画腐败的质量，因为它们将腐败当成一个可以用0-100尺度衡量的一维问题。但腐败可以有多种类型，每一类都会造成不同的危害。

所以，我区分了四类腐败：小偷（petty theft，街头官员的敲诈勒索）、大盗（grand theft，政客的贪污）、快钱（speed money，克服官僚障碍或骚扰的小额贿赂）和渠道费(access money，用大额报酬换取独家、有利可图的特权，如合同和纾困资金）。

小偷和大盗就像是毒品，会毁掉任何经济。快钱更像是止痛药: 可以帮助小企业克服繁文缛节，但不会帮助他们成长。另一方面，渠道费的功能就像是类固醇：资本家慷慨解囊，回报政客，不只是为避免生意上的妨碍，还是为购买有利可图的特权和好处。交易人变得富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危险的副作用将不断累积。

历经两个世纪，美国的腐败已经从偷盗和小额贿赂演变为合法化的渠道费。镀金时代的丑闻促成了进步时代果断有力的行政改革。进步人士瓦解了政治分肥系统，代之以专业的公务员队伍，他们不再需要为收入而收费和索贿。透明度和会计授权限制了公共资金的滥用。揭发丑闻的记者曝光了滥权行为。历史学家瑞贝卡·梅内斯(Rebecca Menes)写道，到二十世纪初，“贪污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它发生得非常少”。

但资本家对政府的影响仍在继续。作为当时最赚钱的产业，铁路的游说活动不断壮大，并专业化了。企业不再向政客行贿，而是雇佣在华盛顿有朋友的团体，以确保获得补贴、政府划拨的土地和其他好处。这一基本制度今天依旧存在。2015至2023年间，460亿美元花在了州和联邦层面的游说活动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批经济学家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2008年金融危机后，游说力度更大的美国银行承担了更多风险，并从纾困金中获益更多。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也经历了类似的演进，尽管与美国相比，中国还是一个更年轻的国家。在其自身发展的早期阶段，偷盗、小额贿赂和敲诈勒索是司空见惯的。但九十年代的国家能力建设改革提高了政府控制渎职行为的能力。

如下图所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偷盗形式的腐败（贪污和挪用公共资金）发生率远高于基于交换的腐败（贿赂）。但在十年之内，该模式就发生了逆转：贪污减少，受贿激增，涉及越来越大的金额和更多高级官员。但美国那种制度化的渠道费模式，在中国仍是非法的，且深深植根于人际关系之中。

经济类固醇的风险

中国的旧发展模式完全专注于国内生产总值，由此绝少重视经济增长质量。在这一背景下，充裕的渠道费使少数资本家富裕起来，他们为特权买单，并奖励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官员。

但理所当然，这一体制也刺激了官员致力于不正当、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这种模式以牺牲社会福利为代价，将他们自身和亲信的利益最大化了。自本世纪以来，地方政府出售土地，过度投资于房地产，因为这是填充国库和中饱私囊的最快捷方式。

与此同时，同样是这些官员几乎没有动力为在工厂和建筑工地辛苦劳作的大量农民工提供廉价住房。结果是，数百万需要住房的工薪阶层家庭买不起房子，另一方面，富人抢购了空置的豪宅。

在全盛时期，中国有政治背景的房地产开发商积累了不断增多的大块土地和廉价贷款，可监管机构对住房预售之类高风险商业行为视而不见，甚至加以纵容。许多官员身陷这场持续二十年的快速获利冲刺中。例如，前司法部长唐一军正因与去年申请破产的房地产巨头恒大的关系而接受调查。

2020年，中央政府宣布了“三道红线”（贷款限制），以遏制房地产行业的过度负债，于是开发商获得宽松信贷的唯一渠道被切断了。这是纸牌屋开始崩塌的时刻。恒大是首批倒闭的公司之一，其创始人许家印曾是亚洲首富。许多动用所有积蓄购买恒大建造的公寓的家庭现在无家可归，供应商也被拖欠支付，这触发了一个债务、失业和消费疲软的恶性循环。

国家主席习近平从前任那里继承了这个国家的镀金时代。前几任中国领导人面对的决定性挑战是通过增长减少贫困，但习近平必须处理好反对裙带资本主义和投机泡沫所引发的反弹。他希望通过命令和控制的方式，结束中国资本主义的过度行为，并加速中国向以技术创新为中心的清廉、高质量发展转变。与一个世纪前的美国进步领导人不同，他拒绝在政治领域采取积极行动，作为解决增长不平衡难题的答案。

习近平能否胜利实现他标志性的“红色进步主义”，尚有待观察。若说美国的历史可以提供指南的话，那就是，中国经济需要历经数年痛苦的调整才能在泡沫破灭后重新稳住阵脚。

放大细看

基于利用全球指标进行的跨国研究，认为腐败阻碍经济增长，这一传统看法太过简单化了。像腐败感知指数这样的全球性指标主要或仅仅刻画了“穷人的腐败”，而确定和衡量“富人的腐败”要困难许多。但这不是假装“富人的腐败”不存在的借口。

对腐败类型的细分揭示出，不同类型的腐败与收入存在不同的相关性。我自己的“分类腐败指数”（Unbundled Corruption Index）原型刻画了上述四种腐败类型的每一种，可以预见的是，在该原型中，快钱集中在贫穷国家，而在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渠道费是都可以找到的。同样，在税收正义网络（Tax Justice Network）的金融保密指数（Financial Secrecy Index）中，高收入国家排名最靠前。这两个指数给人的第一印象与腐败感知指数提供的第一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始终将富裕国家列为最清廉国家。

需要说明的是，在高收入国家能够找到渠道费，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有助于增长。相反，渠道费理当被视为裙带资本主义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导致过度风险和扭曲的配方，而过度风险和扭曲最终会爆发为危机，就像我们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中国持续的房地产崩盘期间见证的那样。

美国和中国的镀金时代确实都实现了提高数亿人口物质生活水平的伟大壮举，但另一方面，它们的增长也是不平等和不可持续的。最终，这两个时期都提供了有关肆无忌惮的裙带资本主义的警示故事，而非盲目模仿的典范。

此外，经济学家理当听从他们的同事张夏准(Ha-Joon Chang)的建议，即“更多关注当前和历史上的真实世界，而不是已经开始成为主流制度经济学特征的对世界历史的童话般复述”。

在资本主义的实际历史上，西方社会并没有采取大胆步骤，一蹴而就，建立起理想的制度和善治，然后永远繁荣。西方在其早期发展阶段进行的政治和制度改革只是部分的，正如我们在当代中国见证的那样。英国的光荣革命用富裕精英阶层的民主代表制调和了君主制，同样，邓小平在中国的一党体制中注入了对权力的部分限制。在美国，腐败最初十分猖獗，只是到后来才演进为合法化的渠道费; 中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重演了这一发展道路。

对其他发展中世界的决策者来讲，他们必须抵制对今天富裕国家历史教训的简单化汲取。打击腐败绝对必要，但仅靠打击腐败本身不足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正如我在《中国如何摆脱贫困陷阱》（How China Escaped the Poverty Trap）一书中所解释的那样，其他因素包括友好的国际关系、政治稳定、顺势而为的治理和私营企业家精神，等等。中国自身的历史性增长并没有带来“天长地久”，只是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更令人烦恼的中等收入问题。

（作者是新加坡华人，现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著有《中国如何摆脱贫困陷阱》和《中国的镀金时代》。本文原题“How Exceptional Is China’s Crony-Capitalist Boom?”，由报业辛迪加发布于2024年5月10日。超链接为原文所有，加着重字体在原文中是斜体字。正文中图表的图说为译者添加，不一定准确。译者听桥，对原文有多分段。）